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边缘”视角下的民族节日展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展演论文,边缘论文,节日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612.4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16)01-0075-09 2008年，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区改制为马蹄藏族乡，同年举办了第一届“马蹄藏族乡民族文化艺术节”。民族文化艺术节吸收民间传统节日“祭鄂博”，并加入歌舞节目及民族运动会，杂糅成一个官方主导下的民族节日。民族文化艺术节的举办时间为农历六月十三到农历六月十五，持续三天，主要流程为：民族文化艺术节暨民族运动会开幕式、文艺演出①、民族传统运动会、民歌大赛、民族服饰比赛、篝火晚会、赛马、颁奖典礼暨闭幕式、晒佛和祭鄂博。此外，这三天马蹄寺景区还举办传统工艺品、旅游纪念品、祁连奇石、根雕展览。 这并不是马蹄地区第一次通过举办活动来自我宣传。1990年肃南县决定开放马蹄寺，次年张掖地委、行署主要领导及其旅游开发工作组对马蹄寺进行考察后，决定举办“金张掖马蹄寺旅游观光节”。1992年观光节正式举办，共举办了十届，主要活动内容和现在的民族文化艺术节无太大出入，亦囊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大型民族歌舞表演、宗教佛事活动——祭鄂博。 类似马蹄藏族乡民族文化艺术节这种形式的节庆在少数民族地区比比皆是，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然而学界在进行民族节庆分析时多集中在对官方运作的单方面考察，忽视从多视角考察参与节庆的不同角色行动话语及各角色之间的互动[1]。本文尝试从“中心—边缘”的视角对马蹄藏族民族文化艺术节进行多角度分析，考察参与节日的多方力量——国家、地方政府及其民间力量在互动中如何进行协商与自我表达，以实现自身的诉求。 一、“中心—边缘”视角 “中心—边缘”的视角源自研究世界体系的依赖理论，后渐渐引入地区研究。在中国，“中心—边缘”的视角主要运用在华南地区，形成一个研究方法论——华南研究。麻国庆主张从儒家文化和社会结构层面对“中心”和“周边”②进行研究。过去中国的史学、人类学，通常习惯从“中心”来看“周边”，往往带有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为了避免这些偏见，人类学的研究不光要从“中心”看“周边”，“更应该强调从周边来看汉族的社会与文化”[2]。尔后谭同学指出麻国庆提出这个方法论侧重社会文化及其族群层面，忽略了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同时也是人类学关注的重点——的考量。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加入有利于对现代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而不是仅囿于从史学范畴的“周边”看“中心”。也就是说，“中心—边缘”的分析框架可以从三个分析层面进行分析：文化、社会结构层面，政治权力层面与经济发展层面。该研究方法对“中心”和“边缘”有深刻的理解：“中心”与“边缘”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是这个分析框架的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首要的特点。两极之间是流动的，既不存在永恒的“中心”，也不存在永远的“边缘”，二者随着时空、情境的变换会发生转化。随着视野范围的扩大，以及分析层面的不同而出现“中心”与“边缘”的转换，甚至出现谭同学所提出的华南地区“周边中有中心，中心中有周边”的复杂交错的特点[3]。 华南研究集中于汉族社会中的宗族与族群互动研究，因而从“周边”看“中心”是“从汉人社会周边、与汉民接触和互动的‘他者’的观点，来审视汉民族的社会与文化”[2]，也就是说这种研究方法是从少数民族的观点来审视“中心”的汉文化。事实上，不论是“从中心看边缘”还是“从边缘看中心”，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中心”社会(汉族社会)的观照与研究。尽管华南研究对汉族社会的研究理论意义极大，甚至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研究具有深远理论指导意义。但笔者认为，在研究少数民族时不能照本宣科。在研究少数民族群体时，重点不在于应该从哪一极看哪一极，而应关注“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与对话，探讨“中心”如何影响“边缘”，同时“边缘”又是如何回应“中心”对其的建构，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表达自身的诉求。透过“中心—边缘”的研究框架，既可以探讨“中心”与“边缘”在不同时空、情境的转化，还可以多角度地展现国家话语、地方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多方诉求，展现一个被“边缘化”又积极“中心化”的“边缘”。本文虽然借用了“中心”和“边缘”的概念，但主要探讨的是“中心”与“边缘”相互之间的关系。 从文化、社会结构层面来看，马蹄藏族乡在文化上处于边缘地带。马蹄藏族乡东靠民乐县永固、南丰两乡，西隔黑河与康乐乡相望，南与青海省祁连县为邻，北和民乐县、甘州区部分乡镇接壤。在文化地理上，它属于汉文化与藏文化两个文化系统的交接过渡地带。同时，马蹄藏族乡以藏族为主，弘扬的藏族文化，相对于周边与其他地方的汉族而言，若以汉文化为丈量尺度则为边缘社会，同时它远离藏文化腹地，处于藏文化的边缘。从政治角度而言，由于远离各级政治的中心——北京、省城兰州以及张掖市，它在政治、权力上处于“边缘”位置。从经济贸易的角度而言，马蹄藏族乡囿于人口密度低，单位购买力低，地理上偏于祁连山一隅——增加了长途运输的成本等因素，并未发展起初级集市，多依赖于周边的初级集市或层级更高的张掖市的集市，处于中心集市辐射区的边缘。 随着马蹄藏族乡旅游业的发展，它的文化“边缘”身份在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酵下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旅游业的长足发展需要“边缘化”民族村落，凸显奇风异俗来满足游客的好奇心[4]。在民族文化艺术节的语境下，马蹄藏族乡不知不觉与周边其他的汉族乡村出现了空间和社会距离。马蹄藏族乡逐渐成为一个理想的、吸引游客、充满异族情调的现代中国的装饰性“边缘”。 二、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诉求与国家话语 “中心”和“边缘”在对话的过程中历来存在不平等现象，中心拥有支配边缘的权力。国家通过意识形态话语来影响地方的民族旅游节庆，具体操作层面则由国家的代理人(agency)——地方政府和旅游公司负责，“通过地方化的政府政策和草根层面的商业管理来展现和制造民族文化。”[5]权力资源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源，因而权力资源的掌控权决定了民族旅游节庆中谁具备展示民族文化的权力，以及如何进行节庆叙事和民族展演的安排。 乡政府在马蹄藏族乡民族文化艺术节中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每届民族文化艺术节前夕，马蹄乡政府会下发“红头文件”，以政府工作文件的形式确定民族艺术节举办时间、地点、流程与相关项目负责人。在艺术节暨民族运动会开幕式时，会场设有象征着政府权威的主席台，参与者的主体——村民，在政府人员的呼吁、组织下按片区列队进入会场接受与会领导的检阅。此外乡政府领导还要进行官方的开幕式讲话。村民们以接受检阅与聆听领导讲话的行为来认可地方政府对节庆的安排，确立乡政府在民族艺术节中的权威地位。 正如美国民俗学者丽莎·加贝特(Lisa Gabbert)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组成的内容及其排列顺序对于理解游演极其重要[6]。如果把把节庆看成一个活着的文本，活动如何组织与展现，便是该节庆的语言与逻辑，与此同时，也透露了活动主办方的主观意愿及其理想化的文化表达。马蹄乡政府和旅游公司所设计安排的民族艺术节的流程表达了它们自身的经济、政治诉求。 民族艺术节的设计无疑体现了地方政府与旅游公司发展旅游业、促进经济发展的诉求。这在节庆的舞台设计与文本中十分直白。自第七届开始民族艺术节更名为“民族文化旅游艺术节暨传统体育运动会”，清晰地表达、突出了节庆促进旅游业发展的目的；朵乡长的发言中也多次表示希望民族艺术节可以为马蹄藏族乡的旅游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在舞台背景的设计上，乡政府也极力通过文字将民族文化艺术节纳入马蹄寺旅游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表演节目的舞台背景上有两行小字展现着乡政府在旅游话语下对民族文化艺术节的诠释：“赛马拔棍民族体育激情四射，歌舞服饰艺术表演魅力无限；晒佛祭鄂博仪式古老神秘，篝火晚会千人锅庄舞热闹非凡”。这两行小字的措辞刻意渲染民族艺术节的热闹与魅力，突出宗教仪式的神秘与古老，显然是瞄准了旅游者“猎奇”心理的宣传词。 民族艺术节不仅仅是以旅游业发展为驱动力的消费主义至上的民族旅游节日，还有当地政府政治层面的表达。政治与经济总是密不可分的，政治诉求中通常包裹着经济目的。这里将政治诉求与经济目的割裂进行论述是为了在权力网络中尝试对民族艺术节进行另一个角度的分析。布迪厄认为，文化从来不是单纯的文化，文化是政治性的。在官方凝视下的民族文化艺术节必然夹裹着政治目的，投射着国家意识与地方政府的政治目的。 (一)“理想化”藏乡形象的建构 马蹄乡的人口为汉、藏对半开：藏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8.9％，汉族约占总人口的48.07％③。生活在马蹄乡的藏族长期与汉族交往、互动融合，呈现传统藏族文化式微的趋势。 “如何展现马蹄藏族乡的风采”是马蹄藏族乡自2008年成立以来的一个当务之急。在旅游业的刺激下，如何建构一个理想化的、受到旅游者青睐的藏族旅游胜地，成了当地政府与旅游公司的重中之重。通常可以通过空间和社会距离来构建一个理想的旅游胜地，最直观、便宜的策略就是对旅游目的地的外观的改造。除了游客凝视下的景观变化，舞台化呈现的表演者主体——村民也是旅游目的地外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当地政府力图在民族文化艺术节的设计中建构、展现藏族的少数民族形象。 民歌大赛的设立为展示一个“说藏语的”藏族形象提供了契机。“说藏语”这个词冠在“藏族”的前面作为修饰词，看似不合理，但对于马蹄藏族乡的藏族而言这并非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处于汉、藏文化过渡带的马蹄藏族乡村民现在会说藏语的人寥寥可数。民歌大赛在宣传了本地的藏族文化的同时也通过藏语歌曲呈现，塑造了一个“合格”藏族的形象。2013年的民歌大赛总共有11位参赛选手，他们不论汉族、藏族均着藏袍表演。藏语演唱的选手一共有六人，其中四位唱原生态民歌。剩余五位选手的选曲虽为汉语歌曲，但主题无一例外紧贴藏族元素(表1)。该年民歌大赛的前三名分别是4号AYM、10号AYZ和11号PQ，前两名选手皆为原生态歌手。 原生态民歌是马蹄藏族的传统民歌，曲调多古朴、悠扬，深受马蹄人民的喜爱。在笔者做调查期间，他们多次自豪地向笔者推荐几位唱原生态民歌的老人。作为马蹄藏族文化的特色之一，原生态民歌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受马蹄乡政府资助的“马蹄藏族文化保护协会”于2010年8月走村串户搜集该区的藏族原生态民歌，并拟通过翻译、刻录光盘等手段来挽救与保存岌岌可危的原生态民歌。 显然，作为一个业余的、娱乐导向的民歌比赛，演唱技巧并不是最重要的，评委们皆为马蹄藏族乡政府的领导干部，他们本身并不全都具备专业的歌唱素养。在演唱技术达到一定水平(悦耳)的情况下，选手拥有的藏族文化工具越丰富、级别越高，他所取得的成绩越好。参赛细则中并未明文规定参赛选手必须选唱藏语歌曲。显然，如果说“选曲主题与藏族相关”与“身着藏族服饰”是民歌比赛的基本要求，那么“藏语”则是比赛评比中的进阶加分项，而原生态则是级别较之更高的加分元素了。在民歌比赛中，藏语歌曲比汉语歌曲评价更高，而原生态民歌由于体现了本地藏族文化的精髓，符合人们对“纯正”藏族的想象，因而获得的评价最高。民歌比赛的结果虽然看似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但细细深究由乡政府官员所评选出来的结果，原生态民歌获得好评说明当地政府更倾向通过嘉奖来凸显当地藏族文化特色的藏族形象——会说藏语、穿藏族服饰、传承本土传统文化的集合形象。
民族服饰是最直观的文化标志，容易吸引游客的目光、呈现异域风情的身体外观。其呈现成本也相对低廉，比起从文化内核进行文化传承，身着一套藏袍远比学说藏语更为容易。为了多层次、多角度地塑造愈发鲜明的少数民族形象，在马蹄藏族乡下发的关于民族文化艺术节的“红头文件”中规定：“凡参加节会的民族干部群众以及参赛(指赛马)人员必须身着民族服装”⑤。据笔者观察，三天节日中，绝大部分群众与赛马参赛人员都未着民族服装。但这并非意味着马蹄乡政府不能呈现一个身着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形象。举办民族服饰大赛确保在聚焦他者凝视的舞台上展演着透露文化信息与民族身份的民族服饰。服饰比赛评分标准如下：服饰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4分，做工精细、真材实料2分，造型独特、配套完整2分，展示自然大方2分⑥。在官方引导下的文化展演，体现的是当地政府的利益诉求——用成本最低、最直观的方法展示身体化的民族乡的形象。 民族文化艺术节就像一个无形的民族文化展馆，地方政府与旅游公司根据自己的需求设计文化展览路线，从传统的民族文化资源中挑选直观、吸引眼球的装饰性的文化事项放在橱窗中进行文化展览。在马蹄藏族乡民族文化艺术节的语境下，当地政府所展示的是一个操着藏语、能歌善舞、穿着鲜艳的藏袍、手持洁白哈达、热情豪放的马背上的民族形象。地方文化在商业化的刺激下，由地方政府和旅游公司支配与引导，进行民族形象与地方文化的再建构，使之对资本和消费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二)国家话语的渗透与体现 官方引导下的民俗节庆是国家意识渗透进入“边缘”社会的最佳渠道。在官方的凝视下，民族文化艺术节无处不显现着国家在场的景象。国家像一只无形的手，装扮着整个公共空间，将抽象的“国家意识”透过会场内的横幅标语、舞台上的表演者的舞姿与地方政府领导的讲话具象化。 民族文化艺术节的舞台傍着卧龙山，面朝着一片天然的草场。舞台布置简陋却在不经意间透露出国家在场：乡政府所拉的横幅多紧扣着围绕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和谐”“稳定”，例如“落实八项规定，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创建平安马蹄，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稳定大局”等。这些横幅标语紧扣国家话语与主旋律，政治化了民族艺术节的公共空间。 国家的话语还通过马蹄乡政府的“发言人”传达给村民们。在2013年民族文化艺术节的开幕式上，朵乡长多次提到“民族团结”“和谐发展”“党的领导”等关键字眼。比如，乡政府对民族文化艺术节的定位是“促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促进马蹄民族发展、社会和谐、文化发展的盛会”，“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光辉成就，展示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的崭新形象”⑦。民族艺术节开幕式中，主持人对民族服饰方阵的解释词为“今天各民族身着靓丽的服饰组成气势恢宏的方阵，向我们展示民族服饰魅力的同时，也象征着各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昂首阔步、意气风发地一起迈向新的历史时期”⑧。 村民们在观看舞台上由肃南县文工团以及马蹄寺演艺厅所带来的演出，为这些表演鼓掌，通过娱乐节目感受到了“中心”与“边缘”、“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距离。地方政府，民族文化节的组织者与表演的评判者，像国家的“喉舌”一样，传达、散播着国家的话语。在“中心”与“边缘”的对话过程中表达对“中心”的认可。 (三)基于社区整合的国家想象 地方政府利用民族文化艺术节这个公共意义空间，传达国家政策与话语，与此同时透过民族文化艺术节的流程设置与节庆空间的布置来达到整合社区的目的，并以此为起点塑造国家想象、乃至表达国家认同。 卧龙山的鄂博叫“格萨尔嘉吾拉才”，“鄂博”是“山神”裕固语的汉音译。山神，又被视为战神，在藏语里被称为“域拉奚达”(yul lha gzhi bdag)，是一个地区的保护神，这个地区可大可小，大可以超越村落，小至一个小群体所居住的范围。由于山神是保护神，与地域紧密相连，是地域的象征标识，对鄂博的祭祀可以看做是一种地域认同的表达与整合。 将鄂博命名为不同群体的鄂博，体现了整合地域的大小。“金张掖马蹄寺旅游观光节”是张掖市区域范围内的旅游观光节，参加祭祀鄂博的人除了马蹄区的人外，还有张掖市一些单位的工作人员、皇城、康乐、大河等地的藏族、裕固族参加。在这样的语境下，“格萨尔嘉吾拉才”代表的不仅是肃南县下辖的马蹄区(2004年以前为马蹄区)，还包括肃南县下其他地方的一些藏族人与裕固族人。但自从马蹄藏族乡政府开始着手举办民族艺术节，将祭鄂博纳入节庆范畴后，卧龙山鄂博的象征地域范围缩小至马蹄藏族乡的23个自然村，勾勒的是整个马蹄藏族乡的地域版图。 卧龙山上共有二十三根鄂博杆子，每根代表着一个自然村。鄂博祭祀的仪式语言清晰地表述了这种地域整合的象征意义。祭祀鄂博的人先在煨桑台煨桑、磕头完毕后，再爬上山坡去寻找属于自己村子的鄂博杆子，挂上准备好的经幡。挂经幡是个人与社区紧密相连的一种隐喻：通过将自己的经幡系到象征着所属村落的鄂博杆子，是对自己属于村子成员的一种认同，感知自己是集体中一分子；所有的鄂博杆子都通过杆子与杆子之间的经幡串联成一线，隐喻着各个村子之间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地域联结的表达。在官方的引导下，祭鄂博这个原本属于民间宗教范畴的节日，在无意中将个人与整个马蹄藏族乡透过经幡之间的小小结扣紧紧地连在一起。二十三根象征二十三个行政村的鄂博杆子与一根总鄂博杆子透露着官方对地域的构建与整合，传达了民族团结、地域一致的信息。 地方政府借助民族文化艺术节这个空间表达对国家话语的认同。罗伯特·福斯特(Robert Foster)指出民族国家是由物化(objectification)过程缔造的，“集体表征”如舞蹈、国旗、食物等复制着国家的观念本身。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通过“集体表征”来使之具象化[7]。在马蹄藏族乡的民族文化艺术节中，地方政府通过领导者的发言、横幅、舞蹈以及服饰展演向人们展现物化的“国家”的概念。经过这种方式，将马蹄藏族乡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表达国家认同，融入国家的权力体系，在国家这个庞大的体系下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是马蹄人民想象国家的一个基点，在构建社区的同时，也满足了对国家的想象。祭鄂博将马蹄藏族乡的各个村落与居于其中的村民进行整合，使村民与马蹄藏族乡联系在一起。 “中心”与“边缘”之间不对等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中心的意识形态话语和边缘的族群话语”[8]两个层面。在国家与地方政府这组“中心—边缘”关系中，“中心”的意识形态话语渗入节庆，通过国家的代理人——地方政府传达至边缘族群，积极塑造“中心”想象中的“理想化”的藏乡形象，利用地域整合来进行国家想象。 三、官方凝视下的民间实践与表达 在马蹄藏族乡的民族文化艺术节中，一方面，国家话语透过地方政府，与旅游公司合谋，安排马蹄藏族乡的民族文化展示；但另一方面，作为“边缘”的马蹄乡村民在面对“中心”的压力时，具有其独立表达的一面。族群的自我发展意识驱动他们“设置官方与民间对话的语境和互惠的模式”[9]，在与国家权力的协商下完成自我展演，表达着他们对自己民族身份的理解。 “中心”往往将“边缘”地区简单地描绘为永恒、静止的形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边缘地区完全受“中心”支配。事实上，“边缘”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反思能力、实践理性、文化图式以及别样历史的文化主体”[10]。“边缘”在权力网络中，善于利用来自多方的力量发展它自身的独特特质[5]，塑造自己的边缘形象，在满足“中心”对边缘的想象的同时，通过角色行动话语来进行展演与表达。民间并非被动、消极地接受政府关于旅游节庆的安排，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以猎奇主义和萦绕着他们的原始气息为文化资源，善于操控他们文化身份[11]。显然，族群并不是旅游节庆的被动承受者。 (一)“前台”的民族身份展演⑨ 本·希尔曼(Ben Hillman)认为“(将)政府组织的节日理解为仅呈现官方所理解的民族”这种观点，忽视了少数民族有通过节日来表达他们认同的主观意识[12]。民族旅游为认同的展现提供了最便捷途径[13]。不同于地方政府的经济政治诉求，当地人可以自主展演自己对本民族的自豪，表达与确定他们的认同。 正如前面所言，民族服饰是展示民族身份的最直观的方式，乡政府举办的民族服饰比赛除体现官方意图外，也是村民们展示他们民族身份的平台。舞台上展示的民族服饰比当地人的传统藏袍更为鲜艳，为了追求款式精美，多为在外地购买的藏袍，但也有一些人为了展示本地藏族文化，在装饰的物品中加入本土传统元素。L阿姨告诉笔者，她腰中所系的绸缎绣花装饰的钱袋子为自己亲手缝制，她的“扎花”(绣花)手艺传自她的母亲。和她一起走秀的小孙女身上的拉萨服饰、头饰也是她量身缝制的。藏族服饰在民族节庆中是藏族、汉族边界区分的标志物。正如L阿姨对笔者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个民族(藏族)就是啥都是宽得长长的，颜色鲜艳的，不像你们(汉族)，颜色素素的。”在他们看来，参加民族服饰比赛除了娱乐外，还可以将藏族的传统文化传播下去，否则“都撂完了”⑩。长期与汉族人高密度、高频次的交流与互动，当地的传统藏族文化式微，当地人也意识到了这个文化危机，他们寄希望民族服饰比赛可以帮助当地人了解藏族文化，并促进藏族文化的传承。对他们而言，穿哪个地方的藏袍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即使头戴安多藏区的狐狸皮帽子、身穿西宁购置的藏袍，脚上穿着现代化的皮鞋，腰上挂着自己自制的钱袋——只要身上穿的是具备藏族传统元素的服饰，就是他们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诠释及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 “祭鄂博”在过去是藏族的传统宗教活动，自马蹄藏族乡将之纳入民族文化艺术节后，祭鄂博从藏族、裕固族的民族活动扩大成了整个地域共享的盛会。境内的汉族约占马蹄乡人口一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村落为单位参与一年一度的祭鄂博活动。在笔者的调查中，汉族人都认为该活动是属于藏族的传统活动，然而这并不妨碍汉族人的参与，因为他们之中流传着“苏武牧羊”的传说——这为自己参与藏族的活动提供合理的解释，合理化了自己身处藏族乡的身份。药草村的A叔叔说祭鄂博是为了“纪念苏武牧羊，苏武牧羊过去不是困在北国嘛，困在北国以后，他想家，望着我们国家回不来，没有办法。他的鄂博就是天天捡这个石头，往高里垒，站上去看一下，然后再往南走。所以慢慢就垒的越来越高了，为了纪念苏武牧羊，所以后来人就祭鄂博，也是纪念祖先的意思”(11)。在当地的汉族人看来，祭鄂博与藏族流传的山神没有关系，而是对汉朝时期为匈奴人放羊的苏武的纪念，同时也是一种祖先崇拜。在汉族的诠释下，祭祀山神的节日摇身一变，成了汉族的纪念祖先的节日。正是通过这种重新诠释，马蹄藏族乡的汉族在参加祭鄂博的活动中，既以“参与”这个行动表达了对藏族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亦确认与强调了生活在藏族乡的汉族身份。 (二)“后台”的现代化表达及群体内部差异性 考察旅游业发展下的民间力量在节庆中的诉求时，不能忽视“前台”与“后台”的差异。前台的表演只是在旅游者观察及政府、媒体掌控下展示的复杂生活层面中的一部分[14]。村民们会根据不同的情景与场合来呈现不同的民族文化。在台上，他们在官方凝视下展示自己的传统服饰和原生态民歌，塑造自己边缘化的、远离现代的少数民族形象，然而在台下，他们则更愿意表现自己“现代化”的一面。 对于马蹄藏族乡的很多藏族而言，被卷入现代化浪潮中的民族服饰，失去了其作为日常衣饰的功能，成为了他们的“礼服”——只出现在特殊节日和特定场合，比如祭鄂博等宗教活动或结婚等重大人生礼仪中。民族艺术节为这种公开展示自己的民族身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渠道，一些牧民穿上自己最好的民族服装，以身体展示自己的民族身份。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穿民族服饰。参照笔者前后两次参加民族文化艺术节的经验来看，剔去参加民族服饰比赛、民歌大赛、表演节目的人外，节庆中藏族穿藏袍的人寥寥无几。即使官方曾经要求赛马参赛人员应着民族服饰，也仅有两个人在第一天的入场式中穿藏袍，到正式比赛时，大家无一例外身着平日的衣服。藏袍是藏族的传统服饰，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藏袍其实是一种给生活带来不便利的服饰。马蹄村的很多村民在家中都备有藏袍，但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一般都不穿。DG告诉笔者他即使在祭鄂博、民族文化艺术节的时候也不爱穿藏袍，因为藏袍“绊绊索索个带子在这个地方，穿不习惯”(12)。 在从事旅游业的过程中，马蹄村村民经常接触来自青海等其他藏区的藏族游客。在他们看来，青海等藏族的牧民与他们本地的藏族在衣着、服饰、语言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前者对藏族文化的保留更为完整。然而他们并没有因为他们本地藏族文化式微而感到自卑，甚至很自豪地告诉笔者这种差异是旅游带来的。因为马蹄“是旅游的地方，什么东西都跟上时代了，他们那个地方(泛指青海等藏区)不行”(13)。生活在马蹄村的村民们受惠于旅游业，生活水平日渐提高。西方学者希迪尼·怀特(Sydney D.White)认为，受到国家话语的影响，当地人潜移默化接受了国家用“等级”(hierarchy)的话语来区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观念——少数民族意味着落后，而汉族意味着现代化[15]。藏袍和他们现在的日常服饰构成了一个“传统/现代”的对比关系，藏袍象征着传统，而他们现在的衣着则与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一部分藏族人希望借助民族文化艺术节来彰显自己的藏族身份，还是有很多藏族人并不愿意凸显自己身上的民族特色，对于他们而言，如何呈现自己的“现代化”特质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民族文化艺术节不仅是一个文化、政治大舞台，它还是一个经济平台。对于马蹄藏族乡的个体经营户而言这是一个商业契机。在民族艺术节的第一天，马蹄藏族乡及其附近的商户在卧龙山赛马场附近用帐篷支起了一个个临时小卖部，到第三天祭鄂博时，集市气氛达到最高潮。临时集市的规模逐年扩大，从2013年的十四户增至2014年的三十一户，商户数翻了一番，此外经营的类别也越来越丰富。2013年商户经营的种类以零食为主，兼几家卖衣服、电子产品、太阳能和坐垫的小摊；而2014年，除了上述类别外，还有贩售茶叶、吸水毛巾、纪念怀表、玩具、床上用品、酒水，甚至还有牙医摆摊补牙。当然，这些商户里并非全是马蹄藏族乡的村民，以2014年为例，三十一户中，有十一户为本地居民。马蹄乡的生意人受经济利益驱动，忙于经营，鲜少参加祭鄂博、晒佛这些重要的宗教活动。与他们有相同处境的是景区经营纪念品的商户们与拉马的村民们，药草村的N大姐说“这个时候(民族艺术节)是人最多的时候，祭鄂博我们都参加不了”(14)。与普通的村民相较，在市场经济与现代化浪潮中沉浮的个体经营户与从事旅游业服务的村民们的眼中，民族文化艺术节是一个一年一度的重要商业机遇。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其文化、宗教意义的面向遭到削弱，这一部分村民们充分利用国家凝视下的当地政府组织的旅游节庆来提高家庭收入，提升生活质量。这无疑呈现了他们积极融入市场经济、“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在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化”的群众主体并未耽于“中心”对“边缘”的想象中，而是在利用和操弄本土的文化资源来展现“舞台上”的民族形象。然而在实践范畴中，马蹄藏族乡的村民不是一个均质、统一的群体，而是存在极大的内部差异。这种差异性既体现在台上藏、汉两个民族之间民族形象展示的差异，还反映在“前台”与“后台”的行为实践的差异中。在“台下”马蹄藏族乡的村民更愿意展现他们接近“中心”的一面，即现代化的一面。 “前台”与“后台”的行为实践差异与马蹄藏族乡的旅游发展水平程度有密切关系。埃里克·科恩(Erick Cohen)认为在旅游业发展的初期很容易出现与日常生活割裂的“旅游圈”及我们所谓的“前台”与“后台”的差异，一旦当地的旅游业发展成熟后，“旅游目的地的族群成为代理人，逐渐形成‘旅游文化’”[16]，旅游圈会逐渐消失，“前台”与“后台”之间的界限亦将逐渐消失。 在地方政府与民间的“中心—边缘”关系中，民间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认可、积极响应地方政府的话语，比如展示“舞台化”的民族形象，然而民间在“台下”却力图展示边缘族群的话语：马蹄藏族乡的大部分村民更愿意展示自己“现代化”，即接近“中心”的一面。在过去的研究中，通常将民间视为一个分析范畴的概念，但如若细察民间群体的行为实践，则不难发现，民间群体中的个体在面对被“边缘化”时的态度都不一样，这种差异除了体现在“前台”与“后台”之间，还体现在汉、藏民族对祭鄂博的不同理解之间。 四、结论 “中心—边缘”的分析框架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其不足性：不论是从“边缘”看“中心”，还是从“中心”看周边社会，终究都难逃脱对“中心”立场的反映，忽视“边缘”社会在“中心”施加影响的情况下的自主性。有的学者主张应该用其他概念来代替“中心—边缘”框架，以绕开“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对立关系，防止“边缘”的主动性被消解。然而，笔者认为只要学术界还使用“中心”与“边缘”这两个术语，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必然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中心—边缘”的框架问题不在于凸显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而是对“边缘”社会主体性的忽略。因而如果我们能将研究重点放置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中，“中心—边缘”的分析架构仍然可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与前景。 收稿日期：2015-04-15 注释： ①“文艺演出”一般有两场，一场安排在第一天上午，另一场则在第二天下午颁奖典礼前举行。文艺演出的表演主体不确定，2013年分别由肃南县民族歌舞团与马蹄文化旅游公司艺术团带来，但2014年文艺演出则由马蹄藏族乡的村民及其马蹄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呈现。 ②在笔者的理解下，“周边”与“边缘”是两个等同的概念，故在行文中两个词相互通用。 ③数据来源于笔者2013年田野调查从当地派出所获取的人口资料。 ④根据笔者2013年7月20日的田野调查的资料所整理。为了保护调查对象的隐私，文中所有涉及人物的名字皆以代号替代。 ⑤来自笔者2013年7月的田野调查资料。 ⑥来自笔者2014年7月9号的田野调查。 ⑦摘自2013年马蹄藏族乡乡长在“第六届马蹄藏族乡民族艺术节”开幕式上的讲话。 ⑧摘自笔者2013年7月的田野调查日志。 ⑨马蹄藏族乡居住着六个民族，其中以汉、藏两个民族为主，其余的四个民族由于人口比例极小无法构成研究群体，故在本文中不予以探讨。 ⑩访谈对象：L阿姨，藏族；访谈地点：马蹄藏族乡卧龙山；访谈时间：2014年7月9日。 (11)访谈对象：A叔叔，汉族；访谈地点：马蹄寺旅游景点；访谈时间：2013年7月12日。 (12)访谈对象：DG，藏族；访谈地点：DG家；访谈时间：2013年7月12日。 (13)访谈对象：ZXP，藏族；访谈地点：ZXP家；访谈时间：2013年7月5日。 (14)访谈对象：N大姐，藏族；访谈地点：马蹄寺景区；访谈时间：2014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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