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世界政治理论与“恐惧的自由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理论论文,自由主义论文,暴力论文,恐惧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攻击的世界政治后果不可估量，现在对这些后果做出可信预测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认为就如下问题提出我们的见解是有价值的：世界政治理论足以解释哪些恐怖行为?我们的假设和分析模式如何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事件并做出反应?我们的理论如何误导了我们?
我并不试图提出全面的看法。相反，我将集中探讨具体问题，但我并不假定这些问题至为重要，我的目的在于做出某些有价值的评论。例如，“9·11”袭击表明，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世界政治的所有主流理论只关注动机的世俗方面。它们忽视宗教的影响，尽管宗教狂热往往促成了震惊世界的政治运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理论并没有严肃分析人类的控制欲望或憎恨欲望，它们大多倾向于假定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1950[1942]:137)所称的“理性而胆怯的”资产阶级成员主导着世界的运行。“9·11”事件以后，我们需要将另外一个动机铭记在心：奥斯马·本·拉登宣称的信念，即针对异教徒的恐怖主义将确保“在天堂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注：奥斯马·本·拉登的话。参见：NewYorkTimes,October8,2001,p.B7。)然而，我在世界政治的宗教动机方面并无创见，还是将这个论题留给那些更有资格谈论它的人士吧。
在本文中，我将定义“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这一术语。从普遍的行为范畴着眼，我将该术语等同于“恐怖主义”，因为后一个概念的负面含义甚多，难以提出中性的甚或普遍接受的定义。(注：据我们所知，关于恐怖主义的最佳定义是阿列克斯·施密德(AlexSchmid)提出的。他将恐怖主义定义为：“它是(半)秘密的个人、团体或国家行为体因特殊原因、犯罪因素或政治原因而实施的重复暴力行为的极端形式，与暗杀相对的是，恐怖主义的直接目标并非主要目标”(Schmid1993:8,12)。)即使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反对恐怖主义的决议时，它也未能定义什么是恐怖主义。鉴于所有人士都反对恐怖主义，争论转向恐怖主义的定义，每一方都试图将自己敌人的行为——而非自己的行为——定义为恐怖主义。然而，故意向任意选定的平民发动奇袭，意在恐吓其他民众，显然是恐怖主义行为。因此，2001年9月11日对世界贸易中心的攻击是恐怖主义行为，我将类似行为统统视为恐怖主义。
本文有三个主题。其一，“9·11”事件完全表明，我们关于安全的假设是以地理空间的过时观点为基础构思的。其二，可以通过探究非对称相互依赖及其对权力的作用来分析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其三，美国对攻击的反应体现了当代世界政治中多边制度的作用。
我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就“9·11”事件之后的世界政治概念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内容，但我们需要改变某些假设，将之纳入一个可行的理论框架。大规模暴力反映了非对称相互依赖的新模式，对我们关于地理空间作为恐怖主义屏障的假设提出质疑。对这些行为做出的反应揭示出国际制度的价值以及国家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在思考这些问题时，世界政治学者自然联想到朱迪斯·辛克莱(JudithN.Shklar)的概念“恐怖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offear)。她认为，自由国家最基本的职能是保护其公民避免对残暴的恐惧。
一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与空间概念的重构
社会科学关于全球化的各种定义都聚焦于如下观念，即作为技术和社会变迁的结果，人类的跨地区、跨洲行为越来越联结在一起(Heldetal.:15)。全球主义被定义为“世界的一种状态，它关涉各大洲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网络，并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民、军队、与环境和生物相关的物质的流动和影响联结在一起”(KeohaneandNye2001:229)。
按照其定义，全球主义以多维为特征，恐怖主义的全球扩展是全球化的一个事例(Heldetal.1999:80;KeohaneandNye2001:237)。全球主义与全球化常常被狭窄定义为全球规模的经济一体化，但不管该定义曾经如何吸引人，“9·11”事件之后，它确实烟消云散了。接受该概念意味着，全球化的非正式暴力利用现代传播、交通、爆炸或(潜在的)生物技术，有阻碍或减少全球主义水平之虞。全球化的非正式暴力加强了全球主义的一个方面——暴力流动途径的网络，却潜在地削弱了全球主义的其他方面，如经济和社会交换。恰如历史经验所展示的，并非全球主义的所有方面都随之俱来。
我将非正式暴力定义为非国家行为体的暴力，以秘密和震惊为手段，以微小的物质能力施加巨大的伤害。这种暴力之所以是“非正式的”，原因在于它不是正式的国家制度所运用的，而且其典型特征是并不事先宣布(如宣战)。
有必要指出的是，与其他全球化的事例类似，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并非全新现象。在17世纪，非国家暴力被视为世界政治的一部分，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商业公司行使着巨大的权力，这些权力源自加农炮和惟利是图的军队。海盗行为也非常猖獗。政府准许公民个人拥有“私掠船”，进攻或捕获属于敌国政府的商船。从印度洋到加勒比海岸，海盗行为十分猖獗。17世纪末期之前，英国人“将没有与英国结盟的国家居民视为敌人，因而任意在海上掠夺他们”(Ritchie1986:149)。
尽管非正式暴力的全球主义并非全新现象，但其最近表现形式异于昔日。与海盗相比，恐怖主义者更注重采用暴力，行动更为迅捷，更远离其故乡基地。恰如海尔德等指出的，全球化反映了交往强度和“广度”的增加(Heldetal.,pp.21FF.)。
强权国家建立之后，其领导人寻求对暴力使用的垄断，全球性非正式暴力的时代因而终结(Thomson1994;Ritchie1986)。到1900年，商业公司遭到清算，海盗最终被从海洋上驱赶出去。这一任务主要是由以大英帝国为首的大国海军完成的，但采取这些行动的决策却源于政治变迁。这一进程始于17世纪早期格劳秀斯等学者的国际法著述，终于1856年欧洲诸国签署《巴黎宣言》。它从法律上废除了私掠船制度，而后者是海盗行为的主要来源。这一行动的后果之一是，整整20世纪所发明的大规模破坏手段都由国家垄断其使用。在20世纪，我所称的非正式暴力并非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它们更关注国家间战争、内战和革命运动，这些都是由渴望建立国家形式的组织所领导的。
对早期外交政策的传统概念而言，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意涵深刻。对美国尤其如此，因为长期以来，美国远离入侵和重大的直接进攻。沃尔特·李普曼等的出发点是，保卫“大陆家园”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核心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美国的威胁只会直接来自美国邻国的国土或控制海洋途径的国家。因此，1823年的《门罗宣言》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石。恰如1943年李普曼指出的，非正式暴力的技术变革意味着安全政策应更具雄心：美国必须维持与其他大国的联盟，以“构成无争议优势大国的联合”(Lippmann1943:88，101)。但李普曼坚定一个关键性的传统观念，即地理上界定的防御周边。如果美国不仅控制其自身区域，还控制着由欧亚大陆滨海地区构成的美国周边，则美国本土就会安然无恙。20世纪50年代，由于洲际弹道导弹降低了地理距离的重要性，美国战略家重新思考防御周边的概念：换言之，非正式暴力变得全球化了。约翰·赫兹(JohnHerz1959:107—108)认为，核武器迫使国际政治学者重新思索主权、领土、政府的保护职能等问题：“随着原子武器的到来，国家的非渗透性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当小国之君问及防卫和外交政策时，据说中国古代的孟子曾提出如下忠告：深挖壕，高筑墙，防护人民。这仍然是我们时代的经典方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罗素(BertrandRussell)将权力定义为从一个中心辐射的力量，该力量因远离中心而衰微，直至与同样的地理中心单位建立平衡。现在，该权力可以摧毁从一个中心到另一个中心的权力，则事态全然不同了。”
“9·11”事件表明，非正式暴力变得全球化了，就像20世纪50年代超级大国之间正式的、国家控制的暴力变得全球化一样。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并非是“9·11”事件造就的。实际上，它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海盗活动。但全球通信和交通成本的剧降造就了暴力数量的逐步上升(KeohaneandNye2001:243—245)。
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家面临的挑战类似于其早期先贤：即理解世界政治的性质，世界政治与国内政治——赫兹称之为国家的“硬壳”(Herz1959:22)——的关联。地理空间曾被视为天然屏障和人类障碍之所在，现在却必须视之为载体。
地理空间作为屏障的理念过时，这显然有可能造成外交政策的混乱。美国现实主义之所以强大，关键之一在于它被强行限定于分析美国的海外干预。现实主义者试图通过探究某一海外特定情境是否关乎核心国家利益，来反对美国思想中不时出现的说教倾向和救世主倾向。对李普曼而言，一项外交政策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国家承担的义务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平衡，且国家实力储备尚绰绰有余”(Lippmann1943：9)。到海外“寻求摧毁恶人”有可能破坏该平衡。(注：引自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QuincyAdams)1821年在国会山所做的国庆演说。参见：Perkins1993：149—50。)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和自利考虑，现实主义者对美国卷入远离本土冲突的鼓吹者提供的逻辑就是“坚决说不”。值得一提的是，李普曼、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和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N.Waltz)都是越南战争的早期反对者。不幸的是，现实主义者的审慎固然有益，其逻辑前提却是将地理空间作为屏障的理念。如果美国领导人区分核心利益、非核心利益的标准不清晰，则美国有介入与全球恐怖主义几无关联的各种世界冲突的危险。
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由非国家行为体的网络承载，由承诺而非领土来界定，因而深刻改变了这些外交政策的根本假设。(注：某些悲观主义观察家和预言家认为，尽管美国的军事实力无与伦比，但恐怖主义却对美国本土构成了威胁。参见：CarterandPerry1999;TheHart-RudmanReport,PhaseI,September15,1999,Conclusion1。)根据国家利益的传统标准，对美国外交政策而言，阿富汗是世界上最不重要的地方之一——如果没有1979年的苏联入侵、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变化和“9·11”事件，美国可以完全忽略它。2001年10月，阿富汗却成为战场。全球化的意涵之一即，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可能来自世界各方。从热核战争的角度看，地理空间作为屏障的理念早已过时，早期全球性的非正式暴力行为对它提出了质疑，而“9·11”事件使之成为完全过时的概念。
二相互依赖与权力
关于以上观点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包括非正式暴力传播的相互依赖网络现在已经完全采取了全球形式。此类语言的使用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关于相互依赖和权力的文献——它们早先源于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与非正式暴力全球化的文献之间存在相关性。在这些文献中，相互依赖被定义为彼此依赖，而权力被定义为非对称依赖。这些文献在如下问题上早有清晰的分析，即“军事实力主导经济实力，这意味着仅仅经济手段难以有效反对武力的真正使用”(KeohaneandNye2001：14)。
“9·11”事件揭示了美国如何受到非正式暴力的伤害。美国的长期脆弱性并不完全清晰，但大规模杀伤性手段的获得、憎恨美国的程度、从世界任何地方都容易进入美国等，意味着美国的脆弱性相当之高。
如果美国面对一个拥有常规目标的领土国家，这一脆弱性也许并非忧虑之源。从技术角度讲，长期面对来自俄国的核攻击，美国更加脆弱。但是，美国的脆弱并非是不对称性的。相反，美国拥有更为强大的核能力、“相互确保摧毁”使得脆弱性或多或少是对称性的。俄罗斯保有更多的军队，但其武器装备能力并不强于美国。
就恐怖主义而言，两类非对称性——并非国家间关系的正式特征——有利于2001年9月非正式暴力的肇事者。其一是信息的非对称性。相比主要通过手写信息和面对面进行交流的个人传播网络而言，像当代美国这样的“信息社会”处于信息劣势，这似乎很荒谬。但从另一个方面讲，信息社会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潜在的恐怖分子掌握了大量关于其攻击目标的信息；而在“9·11”之前，美国对存在其国内及其他西方社会的恐怖分子网络的身份和地点所知甚少，美国没有能力对各机构搜集的信息进行合乎逻辑的加工。其二，存在着信念的不对称。奥斯马·本·拉登的某些追随者显然相信，对平民实施自杀性攻击将会使他们获得死后的奖赏。其他人显然被骗参加了攻击，没有被告知这种自杀性的意图。显然，这些攻击的自杀性质使得它们更难以阻止，其潜在的破坏力也随之扩大了。自愿参加自杀任务或故意以平民为攻击对象与各国共享的世俗信念是不相容的。
美国及其盟友在资源方面——包括军事力量、经济资源、政治影响和技术能力等——拥有巨大的优势。进一步说，传媒大多以西方为基地，它赋予富有民主国家的人民以更大发言权，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则遭受剥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所提及的信息和信念不对称是异常的。它们并未赋予非正式暴力执行者以永久的优势，但恐怖主义分子足可以获得短期的优势，而这将导致恐怖主义成为一个长期的威胁。
我们未能预测恐怖袭击的影响，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思考实力时存在根本性的概念错误。恰恰相反，与国家的实力类似，恐怖主义分子的实力同样来自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模式。我们的错误更可能在于，我们没有认识到，由于非对称相互依赖的模式，这个星球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可能容易受到小股恐怖主义分子的攻击。
权力并非只是来自枪杆子，也来自脆弱性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某些非对称性有利于某些非国家行为体，其程度超过大多数观察家的预计。权力得以运行的相互依赖网络是多层面的，任何一个层面的意义都不可抹杀。即使就在许多层面绝对强大的国家而言，在其他方面也可能存在着严重的脆弱性。我们从20世纪70年代的中东石油战中领教了这一点，恐怖主义再次提醒我们同样的教训。
三制度与合法性
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当世界政治中的国家间合作广泛存在时，多边制度将发挥重要作用。然而，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攻击之后，这一观点显然严重违背现实。美国立即做出的反应是，以国内安全为核心，对恐怖主义做出军事反应，创建广泛的国家反恐联盟。联合国安理会确实在9月12日采取了行动，通过了1368号决议。但相对而言，安理会的反应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布什总统9月20日的国会演说没有提到联合国，尽管总统确实赞扬了北约，而且一般性地提到了国际组织。《纽约时报》几乎没有关于联合国的任何报道。
然而，决策者的即刻反应不能验证理论的正确与否，媒体的反应更非如此。社会科学理论意在说明社会现实的基本结构，而行为动机恰来源于此。肯尼思·沃尔兹寻求“通过对困难事例的观察”来证实其均势理论，这是正确的。他认为，当国家“按照理论的预期彼此结盟——尽管它们有充分理由不彼此合作——时”，其理论就得到了验证(Waltz1979：125)。现实主义者正确地指出，当领导人似乎被迫采取理论所预期的行动时，这就足以证实其理论了。确实，当决策者做出的超初反应与理论观点并不契合时，最需要对理论进行验证。如果决策者从未转向理论所预期的政策措施，则该理论就会遭受考验。
因此，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击为制度理论提供了富有成效的验证。9月11日之前，布什政府在几个问题上——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小型武器贸易、洗钱和偷税漏税等——明显采取了单边主义政策。其重要决策者都具有现实主义倾向：强调使用决定性的武力，从未在公开场合支持国际制度。他们起初的倾向反应——如果以他们及总统的公开讲话为标尺的话——表明，他们并未强调联合国的作用。
但是，美国最终转向了联合国安理会。2001年9月28日，安理会一致通过了1373号决议。该决议引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强制条款，要求所有国家不得向恐怖分子以及向恐怖分子提供安全避难所者提供“安全避难所”；要求各国防止潜在的恐怖分子使用其领土，并“预防和查禁恐怖主义行为的财源”。其后，美国继续与联合国接洽，并委托联合国将阿富汗各派别召集到德国开会，最终在2001年12月达成协议。
为什么美国如此广泛依赖联合国?按照斯大林的名言，联合国没有一个师。美国而非联合国采取了重大的军事行动。各跨国银行、各国央行以及承担银行管理职能的各州冻结了据指称属于恐怖分子的资金。甚至在9月28日安理会通过决议之前，美国的盟国早已援引《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宪章》第五条做出了反应。
英尼斯·克劳德(InisL.Claude)早在35年之前就此提供了一个答案(Claude1967)，即各国在联合国内为其政策寻求“集体合法化”。只有联合国才能为某一行为提供广泛的支持，使之从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的政策提升为全球性政策。按照当前的行话，寻求世界150个以上国家支持的“交易成本”，显然比通过立即可以召集的联合国安理会高得多，联合国机构可以赋予美国青睐的政策以相当程度的合法性。
合法性意味着什么?从法理上讲，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使用暴力问题的决定是合法的，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会员国授权联合国做出这样的决定。从更宽泛和规范的角度讲，对特定公众而言，如果他们相信自己有必要遵守决定，则这些决定具有合法性。正如韦伯指出的，这种合法性的来源包括传统、超凡魅力(charisma)和理性—法定权威(Weber1978：954)；也许还包括寻求被广泛接受的规范。世界各地的人民认为本国政府应该遵守安理会的决定，因为这些决定是通过规范、法理上认可的程序做出的。或者，他们认为安理会的决定是合法的，因为它们建立在正当原则——如集体反对侵略——的基础之上。
合法性为什么重要?其原因在于民众自愿支持合法政策，无需物质诱惑。(注：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North)将合法性与执行规则的成本联系在一起：“反过来，维持现有秩序的成本与人们所认为的现有体系的合法性相联系。设若参与者相信该体系是公正的，则执行该规则和产权的成本大为降低”。参见：North1981：53。)但是，如果认为安理会的行为将说服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相信其政策的明智或正当，因而出于遵守规范的原因支持该政策，则失之于天真。要解释安理会决议的影响，我们还需要探究领导人的自利信念。
即使各国领导人全然奉行犬儒哲学，联合国合法决议的通过也将改变他们的考量。如果他们是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其公众接受联合国行动的合法性，从政治角度讲，相比支持未经联合国许可的政策而言，他们将从支持经联合国认可的政策中获益更多。如果他们统治的人民不同情该政策或并不仅仅因为是联合国认可的政策就予以接受，则安理会决议的合法地位也会改变他们的考量。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做出的决定是强制性的，这意味着挑战安理会的国家——如海湾战争时期的伊拉克——面临制裁的危险。然而，其民众不持同情态度的国家领导人可以指出的是，且不管对奥斯马·本·拉登及其网络采取行动如何不满，切断关键性的供应与市场、承受交通和金融服务中断的压力、甚或成为军事行动的对象，其代价则更为高昂。
一般而言，这是制度理论经常遭遇的问题：国际制度主要通过改变国家战略的成本来运作。当然，我们无法确保制度足够重要，而国家战略可以因之改变：在各种考虑因素中，制度只是其中之一。但是美国利用联合国意味着，国际制度因素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多边制度如何重要实际上是另外一个问题——是2002年上半年辩论激烈的一个问题。紧随“9·11”之后发挥作用的几个因素似乎意味着，更加依赖多边制度的作用。如前所述，美国为其军事行动寻求合法性。进一步说，美国需要从巴基斯坦到菲律宾等更多国家的帮助。即使非常强大的美国也需要与他国协商进入其领土，必须为进入他国及其合作提供某些互惠性利益。某些利益必须通过在多边制度上的诸多问题——从洗钱到武器贸易的控制——进行妥协。
从另一方面讲，反恐战争也加强了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和双边外交的动机。恐怖主义的威胁催生了如下动机：保留果断采取行动的能力，无需深思熟虑，也无需进行说服的努力。2001年冬2002年春，美国政府发出如下信息，它可能在获得甚至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及其传统盟友认可的情况下，恢复对伊拉克的战争。2001年秋季，美国在对阿富汗战争行动中，明显不期望联合国及其盟友限制其军事行动的自由。实际上，美国接受其军事主官的建议，婉拒了英国派遣部队保护救助行动的要求。就美国的多边制度政策而言，一种愤世嫉俗的解释表明，美国决策者希望保留自己采取军事行动的自由，但将一些乏味的政治问题——如阿富汗的重建——委派联合国处理。这样，当政治失败显然不可避免时，联合国将承担导致失败的罪责。
我们很容易想像未来几年将出现更为悲观的景象。美国政府可以决定采取激进措施——如在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伊拉克参与了此前对美国攻击的情况下进攻伊拉克——维护其安全，而无需获得其诸多北约盟国的支持。在类似的可能性之下，联合国或北约都不可能赋予美国行为以合法性。由于美国采取了单边性行为，它不会更加依赖国际制度，而多边主义将因此遭受严重打击。
即使选择多边主义方式，但仅仅依赖多边主义似乎显得不足。多边组织不可能成为处理非正式暴力全球化的关键性执行机构：就该功能而言，它们太不灵便。由于国家具有采取决定性的强制行动的能力，可以要求公民对其忠诚，因此依旧是解决非正式暴力的必要组成部分。
显然，这些关于多边制度及其网络的观点并非是“反现实主义的”。相反，它们有赖于对如下方面的正确评估：实力的作用，世界政治中的国家行为，对新威胁造就新联盟的认识，认为结构是重要的信念。分析人士对多边制度的作用非常敏感，但他们并不必要认为多边制度独立于国家之外运作，也无需将这些制度视为治愈新疾病的万灵之药。但更加关注多边制度的作用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这些制度可以发挥如下作用：降低交易成本，为公开承诺提供机会，并为有效行为提供集体合法性。
四“恐惧的自由主义”
朱迪斯·辛克莱将自由民主视为“生存处方而非人类完全性的方案”。它试图避免最恶劣的后果，因而宣布“第一权益就是免受残暴的恐惧”(Shklar1984：4；237)。恐惧的自由主义显然证明了我们今天的情况，导致了分析及规范性问题出现。从分析角度讲，它使得我们寻求国家在面对非正式暴力全球化时的保护作用；从规范角度讲，它使得我们思考我们世界政治学者的自身作用。
以上所探讨的在防御区域内保护家园的概念受到侵蚀，相比过去两个世纪，它使得“恐惧的自由主义”与美国人更为相关。保护公民免受残暴的恐惧，这一任务成为国家急需处理的问题，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不能视之为理所当然。
朱迪斯·辛克莱将国家视为主要威胁，她宣称，“自由主义分子从未忘记政府是强制性的”(Shklar1984：244)。从这方面讲，“恐惧的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最流行的理论——包括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和某些形式的建构主义——共享一个盲点。这些观点共有的一个缺陷是：它们不能充分考虑到全球化如何促进了非国家实体的机构及其网络。“9·11”之后，自由主义者不能忘记的是，在自由国家境内运作的非国家行为体像国家一样具有强制性并引致恐惧。
承认非正式暴力的危险，使美国对全球利益有更为宽泛的认识。如我们所看到的，古典现实主义思考明确将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地理区域和从利益角度看无关紧要的部分世界区分开来。现在，当以前被视为无关紧要的国家内策划、滋养着针对美国的攻击之时，这条明确的界限模糊了。
这种界限模糊意味着，自卫与人道主义干预的区别变得不再清晰。在失败国家(failedstates)内采取的军事行动，或支持面临失败危险国家的企图，更有可能被视为兼具自卫和人道主义(或公共精神)的特征。设若关于这些政策的观点本质上是利他性的，它们极少博得支持，美国领导人愿意为此付出的人力代价和物质代价较低。然而，现在这些政策可以由美国自身利益来构建，得到民众的充分理解。相比源自责任或利他主义的观点而言，源自自身利益的合理观点更有说服力。
从更普遍的角度讲，承认非正式暴力的危险或许迫使美国以不同的形式重新定义其国家利益。这些定义促使美国支持减少贫穷国家的贫困、不平等和不公正等措施。马歇尔计划固然不完善，但却是一个有用的先例。1947年，美国重新定义其自身利益，承担帮助建立一个民主和资本主义欧洲的责任，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美国向该计划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目前，从绝对数量方面看，欠发达国家的任务更为艰巨；而且，这些国家的政治体系大多弱于1947年的欧洲诸国。当然，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目前拥有的资源也远远超过1947年。
任何关于美国利益的颇具吸引力的观点都需要基于可概念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上。个人自由、经济机遇和代议制民主构成了核心价值观。最后，“软权力”(Nye2002)不仅依赖一国人民模仿他国盛行的制度与实践的愿望，而且有赖于他们这样做的能力。展示一种他者无缘获得的、富有魅力的生活方式，更有可能导致敌意和“酸葡萄”心理而非支持。在21世纪，要想成功地与贫穷国家的人民联系在一起，美国人就需要将价值观与其特权区分开来。
美国人对其特权式生活方式的热衷，使得美国国家利益的防御性和反作用力有可能拓宽。这让我想起，古典现实主义的优点之一就是将承诺与相对受限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利益部分上是地理、意识形态和确保特权的自私企图(确定不同的利益)所决定的。反对者——不仅仅是那些对美国发动攻击的人——有可能被妖魔化。为了确保便宜的石油流入美国，就需要斩断与腐败、专制政权的交易。美国将完全依赖军事力量和双边协议，而不是依赖经济援助、贸易收益以及文化理解的努力。其中的代价可能包括与我们的民主盟友疏远，导致世界上许多国家对美国的憎恨。最后，这种国家利益的观点是治愈孤立和持续冲突的良方。而在孤立和持续冲突的环境中，自由民主国家有可能受到国内出现集权专制国家的威胁。
从规范的角度讲，“恐惧的自由主义”提醒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不能把全球化世界里的自由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经历过纳粹主义统治的朱迪斯·辛克莱确切理解对残暴的恐惧，但不知其所以然。冷战期间长大的美国人仅仅经历了这种想像中的恐惧，尽管核威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给予我们丰富的想像空间。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长起来的——即年龄小于35岁的——美国人而言，他们能够将自由主义视为理所当然，好像美国与世界上大多数人所经历的绝望早已隔离。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意味着，我们没有这样与他们隔绝。我们与可恨的杀手有着实实在在的地理联系，而非仅仅是虚拟联系。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都不是可行的选择。
因此，“恐惧的自由主义”意味着，我们研究国际相互依赖和多边制度的学者需要加倍努力。我们不应那么关注我们与其他国际关系流派之间的不同观点，而应倍加关注我们之间的观点融合以及某些观点的不适用。我们需要融合古典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真知灼见，但也需要更为慎重地看待其他世界观——包括宗教世界观。我们需要检验在造就世界政治后果的过程中，观念如何塑造意图，对权力的追求如何与制度相互作用。
五结论
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主义袭击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世界政治理论。全球主义并不等同于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参与者不仅是因特网的高科技创造者或多国公司，也有乘坐喷气飞机、受原教旨主义宗教蛊惑的少许狂热分子。由于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我们关于安全威胁的常规假定变得问题成堆。它也使得我们质疑古典现实主义的如下观点：世界分为几个重要部分，其中大国拥有利益和重要地位，它们或许导致道义上的困境，但不会带来安全威胁。我们确实需要重新界定地理空间对国内安全的重要性，因为地理空间既有可能是邪恶的非正式暴力的载体，也可能成为其屏障。
最成问题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作用的假定。在关于安全的文献乃至国际制度的大多数文献中，“国际关系”的用词比比皆是，而“世界政治”的应用实属凤毛麟角。然而，国家政府不再对大规模杀伤性手段拥有垄断权，在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袭击中丧生的民众多于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造成的伤亡。将研究领域的名称从“国际关系”转换到“世界政治”，对我们或许有益。“国际”关系的语言太容易使我们倒退到以国家为中心的假设上。非对称相互依赖并非国家之间仅有的现象。
然而，尽管国家丧失其对大规模杀伤性手段的垄断权，对恐怖主义做出反应正在加强着国家权力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打败恐怖主义需要各国停止窝藏乃至资助恐怖主义分子。当各国获得更多权威，它们有可能在安全问题上进行更为广泛的合作，并利用国际制度实现其目标。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当国家获得更多权威之时，它们将被迫学会如何更好地利用与网络——包括敌对网络以及被用作工具的网络——的联系，并更加依赖多边制度。这些制度，反过来将不得不强调自身的优势，并借此界定其任务——赋予其行为以集体合法性，同时使其缺陷——作为缺乏统一指挥的笨重组织——的影响最小化。
这些显然荒谬的变革导致的后果之一是，传统安全问题与其他问题的联系更为紧密。航空运输、跨国金融和移民等原本被视为的“非安全领域”对安全而言益发重要，国家在这些领域的管制也更为严格了。
最后，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表明，国际关系理论各种流派之间的某些争论多么狭隘。对美国遭受攻击的后果进行分析，不仅需要抓住权力结构因素，还要抓住主观信念的变化及其对战略的影响。它必须考虑国际制度、非国家行为体及其网络——这是不同思想流派所强调的世界政治因素；必须探究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联系。我们无需在这些观点之间做出抉择，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将它们融合成为一种全面而一致的观点。
我们对世界政治的理解往往为重大事件——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核革命、近50年来经济相互依赖的增长等——的压力所推动。或许，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将使我们重新聚焦于知识创新的崭新时代，正如对全球治理和古典政治现实主义的冷静思考聚焦于“恐惧的自由主义”所准确界定的问题上。
标签：世界政治论文; 全球化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非正式论文; 恐怖主义论文; 联合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