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伦理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伦理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使用过“经济伦理”或“伦理经济”等概念，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济伦理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经济伦理思想非常丰富。[1]可以说，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的经济伦理观念，就没有系统、完整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由于此，我曾在一篇拙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透过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提示的是不同类型人的阶级本质，并通过对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矛盾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系统提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原则、政治伦理原则和伦理原则。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政治经济伦理学或政治伦理经济学”。[2]当然，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经济伦理观，不只在于从新的特有的角度更深入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还在于以此为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去研究和构建我国当代经济伦理学。
一、所有制的道德与道德化的所有制
不管是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还是作为人的品质和品性的道德，其本质指向是人和人的完善、人际关系及其和谐协调。因此，道德以什么样的“样式”存在，发挥怎么样的作用，他不得不受决定着社会经济关系性质并进而影响社会各类人际关系的所有制的影响。
1.所有制的道德
所有制是所有权关系的一种制度形式，他是各种利益关系的逻辑起点，也是社会道德存在和发展的根源。一方面，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所有者阶级的道德一定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在私有制社会里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为此，恩格斯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3]另一方面，“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4]这就是说，道德是受制于生产力发展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这里的“交往”首先应该是、而且其本质上是特定的所有权关系基础上的利益关系及其利益交往。更进一步说，这种一定的所有权“关系”的形成，必然地形成一定的生产力内部人与其他要素的关系和生产关系，即形成一定的生产方式。因此，“财产的任何一种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5]这样一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6]
对此，恩格斯曾具体地指出：“私有制产生的最初的结果就是商业，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种商业和其他一切活动一样，必然是商人收入的直接泉源；这就是说，每个人必然要尽量设法贱买贵卖。所以在任何一次买卖中，两个人在利害关系上总是绝对彼此对立的；这种冲突带有完全敌对的性质，因为各人都知道对方的意图，知道对方的意图是和自己的意图相反的。因此，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互不信任，以及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段达到不道德的目的。”[7]恩格斯并强调，“只要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私人的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人性被扭曲，“人们的关系被彻底歪曲”，社会合乎人性的生活准则即道德将遭到践踏。[8]
由此可见，一定社会的道德受制于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和经济关系。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私有制条件下的道德状况与当今私有制条件下的道德状况不能一概而论，而且，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共同道德或称全球道德或称普遍性道德已被人们逐步认识和认同，但这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本质观，也没有动摇马克思恩格斯经济伦理观的“基石”，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离开所有制形式及其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其社会道德难以被认识和判明，尤其是在现时代，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本质观，不认清现时代特殊的利益关系，社会道德将会是是非不清、价值取向混乱的“一堆乱麻”。
2.道德化的所有制
在阐述所有制形式决定道德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所有制形式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存在。马克思曾经指出，体现为所有制的所有权“也只是表现为通过劳动占有劳动产品，以及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他人劳动的产品，只要自己劳动的产品被他人的劳动购买便是如此。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是通过自己劳动的等价物取得的。所有权的这种形式，正象自由和平等一样，就是建立在这种简单关系上的。在交换价值进一步的发展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并且最终表明，对自己劳动产品的私人所有权也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而这样一来，劳动将创造他人的所有权，所有权将支配他人的劳动。”[9]这就说明了，所有制看上去是生产力中人对物的占有和使用关系，其实质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势必影响对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影响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这既是道德之“基”，也是道德之“本”。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伦理观中，所有制性质决定产权关系性质并进而决定生产关系性质，而一定的生产关系的要求又集中体现在所有制形式之中。这样一来，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就会有不同的所有制、产权关系和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产生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10]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矛盾时，始终在关注着所有制本身道德与不道德以及所有制造成的道德与不道德。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本身及其所造成的不道德状态。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较为集中地说明了这一点。一是劳动自身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条件下，“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的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这就说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1]同时，劳动本来应该是“自由的生命表现”，“是生活的乐趣”，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生活资料，“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手段”。[12]二是人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劳动异化，“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13]这就是说，“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14]三是人际关系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不是人的本质构成我们彼此为对方进行生产的纽带”。“我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你生产，就象你是为自己而不是为我生产一样。我的生产的结果本身同你没有什么关系，就像你的生产的结果同我没有直接的关系一样。换句话说，我们的生产并不是人为了作为人而从事生产，即不是社会的生产。”“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产品只看作是自己的、物化的私利，从而把另一个人的产品看作是另一个人的、不以他为转移的、异己的物化的私利。”[15]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彼此的价值就是我们彼此拥有的物品的价值，因此，在我们看来，一个人本身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某种没有价值的东西。”[16]以上足以说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使得社会出现了劳动异化、人不将人、关系扭曲的历史画卷。
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和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构想和展示了道德化的所有制——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17]劳动者“共同占有共同控制生产资料”。[18]这是经济制度，其实也是道德化的所有制。在这样的制度下，第一，他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9]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和谐与协作是这种平等关系的必然结果。人们在这样的关系中相互观照自身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着。第二，劳动肯定了劳动者的“个人生命”，劳动成了劳动者“真正的、活动的财产”，劳动也成了劳动者“自由和生命表现”和“生活的乐趣”。谁都不会因劳动而视劳动为桎梏或者因劳动而对立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三，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将充分涌流，在那个时候，就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在全社会通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理想化的社会，更是道德化所有制的体现。
二、经济具有“人格化”的伦理特质
离开了伦理道德的特殊视角，任何形式的经济是不可能被科学透视和理解的。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展示的尤为充分。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充分关注劳动主体、产权关系、生产关系和利益关系、阶级和阶级关系等经济活动中的“人格化”尤其是“人格化”伦理方面的基础上，才使得经济被理解成是“人的经济”和“关系的经济”，才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对“政治经济”的全面认识和理解。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夸大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从来不从道德上去论证经济的资本主义形态灭亡的必然，而是通过发现和创立剩余价值理论从经济学上论证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和共产主义必然来临。”[20]因为，道德毕竟是经济活动的精神层面，“道德不能代替经济事实”。但不能因此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矛盾中就排除道德因素，甚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从道德上谴责资本主义。[21]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主体和经济关系分析法，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道德分析法。他的许多经济伦理关系的描述和伦理结论，恰恰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角度所作的特殊的表述。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独特伦理理论分析既是我们理解其经济伦理观的重要依据，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经济伦理学体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和认识方法。
经济的人格化，指的是“经济活动人格化”、“经济关系人格化”、“经济范畴人格化”以及“物的人格化”等等。这里的“人格化”之“人格”，在马克思的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中，尤其在《资本论》中，“主要指人在经济活动中所支出的精神和体力的总和，或者说人在经济活动中所支出的精神和体力方面具体体现，基本上不是在人文的、道德的含义上使用”。[22]而本文主要意图在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人格化论述的伦理方面，即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的本质、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生存方式及其特点、经济运行规则等等，以进一步系统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伦理视角及其思想观念。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其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研究的核心范畴是资本和劳动，[23]研究的根本性主题是生产力的解放；其重点关注的经济理性“应该”是竞争中的公正和平等，等等。
关于商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平凡，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24]这是因为，商品虽然是物，但是，作为劳动产品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重性，否则，商品就不成其为商品，而商品的二重性是因为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二重性，否则，商品的二重性没有依据。换句话说，作为物的商品，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进一步分析，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使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扭曲了，社会矛盾也随之复杂和激烈。因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5]为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商品是物质实体，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伦理实体。
关于资本。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产生资本”。[26]然而，生产剩余价值“只是由于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这样的前提，——也就说是，只是由于这两个基本的生产要素采取这种独特的社会形式，——价值（产品）的一部分才表现为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才表现为利润（地租），表现为资本家的赢利，表现为可供支配的、归他所有的追加的财富”。[27]这就表明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就意味着劳动力已成为商品，工人为资本家创造财富，工人与资本家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矛盾。因此，“在作为关系的资本中——即使撇开资本的流通过程来考察这种关系——实际上具有特征的是，这种关系被神秘化了，被歪曲了，在其中主客体是颠倒过来的，……。由于这种被歪曲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了的意识，而这些东西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变形和变态而完成了”。[28]最明显的是劳动者丧失劳动成果，资本家不劳而获，而资本家的观念却是因为他们而养活了工人。因此，“作为关系的资本”缺乏科学的经济德性。
关于劳动。前面已经谈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使劳动异化，劳动使人异化，劳动使人际关系异化。最终社会成了异化了的人的社会，“他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失去现实性，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29]可以说，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是非人的劳动或劳动的非人化。
关于生产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生产力是物质的，同时，生产力也有其精神因素。事实上，物质的生产力是依靠精神的生产力才得以成立或形成。否则，作为物的生产力如果不渗透进精神的因素，如果没有人的作为“主观生产力”及其观念导向，生产力将是“死的生产力”，不能成其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这里的“精神生产力”和“主观生产力”也就是马克思在同样意义上使用的“一般生产力”的概念。这是指由知识、技能和社会智慧构成的科学。[30]而道德科学应该属“社会智慧”。因此，科学的道德是生产力中的重要内容或因素，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它起着独特的精神功能的作用。而且，生产力本身的发展也有赖于生产力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合理联系和理性存在，这种人与物的结合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与人关系的生存和协调方式，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特定的制约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31]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物质的生产力与社会道德有着其特殊的联系。如果忽视生产力的伦理因素，那么对“解放生产力”的理解将会是“软弱无力”的。
关于竞争中的“应该”。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竞争及其道德后果是这样阐述的，“竞争贯串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的状况。竞争是一部强大的机器，它一再促使我们的日益衰朽的社会秩序或者更确切地说，无秩序的状况活动起来，但它每紧张一次，同时就吞噬掉一部分日益衰弱的力量。”竞争还促使社会犯罪率逐步提高和人的道德的逐步堕落。[32]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竞争的公正和平等在其本质上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结构是建立在剥削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的，没有它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工人在表面上平等的公平交易中，恰恰被掩盖了被剥削的这种不平等。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平，就是不公平。”[33]真正的公正和平等只有在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可能逐步实现。
三、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道德风险
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同一经济本质体现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作为劳动产品是“人手的产物”，“在拜物教这种意识中，都被反映成为他自身具有生命、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自存的东西，反过来成为统治人的东西”。[34]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也在人们的意识中成为独立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的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35]变成为人们惟一的欲望对象，产生“万恶的求金欲”。
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道德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物欲和贪欲使人“遗忘”了人自身，“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36]没有也不想去知道“社会关系”的存在和重要。所以“拜物教”的结果必然是人情的冷漠和人际关系的淡漠，人自身成了商品即“物”的奴隶。首先，一切生产仅仅是满足“物欲”的形式，“我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你生产，就象你是为自己而不是为我生产一样。我的生产的结果本身同你没有什么关系，就象你的生产结果同我没有直接的关系一样。换句话说，我们的生产并不是人为了作为人的人而从事的生产，即不是社会的生产。也就是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作为人同另一个人的产品有消费关系。我们作为人并不是为了彼此为对方生产而存在。……问题在于，不是人的本质构成我们彼此为对方进行生产的纽带。……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产品只看作是自己的、物化的私利，从而把另一个人的产品看作是另一个人的、不以他为转移的、异己的、物化的私利。”[37]在这里，人们为物所累，几乎把自己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平。其次，在一切为自己而生产的社会里，不仅“蒸发”了社会关系，而且“掠夺和欺骗的企图必然是秘而不宣的，因为我们的交换无论从你那方面或我这方面来说都是自私自利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私利都力图超过另一个人的私利，所以我们要不可避免地要设法互相欺骗。……就整个关系来说，谁欺骗谁，这是偶然的事情。双方都进行观念上和思想上的欺骗，也就是说，每一方都已在自已的判断中欺骗了对方”。[38]
另一方面，“铜臭味”亵渎了人性。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但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的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因此，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换走了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辅币。”[39]以至“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40]这样一来，本来不是商品变成了商品，甚至把一切都变成可以用黄金购买的商品，这势必使得社会生活中黑白、美丑、贵贱、是非不分，甚至一切被颠倒了。[41]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经济制度决定了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道德风险是不可能被避免的，事实上，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现象的出现其本身就意味着社会道德在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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