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新天[1]2000年在《汉语间接表达的主要类型和手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第一章是绪论，主要说明研究目的和研究理由以及相关术语的定义。第二章是间接表达相关研究的基本状况，简略地介绍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问题，主要涉及语用学的言语行为理论、语用含义理论以及修辞学和言语交际学中的表达方式和修辞手段问题等几方面。第三章是汉语间接表达方式的基本类型，较细致地分析了“双关影射”、“借东说西”、“旁敲侧击”、“模棱两可”、“闪烁其词”、“避实就虚”、“纡徐曲折”、“以问代陈”、“岔题言他”、“正反替代”、“沉默不应”以及“以甲代乙”等十余种常见的汉语间接表达方式的基本类型，并在大的类型之下又归纳了一些小的类别。同时指出汉语间接表达方式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并且简要分析了不同文化中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因素以及语言自身特点对间接表达的影响和制约。第四章是汉语间接表达的主要手段，详细讨论“语言”的和“语用”的两类实现汉语间接表达方式的手段，在语言手段中主要分析了如何利用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要素进行间接表达，在语用手段中主要分析了如何利用修辞和逻辑手段进行间接表达。最后是结论，对研究结果做了概述，并对今后的汉语间接表达研究提出了展望。
阮氏中秋（Nguyen, Thi, Trung, Thu）[2]2016年在《汉语和越南语“反驳”言语行为研究》文中提出在交际过程中,为了达到最佳的效果,说话人需要选择适合的表达方式和表达策略。在交际活动最常用的言语行为之中,“反驳”行为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在Austin和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从汉语和越南语的实际情况出发,本论文进行详细的描写与探讨两种语言共同使用的“反驳”言语行为的表达方式。从而指出汉语和越南语“反驳”行为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此外,本论文涉及到实施“反驳”行为时所采用的礼貌策略。除了前言和结语以外,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四章。该四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介绍有关理论基础,其中主要涉及到言语行为理论、“反驳”行为的概念以及会话理论、会话含意、礼貌原则等有关理论。此外,本论文探讨与反驳策略有关的情态理论、预设理论等。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对“反驳”行为与“否定”行为、“拒绝”行为、“反对”行为等其他言语行为进行界定。从而,指出在一组行为中不同言语行为都具有其特征和独立性。第二章深入讨论汉语和越南语“反驳”行为的直接表达策略,发现其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两种语言的直接表达手段都采用显性标记、隐性标记、类显性标记和类隐性标记以及各标记连用情况等语力显示手段。通过考察实际语料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在两种语言中“反驳”行为各语力显示手段内部的具体表现却有很多不同点,如各表达的结构模式的分布情况不同,汉语各标记的组合能力比越南语的强等等。此外,有些表达方式只存在于一种语言而在另一种语言没有相应的表达方式,如汉语具有表示否定意义的感叹词,越南语却没有这类词语;越南语表示否定意义的情态词“ma”没有汉语相应词语等等。第三章探讨汉语和越南语“反驳”行为的间接表达手段。两种语言中的间接反驳意义可以通过疑问式、感叹式和祈使式等句式的含意表达出来。除此之外,间接“反驳”行为可以通过对前述话语的预设反驳进行的,可以通过成语、俗语的含意进行等等。两种语言中“反驳”行为的间接表达手段大致是相同的,只有一些方式的内部情况存在不同之处。第四章论述汉语和越南语“反驳”行为的礼貌策略。两种语言中的正面礼貌策略、负面礼貌策略和间接性的礼貌策略的表达方式都存在共同之处。此外,本论文讨论各礼貌策略与威胁面子程度、对话双方的亲疏关系、社会权势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指出选择最恰当的反驳方式使得听话人更容易接受反驳,从而双方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从此可以肯定,使用“反驳”言语行为有时候可以引起威胁对方面子的可能性,但总是向往和谐的交际关系,找出共同语言的交际目的。
马良言[3]2016年在《汉语后悔言语行为的会话分析及其对外汉语教学》文中指出随着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分析理论、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等语用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国内外学者对生活中常用的言语行为更为关注,研究视角愈加丰富。现有主要集中在请求、拒绝、称赞、感谢、道歉、建议、埋怨、告别、称呼等具体言语行为的研究。实际上,除了上述常用的重要言语行为之外,日常交际中还存在大量的后悔表达,后悔语构成了言语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未见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基于自然会话语料,对现代汉语后悔言语行为做深入系统的考察,并尝试探讨其在对外汉语中的教学问题。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了后悔言语行为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道歉语的研究现状,并简要阐明了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第二章在前人定义的基础上对后悔言语行为进行了界定,并根据表达的直接性和典型性,对后悔言语行为作出细致分类,在此基础上探讨汉语后悔语的实际功用。第三章通过会话分析理论,对收集的后悔会话语料进行详实分析,总结出汉语后悔言语行为的会话结构模式,并运用合作原则、礼貌原则、面子威胁行为分析后悔语的表达机制。第四章将后悔的话语构造分为后悔中心语、辅助语和修饰语三个序列,并结合语料,分析归纳了各序列的表达策略。第五章通过问卷调查,从后悔策略选择和语言形式两个方面分析汉语母语者与汉语二语学习者后悔表达的差异,以期根据分析结果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思路。第六章检视现行对外汉语教材内部的后悔语是否符合后悔表达策略和语言形式,并结合汉语二语学习者的后悔表达与母语者的差异,在前文后悔语的会话分析和语用探讨的基础上,对教材编写和教学设计提出建议。
程祥诗（Trinh, Thi, Tuong, Thi）[4]2018年在《现代汉语间接否定类固化应答语研究》文中认为现代汉语间接否定类固化应答语是一种言语行为活动,指在交际过程中,对交际对方话语内容所表达的意见、态度等进行广义的否定、反对、不认同等。对这种语言的实际使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推进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以及指导人们的实际言语交际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文章分别从七个方面进行论述,基本观点如下:第一章绪论,本文主要说明本文的研究对象和选题意义,综述国内外对间接否定的研究现状,介绍拟采用的理论和方法、语料来源、创新点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明确研究的范围和意义。第二章对现代汉语间接否定类固化应答语概述,分别论述了间接否定类固化应答语的型别、语用功能、演化动因等。就类型看,有(1)终止类、(2)拒绝类、(3)反诘类、(4)婉否类。现代汉语间接否定类固化应答语有“提供正确信息、做出评价、指明结果、提出理据、交代前提条件、强调程度、补充信息来源”等多种语用功能。就演化方向看,现代汉语间接否定类固化应答语的来源不同,有的从反问义发展为间接否定义,有的表量少的语义发展为间接否定义,有的是从会话隐含义固化而来的。第三章从宏观角度讨论了现代汉语间接否定类固化应答语结构的类型、产生动因与理解机制。就结构类型来看,主要有词或短语结构、小句结构、固化结构和话语标记,内部的虚化程度并不一样。现代汉语间接否定类固化应答语形成的主要机制主要有语境吸收、语用推理、语法化,其中语法化过程也伴随着词汇化、主观化和标记化等。第四章以构式“X你个头”为例,论述了该构式中构件成分“X”的性质。在话语分布上,“X你个头”总是充当后续成分,不能作为始发句出现,也即不能出现在话语开始的地方,其前一定要有先行句。其所表达的否定义是对前一说话人的话语内容在反驳或否认,但是这种否定义并不是命题的真值意义上的,而是一种语用否定义,是对前一说话人话语内容的某一方面的一种不适宜所做的主观否定,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语用否定义的产生以语用推理为基础。第五章以“再说”为例,尝试将语法化研究成果用以指导对外汉语教学。“再说”是由表示短语“再说”固化而来的,由于短语的“再说”在句子中句法位置不同,产生其分别发展出了助词和连词的两个用法,这表示位于句首的短语“再说”固化成为连词,位于句末的短语“再说”固化成为助词。第六章以“岂敢”为例,从句法分布与选择限制、否定性质与表达功能、“岂敢”的语法化及其机制以及与“不敢”的对比四个角度着手。就否定性质与表达功能来看,“岂敢”主要体现为语用的否定、强化的否定、主观的否定。表达功能上,“岂敢”具有形象保护的作用。“岂敢”的语法化经历了三个过程:状中短语到词汇化、主观化和标记化。其与“不敢”的差异表现在四个方面:否定性质相异、否定强度不同、主观情态差异、语体分布分化。第七章以“什么X”为例。独用的“什么X”格式既可以表示质疑的引述回应,也可以表示否定的引述回应。文章讨论了表否定的引述回应格式“什么X2”。该格式可以采用直引、截取、转换等三种手段引述前一说话人的话语。它在表达否定引述回应时,引述的信息来源广泛,既可以是说话人自己、受话人,也可以是不在现场的社会观念、大众话语,还可以是无声的语言。第八章是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指出本项研究的不足和缺陷。
李静[5]2005年在《汉语口语交际中异议表达的语用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异议表达是汉语口语交际中一种常见的言语现象。本研究从语用学角度,运用会话分析的方法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综合分析,描述了异议表达的话语结构、会话进程及结果、话语策略,并分析了听说双方之间的相对权势、社会距离两种语用因素对汉语异议表达话语策略使用的影响。 结果显示,异议表达会话进程呈现磋商性特点。异议表达话语策略根据话语中是否出现异议核心行为语可从宏观上区分为直接和间接两大策略类型:说话人表达异议时大多采用直接表达策略,但同时多使用中观和微观调节策略对异议话语进行调节,以减轻异议对听话人面子的威胁;间接表达策略表现为只说明理由或同时辅以中观和微观调节策略。 听说双方的相对权势与汉语异议表达话语策略使用的相关性很高,相对权势越高,越多使用直接表达策略,越少使用各种话语调节策略;反之,则使用间接表达策略与各种调节策略的比例增加。听说双方的社会距离越近,说话人越多采用直接方式表达异议,且其中不采用任何调节策略的比例越大;反之,听说双方的社会距离越远,采用间接表达方式的比例和各种调节策略的比例也越大。
许艳欣[6]2006年在《俄汉语间接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主要以俄汉会话语句为研究语料,以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力图在俄汉两种语言载体下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表达方式进行研究,从而揭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对我们交际活动所具有的重大指导意义。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是一种全新的语用学理论,是对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并且这一理论现己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节因素。随着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问世,先后出现了与之相关的研究课题,如:间接言语行为的分类,间接言语行为与修辞现象,间接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交际,间接言语行为意义的确定等一系列问题。本文试图通过一些俄汉会话语料的实例分析,对这些问题进行一定系统意义的探讨。通过分析发现,按照不同分类标准会有不同类型的间接言语行为产生,不同语言载体下的间接言语行为的表达方式也有异同。论文主要内容如下:前言:概括介绍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溯源,间接言语行为研究范围的界定和国内外语言界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目的。第一章:间接言语行为概述,对实施间接言语行为的条件和分类进行阐释。第二章:俄汉言语行为中的间接言语行为表达方式的比较,从间接言语行为中俄汉语有关修辞方面的表达、间接言语行为与委婉语、作为对间接言语行为辅助的工具-身势语、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引起的俄汉间接言语行为的不同等方面进行对比研究。结束语:通过前三章的分析对比得出结论。总之,我们认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是一种比较先进的语用学理论,发展及完善这一理论将对我们生活中的交际谋略与策略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刘芬[7]2016年在《英语情感强化副词的认知语义研究》文中认为情感强化副词是强化副词范畴重要的次范畴,其异质性尤为突出,在语言使用中十分活跃。几乎所有强化副词研究都会论及一个或几个情感强化副词。然而,英语情感强化副词多与very,extremely,highly等一并被等同处理,研究者们关注的只是它们的强化副词范畴属性,而忽视了其有别于一般强化副词的特点。已有研究涉及对情感强化副词的内容还只是冰山一角,把情感强化副词单独列出来,进行专题性研究仍然留余很大的空间。情感强化副词是人们基于情感体验,通过心理度量,完成对程度量的个性化编码,是人们利用自身的情感感受和态度间接表达事物性状程度或动作行为强度的词语。情感强化副词广泛存在于各种语言之中。英语中拥有大量的源自快乐、愤怒、悲伤、害怕、惊奇等基本情感域的强化副词。英语情感强化副词因其范围广数量多而逐渐获得研究者们密切的关注。通过对情感强化副词相关文献的回顾和梳理,发现,英语情感强化副词的研究存在三个问题:(1)研究范围的局限性。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情感强化副词的概念隐喻,多揭示情感概念隐喻的类型,并就此问题进行跨文化比较。相关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均聚焦于terribly,awfully和pretty,fairly等“害怕”和“快乐”域中的情感强化副词。因此,说英语情感强化副词存在很大的进一步研究空间,首先表现在研究范围上。(2)共时与历时研究的割裂。情感强化副词程度语义的衍生和凸显既是一个共时的语言现象也是语言历时演变的结果,只有共时状态和历时发展的考察结合起来,语言事实的描述才能更客观,语言理据的解释才能更合理。(3)英语情感强化副词语义生成和发展变化的认知理据和机制研究的欠缺。过往研究重在探讨它们作为强化副词范畴的普通成员所表现出来的句法语义特征;虽然也有英语情感强化副词的认知考察,譬如,语法化与主观化视角,但主要是个案分析。研究者们对源自不同情感域的强化副词语义演变的共性特征关注不够,对语言现象背后的认知理据和认知发生机制的探讨要么没有涉及,要么泛泛而谈,不做深究。本研究以体验哲学为基础,运用概念转喻理论和词汇语义的概念识解原理挖掘不同情感的共通之处,解释为什么消极和积极的情感都能衍生程度语义,考察语言使用中它们与其它概念的组合及其表现出来的或褒或贬或中性的语义取向。同时,探究其程度语义衍生并凸显的认知发生。研究中,我们采用了共时与历时、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关涉几个方面的内容:(1)英语情感强化副词的情感概念域分布及动因;(2)英语情感强化副词的语义概念结构,包括概念结构组成和语义表征;(3)英语情感强化副词语义的衍生变化过程及特征;(4)英语情感强化副词语义衍生变化的认知理据及发生机制。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从情感体验着手,挖掘情感词汇程度语义衍生的理据,共时和历时研究相结合,以充实的语言材料为依据,揭示其中的认知规律。主要有以下发现:(1)英语情感强化副词普遍存在于快乐、愤怒、悲伤、害怕和惊奇情感概念域中,其分布具有明显的消极情感概念和情感下位范畴偏向的特点。英语情感强化副词的消极情感概念偏向是人们对消极事件优先关注在语言中的体现。其下位范畴分布偏向源自下位范畴成员显著的高程度体验。(2)英语情感强化副词的概念结构可细分为内容结构和构架结构。内容结构包括喜、怒、哀、惧、惊的情感状态和概念外壳中的抽象度量,构架结构为关系、程度和无界性。在语义表征上,首先它们对所修饰成分的某些特征作高等级的程度说明;其次它们都蕴含了一定的情感语义,传递言者的主观性评价和判断。这也是将情感强化副词与一般强化副词区分开来的根本依据。使用中,英语情感强化副词源词汇的情感语义和色彩牵制着与其它词语的组合。一般情况下,它们会选择情感语义一致的概念进行组合,表现为语义的积极或消极取向。也有一些语境中,会出现语义冲突,例如,jollyanxious,dearlyangry,awfullygood,painfullyhonest,在“情感强化副词+x”构式的构式义压制下,英语情感强化副词失去积极或消极的情感语义,而表现出语义的中性取向。(3)英语情感强化副词在语义衍变上大致分为两种情况:直接由情感语义向程度语义发展;由情感触发语义,或生/心理反应义等到情感,然后衍生程度语义的衍变等。从语义发展变化的特征来看,英语情感强化副词历经了情感语义弱化和评价性主观语义不断递增的过程:情感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命题意义丰富;情感方式副词的主观性意义更强一些,但是脱离了情感的命题意义,其理解便无法实现;情感强化副词意义的主观性最强。(4)英语情感强化副词可以标量高位程度,归根结底,源自情感偏离常态的体验与认知。英语情感强化副词共时和历时的考察均表明,转喻、隐喻和侧显是其程度语义衍生和解读的主要认知发生机制。其中转喻和隐喻主要为语义扩展机制,侧显主要为语言理解机制。以上研究结果表明,语义演变不单纯是语言的内部变化,它承载了人类相关的体验和认知信息。情感词汇的程度内涵是概念化过程中所固有的,是其演变为情感强化副词的语义基础。一般来说,只有当客观世界中事物的性质或状态超越了常态,达到较高的程度,人们才会产生各种情感。因此,无论是积极或消极的情感体验均具有常态偏离性。常态的偏离使表达情感的词语用于表达程度成为可能。基于反反复复的语言使用,结合对情感的体验,人们抽象出“情感强化副词+x”构式,其构式义“x处于高程度”的压制(“x的程度或强度很高,让人产生愤怒/恐惧/惊讶等情绪感受”),是情感强化副词趋中性语义取向的根本动因。此外,词汇的概念结构蕴含了其意义发展的重要信息,使用中的词汇语义一般不会是其概念结构的全部表征,语言不同的解读来自人们对相同概念结构不同的识解运作。athanasiadou(2010)从共时的角度对情感强化副词的程度语义进行阐释,忽视了情感词汇概念结构的高程度潜势。本研究表明,语言意义一方面是动态的在线协商,另一方面也是相对静态的。意义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人们对相关事物或事件的体验,有赖于其概念化方式。情感强化副词与相应的情感名词、情感动词、情感形容词和情感副词的概念结构相同,不同的是其内容结构和构架结构前景和背景地位的转化。用作情感强化副词时,认知主体对其概念结构的识解方式发生变化,即,构架结构和内容结构中的度量居于前景中,情感状态隐退至背景之中,此时,程度构架结构支配语义的解读,程度语义凸显。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语法化的后期阶段,情感强化副词评判的主观性语义越来越强,作为程度的心理度量工具成为其主要功能。英语情感强化副词的概念结构分析表明,语言的功能与句法特征以语义为基础,语义源于人类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发现也进一步佐证了转喻机制的本原性。“整体icm与部分”以及“事件icm内部分之间”的转喻是最基本的转喻类型;侧显转移就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转喻(langacker2008:119)。k?vecses(2005)指出,情感的转喻性理解逐渐向隐喻性理解转移,然后,由一种隐喻性理解向另一种隐喻性理解转移。从历时的角度看,英语情感强化副词语义发展变化也表明,以情感概念转喻为基础,人类对情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情感概念隐喻因此发生。然而,情感隐喻不是取代了情感转喻,事实上,与此同时,情感转喻思维也往纵深发展。情感概念衍生程度语义可以因此得到合理的解释。英语情感强化副词有些语法化程度高,有些语法化程度较低。然而,其语义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衍生程度语义,对事物的性状或行为状态进行修饰说明。Nevalainen&Rissanen(2002)指出,从形态上来看,-ly形式在英语副词范畴中更为普遍。英语情感强化副词多为“情感形容词+ly”,在形态上也符合这一规律。本研究从认知的视角探讨了英语情感强化副词的语义问题,对情感强化副词的研究是一种深化和拓展。共时与历时、描述和解释相结合的研究范式,能客观地而充分地展现英语情感强化副词的语义演变,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获得语言事实所反映的认知规律。本研究为揭示语言与认知的关系提供依据,对词典编撰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研究成果可以直接应用到英语的课堂教学。
阮翠娥（Nguyen, Thuy, Nga）[8]2014年在《汉语和越南语“建议”言语行为研究》文中指出在言语行为中,为了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说话人要采取适当的表达方式或策略。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中,与实施“命令、禁止、威胁、劝告”等其他指令类言语行为相比,人们更倾向于使用“建议”言语行为来达到自己的话语意图。本文立足于汉语和越南语的语言事实,通过界定汉语和越南语里的“建议”言语行为,对两种语言共同使用的“建议”言语行为的表达手段进行详细的描写论述,概括汉语和越南语“建议”言语行为表达上的共性与差异,同时提出实施“建议”行为的礼貌策略。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以Austin(奥斯汀)和Searle(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为主的。除了引言、结语之外,全文主要内容共分为四章。各个部分的具体所述如下：引言主要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现状和限定研究范围、研究的意义、论文的创新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及语料的来源等。第一章主要介绍相关的理论基础,其中主要涉及到言语行为理论、祈使行为、祈使行为中的“建议”行为、“建议”行为与礼貌原则。此外,本章还提及跟论文有关的、直接有助于处理语料、确定祈使行为、界定各个祈使行为的情态理论、原型理论等。根据这些理论,本章的第二个重点是提出汉语和越南语中“建议”言语行为的界定标准和界定方法。从而指出各个不同的言语行为都具有其特征,在一组行为中都可以肯定其独立性。为了界定“建议”行为或任何其他行为,不能只根据一个标准而要总体考虑,并且要将其与其他行为进行比较。第二章较为细致地讨论并对比汉语和越南语中“建议”行为的直接表达手段,发现其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两种语言的直接表达手段都包括显性手段、隐性手段、类显性手段、类隐性手段以及各种连用情况,其各句型模式大致相同。但通过具体的考察分析,我们发现在两种语言中其内部的具体情况却有很多不同之处：省型模式的分布情况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主要表现于M1和M2-1的省型模式)；越南语的施为动词"de nghj"的义项比汉语的“建议”丰富；越南语表示“建议”的语气词比汉语的多,而且其组合能力比汉语强；动词重叠是汉语表达“建议”行为特有的一个隐性手段,越南语则无此手段等等。第三章论述汉语和越南语“建议”行为的间接表达手段,就汉语和越南语中的隐含建议的疑问式、陈述式、感叹式进行研究,揭示其表现形式及含义大同小异,并指出两种语言中,影响间接“建议”行为理解和使用的因素都一样,听话人在理解说话人建议意图的时候,不仅需要一定的语言知识,还需要根据相关语境信息及背景知识才能够领会说话人的真正意图,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语境。同时还显示汉语和越南语中,规约性间接“建议”行为的言外之意的推导对语境的依赖性没有非规约性间接“建议”行为的那么强。第四章探讨实施汉语和越南语“建议”行为的礼貌策略。怎么样在交际意图的指导下对话语进行组织和策划,怎么样得体地表达,怎么样礼貌地让听话人接受,这是说话人都要仔细考虑的问题。汉语和越南语“建议”言语行为的实际语料表明,对听话人表示尊重、缩短社会关系的距离、拐弯抹角、凸显说话人的热情与真诚等都是最典型的建议策略。其中面子的威胁程度、交际双方的熟悉程度和权势关系等是影响汉语和越南语“建议”策略的主要社会因素。本章强调“谦己敬人”、“谦虚恭敬”的礼貌原则都支配着中国人和越南人的言行,往往是越礼貌交际双方越容易沟通,恰当地选择言语策略,建议接受的可能性就越大,越容易达到交际意图。结语部分先总结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之后指出了研究中仍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展望。
刘陈艳[9]2013年在《中国英语学习者请求言语行为的语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为了确定中国大学阶段英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本文选取他们请求习得所处的语用阶段作为切入点，建立了一个中国英语学习者实施请求言语行为的语料库。语料收集方法为口语语篇补全测试，研究对象为山西某高校112名大学生，调查使用的26个涉及请求言语行为的情景并非作者选定，而是三次问卷调查的结果，涵盖了学习者在教室和宿舍实施请求的基本需求。本文用于分析的学习者语料只涉及其中四级组20名、六级组20名的请求表达。本族语语料则来自美国两所大学20名本族语者。两个语料库研究对象年龄相当，受教育程度接近。研究方法包括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基于语料库的研究等。研究工具有GoldWave录音软件，SPSS分析软件和AntConc检索软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一、学习者实施请求时的偏误类型。中国学习者在校园内实施请求时出现偏误的句子超过四分之一，其偏误类型大致可以分为语法错误（句法错误、词汇语法错误）与语用失误（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会语用失误）两大类。语用失误占到总偏误的78.9%，其中又以社会语用失误居多，高达58.6%。不同情景中学习者的偏误次数不同，其中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权势关系对偏误次数影响最大，学习者在等级体系中出错频率明显增加，主要表现在招呼语的错误使用上。不同水平学习者在语法错误方面没有差异，均占总偏误的10.5%，语用失误方面，四级组高出六级组，前者47.3%，后者31.6%，差异主要体现在四级组招呼语错误使用一项就高达67次，占总偏误的23.5%，高出六级组14%。二、学习者内部请求言语行为使用特征从组成请求的中心言语行为、招呼语和修饰语三个方面讨论。在中心言语行为的三大策略——直接策略、暗示和规约类间接策略的使用上，研究表明他们偏好规约类间接请求，占总数的84.5%，倾向于使用固定的结构，具体表现为“情态动词+代词+动词”的情态序列来实施请求言语行为；学习者不能从功能出发，没有将形式与功能结合起来考虑以达成交际目的。情态动词使用先后顺序为can/could、will/would、may。六级组和四级组在情态序列选择的范围上没有变化，不能体现语用语言学习得的差异；任务的不同强加程度、场景的转换和交谈对象的变化对于四级组和六级组学习者偏好的情态序列没有影响，两组学生在社会语用能力方面没有明显区别。不同水平学习者招呼语使用基本相同。权势关系对学习者招呼语的选择影响很大，不仅种类上有差别，数量上也比较悬殊。交谈对象权势关系高，称呼语使用数量明显增多。和谐体系中四级组与六级组使用频率较高的招呼语前后顺序与等级体系有所不同，和谐体系中交谈双方彼此熟悉，招呼语使用次数降低。就调节请求的内部修饰语而言，学习者使用的词汇手段一共五类，其中以礼貌标记语“please”为主，占80%，主观表达次之，占到总数的10.5%，低调陈述语、恳求语和协商性表达总共约8%。这五类内部修饰语在不同礼貌体系中出现频率各不相同。任务的不同强加程度、权势关系和社会距离对不同水平学习者内部修饰语的选择没有产生影响。就缓解类辅助语（外部修饰语）而言，学习者语料中一共出现五类，它们分别是：准备语、提供理由、许诺给予回报、消除拒绝和降低强加程度。其中偏好的主要形式均为“提供理由”，占所有辅助语的86%，其他四类总共只占到14%，这五类辅助语在不同礼貌体系中频率也不相同。社会距离和权势关系对学习者偏好的辅助语产生一定影响，不过依然是以“提供理由”为主，其他形式出现频率偏低；但是他们在交谈对象身份和社会距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知道借助不同辅助语形式的来达成请求言语行为目的的实现。不同任务强加程度下学习者并不善于通过缓解语的调整实施请求。不同水平学习者之间在辅助语使用方面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三、对比研究结果表明：1）学习者在招呼语使用的数量上与本族语者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使用引起注意词语的数量在四级组、六级组和本族语者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三者之间在数量上呈现递减；称呼语使用的数量在学习者内部没有差异，但是与本族语者相比存在显著性差异。在称呼语种类的使用上，学习者和本族语者之间几乎找不到共同之处。2）在中心言语行为的三大策略——直接策略、规约类间接策略和暗示上，学习者与本族语者之间均没有显著性差异，三组研究对象使用间接策略达到80%以上。就其中的间接询问策略而言，三组虽均偏好能力类情态序列，但是在其他三类——允许类、意愿类和可能性的偏好顺序上有所不同；两组学习者在能力类和可能性间接询问策略的使用上接近本族语者的水平，在允许类上四级组与本族语者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情愿类上四级组和其他两组（即六级组和本族语组）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句法上，学习者在能力类和允许类情态序列的使用与本族语者接近，在情愿类和可能性上本族语者语料中出现一些学习者没有使用的句型，这些句型大都更加委婉、礼貌，给对方留下更大的选择余地；另外本族语语料中出现了大量的独特动词，相比较而言，学习者使用的动词非常单一。3）修饰语的对比从内部修饰语和外部修饰语两个方面展开。内部修饰语方面，本族语语料中出现了句法缓解表达，而学习者语料中只出现词汇缓解语，学习者一共使用五类词汇缓解语，本族语语料中没有出现恳求语；就词汇缓解语而言，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在数量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在偏好的顺序上略有不同，除了三组调查对象均大量使用礼貌标记语“please”之外，本族语者偏好“低调陈述”，而学习者则喜欢“主观表达”。外部修饰语方面，学习者和本族语者语料中均出现五类，除了在偏好顺序上略有不同之外，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在外部修饰语使用的数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六级组大量使用“提供理由”来达成请求的实施，与本族语者之间差异显著。另外，本族语语料中出现了低调陈述语“a bit”。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和Kasper&Rose（2002：140）的语用习得五阶段论，本论文认为我国在校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语用习得大致处于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即变通惯用法阶段(主要使用规约类间接表达)和语用拓展阶段（出现复杂句型，开始使用修饰语）。在分析语料和解释现象的过程中，本文在理论上做了两个尝试：用“标记—偏误假设”解释学习者语法错误的发生的条件；提出外语学习者社会语用知识结构三分图剖析学习者称呼语使用中母语负迁移发生的原因。对于中国英语学习者大学阶段在实施请求过程中偏离本族语者表达的现状，本文从五个角度（可获得的语用输入、课堂教学的影响、学习者的语言水平、目的语国家的生活经历和母语迁移）中选取语用输入和母语迁移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目的是帮助学习者克服母语负迁移的消极影响，合理利用已有的语言资源，同时加强有效的语用输入，着眼于新的知识体系的建构。
梁云菲[10]2012年在《英汉科技论文摘要模糊限制语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科技论文摘要，作为人们了解学术论文的窗口，其客观准确的概述能够帮助读者迅速了解论文的主要内容，并且成为科研人员掌握最新学术动态，向同行展示研究成果的重要工具。近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对学术论文摘要的研究，包括对摘要写作的学术规范提出要求，运用体裁分析理论描写某领域论文摘要的语言特点和结构特点，以及运用对比语言学理论进行跨语言的对比研究等。但是，基于语料库的中英文摘要的对比研究还不多见，学科范围涉及十二个理科学科的科技期刊学术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对比分析更是微乎其微。本文基于对比语言学和体裁分析理论，从语用、语法和语义三个角度研究了中英文科技期刊摘要四语步中的模糊限制语使用的共性和差异，并从英汉族文化和思维特征角度对其进行阐释，以增强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科技论文摘要写作中运用模糊限制语的意识，提高科技论文摘要传播科技成果的有效性。同时，为科技论文摘要英汉两种语言的翻译和二语教学提供一定的借鉴。本论文共分五章，各章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是绪论，综合介绍了模糊语言学、英汉模糊限制语、英汉科技论文中模糊限制语研究概况。前人关于科技文中模糊限制语的研究侧重于英语模糊限制语的语义、语用特点分析，忽视了对汉语科技文中模糊限制语使用特点的研究，尤其是对英汉科技论文摘要中的模糊限制语对比研究更是寥寥无几。第二章是研究设计，分别介绍了本研究的理论依据（包括体裁分析理论和对比修辞学理论）、语料库的建立和模糊限制语词表的建立情况。本研究所基于的英汉科技论文摘要语料库，均来自国家科技文献中心提供的科技类核心期刊，以保证语料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依据Swales的语步理论对语料库进行四个语步（move）划分。在Ken Hyland等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补充完善了英汉模糊限制语词表。第三章是英汉模糊限制语的语用类型对比分析。我们采用普林斯的语用类型理论对英汉模糊限制语的语用类型加以标注，应用程序软件统计出英汉各种语用类型的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以观察其使用特点。结果表明，英语科技文摘要中的模糊限制语较倾向于直接缓和型，而汉语科技文摘要中的模糊限制语则倾向于间接缓和型。第四章是英汉模糊限制语的语法类型对比分析。本章依据英汉语法理论标注出英汉模糊限制语的语法类型，应用程序软件统计出英汉各种语法类型的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并总结其使用特点。结果显示，英语科技文摘要中的模糊限制语倾向于名词、形容词及情态动词，而汉语科技文摘要中的模糊限制语倾向于动词、副词及能愿动词。第五章是英汉模糊限制语的语义类型对比分析。本章依据陈林华和李福印（1994）模糊限制语的语义类型理论标注出英汉模糊限制语的语义类型，应用程序软件统计出英汉各种语义类型的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并总结其使用特点。结果表明，英语科技文摘要中的模糊限制语倾向于质量型，而汉语中的模糊限制语则倾向于方式准则型。研究结果表明，中英文科技期刊论文摘要中的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情况有同更有异。相比较而言，英文摘要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更加自觉、更加丰富、也更加有效。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英汉科技论文摘要写作者的体裁意识、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语言特色各不相同。首先，英语本族语使用者有较强的语步意识，摘要语篇相对完整，所以其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也较为频繁。其次，英语科技论文写作者比汉语科技写作者更强调学术研究成果阐述的客观性、易接受性和态度的婉转性。再次，英语本族语使用者倾向于分析性、直线型的思维模式，而汉语本族语使用者由于其整体性、螺旋型的思维模式，所以在模糊限制语的语用和语义类型的选择上，英语模糊限制语分别倾向于直接缓和型和质量型，汉语模糊限制语则分别倾向于间接缓和型和方式准则型。最后，英语属于名词优越型语言，汉语属于动词优越型语言，所以在模糊限制语的分布上，英语的模糊限制语中的名词、形容词、情态动词出现频率较高，汉语的模糊限制语中的动词、副词、能愿动词的出现频率较高。
参考文献：
[1]. 汉语间接表达的主要类型和手段研究[D]. 杜新天.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2000
[2]. 汉语和越南语“反驳”言语行为研究[D]. 阮氏中秋（Nguyen, Thi, Trung, Thu）.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3]. 汉语后悔言语行为的会话分析及其对外汉语教学[D]. 马良言.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4]. 现代汉语间接否定类固化应答语研究[D]. 程祥诗（Trinh, Thi, Tuong, Thi）. 上海师范大学. 2018
[5]. 汉语口语交际中异议表达的语用学研究[D]. 李静. 暨南大学. 2005
[6]. 俄汉语间接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D]. 许艳欣. 吉林大学. 2006
[7]. 英语情感强化副词的认知语义研究[D]. 刘芬.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8]. 汉语和越南语“建议”言语行为研究[D]. 阮翠娥（Nguyen, Thuy, Nga）.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9]. 中国英语学习者请求言语行为的语用研究[D]. 刘陈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10]. 英汉科技论文摘要模糊限制语对比研究[D]. 梁云菲. 鲁东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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