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贫困”及其社会风险探析——以韩国青年贫困现象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探析论文,韩国论文,为例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工作贫困”释义与内在逻辑
人们一般认为只要一个人找到工作，并且努力工作的话，肯定不会陷入贫困状态。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欧美国家却出现了即使拼命工作却依然贫穷的现象，并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工作贫困”(working poor)一词应运而生。该词在美国的定义为“成人工作时间超过平均工时的一半，约1000小时左右，但其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的200%(周娟，2009：72)。加拿大的定义为“工作贫困是指家庭总收入超过一半来自工资或者自雇收入，但其家庭收入低于官方的贫困线(National Council of Welfare，1977：346)”。英国的定义为“家中至少有一份收入是来自全时或部分工时的工资，但其家庭收入低于国民所得中位数50%或60%”(周娟，2009：73)。尽管各国的定义多样，但区别仅在于具体的测量方法，“工作贫困”具有的内在特性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独特性。“工作贫困”的提法本身打破了“无业即贫穷”的传统贫困观。一般而言，传统贫困是指一种“无业贫困”，意指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减弱的人，不能依靠工作获得生存手段，最终陷入贫困状态。这类人群多集中于老人、残疾人、儿童等群体。但现在的问题在于，贫困已经不仅是没有劳动能力人群的特有现象，就连努力工作的人也会成为弱势群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就业与否”已不再成为“贫困”的充分必要条件，它是一种新型的贫困状态。其次，多重弱势性。不同于传统贫困群体，处于“工作贫困”的群体多体现出多重弱势性的特点。原因在于他们比传统贫困群体承受更多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一方面，“工作贫困”人群本身要忙于工作，且从事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低收入工作，加剧了生活风险和健康风险。尤其是一些高污染性行业的就业群体，易患上白血病，脑瘤等职业病。另一方面，“工作贫困”群体的弱势性还表现在生活必需品的低消费能力上。例如食物、衣服、通勤和住房。特别是住房问题，他们要花掉大量的收入用于月复一月的房租上。在美国，有些有工作的群体支付不起房租的话，会住在自己的车里，或住在无家可归者的固定区域内，或者直接露宿街头。如2008年美国有1/5的无家可归者处在就业状态①；再次，结构归因性。“工作贫困”一词最早见于美国历史学家杜波伊斯在1899年关于费城黑人的研究。他强调贫困并非简单归因于个人懒惰等主观因素，而种族歧视政策等结构性因素，也是导致费城黑人终日奔波却依然贫穷的重要原因(DuBois，1899)。因此在后来的一个多世纪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欧美学者继承了这一结构归因的贫困研究，对“工作贫困”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结构性研究。这些研究大体体现在工作贫困与劳动力市场、工作贫困与福利模式的国别研究、工作贫困人群的人口学研究等方面(Hans-Jurgen Andreb，2008；David Ross，2000；Katherine Newman，1999；周娟，2009)。尽管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多样各异，但学界对于“工作贫困”的因果分析可大致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结论，即“工作贫困”现象的出现与西方新自由主义体制向经济、福利政策、生活世界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彻底渗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的各类结构性转型，导致大量劳动者从事着大量被排斥在正规劳动权益和福利体系之外的临时性工作，但他们终日拼命工作的结果却是仍然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工作贫困”是近20年来席卷全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模式的直接产物。
新自由主义的最基本特征是在“政府失灵”的前提假设下，比传统自由主义更为强调金融市场的作用，并要求政府减少干预。如削减社会保障和福利，削弱工会的权力、精简政府机构、削减最高税率、开放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放弃自然失业率之下的充分就业(阿尔多弗·萨德—费洛，2006：3-4)。在欧美国家中，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执政时期传承下来的“国家退场，市场进场”的新自由主义式的各类政策，导致市场力量(特别是金融力量)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无可匹敌。这种全面的改革导致了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严重失衡，市场力量的过于庞大迫使国家和社会都被塑造成“对市场友好”的“政府体系”和“社会结构”。从“个体与社会”这一社会学的基本关系来看，新自由主义式的社会基础是由孤立的个体组成的。每个人是自觉、自立地追求自己的自我利益，不需要通过组织和共同体之类的社会连接。因此，这一原子化的前提假设从本质上看是“反社会”的，只能造成自我主义的无限庞大、社会的两极分化、个体缺乏集体保护等社会风险的出现。按此逻辑深入思考的话，我们面对“工作贫困”现象时，除了分析工作体系本身出现什么问题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思考其背后隐藏的“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只有重建社会基础才能彻底克服“工作贫困”。
二、新自由主义与韩国的新型贫困
如前所述，欧美出现的“工作贫困”现象实际上是以“国家退场，市场全面渗透”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社会转型的直接产物。而新自由主义似乎不甘于停留在欧美大陆，随着强调技术和资本跨国流动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工作贫困”也通过全球化得以在世界各地不断复制。就连曾经创造出战后东亚经济奇迹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也不例外。据统计显示，韩国处于工作贫困状态的人数高达273万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贫困阶层。此结果与韩国新自由主义改革密切相关。1997年的金融危机以后，韩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结构转型。即从以前倡导“国家主导主义”的快速现代化模式“突变”为“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执政以后，采取“国家主导主义”式的出口导向型现代化发展模式，促进韩国经济飞速发展，其GDP增长率从1961年到1996年连续35年保持在8%，逐渐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总体而言，这种“国家主导主义”的发展模式强调政府把领导社会实现现代化和社会发展作为合法性基础，充分发挥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动员社会资源、规划国家发展、管理和调控经济的作用。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压力下，韩国政府开始放松对经济的控制，减少对国内银行的控制。特别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影响之下，韩国银行体系被推向破产边缘。为了应付危机，韩国政府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570亿美元的援助，但代价是韩国政府停止执行传统的经济功能，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例如，政府加强了国营企业民营化和向国外出售企业的力度。此外，政府还加快了市场全面开放的进程，允许外国投资者直接投资商业银行、石油精炼、地产销售租借、金融资产经纪业，甚至取消了外国资本投资和吞并韩国国有企业的限制(曹中屏，2005：520-524)。另一方面，“市场力量”的无限扩大必然要削弱劳动者自身的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是要求韩国撤销劳工保护法律，使企业可以自由解雇和替换工人。1998年2月，在韩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使集体解雇合法化，并允许企业向其他公司出租临时工人。韩国的大财团迅速解雇了大约30%的工人。由于1999年和2000年需求上升，企业大多雇佣兼职工或临时工(韩德强，2002：15)。
虽然韩国通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加强了资本和人力资源在行业之间的流动性，顺利克服了金融危机。但是，这一经济社会的转型却打破了“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平衡，片面强调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和自我选择权。实际上，在没有国家和社会的相关保障和集体保护的前提下，这些“流动性”则会使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本身陷入无水之源的解体边缘。首先，韩国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之后，稳定的就业市场逐渐被强调灵活就业的劳动市场代替，出现了大量不安定的非正式职位。例如，2002年非正式职位在全体职位的比率为27.4%，2008年该比率猛增到52.1%，超过了全部职位的半数(
，2009)。其次，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工会逐渐萎缩和分化。同时由于广大临时工的利益得不到工会的维权和保护，正式工与临时工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了工人内部的分化，最终使大量的临时工逐渐演变为“工作贫困”群体。
由于韩国“工作贫困”群体规模庞大，以及其背后严重的贫富分化结构性因素，决定了韩国的“工作贫困”表现出不同于欧美的独特性。为此，韩国学者除了视之为“社会现象”之外，还将其直接翻译为“勤劳贫困层”，赋予其“阶层”的义涵。例如韩国劳动研究院的李炳熙的定义为，“虽然家庭中有工作能力或者处在就业状态的个人，但家庭总收入未达到贫困线的阶层(
，2010：19)。一方面，韩国的“工作贫困阶层”规模庞大且增长速度快。如韩国2008年的工作贫困阶层数目达到273万人，而到了2009年上半年就增加了14万人(
，2010：18)。另一方面，尽管“工作贫困阶层”内部的构成多样而复杂，如非正式职业劳动者、外国移民工人和外来新娘，但他们不同于老人、残疾人等传统的“无业贫困者”，具有共同的“就业”特点。换言之，传统贫困关注的是没有劳动能力的“无业贫困”，其主要代表为老人、儿童和女性户主。这些群体的弱势性主要体现在缺乏生活必须的食物或服务等“有形”的保障。而临时工、外国移民工人和外来新娘等群体都是有劳动能力且处于工作状态，但都被排斥在正规的劳动市场之外，缺乏市场保护、社会保护等“无形”的保障。因此，韩国学者为了突出这些群体在工作经验和边缘地位上的统一体验和认同，将他们的贫困状态类型化为一个新型的贫困，并且认为这是目前韩国主要的贫困类型(
，2009：183)，以便于深入分析韩国社会的资源分配形态与评估社会不平等的程度。
三、贫困的蔓延：青年工作贫困的结构性特征
对于有劳动能力的群体来说，获取工作是其生存和自我发展的前提。但现在韩国的“工作体系”本身存在着缺乏国家和社会保护的非稳定化风险，作为求职大军或就业主体的“青年群体”自然也容易处于边缘地位，逐渐成为“工作贫困阶层”的主要构成部分。换言之，从年龄分布来看，“工作贫困”的主要群体逐渐由“40、50”的中年群体，转移到了处于20岁至30多岁年龄段的青年群体。按照新自由主义反贫困观的观点来看，新自由主义减少国家对就业群体的制度管制，促进人力资源的横向流动，特别是促进拥有更多知识技术资本的青年群体自由有效地参与到市场，其本身比低学历群体更不容易陷入贫困状态。但这类贫困观的前提是假设年轻人能在自由化市场上获得稳定工作挣得高收入。但事实完全相反。年轻人在自由化的市场上，虽然可以频繁换工作，但较难获得稳定工作，大多从事低收入的临时性工作，反而不能脱贫。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转型非但未能缓解贫困，反而使贫困蔓延到作为工作主体的青年群体。因此，研究青年工作贫困的独特性，更能反过来证明新自由主义侵蚀社会的彻底性和深刻性。
韩国青年的工作贫困具有以下独特性。
第一，边缘性。由于政府逐渐减少在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干预功能，处于工作贫困状态的青年群体经常处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地位。首先，韩国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受到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巨大冲击，人们的职业结构趋于“非正式化”，特别是适合年轻人的正式职业逐年减少，处在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地位。
如表1所示，目前韩国青年的工作类型可概括为“薪资工作”、“暂时性工作”、“钟点工作”和“非典型工作”四大类。除了“薪资工作”中包括有稳定的正规职业以外，其余全属于不稳定的非正式工作，其数量呈现上升之势。如从事非正规职业的青年人数从2001年的96.8万人上升到2009年的124.7万人。从事非典型工作的青年人数也在持续上升。其类型表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如派遣工作②、劳务工作、家内工作、每日电话预约工作，都是工作时间不稳定和短期性的非正式工作。其中家内工作的人数明显上升，从37000人激增到61000人。此外，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劳动者收入明显低于正式工。如2008年，非正规职业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为125万韩元，只达到正规职业劳动者平均工资的49.9%。同时，从事工作的时间也得不到保障。如非正规职业者的工作年限在2008年平均为1.86年。其中有50%被持续雇佣的时间不到8个月。这意味着没有工作和没有收入的时间更加延长，加深了贫困的风险性。
其次，青年群体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容易处于边缘地位。例如，作为社会保障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保障对象是处于非就业状态的贫困家庭，而处于工作状态但仍然贫困的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因其不符合“无业”的申请资格而被排斥在外。此外，在针对就业人群的工作福利方面，虽然发达国家针对就业人口设计出了“劳动所得抵免制度(EITC)”③，但仍然出现对工作群体利益保护不足的困境。因为该制度的受惠人群主要是抚养子女的中低收入家庭，未婚青年或无子女家庭则被档在门槛之外。该制度已于2008年正式引入韩国，但申请者必须同时符合收入、抚养子女家庭、住宅、财产等方面的相关标准。而已经工作但处于单身状态，或者结不起婚没有固定住宅的青年自然被排斥在外。由此可见，在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中，国家福利政策在制度设计上就直接忽略了工作群体的边缘性风险。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权益和风险，也自然得不到国家政策的保障和规避。
第二，高学历化。，韩国的大学教育一直以其高入学率闻名于世界。如1993年的大学入学率为38.4%，1998年增加到64.1%，到了2008年已高居83.8%(
2010：143)。这就意味着韩国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受过大学的高等教育(包括四年制大学和大专)。因此，近年来蔓延到年轻人群体的“工作贫困”，很容易演变为“高学历贫困”。据统计，韩国在2006年的高学历贫困阶层的比率达到9.1%，2009年增加到11.7%(2010：143)。
第三，综合性贫困。如上所述，“工作贫困”本身具有体现在食物、衣服、通勤和住房等方面的多重弱势性。除此之外，青年群体的弱势性还体现在结婚和生育问题上。一部分青年延迟结婚和生育年龄，甚至结不起婚或选择作丁克家庭，以此来减缓贫困的影响。例如因韩国房地产价格猛涨，30-34岁的青年群体在2002年的住宅拥有率从1998年的41%降至33%，表明年轻阶层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差。此外，2008年韩国结婚数量在近5年来首次减少。随着收入减少，失业者增加，因为经济能力不足而放弃结婚的人正在增加(朝鲜日报，2003，2009)。由此可见，时下的年轻人由于处在人生“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衣食住行和成家立业等因素缺一不可。而这些“综合性”要素的缺乏，不仅使其陷入物质上的贫困，而且阻碍了生命历程的完整进行，甚至直接导致中年和晚年的继续贫困。从类型学的意义上看，韩国青年的贫困并非一种传统的“温饱性贫困”，而是一种“综合性贫困”。正如鲍曼所强调的那样，“贫穷并不能缩减为物质匮乏和身体的痛苦。人类存在的适当与否，是通过特定社会的高尚生活的标准来衡量，不能依照这种标准，本身就是苦恼、痛苦和自我屈辱的来源。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一切‘正常之外’。贫穷意味着‘达不到标准’”(鲍曼，2010：85)。同理，在已经跻身为先进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温饱已不是问题。但年轻人虽然找到了工作，仍然达不到完整人生发展的“正常标准”，因此仍被视为处于贫穷状态。
第四，隐形贫困。一般而言，人们通常认为大学毕业生等高学历人群能够通过教育找到令人羡慕的工作，实现向上流动，过上中产的生活。但是韩国的大学毕业生即使能找到诸如会计师事务所、银行、网站等令人羡慕的行业，也仍然有一部分人处于贫困状态。因为这些行业内部也呈现出严重的非正式职业化趋势。以金融业为例，该行业的非正规职业化趋势始于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7年以后，韩国全国12万9千名的银行职员中，临时工达到1万5千余人，占到11.6%。2007年底，银行职员总数为13万5千名，临时工人数上升到3万8千余人，占28.6%(2010：51)。在这样的非正式职业化趋势下，大学毕业生即使顺利就职于银行系统，也多从事窗口业务员等非正式职业，其工资和待遇远远低于正式工。例如新韩银行的正式员工在2009年的年收入为4200万韩元，而临时工只为2400万韩元。此外，他们还不享受住房补贴、子女入托补贴、子女教育奖学金等正式工福利(2010：50)。因此，光鲜的职业背后也有其不平等和弱势的一面。但是如此规模庞大的“白领临时工”群体却隐藏在各类贫困数据之后，被各类福利政策和反贫困政策所忽略。而这些被忽略的群体如果长期不被重视的话，很容易造成中产阶层危机，演变为新型的底层。
四、青年工作贫困衍生的社会风险
新自由主义一方面彻底解放了无数被各类制度和规范束缚着的个体，充分“无限”发挥其自主性，自由参与市场，自由选择消费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这些缺乏制度和集体保护的个体却暴露在自由资本的无情选择和淘汰的风险之中。当人们力不从心时，发现自己原来过着“釜底抽薪”式的生活。“自由”和“自主”虽然得到了保证，但生活却因缺乏制度保障而失去了稳定性。因此，若任由新自由主义全面控制社会和人们生活的话，则会诱发出一些“杀鸡取卵”式的社会风险。总体而言，这些社会风险可以归纳为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个体化社会”的“原子化”风险。“个体与社会”一直是社会学的基本关系。实际上，社会的秩序始终在个体与社会的张力中得以维持。一方面随着日益增加的各类需求，个体需要发挥其自主性和自由性；另一方面个体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类社会制度的制约和保护。即使是当今世界日益明显的“个体化社会”趋势若要保持其社会活力，也要遵守这一平衡性原则。为此，贝克在构建其个体化社会理论时，强调前提必须是“当代社会制度和关系在寻求独立的个体之形成和个体化社会的重组方面的重要作用”(贺美德、鲁纳，2011：4)。在此前提下，西方个体化社会是其独特制度环境的产物，贝克称之为“制度化的个体主义”(乌尔里希·贝克，伊莉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30)。这一概念从根本上区别于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个体化”。原因在于“制度化的个体”背后的三类基础性制度，即“文化民主化”、“福利国家”、“古典个体主义”。“文化民主化”是指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中被广泛接受和实践的一项原则。这种民主保护个体权利不受侵犯。“福利国家”强调日益由社会制度所定义的个体必须依靠福利国家提供的保障和财富以维持“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感”。“古典个体主义”是指欧洲强调平等、自由、自我选择、个人权利等自然权利的思想传统(贺美德、鲁纳，2011：5)。因此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结构中，由于有了以上三种基础性制度的“保驾护航”，才使社会“分而不乱”。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使是个体，特别是年轻人自由选择各类方式实现就业和追求自我，最终也不会陷入贫困状态。反之，如果人们是缺乏制度保障的“纯粹个体”，则易陷入“原子化的社会”。“原子化社会”的基本内涵在于它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解组运动的直接产物，是对社会整合状态的否定，直接导致处于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一系列中间组织的解组(田毅鹏、吕方：2010：69)。在这样充满解体性的原子化社会里，人们之间的关系冷漠、缺乏集体认同感和社区认同感、处于没有中间组织和制度整合的“游离状态”。在此意义上，“工作贫困”与“原子化社会”互为因果，存在双向解释性。一方面，在缺乏国家和社会制度保障的社会里，“个体化社会”容易演变为“原子化社会”。其本身具有的社会解体性必然消解保障人们稳定工作的社会基础结构，所以人们努力工作仍然贫穷。另一方面，“工作贫困”加速了社会的“原子化”倾向。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里，“工作贫困”群体终日“周旋于”工作与贫困之间，鲜有精力组织自己的团体。即使组成了以临时工为主的工会，也缺乏制度性的保障。此外，“工作贫困”群体内部复杂多样。例如韩国的青年、农村老年人、外籍劳工、外来新娘等群体组成了“勤劳贫困层”。这些群体不仅在年龄上而且在“国民”与“非国民”的身份认同和福利待遇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大大削弱了这一混杂群体的集体行动力。若“工作贫困”现象日益严重的话，维持“工作稳定性”的集体组织保障日渐弱化和消解，社会的结构秩序和集体道德，将随着“社会原子化”趋势的加深而导致社会真正的“解体”。
第二，消费社会里的阶层固化风险。从某种意义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社会转型意味着“消费社会”的来临。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前提是倡导无制度束缚的个体自主性和选择性，只有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才能促使商品和资本的快速流通和循环。因此“消费社会”逐渐替代“生产社会”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式”国家的社会基础。韩国也不例外。正如鲍曼所说，消费社会里，“工作与否”已经不再成为影响个人贫困与否的决定性条件。贫困是指人们成为了物质和精神上“有缺陷的消费者”(鲍曼，2010：30)。尤其是在“住房”的集体消费方面，“工作贫困阶层”容易成为“有缺陷的消费者”。一方面，消费社会促进了房地产的快速发展，极大提高了住房供给率和普及率；另一方面，令人吊诡的是，房子足够多了，大部分人却无力购买，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被“住房资源”逐渐拉大。因此，“住房资源”正逐渐代替“职业”成为社会分化，甚至是社会固化的重要因素。韩国的房地产市场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向资本(也包括外国资本)全面开放，使其房价年年飙升，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甚至造成了阶层固化后果。因此，深受英国社会学家雷克斯和默尔(Rex & Moore)提出的“住房阶级”理论的影响，韩国著名批评家孙洛龟直接将韩国社会称之为“房地产阶级社会”，十分形象地勾勒出韩国社会阶层固化的自画像。他深入分析了韩国房地产行业的过度发展对于阶层结构的巨大冲击，认为韩国社会已成为一个由六大房地产阶级组成且阶级地位依次递减的社会。即第一阶级为1户家庭拥有2套以上住房的群体；第二阶级为1户1套房的群体；第三阶级为虽然有自己的住房，但由于经济原因，不得不过着租房生活的群体；第四阶级为能支付超过5000万韩元(相当于人民币27万元)租房保证金而租房居住的群体；第五阶级为支付5000万韩元以下租房保证金租房居住的群体；第六阶级为居住极贫群体，即居住在木板房、塑料棚屋、地下室等临时居住场所的人群(
，2008)。其中，青年群体常常处于第三阶级、第四阶级的阶层位置。即一些青年即使加班加点努力赚钱工作，也只能勉强成为“房奴”。甚至还有大量结不起婚、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成为居住在窝棚或者地下室的房地产极贫阶层(第六阶级)。孙氏划分的“房地产阶级”目的不仅在于强调“住房资源”正逐渐取代“职业”成为研究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而且还强调“房地产”的影响像病毒一样蔓延到诸如生活方式、子女升学、身体健康等社会的方方面面。一旦在“住房资源”上处于弱势，意味着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处于弱势地位，最终走向“恶性循环”的贫困之路。因此，这种从传统的“收入贫困”扩展而来的“财产贫困”使人们即使是拼命工作，也走不出“住房贫困”的怪圈。这一点对处在人生重要发展阶段的青年群体尤为重要。对于住房消费有缺陷的青年来说，阶层固化的效果更为明显。“阶层固化”是指一个社会的结构呈刚性分布，阶层之间界限形成，很难人为改变。人们也很难从一个阶层流动到另一个阶层。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也呈现出一个刚性的结构。青年群体，特别是占到青年总数80%的大学生群体，一直被称为“中产阶层的预备军”。该群体在毕业后如果一直处于市场和福利政策边缘地位话，“中产阶层”内部容易出现正式工与临时工之间的分化和冲突，群体界限日益明晰化和封闭化。另外，“中产阶层”的预备军和主体不断处于“工作贫困”风险之中，难以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该阶层本身也会逐渐没落，造成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
第三，社会心态弱势化风险。“工作贫困”除了表现出经济、福利、住房等结构性的弱势特点，还表现出社会心理上的“弱势”特征。即弱势的结构长时间型塑着个人的工作行为、消费行为、社会交往等方式，则会使其自身形成“弱势”的认同感，表现为一种充满不安全感甚至宿命论的弱势心理。同时，随着青年工作贫困的加剧，弱势化心理和不安定感将会扩散到临近的阶层，乃至全社会。日本学者门仓贵史提出的“心灵上的穷忙族”，十分贴切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人们不再相信可以在一家企业或机构工作到退休，职业规划和安全感一起被丢弃在过去的美好时光之中。没有谁可以成为真正意义的终身雇员，而与此相伴的是令人疲惫、乏味而全无希望可言的职业生涯。实际上，留在企业里的正社员，多数面临着‘过劳’的严峻问题，能够供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相当稀少。那些正社员，说他们是‘心灵上的穷忙族’并不为过”(门仓贵史，2009：78，93)。由此可见，社会心态弱势化风险不仅是一个阶层的专利，如果人们工作和消费背后的社会基础逐渐弱化和解体的话，大部分社会成员面对高房价、低收入、阶层固化等情况时，无不容易产生出焦虑、困惑和失望的“弱势心理”和“不安全感”。
五、社会何以可能：对中国的有益启示
国内学者对“工作贫困”一词还很陌生，也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甚至是没有统一的中文译义。“工作贫困”或“在职贫困”的译名一般较多出现在学术论文中；而“穷忙族”的译名较多出现在新闻、杂志等媒体文本中。在某种意义上，译文的不统一，体现出了working poor尚未成为当今国内迫切解决和重视的现象。因为正如周娟所说，“国外的工作贫穷研究是一些国家在高福利背景下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和反思，可能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保障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作贫穷还不是一个当前最迫切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周娟，2009：75)。
然而，中国规模庞大的“90后”农民工、大学毕业生“蚁族”群体、“蜗居族”、“北漂族”等现象的出现，又不得不让我们警惕这些群体实际存在却被人忽略的贫困问题。“工作贫困”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社会转型与贫困风险的问题。实际上，“工作贫困”这一概念的提出，促使人们去思考“社会”与“贫困”的关系。即一个人之所以拼命工作却仍然陷入贫困，必定是“工作”背后的社会环境出现了社会与市场的关系失衡、社会保护力不足、社会活力不足、民间社会萎缩等原因造成的直接后果。反过来，“工作贫困”在社会群体中的蔓延也会加速社会自身出现诸如社会解体、社会阶层固化、社会原子化等结构性危机，使人们始终走不出“贫困”的怪圈。我们若要探寻克服贫困怪圈之良策，必定从“社会”自身着手。重新建构“工作”背后的“社会基础”，而并非一味增加就业岗位，或者简单地划定最低收入线。为此，笔者通过对韩国青年工作贫困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之后，强调我们要直面中国当下一些类似“工作贫困”的现象，并试图寻找解决之道，但首先要思考的也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后“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因此我们可在上述关于韩国的分析中获得一些对中国有益的启示。
(1)社会管理的启示。最近国家一直在强调社会管理的“科学性”。其内涵在于，政府不再强调运用“被动防范式”的社会控制模式，而是朝“积极改善社会生态”的综合性方向发展。换言之，社会管理中的“管理”本身并非“控制”，而是“资源的合理分配”，其前提在于建构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保障政策、社会结构、社会阶层流动等各方面都良性运转的“分配环境”。而这正与“工作贫困”背后强调改善人们的综合社会环境之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具体言之，虽然中国还不存在与“工作贫困”的定义和内涵完全吻合的现象，但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例如，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至今仍有很大一部分从事非正式行业或者是正式行业的临时工工作。他们有很大部分仍然被排斥到劳动法权益和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此外，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用工制度中出现了包工制度和派遣工的制度，其主体是和企业没有正式劳动关系或松散劳动关系的农民工。一些企业同时也用技校学生作为廉价的劳动力。如技校学生在富士康某些生产线上的比例已经超过了30%。这样其实是一个合法使用“童工”的过程(黄宗智等，2011：17)。再例如一些大学毕业生成为“蚁族群体”的现象。该群体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月收入低于2000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廉思称其为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廉思，2009)。可见，以上群体虽然不能完全归于“工作贫困”的范畴，但可借用此概念反观这些群体背后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环境到底出现怎样的困境，才使其仍然被排斥在正规经济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而要克服这些困境，需要同时在市场结构、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社会阶层的集体保护等方面予以重视。特别是社会保障和防止阶层固化等方面尤为重要。中国应借鉴国外的劳动收入抵免制度(EITC)，补充和完善现行单一的以最低工资制度为主的工作福利体系，建构一系列保护从事非正规职业人员相关权益的社会安全网。此外，除了“教育”这一决定阶层流动的重要领域之外，合理分配“房地产资源”也成为保障底层和中层向上流动的重要环节，最终避免演变为中低层群体虽然有工作但始终买不起房的“房地产阶级社会”。因此，“工作贫困”的视角更易让人们发现一些“隐形”的结构困境，促使社会管理者运用“综合”的视野克服这些结构困境，最终营造出良性的综合社会环境。
(2)社会建设的启示。中国社会在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的深刻影响之下正呈现出个体化的趋势。不仅体现在社会结构中的个体流动加快，而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诸如亲属关系、家庭结构、婚姻、社区生活等领域，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个体化趋势，产生了一些社会效果。“这种新的个体主义趋向和自我塑造的潮流最先带来了物质欲望和消费主义的实践，带来了自我中心的实用主义，从而将长久以来一直建立在文化道德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变成一种令人担忧的、可能会导致腐败的互相利用模式”(阎云翔，2012)。但我们仔细分析“个体进程”就会发现中国的“个体”多为“市场的个体”和“消费的个体”，并非贝克所强调的“制度化的个体”即一种强调处于“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平衡中，得到社会保护和福利制度保障的个体主义。因此，如果没有“社会制度保护”作为前提的话，这类“市场的个体”和“消费的个体”较易演变为“原子化个体”，体现出较高的分化性和脆弱性，一旦个体处于市场边缘地位且没有足够消费能力，将会陷入贫困境地。而“社会建设”显然是培养“制度化的个体”，克服工作贫困的基础环节。令人欣慰的是，近10年来，中国的“社会建设”正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不同方式同时进行，取得了改善社会民生的良好效果。一方面，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积极制定各类社会政策，充分保障了“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权益。另一方面，通过“社区建设”的方式，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培育出各类居民自治的组织，成为了以培育公民社会为载体的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些社会建设的策略仍然存在一些缺憾。
首先，在社会政策保障的对象选择上，政府和学者大多关注弱势性易被测量和评估的贫困群体，却忽略了一些“隐形贫困”的人群。如前所述，“工作贫困”本身具有易被人们忽视的“隐形”性。政府的社会政策往往关注处于“无业贫困”的下岗工人等群体，忽略了“大学毕业生”、“北漂一族”、服务性行业的临时工、国有企业的非正式员工、公共事业单位的非正式员工等“在职”人群的贫困风险。例如改制后的国有企业招聘一些进城务工人员作为临时工，他们与企业签订一至两年的短期劳动合同。因此具有流动性强、职业发展潜力小、福利差异、职业病危害向临时工转移等特点(应华伟，2007；张贻瑞等，2000)。因此，这些“在职群体”的需求和利益也应纳入到社会政策的保护范围之内。同时学者应研究出一些能够测量中国“工作贫困”的客观方法和相关的贫困理论模式。
其次，通过“社区建设”培育公民社会的设想过于夸大“大社会、小国家”的实践性。因为“社区”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按照居住形态和居民性质可划分为商品房社区、棚户区社区、回迁社区、单位社区等类型。在不同类型的社区中，居民的身份认同、行动能力、居民组织能力等“社会能力”必然存在差异。例如，“棚户区社区”或“回迁社区”的居民本身具有经济和社会的弱势性，更加需要国家的“保护”和“回归”。特别是旧城改造后的回迁社区容易陷入“国家缺位”的管理真空。虽然国家通过大手笔的棚户区改造，大大改善了棚户区居民的居住环境。但在后续的工作上，国家似乎又继续“缺位”，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例如，棚户区改造后，居民住上高楼，却要承担高于以前简易平房区的生活成本，如冬季采暖费、自来水、物业费等。另外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居民拖欠各种费用并造成楼房破损，甚至停用暖气而重新使用火炕，从而形成楼房棚户区。此类现象也称为“弃管楼”现象，是因为棚户区改造后，由于存在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物业公司服务的双重不足，导致回迁小区容易处在国家政策和房地产市场的边缘地位，最终形成新的棚户区。由此可见，这类弱势性社区若一味强调“大社会”的话，仅居民自身力量来维持社区的活力，恐怕更容易使弱势性恶性循环下去。欧美和韩国的“工作贫困”现象已经提醒我们要始终维持“国家、市场、社会”的平衡关系，三者缺一不可，才能真正避免原子化、阶级固化、社会心理弱势化等风险，最终使个人获得稳定的生活和安定感，走出“工作贫困”的怪圈。
①US Conference of Mayors,"2008 Status Report on Hunger & Homelessness"(http://usmayors.org/pressreleases/documents/hunger homeless report_121208.pdf)。
②韩国的派遣工作性质与日本的一样，是指根据“确保劳动者派遣事业的正常运行以及确保派遣劳动者就业条件等的相关法律”，由人才派遣公司通过派遣的形式从事的劳动。这种派遣工作者在用人单位常常由于存在工资低和非正式员工等原因处于弱势地位，具有很强的工作贫困风险(门仓贵史，2009：85)。
③劳动所得抵免制度(Earned income tax credit)，也叫“劳动所得退税制度”，简称EITC，1975年源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引入欧洲。EITC是一种对劳动所得给予补贴的制度。这种补贴无论何时，只要拥有符合条件的劳动收入就可以获得，是国家财政对中低收入工作人群的一种转移支付(余显财，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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