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的心态与元曲创作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曲论文,元代论文,文人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赳赳武夫与彬彬学子从来就很难说到一块，元代统治者与元代汉族文人的关系就正是这样。蒙古统治者粗犷尚武，恃力轻文，他们自然不明白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儒生忠心事主、竭诚为民的道德风范，不明白这班人一旦为我所用后对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创造太平盛世所能产生的重大作用，却绝了他们的仕进之路，使之流失民间，造成重大的人才浪费。有元一代在历史上那么短暂，不能不说与此有关。人才被压抑，有的甚至转而为反对势力所用，自己拥有的只是些滥竽充数、不学无术者，如《元史·崔斌传》所载：“江淮行省至重，而省臣无一人通文墨者。”如胡紫山《紫山集》中所记：“州县三四员，字不辨王张”，“有‘未具如前’四字不能解说而为首领官、吏员者。有《孝经》、《论语》不知篇目而为学士者。”亦如刘敏中《中庵集·九事》中所言：“即今所历府州司县首领官吏，往往多不识字。上司所下文檄，有不会句读旨意而错施行者。”让这些人治理国家，把持各级政权，焉能不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究其实，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中国，读书人无不以“修齐治平”为自己的人生取向，以“立德、立功、立言”为终生追求。当蒙古统治者长驱直入、先亡金后亡宋，终于一统天下的时候，儒生们的心态或曰价值取向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亡国之痛→徘徊观望→决定去留。这之先，他们唯王权是尊，饶是同为王族，庶代嫡、幼代长，尚且不容。不消说胡亥、杨广弑父兄而立，被千秋唾骂。即使是被认作明君的李世民，他在玄武门一举除掉不仁不义的乃兄乃弟，也还受到多少非议与讥嘲。同是汉族，异姓取代“正统”而被视为“篡逆”，刘邦就号召非刘姓为王者天下共讨之。一个王莽，面对着国力衰竭、民不聊生的现实，冀图取汉而代之，建立“新”朝，从此就秽声远播，为臣时的种种好处被全盘否定。这如今一个外民族竟然凌驾于汉民族之上，做了中国的皇帝，那种耻辱感、愤懑感是可想而知的。既痛外族统治、汉皇不保，又痛自己失去的一切——已得的或将得的功名利禄。“溪头月色白如沙，近水楼台一万家。谁向夜深吹玉笛？伤心莫听《后庭花》。”（注：赵孟頫：《次韵刚父即事》）“千古神州， 一旦陆沉，高岩深谷。梦中鸡犬新丰，眼底姑苏麋鹿。少陵野老，杖藜潜步江头，几回饮恨吞声哭。”（注：白朴：《石州慢》）“尚寐无聪，幽梦断，遽然难续，隐隐听，鼓声如呼，角声如哭。”（注：杨弘道：《满江红·有感》）颇能反映这种心境。亡国之痛，力透纸背。
家国之叹，才下眉头。复怜平生所学，满腹才情无处发挥；从小就憬憧的一举成名、报效国家的志向难以实现，惆怅、失望油然而生，那些无可奈何的先朝灭亡的史事毕竟是已过的陈年旧事，只好让它退诸脑后，换上的便是亟欲大显身手，立功效命的渴望。能够提供这种机会的只有新王朝的异族统治者，只不知这异族皇帝对待汉族士人的态度，于是便陷入徘徊观望、犹豫彷徨期，产生了“用世”与“避世”的矛盾冲突，及其这种冲突下产生的并非和谐的豪情，请读读马致远的[黄钟·女冠子]，你就能真切地感受到元代汉族文人的这种心态：
上苍不与功名候，更强会也为林下叟，时乖莫刚求。若论才世，仲尼年少，便合封侯。穷通皆命也，得又何欢，失又何愁。恰似南柯一梦，季伦锦帐，袁公瓮牖。
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都不迭半纸来大功名一旦休，便似陆贾随何，且须缄口。著领布袍虽故旧，仍存两枚宽袖，且藏着钓鳌攀桂手。
在表面的旷达、豪放之中，深深地包裹着用世的追求和希望渺茫的无奈。
另一方面，不管蒙古统治者是否情愿，残酷的现实却在时刻提醒着他们，要想建立和巩固大一统的元朝帝国，你就不能不依靠汉族人、利用汉族人，尤其是汉族中才识超群的知识分子。当元世祖忽必烈被元好问等纷纷看好尊奉为“儒学大宗师”的时候，正是汉族士人刘秉忠、杨果、商挺、赵孟頫、胡紫山、王恽等纷纷被召、被荐、被授予军国重任之际，它向人们宣告：汉族士人在元代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高的，深受重视的，它让汉族士人看到了一线希望：失去的一切还有得到的时候，建功立业的机会很快就会到来。许多人也都和赵孟頫一样结束了痛苦徘徊观望期，直接或准备为元王朝尽忠了。“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注：杨载：《行状》）即是这些人心境的反映。对元王朝的歌颂也自然成了这些文士写作内容，即如汉族统治的历代王朝无不为治下臣僚所歌颂那样：“东海西山壮帝居，南舡北马聚皇都。一时人物从天降，万里车书自古无。秦汉纵强多霸略，晋唐虽美乏雄图。经天纬地规模远，代代神孙仰圣谟。”（注：赵孟頫：《钦颂世祖皇帝圣德诗》）如果元朝统治者能够高瞻远瞩，抓住这个时机，开科取士、广开言路、择优而录、大胆使用，以充实各级衙门，充分发挥汉族知识分子的作用，元代历史必将重写。以元代疆域之阔，武功之强，辅以文治，其兴盛绵长肯定会超过前代。只可惜，他们却错失良机。
正如本文前面所说的那样，元代的科举仕进之路是那样步履维艰，不能不让汉族士人大失所望。是忽必烈在统一天下的目的达到之后，为了获得蒙古贵族的支持，更因为他本人也由依赖汉族人才夺取胜利转而成了防止汉族人才动摇蒙古族的统治，是他一切以本民族为重的私心使他变得心胸狭窄、头脑简单了！王者本应无私，王者偏最自私，一代明君亦难幸免。中统元年因姚枢的推荐走上仕途的一代名臣、元初声望最隆的汉族文人王恽对此深有感触：“国朝自中统元年以来，鸿儒硕德，济之为用者多矣……今则曰：‘彼无所用，不足以有为也。’是岂智于中统之初，愚于至元之后哉？故曰：‘士之贵贱，特系夫国之轻重，用与不用之间焉！’”（注：《儒用篇》）中统、至元，都是忽必烈的年号， 中统使用过五年（1260—1264），至元使用了三十一年（1264—1294），同是一个忽必烈，对汉族人才的态度以统一为界，判若两人。不仅如此，突然间又宣布人分四等，把汉族人打入社会底层，各级官府又全由蒙古人把持：“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注：《元史·百官志》）更有“杨琏真加者，世祖用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墓，凡一百十一所”（注：《元史纪事本末》），其愚昧残暴、欺凌侮辱，令人齿冷，使整个汉民族无不有切肤之痛，使原还打算为新王朝肝脑涂地的大批汉族士人陷入了彻底的失望之中，作出了新的抉择，出现了朝野大分流。
元代汉族士人分流的结果大致出现了两种人，极少数人找到了晋升之阶，挤入官场，为官为吏；大部分人沦入民间，即所谓“科场既罢，士各散去。经师老宿，槁死山林”（注：陆文圭：《墙东类稿·中大夫江东肃政廉访使公墓志铭》）。
为官做吏的主要代表是那些前金前宋为官又被元朝留用的朝中大员。如史天泽、王文统、廉希宪、张易行、张文廉、姚枢、许衡、刘秉忠、杨果等和被这些人推荐走上仕途的胡紫山、王恽、王磐、宋子贞、李德辉、刘良弼等。他们一边含着羞——为异民族统治效力的羞，一边小心谨慎地伺候着新的主子，其心理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平生所学仍有用场、个人仍能受到重用的兴奋与得意；又有本民族政权消亡，为异民族统治效劳的压抑与无奈。既要歌颂新朝，展示太平盛世、歌舞升平；又得向汉族庶民申辨，要他们理解自己的无奈；还得吟赏烟霞、歌红咏翠，协调自己不平衡的心理，求得精神的开脱与慰藉。怎样才能以最好好的方式表达这些复杂的感情呢？诘屈聱牙的之乎者也无疑不行，尚武的元代统治者不会欣赏，普通的老百姓也难以接受。同样，诗歌的严谨与含蓄也似不宜，且不是一般民众能够马上领悟的，即使是已经深入文人圈高度雅化了的词作，却也因“金元以来，外夷据我中华，所用胡乐，嘈嘈杂杂，凄紧缓急，词不能按”。于是，“乃复更为新声，其抑扬高下，足媚人耳。”（注：于若瀛：《阳春奏序》）
这种“新声”，其实也与流行于老百姓中朗朗上口明白如话的民歌最为接近。自然，不管是流行于金、元的胡乐还是流行于中原民间的艺术形式，到了博学多才的读书人手中，自有一番重大改造，他们显然容不得太俗，不妨就以雅俗共赏权作创作标准吧！有了这些达官贵人降尊纡贵、亲自参予，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与迅速流行即便顺理成章、与日俱兴了！这就是元曲兴盛的原因之一。
在这些官僚文人的笔下，已经看不到前朝为官做宦者的一本正经，没有了微言大义、故作深沉，也没有了志得意满的骄矜。试以杨果的小令[越调·小桃红]为例（八首选三）。杨果是元代汉人做官职务较高的：“中统元年，拜北京宣抚使，明年拜参知政事。”颇有代表性。
碧湖湖上采芙蓉，人影随波动。凉露沾衣翠绡重，月明中，画般不载凌波梦。都来一段，红幢翠盖，香尽满城风。
用词典雅，却又明白如话；闲情丽景，衬出了太平盛世；有此赏心乐事，岂非普沾皇恩！然而，在这种如画的情景里，作者没有沉湎其中，仍然禁不住流露出无时或忘的感伤：
满城烟水月微茫，人倚兰舟唱。常记相逢若耶上，隔三湘，碧云望断空惆怅。美人笑道，莲花相似，情短藕丝长。
由眼前景引出家国事，望断南天，宋室安在？不由满腹惆怅。表面的莲花笑面，遮掩着民族的悲凉，本为宋民，仕于金复仕于元，那份民族的感伤、亡国的哀痛，一如深埋于泥中的莲藕，思（丝）绪绵长，百抽不断。
采莲人和采莲歌，柳外兰舟过。不管鸳鸯梦惊破，夜如何？有人独上江楼卧。伤心莫唱，南朝旧曲，司马泪痕多。
对景伤情，直剖心曲。去国之悲，故国之恋，一触即发，而又无可奈何，唯有伤心之泪，不绝如缕。据此，元代汉族达官贵人服务于元廷的感情、心境可见一斑。他们之所以采用元曲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情绪，亦可以想见。固然，这些人位高权重，文名赫赫，遣词造句，未免矫揉儒雅，他们的创作还算不上元曲的正宗，更不算上乘。他们不过是元曲创作队伍中一个为数不多的方面军。元曲的创作绝大部分和最有成就的作者应是那些沉于下僚尤其是沦于民间的文人。
在蒙古族统治的元朝，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可真是生不逢时。他们有的固守着所谓民族气节，不愿为外民族所用；有的苦无进身之阶，苦读多年不能进科场一搏，只能困于民间，与寻常百姓为伍。非但如此，元代统治者为了有意识地消磨汉族士人的锐气，处处得压它一头。有“出息的”做了官，你的头上将被推上一个监督压制你的不识字的蒙古人。更甚者人分十等，儒者居九。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序》载的是：“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匠、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谢枋得《迭山集·送方伯载归三山序》所载略有区别，却更难堪：“滑稽之雄，以儒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也。吾人岂在娼之下丐之上者乎？”有人认为，这是亡宋遗民的愤慨之词。其实也并非空穴来风，对汉族士人不予重视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即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至于奉程朱理学为国学，支持鼓励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与传播，那是根据维护封建统治的明显需要决定的，因为至有元为止，还没有哪一种理论象程朱理学那样突出君权，把为臣的尽忠鼓吹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总之，在元统治者千方百计的作践下，汉族文人已经不仅没有了昔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自豪，没有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盅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自信，剩有的仅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世沧桑的感觉。李行道在杂剧《灰阑记》中，颇为真实地概括了元代知识分子家庭的败落情形，一个“祖传七辈是科第人家”的张姓人家，竟沦落到“家业凋零”“只得着女儿卖俏求食”的地步。还是无名氏在[中吕·朝天子]《志感》中概括得好：“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折挫英雄，消靡良善，越聪明越运蹇。志高如鲁连，德过如闵骞，依本分只落得人轻贱。”黑白不分，贤愚不辨，纵有满腹经纶，其奈无人启用何！
然而，祸兮福所伏。文人们沉于下僚，才开拓了他们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生活，陶冶了他们的情操，增加了同下层人民接近的机会，增强了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他们有的“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流连光景”（注：朱经：《青楼集序》）；有的甘当“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注：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有的“姓名香贯满梨园”（注：转引自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第756页），与戏剧艺人交情甚深；有的寻找着机会与寻常百姓打成一片：“邀邻翁为伴，使家童过盏，真吃得老瓦盆干。”（注：贯云石：[水仙子]《田家》）他们因此明白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情况：“赤脚婢香粳施捣，长须奴野菜时挑。”（注：刘时中：[折桂令]《樵》）学会了用普通人的眼光看世界的本领：“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注：睢景臣：[哨遍]《高祖还乡》）是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帝王已不再是他们赖以做官发财的圣主，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天之子，一旦揭开神圣的外衣，本质上与流氓无赖毫无二致。即使惧你的势大权重、九五尊严，怎拘管得小小百姓们咒地怨天：“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注：关汉卿：《窦娥冤》）
文人们也同时掌握了普通人的心理，理解了他们的喜怒哀乐。马致远一篇《借马》，活画出一个下层小民对牲口疼惜的种种心态，他首先用两个细节体现了主人对马的高度珍惜：“但有些秽污却早忙刷洗，微有些辛勤便下骑。”殊不料“有那等无知辈，出面要借”，尽管心里是万分不愿，人情上却“对面难推”。接下去是一大段不情愿的行动、神态描写，几大段怎样爱惜马、照料马的殷殷嘱咐，不厌其详，不厌其细，象母亲对待第一次离开身边暂时外出的儿子，尽管为时甚短，也生怕有半点委屈与差池。未走之先就想到归来，让一场人与马的短暂离别，充满了悲酸的情绪：“早晨间借与他，日平西盼望你，倚门专等你来家内。柔肠寸寸因他断，侧耳频频听你嘶。道一声好去，早两泪双垂。”如果不是长期深入小民百姓中间，不细心体验寻常百姓的喜怒哀乐，是断断写不得这般生动，这般精细，这般入木三分的。
也正因为这样，他们也学会了用最朴实的语言去创作，最典型的则是元杂剧中的语言，其对话、旁白无不是老百姓日常口语，哪怕出自高官显宦之口，诸如无名氏所撰《赚蒯通》中萧何，也没有半点文皱皱、酸溜溜的气味。让我们信手摘录萧何出声亮相时说的一段话：“常言道：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那韩信原是小官举荐的，他登坛拜将，五年之间，蹙项兴刘，扶成大业，小官看来，此人不是等闲之辈……但是小官举荐之人，日后有事，必然要坐罪小官身上，以此小官昼夜寻思，则除是施些小计，奏过天子，先去了此人牙爪，然后翦除了此人，才使的我永无身后之患。”这语言竟比后来的通俗小说还通俗易懂，甚至与今天的口语没有多少差别。足见当时的剧作家们对下层民众的熟悉，对民间生活的深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写作题材的选取，下层人民也常常是他们精心描写刻画的主角。权以元代剧作家中的杰出代表关汉卿为例，他就着意刻画了一批下层妇女的光辉形象。其中有妓女——济困扶危的赵盼儿、才貌双全的谢天香、倔强气傲的杜蕊娘，有智勇双全的再嫁妇谭记儿、感天动地的童养媳窦娥、慑于向丈夫争名分的婢女燕燕等。哪怕是帝王将相，一旦成为他们剧中的主角，也便去掉了神圣的光环，再现出他们与正常人一样的七情六欲，亦如一个凡夫俗子。因此，汉元帝、唐明皇之流，在这些剧作家笔下，并没有富国强兵、励精图治的丰功伟绩，只剩了宣情好色的欲念及其与一个个女人的感情纠葛。如马致远的《汉宫秋》、白仁甫的《梧桐雨》中所描绘的。显宦如裴度，自进士及第，历官唐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诸朝，功勋卓著，可歌可颂的大事可就太多了。但是，关汉卿却置一切轰轰烈烈于不顾，选定在裴度中进士之前，父母双亡、一贫如洗时树立他的形象，创作了《山神庙裴度还带》，把裴度不仅人穷志不穷，尚能济人危难的优良品质作了精彩的描绘，为普天下的读书人献上一支颂歌，实则也间接地批判了元王朝轻视读书人的荒诞行径。对处于穷愁潦倒中的元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作出了充分的肯定。这是处于顺境、置身官场的文人们断断写不出来的。只有自己经历了种种非人的遭遇、与下层百姓、沉于下僚的知识分子打成一片后，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混迹在下层百姓中，元代的失意落泊的文人们才找到了精神的安慰，得到了身心的解放，摆脱了仕途失意的阴影，也有的直视官阶如草芥。他们也学会了象寻常百姓那样容易满足，学会了自我解嘲与自我安慰：“佐国心，拿云手，命里无时莫强求。”“种春风二顷田，远红尘千丈波，倒大来闲快活。”（注：马致远：《叹世》。）他们也最敢于笑傲王侯，以平民的生活为荣，为身心的自由放声歌唱：“郭子仪功威吐蕃，李太白书骇南蛮，房玄龄经济才，尉敬德英雄汉，魏征般敢言直谏，这的每都不满高人一笑看，因此上功名意懒。”（注：张养浩：[双调·沉醉春风]）“年少呵轻远别，情薄呵易弃掷……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似状元及第。（注：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树连村，山为界，分开烟水，隔断尘埃。桑柘田，相襟带。镜里风光春常在，看循环四季花开。香风拂面，彩云随步，其乐无涯。”（注：张养浩：[中吕·普天乐]）
解脱了！尽管艰难，尽管并非完全自愿。这些落拓的文人，毕竟不再消沉，不再有浓重的失落感；也不再沿着儒家传统精神划定的轨迹在一条路上走到底，也有的干脆偏向另一个极端——消极避世。他们已经平和地任命运的安排，到哪座山就唱哪只歌，随遇而安，处处适应处处乐。他们沦于民间，就拾起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予以创造和加工，抒发自己的性灵与感受，喊出了心底的所思与所感，培育出簇新的文艺之花——元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元代失意文人的新生！也是元代落拓文人的大幸——使他们连同他们的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方独具特色的领地。这是元代统治者始料不及的。有鉴于此，我们又似乎可以说，是元代统治者成全了元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