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凤甲的教育思想与实践_丘逢甲论文

邱凤甲的教育思想与实践_丘逢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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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逢甲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早在抗日保台斗争以前,他便在台湾积极从事教育以报效祖国。内渡以后,他更是锐意于兴学启民智,向封建传统教育挑战,积极创办新学,在粤东“劝办学校以百数”,①桃李满天下,“学生出其门者千余人”,②“在其兴学十余年中,培植人材至多。广东革命志士,多半出其门下。”③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然而,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史》,④不论在论述洋务教育或维新派的教育时,竟未有片言只字论及丘逢甲,我们认为,这是不公允的。丘逢甲从脱离洋务派走上维新道路,到由改良走向革命,由一个爱国主义者完全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其教育思想和实践,是比李鸿章、张之洞的洋务教育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派教育略胜一筹的。应该充分肯定丘逢甲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近代教育的起步是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分化为顽固派和洋务派。洋务派在搞“洋务”的同时,也对封建传统教育作了一些革新,提倡“新教育”即办“西学”。其主要内容有三:一是设立同文馆,培养外语专门人才。学生除学习西文(外国语文)外,还学习经学、史学、算学、词章等。二是开办专业技术学校,如电报学堂、西医学堂等,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三是创办军事学校,如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培养军事指挥人才。这些,对促进中国的近代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洋务派“新教育”的中心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质就是以中国封建主义的“旧学”为一切政治、文化教育的主体,特别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作为一切政教的中心。尤其注意“君为臣纲”,丝毫不准触犯封建专制的君主政体。在这个大原则下,可以用“西学”来巩固传统的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的统治地位。

戊戌维新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派所标榜的“自强求富”完全破产。于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普及近代教育的紧迫性,并采取了“组织学会、兴办学校和设立报馆”等途径来推行改良主义教育,力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来改造封建主义的“旧学”。他们虽然和洋务派一样,也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两者有本质的不同:洋务派提倡的“中学”,主要内容是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维新派提倡的“中学”,其主要内容则是指君主立宪制度。而且,维新派所提倡的“西学”,除了包括洋务派提倡的学习西方先进的专业技术之外,还包含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社会政治学说,目的在于提倡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和科学学说。所有这些,都为国民思想的解放创造了条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丘逢甲也是维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康有为等在北京推行维新变法运动时,丘逢甲正在粤东一带讲学。先后受聘于潮州韩山书院、潮阳东山书院和澄海景韩书院任主讲。对传统封建教育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开创了新教育的先声。

第一,猛烈抨击封建教育制度,极力主张废科举,兴学校。

丘逢甲年青时中进士,居京期间,目睹官场史治腐败,遂放弃仕途,返回台湾兴学以寻求救国之术。先后主讲于台中府衡文书院、台南府罗山书院和嘉义县崇文书院。此时,丘逢甲已深感旧时括帖之学,无裨实用,故以中外历史为授课重点,传播西方文明。且勉励学生,“勤阅报章”,关心国家大事,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抗日保台失败内渡大陆后,他更是尖锐揭露封建教育制度的弊端:“其上自王公大臣,而下至百执事,叩以六洲之名茫勿知,询以经世之条瞠勿答。遇交涉则畏首畏尾,值兵争则百战而百败。其负文学重名而自命通才者,亦不过求之训诂词章,以为吾学之能事已毕。语以贫弱,则曰吾学不言富强;语以危亡,则曰是有天运。通国之人心若此,士习若此,无惑乎外人竟嗤我为睡国,比我为病夫,夷我为野蛮、为土番也。”⑤极力主张“科举必废”,⑥劝导青年“毋亦为科举所累”,⑦并“专以新思潮及有用之学课士”。⑧

第二,冲破传统观念,在兴办新学过程中,创办师范学校和倡办女子学校。

内渡后,丘逢甲更“深慨中国之弱,由于不学也,因思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⑨而致力于创办新学堂,先后“劝办学校以百数”。由于师资严重不足,为了培养师资,发展新式教育,他不辞劳苦,多方联络,筹集资金,聘请教师,终在1904年夏天,在镇平县(今蕉岭县)县城“桂岭书院”旧址,创办了第一所专门培训小学师资的学校--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次年,又在员山创兆学堂附设“师范传习所”,专门培养“闽、赣地方小学教师人才”,⑩以支持各地办学,成为我国最早创办师范学校者之一。

丘逢甲还冲破封建传统观念,把妇女的觉醒和中华民族的振兴联系起来。1902年,他为陈撷芬女士《女学报》题诗一首:“唤起同胞一半人,女雄先出唱维新。要修阴教强黄种,休把平权笑白民。拾翠尽除闲著作,炜彤兼复古精神。大江东望文明水,遥祝飞行比电轮。”(11)为了促使女性的觉醒,他大力提倡兴办女子小学。1909年7月,广东咨议局成立,丘逢甲当选为副议长。于是,便和其他议员一起,联名提出了“振兴女子小学”的议案:“女子为教育之根本,尽人而知,乃我省之女子小学寥寥无几,而于外州府尤甚,风气未开,故也。为开通风气计,则女子宜先从小学入手。”还具体规定:“凡府及直隶州均设女子师范一所,并附设初等女子小学,其州县不能设立师范者,亦必先设立女子小学以为倡。至已设女子小学一时教员难得者,不必拘定女师,即暂延男师者亦可。”(12)在他的倡导下,广东女学得以兴起发展。

第三,倡导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

丘逢甲在汕头创办粤东著名新式学校--岭东同文学堂时指出:“国何以强?其民之智强之也。国何以弱?其民之愚弱之也。民之智愚乌乎判?其学之有用无用判之也。”(13)因此,要培养有志于振兴国家、民族的新型人才,就必须从“德、智、体”三方面严格要求。丘逢甲是个爱国者,因此,很重视爱国教育,要求学生务必关心国家大事。他常说:“我国今日之大患,乃在东西列强。”教导学生应把学习目的与民族前途、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将来学成,要建树捍卫国家民族之勋业。学堂的章程还规定:“来学生徒,以志趣远大者为上,如性情浮滑、立心卑贱者,概不收纳。入堂后如有不遵教规,酗酒,嗜烟,告诫不听者,即行辞退。”(14)以造就一批热爱国家、热爱民族,具有高尚情操的人才。

在智育方面,丘逢甲十分重视课程的设置。他打破旧式书院只注重经学的框框,吸取近代的科学文明,除开设文学、史学等课程外,还开设格致(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算学等。此外,他认为学习外语很重要,而学日语、英语为当前所必需,学生必须努力掌握。

在体育方面,丘逢甲特指定开设“兵式体操”课程,除操练外,还特向惠潮嘉道台秦炳直申领枪枝弹药,以教学生实弹射击,使能锻炼身体和练习保卫祖国的本领。每次体操训练,他都在旁认真督课,足见其对体育之重视。

第四,努力改革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丘逢甲在创办新式学堂时,非常重视教师的选聘。他多次强调,必须聘请品学兼优者为教师。并要求教师不但要“博学”,更要“心明”:明白教育的内容,了解教育的对象。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不断提高教育效率。盲目施教,只能导致学生的学习走向歧路。丘逢甲还提出,每次所教内容的多寡,应视学生的情况而定,深浅应该适度。有些内容,还应“反反复复”,让学生“真明白内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丘逢甲要求教师的“心明”,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教学内容“心明”;二是对根据内容而采取的教学方法“心明”;三是对自己的教育对象的程度和接受能力“心明”;再有就是对自己的教育效果“心明”。(15)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丘逢甲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应多疑善问,勤于思考,学得生动活泼。他主张让学生成为学习中的“独人”。他认为,一个有才能的学生,应该是肯动脑筋,成为“同窗中的独人”,努力钻研问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特的见地,在“众学同议之外”,有“与众有异的主张”,“切莫人云亦云”,成为被人养在笼子里的“鹩哥”(一种能学人说话的鸟)。(16)

为了活跃学术气氛,丘逢甲还将“学堂分班教授,而学生外另设一班,曰讲习班。凡未为学生而愿与本学堂相切磋者,均可先行挂号,时到堂中研究一切”。(17)扩大学生的视野,并在互相争鸣、互相切磋中,增长知识,增强能力。

第五,不辞辛劳,四处奔波,鼓动多种形式办学。

甲午战争之后,丘逢甲常常痛感“以天下之大,四万万人之多,而不振兴,而终借材异域,岂不可耻也欤!”(18)于是他积极鼓动民间办学,并身体力行。他先在汕头创办新型的岭东同文学堂,后“在乡设自强社课”,组织家乡青年自学。又“于邻邑劝办学校以百数”。继而办初级师范学堂,办女子小学。此外,他还根据中国的特点,创办族学。除自己在员山、城东筹办两所家庭学堂,以始祖讳创兆名校外,还“派宗人子弟前往闽之武平、上杭,邻之平远、嘉应、兴宁等邑为同宗或异姓筹办族学,皆得先后成立,单以创兆名校之丘氏族学,闽粤之间不下十数,他族踵为之。”(19)使民办学堂,遍地开花。

为了解决民间办学的资金问题,丘逢甲先后到香港、澳门和南洋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募集办学资金。在他的游说下,爱国侨胞纷纷慷慨解囊,捐资近十万元,有力地支持了民办学堂。使韩江上下游的教育事业特别发达,学风之盛,不下于其他流域。

统观中国近代教育史,我们可以看到,洋务教育,虽也提倡“新教育”,但它丝毫不准触犯封建专制的君主政体。他们办“新教育”的经费也主要来源于海关拨款并常受当时海关税务司赫德所支配。因此,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教育的思想及活动,加深了中国教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维新派创办和发展新式学堂,介绍“新学”,批判“旧学”,为国民思想的解放创造了条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文化教育的发展。但是,康有为只是主张改革科举的文体,并不主张全部废除科举制度,这就决定了他们无法彻底批判封建的教育制度。

丘逢甲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能与时代共进,不断地深化对传统封建教育制度的批判,不断地创新。这就是他比洋务派和维新派办教育的高明之处。因此,丘逢甲不愧是中国近代一位成绩卓著的教育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亦应占一席位。

注释:

①丘复:《仓海先生墓志铭》,见《岭云海日楼诗抄》,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页。

②江山渊:《丘逢甲传》,见《岭云海日楼诗抄》,第467页。

③(12)(18)丘铸昌:《丘逢甲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第128页、第116页。

④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⑤⑦⑨(11)(13)(14)(17)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第302页、第303页、第173页、第301页、第305页、第305页。

⑥丘瑞甲:《先兄仓海行状》,见《岭云海日楼诗抄》第469页。

⑧⑩(19)丘综:《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见《岭云海日楼诗抄》,第488、492页、第491-492页。

(15)(16)徐博东、黄志萍:《丘逢甲传》,时事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148页、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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