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汉会战史研究之评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汉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在客观评介武汉会战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基础上，对武汉会战的历史地位、内涵及胜败问题提出了值得注意的看法：1.武汉会战不仅是抗战初期最大的一次战役，而且是整个抗战时期进行的一次最大战役；2.武汉会战是由一场多次战役、战斗组成的会战；3.武汉会战粉碎了日军“继续攻势之能力”，实现了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的历史性转变。
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进行的一次重大战役。这次会战，作为抗战初期的“压轴战”，中日双方投入兵力之多，对峙时间之长，战场之广阔，作战规模之大，牺牲之巨，都是空前的。因此，它是抗战史研究的一个重大事件和重要课题。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兹将武汉会战史的研究状况加以述评，并对几个重要问题阐明我们的看法。
一
在武汉会战史资料方面，较早以前，国内曾出版过一些有关著述。从宏观上反映整个抗战史的书，著名的有何应钦著的《八年抗战之经过》、陈诚著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白崇禧著的《抗战八年军事概况》、廖子东著的《中日八年战争回顾》及曹聚仁等编著的图文并茂的《中国抗战画史》等，其中对武汉会战都有提要勾元的记述。
武汉会战当年以及稍后问世的一些书，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武汉会战。仅1938年就有李力著的《保卫武汉》、西敏辑的《保卫武汉前卫战在江北》、蒋坚忍等著的《“一二八”武汉光荣的空战》、孙寄尘编著的《伟大的“四二九”》等等。1940年吴逸志著有《万家岭大捷回忆》和《薛伯陵将军指挥之德安万家岭大捷回忆》。另外，英国知名记者阿特丽著的《扬子前线》一书，记写了一个外国人眼中看到的武汉会战情况。
严格地讲，上述著作仅仅是对于武汉会战的粗线条的、简单的记载，尚难以满足全面研究武汉会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需要。
武汉会战史资料的整理工作经历了一个缓慢过程，经过努力，近十几年已取得了初步的可喜的进展。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和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资料汇编》中，收入许多关于武汉会战的方针、方案、条令等档案文件，是研究武汉会战史的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986年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编印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内中也有不少有关武汉会战的史料。值得注意的是，1981年台湾编印了一套《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以大量原始档案为主，其中绝大多数档案为国内外未曾发表，兼采记述、报告及有关学术论著，可资武汉会战的研究。1989年中国文史出版社推出的《武汉会战》一书，荟集了一批原国民党武汉会战将领的回忆录，进一步丰富了武汉会战史资料，只是因为岁月悠悠，有的回忆在时间、地点、部队番号等细节上难免错桀，但基本上是可信的。毋庸置疑，这些都是从中国方面研究武汉会战史的颇有价值的资料。
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内部发行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和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两书，均系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摘译而来，收入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武汉会战的大量机密档案资料，内容广泛深详，披露了许多当年讳莫如深的内幕，并反映了中国广大爱国军民英勇抗战的历史。中华书局于1981年出版了《冈村宁次回忆录》，该书收录了日军武汉会战时的主要指挥官之一冈村宁次的日记、随感及回忆。这些译著，对于我们从敌方研究武汉会战来说，确有非同寻常的史料价值。当然，原书中的一些立场、观点存有很大的片面性甚至反动性，这是我们使用过程中应予剔除的。
另外，国内的文史资料也辑存了一些有关武汉会战的资料。《武汉文史资料》收辑了《回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第6辑）、《抗战初期活跃在武汉的孩子剧团》（第6辑）、《国民党在武汉沦陷前后的潜伏部署》（第5辑）、《日寇暴行见闻片断》（第5辑），全国的《文史资料选辑》收辑了《武汉时期蒋介石的一件通敌罪行》（第8辑），等等。
所有这些，都为武汉会战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全面研究武汉会战具备了初步条件。
二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武汉会战史的研究与对整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的研究一样，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自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以来，经史学工作者对武汉会战史积极研究与探索，从而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作为抗战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之一，武汉会战的研究最初是与正面战场的研究一同开始的。因此，回顾武汉会战史的研究，不能不涉及正面战场史的研究，亦可从中窥见其研究的行进轨迹。
较早提出研究抗战正面战场的，是张晔在《新时期》1980年第3期发表的《怎样看待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该文指出，从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队对日军进行过积极的抵抗，包括武汉会战在内的一些战役虽未最终取胜，但对阻止日军前进，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张文提出“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问题，在当时的史坛上，可以说似空谷足音。
此后，史学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到1984年，陈昌炽在该年第3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正面战场大溃退原因初探》一文，重点探索了中国抗战正面战场溃退的种种原因，又推动了一下抗战正面战场问题的研究，内中提到过武汉会战。
从1985年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以来，抗战史研究出现了空前的高涨，特别是正面战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已接连发表了多达数十篇探索正面战场的学术论文。
何理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正面战场初探》（《南开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丁伟等的《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初探》（《党史研究》1985年第4期）、何华国的《抗日战争国民党战场溃败的原因》（《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等论文，对整个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过程、历史地位和作用、溃退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而秦英军的《试析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袁旭等的《论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王建朗的《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事战略方针述评》（《复旦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等论文，把研究的范围缩小到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集中对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作战经过、军事战略方针、作用与地位、溃败原因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亦兼及武汉会战。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缩小研究的视点，对武汉会战作了专门论述。筱华的《抗战初期的武汉会战》（《春秋》＜武汉＞1985年3月11-13日）、张宪文的《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武汉会战》（《南京史志》1985年第4期）、骆美玲的《试评武汉会战》（《湖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刘继曾的《论武汉抗战的历史地位》（《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张建祥的《1938年的武汉保卫战概况》（《历史教学》1985年第11期）、江抗美的《武汉保卫战述评》（《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复骅的《武汉会战述评》（《中学历史》1986年第2期）、王建华的《从武汉抗战评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华中师大研究生学报》1986年第3期）以及武文斯的《武汉会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克山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韩风的《武汉会战述评》（《抗日战争史事探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出版）、黄继红的《论武汉会战在抗战初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孝感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赖文楼的《武汉保卫战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军事历史》1991年第1期）等论文，专门论述了武汉会战的基本过程，赞扬了中国广大官兵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以及苏联志愿空军和中国各地民众的抗战功绩，初步肯定了武汉会战的重大历史作用与地位，认为武汉会战的失利是国民党当局片面抗战，消极防御，参战部队派系复杂、军纪败坏的结果。徐有礼的《武汉会战大别山北麓战场述评》（《河南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侯清堂和刘晓兵的《武汉保卫战北线信阳之战述评》（《河南党史研究》1987年第5期）、肖久保的《关于抗战初期的九江战役》（《九江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皮麻明的《武汉沦陷后武汉外围的抗战》（《学习与实践》1985年第10期）、原寿梓的《太湖战役始未》（《福建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4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广济战役前武汉会战战况史料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等论文，对武汉会战中的个别战役、战斗进行了探索，使武汉会战史研究更日趋具体、细致。江抗美的《中国共产党与武汉保卫战》（《江汉论坛》1985年第7期）和刘继曾的《武汉抗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展的高峰》（《学习与实践》1985年第7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武汉保卫战的积极支持与配合，阐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在武汉会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蔡德金、杨立宪的《陶德曼调停初探》（《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探索了中日武汉会战期间德国的居间调停活动。袁继成的《抗战初期武汉大事纪略》（《江汉论坛》1985年第7期）以大事记的形式，记述了武汉会战的整个过程。
综上所述，不论是从对整个抗战时期正面战场的研究，再到对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研究，兼及武汉会战，还是进而专门研究武汉会战，都表明武汉会战史的研究在抗战史的研究中已占有一席之地了。
三
在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武汉会战史的研究除榛辟莽，逐步开拓，已有所收获。但总起来讲，研究得仍然不够，许多问题尚待继续深入地探讨。这里仅就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商榷。
（一）关于武汉会战的历史地位问题
对武汉会战历史地位的评价，史学界提法不一，诸如：“武汉会战是正面战场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次重要战役。”（《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这次会战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的一次会战，也是投入兵力最多、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四川人民出版社）武汉会战是抗战初期“最大的一次战役”（张建祥：《1938年武汉保卫战概况》）。武汉会战“是中国开战以来时间最长，兵力最多，战斗地幅最广，伤亡最大的一次作战”（赖文楼：《武汉保卫战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中任何战役所不能比拟的。”（《武汉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考察武汉会战的历史，这些提法，或者把武汉会战局限于抗战初期范畴加以评价，或者把武汉会战局限于中国抗战正面战场至多是中国抗日战争范畴进行评价，而没有把它放在整个世界的、历史的范畴加以评价，因此对武汉会战历史地位的评价就显得相当不足。也就是说，史学界还没有给予武汉会战足够的历史地位。
那么，应如何评价武汉会战的历史地位呢？以武汉会战的史实为依据。论时间，倘若从1938年6月12日日军从安庆登陆时算起，到10月25日中国军队撤离武汉，武汉会战长达四个半月，而武汉空战、前哨战更早。论空间，它主要在武汉外围地带，以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为战场，硝烟炮火弥漫了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的广大地域。论兵力，日本直接投入武汉会战的军队有12个师团，作战过程中先后补充兵力五六次，人数多达40余万，超过抗战中的任何一次战役使用的兵力。与此同时，日本全面调整兵力，配合作战，武汉会战告终时投入中国内地的兵力多达26.5个师团，国内仅剩下1个师团，并且随时准备必要时来华作战，几乎是倾巢出动了。而中国投入会战的军队有14个集团军、10个军团，总计120多个师、110余万人，也是动用了全国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作战部队，可谓全力以赴了。论规模，这次会战，林林总总，大大小小数百次战役、战斗，陆水空三位一体作战。论牺牲，据中方统计，日军死伤人数20多万（日方称战死3万人），病倒15万，而中国军队损失倍之。所以，这样一次会战，绝对不是一次一般性的会战，而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决战。正因为如此，会战成为中日战争的转折点，抗日战争由“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与京津保卫战、淞沪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相比，说武汉会战是抗战初期最大的战役，这是毫无疑问的。把它纳入整个抗日战争史的范围考察，与南昌会战、宜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豫湘桂战役相比，我们又会看到，武汉会战不仅是抗战初期最大的一次战役，而且是整个抗战时期进行的一次最大战役。再把它纳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范围考察，武汉会战在一定程度上可与列宁格勒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诺曼底登陆作战、柏林战役相媲美，称得上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战役之一。纵观中外战争史，武汉会战在中国战争史和世界战争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我们研究武汉会战应当充分认识的。
（二）关于武汉会战的内涵问题
通常说，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战时期的一次重大战役。但是，由于武汉会战具有兵力多、时间长、战场广、规模大等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由林林总总的数百次作战完成的。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理解武汉会战作为“战役”的内涵问题。
整个武汉会战大体可分为3条战线，即大别山东南麓和长江沿岸战线（其中又分大别山东南麓和长江北岸战线、长江南岸战线）、大别山北麓战线、长江以南战线。每条战线前前后后进行了数量多寡不等、规模大小不同的作战。按照投入的兵力、作战的规模，这些作战，既有战役性作战，又有战斗性作战。例如：大别山东南麓及长江北岸战线作战就有潜（山）太（湖）战役、黄（梅）广（济）战役、（太）湖广（济）战役、田家镇战役等，长江南岸战线作战有阳新战役、半壁山战役等；长江以南战线作战有南浔战役；大别山北麓战线有信（阳）罗（山）战役等；江湖作战中的马垱湖口战役、鄱阳湖战役、武汉田葛战役、荆河湘河战役等。这些作战，无论从投入作战兵力的数量，还是从作战规模，都堪称战役。
武汉会战的每一具体战役，又往往由数次战斗组成。使如：潜（山）太（湖）战役包括舒城战斗、桐城战斗、潜山战斗、太湖战斗；黄（梅）广（济）战役包括宿松战斗、黄梅战斗、广济战斗；田家镇战役包括铁石墩战斗、松山口战斗、四望山战斗、沙子瑙战斗、武穴战斗和田家镇失陷；阳新战役包括汤公泉之战，排（市）石梯寺、汤公泉之战，栗树尖、仰天堂之战，箕心脑之战，三溪口战斗；南浔战役包括金官桥战斗、乌石门及八字形阵地对峙、万家岭战役和马回岭奇袭战。
因此，武汉会战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会战，是一场由多次战役、战斗组成的会战。就抗日战争来说，它是战役。就其自身而言，它是一个由多次战役、战斗组成的战役总体。研究武汉会战史，除了从总体上把握武汉会战的基本脉络，还必须具体研究构成武汉会战的每一具体战役、战斗，才能求得武汉会战史研究的深入。以往史学界对武汉会战史研究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往往只是从总体上论述一下武汉会战的基本过程，而对其具体战役、战斗不求深入，不肯触及细微之处，也就谈不上武汉会战史研究的深入了。
（三）关于武汉会战的胜败问题
武汉会战究竟孰胜敦败？史学界普遍存在的一种观点认为：“武汉会战以中国军队失利而结束。”（《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四川人民出版社）我们认为，对于武汉会战的胜败问题，应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进行具体的分析。
判定武汉会战的胜败，应有一定的标准。传统的观念认为，战争、战役的胜败，是以死伤人数和土地守失为标志的。对于武汉会战来说，这是不准确的。我们认为，武汉会战，不能简单地以战役死亡人数为标准，也不能以武汉失守为标志。
这次会战，尽管中国军事当局在战略战术上犯有种种失误，但失误并不等于失败。从总的结局来看，武汉会战基本上实现了中国最高统帅部制定的战略目标。
1.武汉会战达到了“以时间换空间”的战略目的。如前所述，从6月12日日军发动对武汉外围的军事进攻开始，到10月25日武汉弃守，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半月，实现了“在武汉外围与敌作战四个月”（《蒋介石秘录》）的预定作战计划，更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
2.武汉会战予敌以很大的消耗。会战中，中国军队化小胜为大胜，给日军以创深痛巨的沉重打击。蒋介石在1938年9月30日的日记中记载：“约计9月间敌军死伤必在十万人以下；我军伤亡，反较敌为轻。”整个会战，日军死伤20多万人。会战中，中国空军频频出动，昼夜配合，炸沉敌舰12艘，击伤29艘。日本空军也遭到一定的损失。会战消耗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大体言之，消耗战之目的已达。”（《蒋介石秘录》）
3.武汉会战从军事上保证了中国持久抗战的物力与人力（工厂、技术人员和学校、机关等）的战略大转移。由于武汉会战，以武汉为中心的工厂内迁能够较为顺利地进行。武汉地区“除拆迁有关军输各厂外，更次第迁及民生有关之厂”（《经济部二十七年工作报告》，二档馆藏）。就连手工小型织布业也设法协助其迁移内地，以增加生产，实现了彻底搬迁政策。总计经过武汉起运的内迁厂矿共304家，物资51000多吨，技术员工达万余人，分别迁往川、湘、黔、桂、陕及其他省，大致完成了民族工业内迁的任务，奠定了中国长期抗战的经济基础，充实了战时经济力量，树立了后方工业的主干，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从经济上扼杀中国抗战力量的险恶阴谋。
4.武汉会战为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有利条件。武汉会战在正面战场上牵制了敌人大批兵力，延长了日军的战线。为配合武汉会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国民党也从后方把抗日游击部队转移到敌后，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越来越广大的敌后战场，使日本“摧毁国共合作势力”的妄想化为泡影。
简言之，武汉会战粉碎了日军“继续攻势之能力”，实现了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的历史性转变。
当然，由于主客观上的诸种原因，武汉会战中中国损失了大量军队和大片土地。但是，这两方面的失败，对于中国方面而言，是战役性的失败，不是战略性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