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纪念
重庆历史上有关人大工作的“五个一”
——谨以此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
□ 蒋元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回顾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直辖前重庆地区走过的历程，展望重庆发展的光辉前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有五个历史瞬间值得铭记。
铭记历史，对于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期坚持、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努力使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好新时代的人大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重庆地区唯一成建制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接近一百年时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逐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历程主要有四个时期、五个阶段。即新中国建立前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协会时期（1921～1927年）、苏维埃代表大会或工农兵代表会议时期（1927～1937年）、参议会时期（1937～1945年）、代表会议时期（1945～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的过渡阶段（1949～1954年）、全面确立和曲折发展阶段（1954～1966年）、遭到严重破坏阶段（1966～1976年）、恢复完善阶段（1976～2012年）、进入新时代阶段（2012年至今）。重庆地区唯一的县级苏维埃政权，就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或工农兵代表会议时期在城口建立的。
城口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一块红色土地，是连接川陕渝三省市的革命老区和边区[1]。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华大地上有一块浸染着无数优秀儿女鲜血的红色版图——川陕革命根据地。城口，就镶嵌在这块版图的最东边。1929年，城口在重庆地区率先打出地方红军的旗帜；1930年，城口地方红军解放县城；1933年，城口迎来了红四方面军，并开始成建制地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2]。1934年6月初，解放城口的红三十三军及红四军、九军一部抽调一批干部，着手筹建中共城口县委；9月2日，中共城口县委正式成立；9月15日，城口县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26名委员组成城口县苏维埃政府，陆朝轩被推选为城口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随着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城口县共建立了大竹、庙坝、冉家坝等6个区苏维埃政府，黄溪、坪坝、高头坝等24个乡苏维埃政府和80多个村苏维埃组织，形成了完整的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并成立了游击队、赤卫队和童子团等群众武装组织，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拓展和巩固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3]。这一时期，城口有3000余人参加了红军和赤卫队，近500人随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城口有2924名战士在前线作战，其中800多人为国捐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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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 新中国建立前夕和建立初期，由于召开普选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还不成熟，便于1949年9月，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就确立了基于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5]。
在地方，则从1950年起普遍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然后逐步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以团结、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各界代表会议，即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解放初期人民参政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代表由推选、邀请、商定及选举等方式产生[6]。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高度重视民主政治建设，重视通过民主的方式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1949年11月12日，邓小平在一份电报中说：“我们最近与川东各负责同志研究重庆市及川东工作时，认为市的和县的各界代表会议以早开为好。我们一进入城市就有许多困难问题摆在面前，如货币问题、物价问题、工资问题等等，在乡村首先就有很大的借粮问题和货币问题、治安问题等等。迅速召开代表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但比在党内解决好，而且也比座谈会的方式好。”[7]
重庆市委召开第一次人大工作会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对人大工作高度重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求：“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对历史决议讨论稿修改时说：“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整个国家是这样，各级党的组织也是这样。”[14]为此，中央在1981年和1984年连续印发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支持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
在邓小平的重视下，1950年1月23日下午至29日上午，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会期6天[8]。应到代表400名，病假2名，事假1名，缺席1名，实到396名。列席及旁听者约200名。会议听取了刘伯承关于《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的施政方针报告。报告分析了面临的困难，提出了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继续肃清特务匪徒、恢复生产、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等任务。会议审议和通过了刘伯承《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的决议[9]。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市长陈锡联关于《重庆市接管工作》的报告，并通过了同意该报告的决议。
邓小平作了《团结起来，战胜困难》的重要讲话，指出了面临的各种困难，分析了产生困难的原因，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邓小平号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四个朋友”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个敌人”。邓小平说，“四个朋友”团结好了，任何敌人都是可以打倒的，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团结的最好形式，就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重庆市第一次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10]。
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实现了向人民民主的伟大跨越，开辟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亿万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从1953年下半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我国第一次空前规模的普选。在此基础上，由下到上逐级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15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系统地建立起来了[11]。
表姐的孩子晓玥，性格内向，还算乖巧，但有个毛病——冷漠无礼。她不太主动喊人，尤其是对来自乡下的亲戚，甚至见面都不打招呼，但亲戚都喜欢她，也从不计较。我认为，正是由于大家对她的宠溺才导致她的无礼。
重庆市委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在全国率先召开人大工作会议。该次会议于1984年9月10日至12日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和各部、委、办、局，各区县委、人大、政府和法院、检察院，市党群系统、社会科学、新闻广播等单位，共160多名中共党员负责干部。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孙致孚参加了会议。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953年2月1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中央选举委员会1953年4月3日发出的《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重庆市于1953年4月4日成立选举委员会，罗士高任主席。随即着手选举工作。1954年7月20日前，全市先后选出了市人大代表313名。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人大常委会，始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至今近40年。该次会议于1980年3月26日至30日举行，应到代表906名，实到853名。市政协第六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全体委员、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级各机关的负责人和参事室的人员列席了开幕式。会议于25日召开了预备会议，通过了会议的各项议题和名单。徐庆如致开幕词，于汉卿代表市革命委员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作出了《关于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计划报告、财政报告、法院工作报告、检察院工作报告，并分别作出相关决议。这次会议，根据《地方组织法》和《选举法》的规定，在经过协商、酝酿、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采取等额选举、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正副市长、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共41人，主任：丁长河，副主任：孙先余、薛震鲁、孙毓亭、刘青林、秦世杰、尹楠如、张宇罄、杜国茂、周怀瑾、杨受百、胡真一（女）、鲁崇义，委员：王友伟等27人。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选举产生政府，“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由此结束，从此，由市人民政府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这也是行政体制重大改革的标志。
市委副书记廖伯康、市长于汉卿、市委组织部长金源道、宣传部长刘文权、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吴永泰、潼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向明光等在会上发言。中央和四川、重庆等地的媒体进行了宣传报道。《人民日报》的报纸要目摘刊为：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党员尊重和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
乘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正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县和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这一规定，是我国政权建设的重要进步，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大发展[13]。从此，人大工作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历史时期。
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7月23日至25日举行。应到代表313名，因事因病请假41名，实到272名。市长曹荻秋致开幕词，副市长罗士高代表市政府作了《1954年上半年工作及下半年工作任务》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听取了市长曹荻秋对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及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问题的说明。会议选举丁道衡等17人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王炎等78人为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还作出了有关决议。
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选举产生的市人大常委会，是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设立的常设机构。市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80年3月30日召开，应到41人，实到40人，列席13人，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长河主持，会议决定，4月以后搬出重庆市委办公厅单独办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一个月举行一次，主任办公会一周一次；抓好立法和监督工作，清理市革命委员会颁布的决定和规定，把各项政策、法令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办好代表提案，搞好信访工作；抽调工作人员，建立工作班子，设立办公室。会议决定任命尹楠如为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兼），还任命了4位副秘书长。决定任命了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从此开始履行职责、发挥作用。
建立健全科学的施工责任制度是保证工程建设顺利性的重要基础。在实际建设时要建立起来相应的施工责任制度，这样能够有效提升施工安全管理水平。施工责任制度就是企业当中各个岗位责任制度之中的重要内容，它的有效落实能够推动建筑行业的有序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施工现场的每一个人员都要明确自身的责任，使彼此之间能够相互配合、协调工作，确保安全管理工作能够落实到位。图1是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组织流程图。
本栏目主要刊载有关社区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等方面的学术理论、实践经验、科研成果及学术动态等。按不同的论文格式和内容分为论著、健康管理、医疗实践、综述等子栏目。
市委书记王谦在会上讲了话。他强调，充分认识加强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和建设，是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环节；要正确处理好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的关系、党委与人大常委会的关系、政策和法律的关系；要加强和改善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他说，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他要求，全市各级党委、党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认真贯彻中央文件，清除一些糊涂观念，纠正以权代法、以言代法、以人代法等错误倾向，自觉做到重视和支持人大工作，支持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文澄在会上作了题为《认真学习中央重要指示，加强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和建设》的讲话。他说，要克服和纠正种种模糊思想，端正对地方人大工作的认识；要敢于和善于依法行使各种职权；要密切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充分发挥人民代表的作用；要坚决依靠、主动争取党委加强对人大常委会的领导。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首次设立人大常委会。 “文革”10年，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长达8年多的时间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地方人大及其人民委员会被所谓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所取代[1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的沉痛教训，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任务。
这次会议还解决了人大机构和人员编制问题。针对会议期间讨论提出的建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市委提出《关于我市各区县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请示报告》，9月15日由市委批转各区县执行，其中办公室和各科正副科长，按区、县部局级干部配备，各区、县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的人员编制，按人口数量，县分别按25人、20人、15人左右定编，区分别按20人、15人、10人左右定编（不含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专职委员和工勤人员）。
这次会议探索了地方党委加强对人大工作领导的有效途径和方式，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同时，这种形式，也在各地逐渐推开，并坚持至今。这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大工作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该次会议入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编、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地方人大常委会30周年：重大事件回放与点评》一书，得到肯定。
注释：
2.3 不定芽增殖培养 从表5可以看出，8号和11号培养基增殖倍数最高为2.0，8号培养基不定芽有2株长出根，生长良好(图2)，11号培养基不定芽长势好，叶片绿；7号培养基增殖倍数为1.9，但不定芽生长缓慢，有一些开始变黄；9号和10号培养基增殖倍数为1.6，9号培养基不定芽长根同时带有红色分泌物附着在培养基表面，10号培养基不定芽长势不明显，有红色分泌物附着在培养基表面(图3)；12号培养基增殖倍数最低为1.5，但不定芽长势好，叶片绿。综合看来11号培养基增殖效果最好(图4)。
④数据挖掘。使用数据挖掘的相关计算方式，全面剖析计算机互联网系统中的各类请求记录，在这个模块中关键剖析事件库的有关数据内容，获得数据挖掘成果之后在进行合理的决策。
[1]黄昌银：《城口人文地理及旅游资源简况》，载《农家科技》2011年第12期。
[2]牛瑞祥、黄琪奥：《城口苏维埃政权诞生记》，载《重庆日报》2018年10月9日第9版。
[5]蒋元文、石维行、刘洪：《毛泽东：人大制度奠基者》，载《人民论坛》。
[4]四川省城口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城口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3]文俊：《红四方面军创建红色城口》，载《红岩春秋》2016年第9期。
此次人事变动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华夏幸福将确立南北双总部的运营模式，即原有业务及其管理团队总部仍在北京，由包括俞建在内的“新高管团队”管理的业务总部设于深圳。从更高战略层面看，南北双总部加上吴向东+俞建的组合，将有利于华夏幸福实现新的突破。
[6][8][9][10]《民主要着眼于调动人民积极性》，网址：http://theory.people.
算了，不提了，还是回到王爷的现在吧。过去了的好坏，都已经过去了，人得看着前面的路走。人家老天爷要这样，难不成你砸他一个窟窿？
[7]《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142～143页。
那个学徒，只有19岁，刚谈了朋友，家里父母都是不识字的老人，心里痛也没法，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他哥是个大队会计，来领了几千块就抱着骨灰盒走了。可他朋友那边有读书识字的人，听说还有一位姑父在报社做记者，那位年轻的记者领着报社的几个朋友来你爸的工地闹。
[11]莫纪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载《公民与法（法学版）》2009年第4期。
[12]《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网址：http://www.360 doc.co.
[13]蒋元文：《邓小平民主法制和人大制度建设思想探析》，载《人民代表报》。
[1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编：《地方人大常委会30周年：重大事件回放与点评》，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77～78页。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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