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发达国家社会道德教化的一般特点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发达国家论文,启示论文,道德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球化时代，弘扬民族精神，提高社会道德教化的水准，需要更新观念，拓展视角，应该并且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在此方面的不同理念与做法。当然，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与文化背景的民族国家，道德教化的指导原则与实践内容不尽相同，不能完全照搬，而应该采取借鉴与扬弃的开放心态。
一、战后发达国家的社会道德教化比较
战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恢复与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有一个重塑社会道德的过程，社会道德教化调适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发达国家的文化传统不尽相同，战后社会道德重塑与道德教化调适的具体做法也不尽相同，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政治形态较一致，社会道德重塑与道德教化的调适，一般都能以民族文化为背景，以民主政治形态的稳定与发展，提升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增强经济活力，促进综合国力为基本目的。道德教化的形式，大多为公众喜闻乐见，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在凝聚民族精神，提升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上，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须指出的是，战后发达国家的道德教化内涵，比一般的道德教育更宽泛，它既包括各种类型的道德教育与道德灌输，也包含大众媒体宣传、各种社会文化设施与活动的陶冶、社会文化氛围的感化。
（一）道德教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道德教化是社会道德重塑的主要内容，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就教化对象而言，它涉及全社会各类群体。首先，它比较重视青少年群体，这一社会群体是民族的未来，是影响未来社会民族精神与公共道德水平的重点对象，但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在形成过程中，可塑性很强，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教化时期，相对容易教化；其次是成年群体，他们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社会细胞——家庭的主要组织者，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中坚。
在道德教化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行为体，主要包括家庭、学校、社会（企业、社区、公共场所及主导媒体）。学校道德教育对于个人的道德觉悟与社会责任心的养成，及其一生成长与发展的影响作用十分重要，但是人在一生中，甚至在青少年时期，也不可能仅仅生活在学校。在社会道德重塑与道德教化中，如果只有学校道德教育，没有其他行为体的协调配合，道德教化的效果也并不理想。
在道德教化中，各国的手段与方式层出不穷，说教、宣传、灌输、社会实践体验、文化氛围的感化、以身示范等，只要有利于凝聚民族精神、培养社会高尚道德情操与个人坚强意志的形式都可采用。就道德教化环境而言，除了相应的法制条件之外，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与文化生活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现代人从小没有参加社会公益劳动的实践，不经过音乐与艺术熏陶，没进过剧院与博物馆，要养成高品位的道德情操是难以想象的。发达国家文化生活中，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即传统的宗教文化的背景十分明显，宗教道德教化的影响作用突出。
（二）学校道德教育
人的思想觉悟与道德意识并不可能与生俱来，而是后天学校、家庭教化与社会影响的结果。战后发达国家的学校道德教育的目标设定较宽泛，它涉及家庭、企业、社区、国家、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层次的道德内涵，宽泛的道德教化的内涵，更易培养学生面向世界与全人类的高尚道德情操。同时这也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各业对开放型人材的需求，民主政治形态的发展密切相关。学校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并不仅仅是传授科学知识与技能，提高智力的场所，也是全社会道德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从终生教育的观点看待学校教育，那么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对象不仅包括青少年，还应包括接受继续教育的成人群体。
在学校道德教育方面，那些民族文化传统相对较悠久的国家，如英、德、法等国家，一般注重弘扬传统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因此，这些国家的学校道德教育目标与内容，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较大稳定性与统一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增强其经济发展的活力，这些国家开始在注重学校道德教育的稳定性的同时，适当调适学校道德教育目标与内容，努力增加学校道德教育内容的多样性与生动性特点，以提高德育的成效。
与此相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发达国家，民族文化传统较年轻，学校道德教育的基本特点是轻松活泼，灵活多样。在面对全球化与各类社会新问题的挑战面前，它们也意识到弘扬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的重要意义。美国学校的某些爱国主义教育形式，从小学低年级开始一以贯之。例如，学生在每天第一节课开始前，须对星条旗宣誓。[1]
在学校道德教育形式上，由于文化背景与政体的差异，发达国家一般也表现出两种道德教育的类型：间接道德教育与直接道德教育。
美、加、澳等较年轻的发达国家，一般以间接教育为主。学校一般不开设专门的道德教育课。例如，美国小学设《起始线》课，中学设《生命线》课[2]。学校道德教育主要通过各门社会学科、社会活动以及学校工作来体现。这些国家比较注重学校德育的整体性与间接性。学校一些社会课，如公民学、生活指导课、社区活动，仅作为选修课，但却包含了培养学生各种具体的道德认知能力的内容，此外，学校活动中，包括升国旗，学生着装，校园布置，学生行为规范及校纪校规等，均包含道德教育的一部分内容。学校道德教育蕴含在日常教育中间，间接但是较形象直观地体现出来。在学校，教师对学生一般从实际出发，没有空洞说教，有引导而没强迫命令。学校注重培养学生道德认知能力，主要根据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道德行为问题，联系实际，有的放矢，进行教育，学校的间接式的道德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学校道德教育成为发展经济的助力，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力相对较强。
英、法、德等欧洲老牌发达国家，一般以直接道德教育为主。战后这些国家长期没有统一的全国学校道德教育，由于不少欧洲发达国家的国家结构是联邦制，各州分治，在社会道德重塑工程中，学校成了其主体。学校一般专设德育课或思想品德课，道德知识讲授成为学校德育主要内容。但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国家的学校，也有采取间接形式的道德辅助教育课，例如，英国牛津郡中小学普遍开设“个人、社会、健康教育课”，内容涉及金钱财富教育、性教育、家庭生活教育、安全体锻、营养卫生等知识。此外，学校将校纪校规印在作业本上以便学生牢记，学校环境布置也处处体现道德教化的氛围。[3]
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较丰富，主要包括：社会道德观念、现实生活道德准则与人际关系、道德认知能力养成及宗教知识等。这里需指出，宗教课在西欧、北欧一些国家是德育的主要课程之一，学生必修。在美国，1949年起便禁止在公立学校开设宗教课教育，20世纪60年代又禁止在学校内作祈祷，但私立学校一般开设宗教课，并作为学校道德教育的主导课程之一。美国的一般公立学校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其实也都包含着某些宗教教义，尤其是关于家庭道德教育，一般突出尊敬父母、培养爱心，尊重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内容。
就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而言，一般由浅入深，包括四个层次的道德内容：社会公德（互助合作、责任感等）、职业道德（人道主义、忠于职守等）、阶级道德（爱憎观、敌友观）、民族道德（爱国主义、民族牺牲精神、民族自豪感等）。低年级以第一层次内容为主，中年级以一、二层次内容为主，高年级以三、四层次内容为主。
在学校道德教育途径上，各国大同小异，主要包括：日常校园生活教育、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宗教教育、社区服务与公益劳动，以及学生俱乐部活动及大众媒体教化等。
（三）宗教道德教育
宗教是西方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道德其实是西方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基础之一。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西方国家宗教种类繁多，信徒比例很高，宗教活动成了许多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战后发达国家的宗教，尽管仍然存在麻痹被压迫阶级政治意识的消极作用，但其教义的内容，也包含不少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宗教道德教化内容。在西方社会，许多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中处处有宗教痕迹，一生与宗教密切相关，例如，基督教徒家庭出生的孩子，一出生由牧师洗礼，上学接受宗教课教育，毕业仪式由牧师颁发毕业证，婚丧仪式由牧师主持等。这种日常的宗教活动，始终贯穿宗教原罪说，以及赎罪为善的宗教道德原则，以各种宗教仪式净化人们灵魂，唤起教徒的同情心，倡导一种高尚的宗教精神境界与道德情操。教会一般是地区慈善与公益活动的发起者。教区内的信徒，一般也都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加地区慈善与公益活动，主动为无家可归者、灾民或贫困者，捐赠衣物食品，提供免费午餐，为社区公益事业作贡献。而社会成员之间一旦发生家庭与社会矛盾，宗教忏悔与神甫的劝戒则是缓解矛盾的常见形式。
在一些国家的学校管理与教育中，也充分利用宗教活动仪式。一些学校在每周举行祷告会上，一般由校长总结一周工作，包括表扬或批评一些事情，最后才由牧师带领全体师生祷告。学校的祷告会，实际上成了校务会性质的道德教育会。”[4](P41)宗教在发挥道德教化、精神慰藉与寄托的社会功能的同时，也成为融合人际关系，消解社会矛盾的润滑剂。
（四）家庭道德教育
战后发达国家的社会道德教化，除了学校道德教育、社区的宗教道德教化之外，家庭道德教育也是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家庭教育的原则与方式也不尽相同。在英国与美国的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对子女的成长要求较高，道德教育成为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内容。英国17世纪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在其《教育漫话》一书中专门论述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全书16万字，其中“道德教育”占9万字，包括对青少年的意志力、忍耐力、自信心等方面的培养。这些家庭道德教育的基本原则，至今仍在沿用。例如，不少家庭父母认同这种传统的家庭道德教育方式，提倡孩子从小洗冷水浴、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与探险活动，以培养自信与自尊，激励孩子的勇敢奋斗精神与坚韧毅力，并鼓励孩子参加爱心捐助与社区宗教慈善志愿活动，以及豢养小动物来激发他们的慈善心与爱心，鼓励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庭劳动，增强责任心等。在当代发达国家的家庭观念中，孩子不是家庭中心，即使独生子女，也是如此。父母不做孩子的保护神，更多的是扮演孩子的道德教师与平等的伙伴角色。
（五）大众媒体道德教化
战后发达国家的道德教化中，大众媒体的引导与教化的作用十分突出。除了各种报刊杂志、书籍、音像资料之外，一些国家还开设有专门道德教育的电视台或电视频道节目（包括一些宗教电台），主要讨论公众关心的社会道德问题。例如，美国有共和党人主持的专门电视节目以及教会资助的专门宗教电视节目，它们都捍卫传统的社会道德价值观，激烈抨击现实生活中的与其价值观相悖的社会道德现象，诸如同性恋、婚外恋，克林顿的性丑闻自然是他们攻击的对象。一些抽象的道德说教，采取活泼生动的形式宣传，颇有成效。例如，美国的动画片《米老鼠与唐老鸭》等节目，在青少年观众的嬉笑中灌输了社会道德思想与民族道德精神内容，使孩子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六）社会文化氛围的熏陶
社会道德教化既需要一定的社会组织，例如学校、家庭、社区等中介组织共同参加，发挥各自的作用，又需要一定的社会氛围的熏陶与依托。社会环境对个人道德行为能发挥一种无形的制约力。道德情操与思想品质的升华除了教育灌输之外，还需来自内心的情感自律与自觉性。这就需要周边环境与氛围的烘托。而高尚道德风貌的发扬，文明风气的普及，是社会物质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必然要求与产物，同时也是现代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
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公共场所，尽管没有推广文明礼貌用语的宣传广告与要求公民遵守交通规则的告示，一般也不见警察与纠察，但公民乱穿马路、驾车闯红灯、上车抢位子、等车取款不排队等缺乏社会公德现象，却比较少见。究其原因，除了有较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外，已经形成的较文明的社会风尚与秩序，对个人的行为产生了较大的约束力。人们普遍认同并自觉维护人人平等，先来先享受的社会公德准则。良好的社会氛围与文明的社会公共道德行为之间，已经形成良性互动。社会公德愈高尚，社会文明氛围愈浓厚，对个人的道德行为的约束力也愈大，个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自觉性也会愈高。社会文明氛围的感化是社会道德教化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提高公民社会道德水准，除了各类道德教育之外，社会文化氛围，尤其是高雅的文化环境的陶冶作用不能忽视。音乐、艺术等文化形式在使公民道德情操升华方面有着其他行为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发达国家的美术馆、博物馆数目多，藏品丰厚，艺术品位较高，十分有利于人们文化修养的提高。与此同时，这些国家普遍规定，文化艺术设施应尽可能便利公民的使用，对于特殊群体，诸如学生、老人、残疾人一般都能享受免费参观或优惠。政府的政策是鼓励更多的人参观，因此全家共同参观，参观时间越长，价格越便宜。例如，英国伦敦一地就有几十家著名博物馆，然而，个人单独参观其中最著名15家博物馆，门票共约200多英镑，如果家长带孩子全家参观，连续3天参观所有博物馆，门票仅32英镑。[4](P136)大中小学校的生活指导课或思想道德课，每学期往往都会安排参观艺术馆、博物馆，有力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这为道德情操的升华打好了基础。
（七）道德教化由国家统一管理指导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道德教化如果由国家统一管理指导，行政干预措施有力，该国的道德教化成效就大，反之社会问题就严重。国家统一管理指导道德教化，较能有效运用行政与法令的力量，协调道德教化的所有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更有效地实现道德教化的目标。在这方面，日本与新加坡利用国家力量，统一管理指导道德教化工作，成效明显。上世纪80年代末，世界格局发生转换，日本经济逐渐陷入困境，社会问题逐渐凸现。为此，日本政府提出社会改革方案，其中包括社会道德重塑计划。1989年海部俊树组阁，政府部门曾专门召开过一个“加强德育教育全国大会”，强调社会道德教育的意义重大，关系到21世纪日本民族的命运，必须调动全国各行各业，共同参与，重塑日本社会道德。在此活动中，各类行为体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家庭倡导文明家规，学校制订完善的校章，社团企业公司也纷纷制定各自的企业道德规范与企业精神，各行各业重视道德教育。其中松下电气公司较有代表性，它的“产业报国，光明正大，奋斗向上，礼貌谦让，适应形势，感恩报德”的公司职业道德规章，被人称为“松下精神”。日本在重塑社会道德方面，设置了全国与地方两级机构，统筹社会道德教化工作。
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为了满足社会对新兴产业人才的需要，国家增加了教育投资，但是美国的教育水平却出现了下降趋势。里根总统总结这一现象时，认为美国教育花钱并不少，但是钱花得不当，注重了知识教育，而忽视了道德教育。他强调，政府必须重视社会道德教育，尤其要加强学校德育，将德育贯彻到整个课程体系中去，重塑美国社会道德。为此，美国政府建立联邦、州与地方的统一道德教育管理机构。
当代发达国家社会道德重塑中普遍建立某种综合协调机制，同时改造传统的道德教育内容，包括宗教教育。在道德教化中，道德认知能力与道德实践的行为训练统一起来；在学校道德教育中，专门德育课与其他各门学科、课外活动、社区公益服务活动等统一起来；在道德教化的行为体中，将学校、家庭、社会三者教育协调统一，以保证道德教化的完整统一性，求得最佳道德教化效果。实践证明，这种做法符合社会公共道德养成与民族精神培养的规律。
传统的宗教道德教育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是近年来发达国家社会道德重塑的一个方向。许多国家努力调适传统宗教教义与教规，引入了大量的现代科学知识，以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建设的需要。发达国家传统的宗教教育以培养教徒为目的，调适后的宗教教育，更多的以造就乐于助人、慈善积德的良好公民为宗旨。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在道德教化的改革过程中，尊重公民的人格尊严与强调人权、人性已成了各国道德教化的共同目标与指导原则。即使是德国与日本，这两个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也已将尊重公民的人格尊严与人权定为国家道德教育的首要目标。在社会道德教化的本质上，不再突现管理与控制的色彩，而是增加了人性的唤醒与自律，以及尊重他人的人格塑造。就社会道德教化的方法而言，一般更注重以正面说理服人，以引导与奖励表扬为主。在社会道德教化的内涵上，更注重科学化，除了在德育中充分运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之外，更重要的是更新传统的教化观念，在宗教教育中，也突出了世俗的人性味与人情味，不断摆脱神坛灵光，走进人类世俗生活，帮助人们协调现实社会中相互关系，开拓新的生活领域。当代发达国家的社会道德重塑，已进入了一个科学化的新阶段。在西方社会残酷竞争的生活现实中，发达国家的社会道德教化，包括宗教教育，在缓解社会阶级矛盾、平抑社会冲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战后发达国家社会道德教化调适的启示与借鉴
尽管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目标和内容，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道德教化之间，存在重大的区别。但是就现代社会发展对社会成员的一般道德诉求，就现代社会的道德教化的某些普遍规律而言，发达国家的道德教化的不少做法，仍然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
（一）社会道德文化建设与法制建设并举
就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而言，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要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与发展，都需要一手抓法治，包括法律与司法体制以及军队警察等武装力量的建设，有力保障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另一手抓德治，即社会道德教化，以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与民族文化为出发点，采取各种教育与感化的形式，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养成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自觉维护法律与社会秩序。
法治属于政治文明建设范畴，它以权威性与强制性手段规范社会成员行为；德治属于道德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范畴，它以感召力与启迪性手段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自律能力与社会道德责任意识。两者性质与功能不同，但是两者又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只有法治一手，缺乏社会道德教化，公民就会缺乏公共道德觉悟与社会责任意识，如果社会成员只会被动地从法而不能自律与自觉地守法护法，那么再好的法也难付诸实施，或取得较大成效。德治与社会道德教化，可使公民自觉守法，为法治的有效实施与发展完善提供思想基础与助力；同样，只有道德教化一手，没有完善有效的法治，社会成员普遍缺乏法制观念与公共道德觉悟，社会责任意识淡薄，那么社会秩序就难以维持，社会发展就难以保障，道德教化也就迷失了方向。健全的法治氛围有利于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与维护，法治是社会道德教化的政治保障与前提条件。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无论是德治还是法治，都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我们与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差异之一。
在道德文化建设方面，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与文化背景的民族国家的指导原则与实践内容不尽相同，生搬硬套行不通。但是简单的否定与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符合全球化时代的发展理念与现代化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共赢共荣的现实。坚持本民族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批判地吸收、积极地借鉴、合理地利用其他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这种开放心态，才是明智可取的。
人们普遍认识到德治与法治两手并举的重要性，但是在实践中，我们的法制尚不完善，尽管如此，道德文化建设相对较弱的状况依然存在。这种现象在平时，往往未能被人们充分重视，但在重大社会危机面前，当法制也出现局部缺失时，社会的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就会凸显出来，人们就会突然感悟到社会道德资源的意义是多么重要。在抗击“非典”的日子里，我们似乎对此有更深的认识。在“非典”流行时，一些社会成员的公民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意识的缺失，归根到底是在现代化建设中，社会普遍注重物质文明建设，而精神文明建设与道德文化建设相对软弱，忽视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的后果。对于青少年法制观念淡薄，思想道德教育滞后现象，不能仅仅空洞地批评，必须以制度保障去加以改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持续良性发展，除了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完善的社会法制，还需要发挥社会道德资源的作用，这是一种更为宝贵的社会资源。
（二）社会道德文化建设是一项多层次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统一规划，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道德教化协调配合
社会道德文化建设需要社会各种力量协调配合。发达国家的社会道德教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社会道德文化建设作为一项系统社会工程去实施。
社会道德教化应根据不同对象制定不同的标准。对全体社会成员有一般标准，例如诚实守信与守法、不偷盗、不欺骗诽谤、恪尽职守等；也有较高标准，但较高标准并非要求每个公民必须做到，而只是提倡。例如，人道救助、为国尽忠、为社会捐躯等。
道德教化的内容应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对象，既要遵循思想道德建设的普遍规律，又要适应不同年龄段人的特点，内容可以涉及个人与金钱财富、环境、健康卫生、宗教、公共利益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道德教化的主体多元协调，形成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企业、社区、公共传媒等社会主体参与）的社会道德思想教育体系。政府在社会道德教化中发挥统一指导与协调的作用。我国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与各地方的文委会，应该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发挥统一指导与协调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其间中国将长期处于资本主义道德文化的包围之中。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在社会思想道德上的反映，必然出现个人道德观与价值观取向的多元化、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并存的局面。
在社会转型期，文化愈是多元，价值取向愈是多样，发生社会冲突而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可能性也愈大，社会也愈需要倡导社会宽容氛围，同时积极倡导某种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社会价值导向，这一工作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道德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中共十六大报告所言，弘扬民族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体系的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与中心环节，同时，又指出，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需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规范、民族传统美德协调统一，共同发展。在这一项宏伟的社会工程中，必须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注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相互之间的有效结合与协调，实现社会道德教化的最佳效果。
这里需要强调，在物质财富日益增加的同时，必须关注社会文化建设，加大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投入，增加国民人均占有博物馆、音乐厅、美术馆、体育馆等文化设施的比例，扶植高雅的文化艺术活动，使国民的闲暇时间更多地在高雅的文化体育活动中度过，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使品德受到熏陶。
社会道德文化建设应该成为执政党与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统筹安排，统一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全面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尤其是在规划与投入方面，克服以往重经济轻文化的倾向，实施政策倾斜，使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德治与法治齐头并进，实现社会的全面均衡发展，这样就能更有力地对付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社会危机。
（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尽管发达国家的文化传统不尽相同，但战后社会道德重塑与道德教化的调适都关注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弘扬。
民族精神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也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民族凝聚力是重要的软国力。尤其在发生民族危机与突发社会危机时，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的意义更会凸显出来。一个民族没有高尚振奋的民族精神，是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弘扬与培育高尚振奋的民族精神，已普遍成为现代国家道德文化建设的主轴。
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植根于五千多年历史的悠久民族文化之中，并与中国革命传统及时代精神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强大的精神动力。面对世界范围的各种思想文化的交互作用，以及国内思想文化多元的现实，在社会道德文化建设时，应该由国家与政府主导，统一协调，并发挥各级各类机构的积极性，把弘扬与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作为重要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和社会道德教化的全领域，把社会道德教化置于先进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应该广泛汲取人类文化精华，研究与借鉴现代化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社会道德教化的经验教训，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