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思想的内涵与外延辨析
张 根
内容摘要： 本文拟对中国传统儒家“和”思想的演进过程进行梳理，以期帮助人们了解习总书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外交理念与实践的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渊源。
关键词： 儒家 “和”思想 内涵 外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所体现的“义利相兼，义重于利”、“ 真、实、亲、诚、惠、容”正确义利观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和”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彰显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新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统来源则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和”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演绎出新时代的新内涵。
本文拟对中国传统儒家“和”思想的演进过程进行梳理，以期帮助人们了解习近平总书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外交理念与实践的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渊源。
很多年以前，我作为初入社会的职场新人时，我的人力总监River先生在谈到员工管理时，曾说过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和”思想的诠释
重“和”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突出标志。关于“和”的内涵，自古以来就有争议。有人认为“和”有“调和、折中、附和”等含义，还有的认为是“畏争、随大流、迁就”等民族心理观念。在发展“和”思想的过程中，学者又演绎出“和合”、“中”、“同”等词语，从不同字面和角度对传统“和”思想进行了阐述，丰富了传统儒家“和”思想宝库，他们的解释和看法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和”思想的某些特质。因此首先有必要澄清“和”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完整内涵。
最后课堂总结。布置课堂作业及课后预习作业，课堂作业是综合性的编程题目，在课前预习作业基础上加大难度，这样可以提升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灵活运用。课后通过微课平台，学生观看微课视频复习和预习；教师查看学生微课学习情况，总结学员在学习交流中遇到的共性疑难问题和学生反馈。根据学生反馈，及时调整授课的进度及进行网络答疑，老师要鼓励学生网络问答问题，对于经常解答同学问题的学生适当加平时成绩，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和机会，这样可以激励同学们形成一个互帮互学、你追我赶的学习氛围[3]。
1.与“和”思想有关词语的渊源辨析
《周礼·輈人》云：“和则安”。《易传》中说：“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太和”，是“和之至也”。致“太和”，就可以万国安宁，民族繁荣昌盛。可见，自古中国人民就意识到“和”是国家安定、天下和谐的重要性。由于“和为贵”思想的影响，使中国人十分重视“和”局面的保持，做事不走极端，主张求同存异。“和为贵”思想成了人们普遍的思维原则，尤其成为处理民族之间及国家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
“二战”以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国内经济处于崩溃边缘。1950年，日本还只能生产廉价而简单的商品。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迎来了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机遇，但是，这个阶段的日本的各行各业基本都是以仿制和山寨为主，经过近20年的野蛮生长后，日本开始着手将传统手工业者的匠人精神传承于规模化制造，日本政府也在全社会持续倡导匠人精神，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制造的品质。
《论语·子路第十三》提出“和而不同”并把它提升到人伦道德的高度：“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朱熹释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意思是说君子重义，不盲从，不苟和，故能尊重对方不同的意见，能与之和谐相处；小人重利，只有利益相投才能同处，但一遇利益冲突，便不能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在这里孔子把“和”与“同”两个概念完全对立起来了，“同”被孔子赋予“毫无原则的附和或者调和”的含义。
例如，人教版十二册《北京的春节》一课，课文中呈现许多儿化音，这在我们闽南地区是接触比较少的，因此，预习时，家长应该引导孩子多读读这样的词语，有助于把文章读通读顺，同时，课后还可以为孩子播放一些讲述老北京传统文化的电影，结合演员对话，来学学这些儿化音。这样不仅规范了孩子平时因为方言影响说得不标准的普通话，同时也激发了孩子研究语言文字表达的兴趣。
春秋战国时期的“和同之辨”把“和而不同”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在“和”中保持“不同”，才是“和谐”的辩证方法。“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同之辨”开启中国传统思想中“王道”、“霸道”之争的先河，并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和道德层面基础。
2.“中和”
孔子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主张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星公》)，“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但他也充分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但是他反对在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中不择手段、见利忘义。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一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总之，孔子主张重义轻利，强调获得利益要以“义”为度。
孔子在《论语》中两处讲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是在回答仲弓问“仁”：“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二是回答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孟子亦云“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提出并给予“恕”以定义。他们认为“恕”就是要求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推断别人的思想，从而达到推己及人即“仁”的目的。在儒家那里，“恕”是“和”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通过行“仁”、“恕”用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实现“天下大同”，是中国传统“和”思想精神内核的外化极至，标志着儒家思想的最高价值。
二.“和”的内涵界定
1.“和为贵”
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集中体现了儒家和谐观点。“和为贵”出自《论语》：“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礼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孔子认为，“和”的原则是“勿必，勿固，勿我”(《论语·子罕》)，其意思是：认识事物不能臆测，不能拘泥，而是强调既要虚怀若谷，又要冷静灵活。
孔子主张用礼节制各等级身份及其行为，使不同社会等级的人按照不同的方式行事。礼以“制中”为要，因而说“礼之用，和为贵”。孔子认为须以“礼”为准则，以“中庸”调节人的德行。这里说的“和”是指“礼贵得中，知所节”，就是说要在一定的秩序中讲究调整和均衡，从而达到和谐相善。以“贵和”而论，中国人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极力追求人际之间的和睦、和平与和谐，“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荀子提出了“义分则和”的思想，对“礼”的作用进行了进一步的概括，进而肯定了对“和”的价值追求。
“和同之辩”
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认为，人际之间必须做到相互仁爱，重视“和”与个人修身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他们认为“仁”是“和”的表现形式，“和”是通过“仁”来表达的。只有“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才能“仁者无敌”（《孟子》）。笔者统计过《论语》里“仁”字出现110次，足以看出孔子对“仁”的重视。
加强创新团队建设和创新人才培养。今年上半年，由院工会、团委推动，相继成立了由技术专家领衔组建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和“青年创新工作室”，分别致力于鄂尔多斯盆地致密低渗气藏勘探开发重点难点的攻关及致密气藏精细描述等相关勘探开发技术方面的创新攻关。
“同”在其演变过程中逐渐发展为与“和”相对应的哲学概念。“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周易·系辞上》此时“同”的本意为“相同、相近、一致”。《国语·郑语》记载有周太史伯“和同”辩论的内容：周幽王八年，史伯在针对郑桓公“周其弊乎”提问时，说：“殆（近）于必弊（败）者也”，“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汉韦昭注：“杂，合也”)
翻模施工是传统的高墩施工技术，其施工进度较慢，施工成本投入较高。承台顶面三层一套的模板上安装校正，浇筑混凝土到最上层模板高度的一半位置，完成首次墩身浇筑。第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达到一定强度后，逐层拆除最下面的两层模板，将拆下模板表面进行清理，用吊车将其翻转至最上面第三层模板按照校正，直到墩台顶部为止。
《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郑玄注：“位正也。”）这里的“中”就是恰到好处，“和”与之同义。因此，以“中”为“天下之大本”、以“和”为“天下之达道”就成为儒家“和”思想的立足点，也成为我们正确理解儒家“中和”（或者说“和”）思想的钥匙。
3.务实睦邻、互利双赢的义利观点
“中”作为一种为人之道和处世理念，最早出现于商代《尚书·盘庚》：“各设中于乃心。”所谓“中”，顾颉刚先生翻译为“中正”，王世舜先生译为“正道”，段玉载《说文解字注》云：“中，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各注者均认为“中”就是正确、合理。《尚书》的《立政》、《吕刑》等篇多处都提及“中”、“中正”和“中德”等，则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尚“中”思想。孔子赋予其新意，要求人们趋“中”而行，主张君主立“中”而治，借以协调社会关系，从而把“中”引人到“和”的范畴，实现了二者融汇合一，并灌注以“中庸”精神内核，称之为“中和”。从而把“中和”思想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使之成为我国古代认识和处理一切事物的普遍法则。
孟子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但孟子并非不讲利：“富，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欲贵者，人之同心也。”(《孟子·告子上》)但是他强调追利应在道义基础上：“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胭，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传统儒家学者系统地阐述了以“仁”为核心的“仁恕”理念，对如何达到“仁”、“恕”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法措施。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他还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第三》）。孟子也认为，一个人应该推己及人，爱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事。”（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在他们心目中，“仁者爱人”乃是人际和谐、社会稳定、“协和万邦”的道德基础。
三.“和”思想的特质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出，“和”思想具备以下几个显著特质：
1.重义轻利
义利问题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传统儒家认为人们应该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以义制利，以义节欲。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要求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传统儒家在充分肯定人们正当利益前提下，主张追求合乎道义的“利”，强调私利要服从公义。反映在他们的“天下”观上，传统儒家学者认为国家不应当“以利为利”，而应当“以义为利”，只有追求人民共同利益，“为政以德”，才可以使“近者悦，远者来”（《论语》）。荀子认为“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荀子·王制》)，这才是真正的大利，才能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2.致中、抑偏
《中庸》开章明义：“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非常注重“中庸”，强调“过犹不及”，“执两用中”，主张和谐适度，反对极端。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强调要追求“和而不同”，既加强与他国的交流与合作，又要保持本国的独立性；主张在保持自身个性的前提上，与他人谋求平衡，以达到“和衷共济”、“协和万邦”。
3.提倡“王道”，反对“霸道”
有学者提出“发仁施政以王天下”，要求统治者不诉诸于武力、权谋，不以事功取胜，以行仁政去实现社会的安定祥和。孔子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第十六》)他们主张“以德平治天下”，“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他们倡导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因此与“以攻伐为贤”的“霸道”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王道”思想靠仁德取胜，以天下归服为追求目标，强调最终要天下归心，社会安宁，不得而知，传统儒家“王道”思想代表了人民渴望和平安定、追求安稳生活的意愿。
4.“和为贵”，反对战争
儒家认为“和”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战争是破坏社会发展的主要诱因，因此主张“和为贵”，反对“攻战”。《左传·隐公六年》认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论语·颜渊第十二》也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也认为：“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他说战争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认为这是对他国利益的侵犯、对他国尊严的践踏。传统儒家认为战争应当以“禁残止暴”为目的，而不是为了争夺利益。因此他们极力反对“不义之战”，极力反对“以攻伐为贤”的“霸道”观念，要求统治者减轻“不义之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故而他们主张“文战”、“柔武”，尽可能采取非流血和平方式，实现“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
在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传统儒家“和”思想十分重视仁义道德的内化作用，反对以暴力与战争，强调“和而不同”，亲邻友善，主张由“仁”而“爱”，进而致“和”，达到“协和万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葛荣晋.中国哲学范畴通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杨伯峻.论语释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江泽民.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2.10.25
[4]杨伯峻.论语释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昂山素季民族观对我国西南边疆安全和中缅关系的影响研究》（2016-GMC-024）,2016年度云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构想与实践》（QN201601）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 张根，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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