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现时代 研究社会改革开放理论的思路和方法——社会改革开放新论（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社会论文,新论论文,现时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伟大的实践，要求理论的创新，要求建立相对独立的“社会改革开放理论”。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强调“要善于在理论上思考中国革命的实践”，形成“中国革命的逻辑”。今天，我们也应当善于在理论上思考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形成“改革开放的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改革开放观为指导，以社会改革、开放、发展的现实进程为出发点，系统地研究和展开“社会改革开放理论”，乃是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先从总体上谈谈研究社会改革开放理论的思路和方法问题。
关于社会改革开放理论的基本思路
社会改革和社会开放，是人类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发展演进的客观过程、客观规律。人类社会是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是在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状态和走向更加开放的状态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社会历史的过程，也是社会改革开放的过程，是改革开放所推动的进化过程。从共性与个性的联结上研究、说明社会改革开放的内容、形式、过程、规律，乃是社会改革开放理论的基本任务。一般地说，社会改革开放理论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观，是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地说，社会改革开放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开放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所作的理论性创造，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阐述社会改革开放理论的思路，要从社会结构问题开始，进而社会改革、社会开放的内容、过程、规律，最后归结到社会发展问题，归结到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观问题。
改革、开放，是社会结构的调适和变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依据社会生活的现实对社会结构进行再认识，引出新结论，才能科学地说明社会改革开放问题。这里，主要的是社会的生产结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就社会生产力而言，它的基本结构要素是主体性要素（劳动者）、实体性要素（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结合性要素（生产的分工、协作、组织管理）和智力性要素（直接经验的积累和近现代科学技术）。就社会经济结构而言，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社会经济关系（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劳动的交换关系、产品的分配关系），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关系的法律化形式）以及社会经济体制（社会经济的运行与调节机制）。社会的政治结构，也应从社会政治关系（利益关系和交往关系）、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政治体制这三个层面上去把握。从上述社会结构子系统及其内在关系上引出具体的、符合生活现实的结论和方法，方能深刻地说明改革开放问题。对现代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有清醒的认识，从现代化大生产、现代市场经济与所有制以及现代民主政治的对应关系上，去说明现代社会的改革开放，我们就能获得新的理论视角和理论观点。
改革、开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和客观规律。关于社会改革，从横向说，包括改革的实质（改革是社会体制的转型、变革），改革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手段（改革与社会革命、社会改良的区别与联系），改革的主观、客观条件，以及改革的战略格局等问题；从纵向说，则包括古代社会（自然经济社会）、近代社会（商品经济社会）、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社会）改革的方式、途径，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的区别与联系等问题。关于社会开放，它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是：人类社会的封闭和开放状态，封闭型和开放型社会的结构特点；人类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过程；当代世界的开放性质和开放趋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开放的区别与联系；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社会改革与社会开放，二者既相区别，又相一致。在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改革、开放乃是同步的过程。在当今的中国，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也可以视为在改革开放中发展的过程。研究改革开放，要研究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功能并把它提到社会发展观的高度，归结到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观上来。社会发展观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生态平衡（包括环境与资源）三者的协调与同步，贯穿于这三者的主题则是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走改革开放之路。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从社会发展的根本战略上看改革开放，提出和研究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观，这既是改革开放理论的出发点，也是改革开放理论的归宿。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改革开放观
社会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指导。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无疑包含着社会改革开放的内容。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邓小平，对社会的改革、开放问题都作过比较广泛的论述，引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社会革命问题，提出了科学的社会革命论。同时，他们也没有忽略对社会改革、社会改良问题的研究，他们同样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都是不断改革的社会。列宁曾提出革命与改革的区别与联系的问题。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他又提出研究革命和改良的关系在内容与形式上发生新变化的课题，批判了那种企图用革命手段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的片面性观点，强调从革命方法向改良和改良主义的方法的转变。关于社会革命、社会改革、社会改良的区别与联系，他们都作过原则性的论述，我们无疑应当发掘、概括这些理论观点，以作为今天行动的指导。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突出了并明确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范畴，把“社会体制”与“社会制度”相区别，把社会改革界定为社会体制的转型，而社会革命则是指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又从东方社会的特殊情况出发，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新的命题，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战略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同样重视社会开放问题，引出了一系列原则性的结论，尽管他们当时没有使用“开放”这一概念。他们关于社会开放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原始社会）、封闭状态（古代社会）、开放状态（从资本主义开始）的划分；人类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和走向更加开放的状态的历史过程，“狭隘地域性的个人”向“真正世界历史性的个人”的转变过程，从“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再向“自由发展的个性”的转变过程；推动社会和个人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的物质动力和动因（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占有方式的转变）；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开放的社会。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是在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邓小平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开放观，提出了社会开放的基本理论与原则，这就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开放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开放的社会，我们只能在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开放政策是“大开放”的政策，领导我们的国家只能采取“放”的方针。
关于研究社会改革开放理论的方法
研究改革开放理论，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方法。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也是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行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具体说来，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方法论原理：一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一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就社会改革开放理论的研究来说，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是从中国、世界、时代的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总结、概括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和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作出自己的理论性的创造，形成“改革开放的逻辑”，把唯物史观的指导和创新结合起来；坚持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就是既要研究中国社会改革开放规律的“个别”，又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开放规律的“特殊”，还要研究整个人类社会改革开放规律的“一般”，把改革开放作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来把握，而不是局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者局限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层面。
研究改革开放理论，其次要坚持开放的思维方式。开放性，是现代社会的共同特征，是时代的突出特点。同时，开放性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实践源泉和思想理论来源的开放性，它是在总结人类社会各时代、各阶级的实践经验“总和”的基础上，在批判地吸收人类创造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总和”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不带有任何宗派的色彩和阶级的偏见；二是理论体系自身的开放性，它不是包罗万象的“知识总汇”、“百科全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公式，而只是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研究问题的指南，它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更新内容、改变形式。研究改革开放理论，当然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坚持开放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要从全人类发展的高度，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把握社会在改革开放中演进的历史过程和普遍性规律，而不能陷入地域的、历史阶段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要把着眼点放在改革开放的规律和方法的探索上，而不是去拼凑包治百病的“药方”和“终极真理”的封闭僵化的体系。
研究改革开放理论，还要坚持多学科交叉渗透的方法。社会的改革和开放，是一个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领域的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理论问题，必须进行多学科的交叉、渗透的“综合性”研究方能奏效。这也是开放性的研究方法的重要体现。纯粹从哲学、经济学或政治学的领域，进行“单科独进式”的封闭性研究，是难以阐释社会改革开放这一“综合性”的理论的。比如研究现代社会的改革开放的规律，就必须研究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现代市场经济、现代民主政治，研究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仅仅从事物的普遍联系、永恒运动和系统论的观点而不动用经济学、政治学的方法去说明改革开放，那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就会陷入空泛的议论。这里，应当提倡《资本论》的方法，提倡《新民主主义论》的方法。《资本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的方法论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对社会进行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一体化”的研究。列宁强调把握《资本论》的大写字母的“逻辑”，就包含了这种“一体化”的综合研究的方法。
正视经济人 ——市场经济人学研究（一） 彭赟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行为效应，人作为社会实践主体对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市场经济运作的各环节对人的动机与效应的内在影响，以及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人的企望及其产生、需要与其满足、活动内驱及其规律、历史主体和经济客体的双向互动作用等等课题，是当代哲学十分必要且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由于这些课题无一不与作为实践主体的当代人的经济活动相关，而又受到市场经济的运作及其特点的作用，所以可以用一个简要的称谓来概括这一类课题的研究，那就是“市场经济人学”。
市场经济人学研究的是经济人的价值观念、活动动机、活动效应等，进而揭示经济人的本质及其活动规律。所以，经济人的存在是研究的基本前提。长期以来，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一直不愿公开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经济人，认为这贬低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与“身份”，有的人甚至把“经济人”作为一个贬义词，有意无意地将之同“道德人”、“政治人”和“社会人”对立起来，或者将“经济人”直接等同于“经济动物”，这是一个很大的理论误区，是与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直接相关的。实际上，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研究经济主体的活动，必须在理论上承认经济人的存在，经济人不是一种社会“身份”，而是一种社会“角色”，诚然，在现实生活中确实难于找到只存活于经济领域，而不同时存在于政治、文化、道德等社会其它领域的单面的经济人，但必须承认，如果暂时撇开其它领域，把考察的对象集焦在市场经济中人的经济活动上，此时就只能是一个经济人。因此，经济人是一个必要的理论预设，没有经济人的市场经济是难于想象的。经济人并不是一个整体的人，其思想和行为也没有统摄全幅的社会生活图景，而仅仅是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人，而他，就是市场经济人学的研究对象。
概括地说，“经济人”这个概念可以包含这么几个方面的规定：第一，经济人就是一般所说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他可以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也可以是法人；第二，经济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是直接受自身利益驱使的，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和满足是经济人行为最深层的动力；第三，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人具有强烈的实用理性主义倾向，他善于把人们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归结为一种实用理性的权衡，归结为一种在众多利益系列中经由比较后的选择，个人被视为是其利益的最后判断者；第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济人的行为一般遵循着“最小——最大”原则，即试图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他将通过市场的各种经济信号，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去服从市场的现有法则，以求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第五，经济人的利益追逐和满足动机、强烈的实用理性倾向，及遵循“最小——最大”原则等行为和动机特点，又未必同他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中做一个利他主义者相矛盾，一个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发育良好的经济人，常常具有乐善好施、慷慨大方的品性。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促进市场经济的成熟和价值引导机制的完善，造就一批又一批品性良好的经济人，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研究和探讨经济人不仅有充足的现实理由，而且也有充分的历史根据。可以说，从政治经济学产生伊始，就有对经济人行为动机和活动本性的探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除了最先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政治学体系外，还贯彻了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斯密认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是人的本性，每个人的活动都受“利己心”支配，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共同利益。由此，他大力鼓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认为这是人的利己本性的表现，是“自然秩序”的规律的要求。斯密这些观点，可以视为经济人研究的最初表述。
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作了最深刻研究的当属马克思。马克思的1844年《巴黎手稿》和1857—1858年《伦敦手稿》非常明显地呈现出对经济人研究的两大阶段。在前者，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异化概念，根据政治经济学提供的具体材料，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同劳动过程相异化、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及人与人相异化等四种表现，研究了作为经济人的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诸环节中的消极状况，探讨了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工人阶级的解放、人的本质等一系列问题。显而易见，在这里，马克思首先是把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的经济人来考察的，继而将他们延伸到政治解放、人类解放的历史发展向度中去，这表明，经济人是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历史角色，它是其它角色的现实载体，对工人阶级历史命运的关注，首先应以其作为经济人的遭遇开始。在《伦敦手稿》中，马克思把对经济人的探讨推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中。在这里，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存在与发展问题，马克思此时对人的探讨呈现出三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主要从政治经济学这一视角，把人当作社会生产的主体，并强调主体最突出地表现为劳动主体；第二，他在社会形态演化这一大背景下，透视人的存在与发展形态问题，提出了人的发展三大形态的精辟概述，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而在这里，马克思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人对物的依赖关系，把人的存在与发展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主要研究的也是经济人；第三，马克思把人的主体发展的内在机能归结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并在这个矛盾运动中考察经济人的现实本质，指出从经济人向“全面发展的人”完善的现实途径。因此可以认为，作为《资本论》手稿之一的《伦敦手稿》是马克思经济人学的滥觞。在其后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又继续在不同方面对作为劳动主体的人的存在与发展状况进行了更宏观的考察，并对一些经济人学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和剖析，如著名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经济人学研究的开创者，其有关经济人学的论述之丰富、方法之科学、眼光之锐利，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赓续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创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正视、不研究经济人的活动，探讨其活动本质和规律，以继续不懈地推动“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向“人的全面发展”迈进。
由于商品经济诸环节的起源、历史演变及劳动主体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的历史特点等纵向理论问题，已经基本上由马克思科学地解决了，今天我们研究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重点可以放在横向的共时态上面，其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可以初步规定为三个：一是内引性原则，即从市场经济各环节的运行机制和客观过程中，内在地导引出经济人作为劳动主体、交换主体、分配主体和消费主体的需要、行为内驱、行为特点和行为效应、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客观基础，在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透视和研究经济人；二是主体性原则，即在“内引”基础上，通过对劳动主体、交换主体、分配主体和消费主体等经济人角色的经济行为、内驱、特点和效应等的考察，揭示市场经济的人文特点和内在运行机理；三是整合性原则，即先分析再综合，通过对行为人在市场经济诸环节的诸种特点和多种取向的分析进行整合，得出对当代经济人整体特点的揭示和说明，钩稽一幅相对完整的经济人形象，揭示经济人的本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三个方法论原则中，内引性原则是基础，主体性原则是核心，整体性原则是归宿，三者缺一不可，应有机融合。
经济人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劳动主体研究、交换主体研究、分配规律承受主体研究和消费主体研究等四大方面，它们亦即“市场经济人学”的基本内容，在这些方面，我们除了要考察、探讨市场经济四大环节对经济人的作用，及经济人作用于经济客体的行为动机、内驱动力、行为特点和行为效应之外，还要探讨交换领域中的平等、自由和商品拜物教概念，考察分配领域中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重要理论问题，考察其经济起源及对社会其它领域的辐射，更真切地领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开启由经济人走向道德人、政治人和整体的人的“人的历程”。当然，这众多的论题已非本文所能容纳，当是今后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研究者的共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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