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性质分析及其与西方思想渊源的关系_形而上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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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I0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2)08-0132-06

雅斯贝尔斯曾对起源(beginning)和根源(source)作过一个精微的区分:“起源是历史性的,向其追寻者们提供日积月累的各种见识。而哲理思考的原动力则来自根源。这个根源本身就可以说明现代哲学的意义,并且只有通过它,才能理解过去的哲学。”①本文对西方思想的最古老、最困难的主干性范畴之一形式的辨析属于后者。我们并不想在狭隘的学科如数学、美学、建筑学、语言学等的意义上理解形式,也无意梳理形式的各种涵义及其演化进程中的相互纠缠延展,而试图以形式作为凸显、朗照西方思想根性的一柄多棱镜,因为形式是构成西方思想的真正的动力性基础之一,刨根问底地揭示这种深藏的根基性因素,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西方的存在论、心理学、美学、宗教学、符号学、知识论、逻辑学、自然科学等的精神实质,也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定位形式与其他西方思想的主干范畴如存在、理性、美、真理、感性等的结构性关系。

一、形式是什么?

哲学思考始于“是什么”之问。那么,形式是什么呢?形式具有哪些根本属性使之决定性地与其他范畴区分开呢?

从术语看,法语forme、英语form、德语Form都来自于拉丁文forma,这个罗马时代的术语代替的是两个希腊文单词,它们分别表示可见形式和概念形式。②再看柏拉图“理念”(国内学界又译“理式”、“相”、“理型”等)的希腊文(复数是)和都出自动词(意为“看”),这两个词的原义指形状、形式、图形、可见形式,后来从这种比较具体的感性含义,引伸出抽象的本性、构造、种、结构、本质等含义。③语源学考索向我们透露出两点重要信息:第一,形式从一开始就与数学(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几何学意义上的图型、模型含义)、物理学(有形体对象的形式)、逻辑学(分类意义上的“种”)、形而上学(“本质”概念)有不解之缘。以柏拉图“理念”学说为例。一方面,“理念”学说建立在数学基础上。数学概念的世界如三角形不是真实物体,而是eidos,理想的形式,普遍永恒的本质。另一方面,柏拉图区别了知识和意见。前者以事物的本质或概念为对象,提问的方式为“是什么”,若推广到对世间万物之本质的探讨就变成一种形而上学;而后者乃经由感官形成的对个别事物的看法,没有普遍性。哲学要探索的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真实实在即形式的或理念的实在。后来,英国经验主义鼻祖弗兰希斯·培根在《新工具》里把“形式”规定为“支配和构成简单性质的那些绝对现实的规律和规定性,如各种物质中的热、光、重量和能够接受这些性质的东西。”④当然,这样的本质规定性并非由纯粹演绎而来,而是通过归纳得到的。第二,双重语源导致了形式自身的歧义丛生、夹缠难解的语义链和一语多名、家族相似特征。英国美学史家李斯托维尔伯爵高度评价形式论的重要性:“从希腊时代一直到今天,它一再居于显著的地位。”⑤的确,不论在古代思想世界的“多样中的统一”,还是在近代思想对知觉组合、整理感觉材料而形成秩序井然的世界的探讨,乃至现代思想伴随“语言学转向”而起的强大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思潮中,处处可见形式的活跃身影。然而,一旦我们企图揭开披在形式上的神秘面纱,一睹其真实面目时,它又如一个著名譬喻所言,形式像希腊神话里的变化之神,难以捉摸却无处不在。波兰现象学哲学家罗曼·英伽登在“内容和形式之本质的一般问题”一文中区分了形式的九种含义,⑥塔达基维奇的《西方美学概念史》划定了形式的十一种含义,阿多诺的《美学理论》则界说了十二种含义的形式。与形式相关的意义相近而称谓不同的术语可以排成一条长长的语义链:和谐、比例、对称、法则、秩序、数、形状、形象、规律、结构等等。如果用美国哲学家阿瑟·诺夫乔伊《存在的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倡导的观念史方法衡之,形式确乎形成了一条源头悠久、穿越整个西方思想史的伟大的观念链条,在哲学、文学、宗教、科学、艺术、语言、政治等学科中,形式的各种含义交替错杂,从此一领域传递到彼一领域,并且引起了大量以之为中心而产生的分歧、矛盾、冲突(如持续整个十九世纪的内容派和形式派的争斗)。

综上论述,尽管本节的标题为“形式是什么”而非“什么是形式”,但显而易见,形式的本质属性不是单一不变的,我们无法用属加种差的方法给形式下一个内涵、外延确切的规范、严整的定义,把捉它的普遍、永恒、超越的本质。如果我们尚承认形式可能存在某种本质属性的话,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采用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一书所主张的“描述性的定义”,把形式当成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内起支配作用的各种理想型式的集合,从历时和共时这两个角度对形式的动态演进和结构特征加以描述、概括、解释。否则的话,我们将在彼此毫无联系、毫无意义的材料沙漠中迷失方向。

二、形式的逻辑本性

牟宗三先生指出:“逻辑、数学、科学、归纳法,这都是‘知性’中的事。知性是人心的理解活动。其中逻辑是最根本的”。“科学方法固然重要,但逻辑数学更重要。而且这后两者更是西方文化希腊精神的主脉。”⑦此诚应不刊之论。一般来说,西方逻辑学包括形式逻辑(演绎、归纳)和数理逻辑(亦称符号逻辑)。然而,究竟什么是逻辑,却是众说纷纭的。历史上人们给逻辑下了近一百种定义,以至于德国逻辑学家鲍亨斯基感慨,在哲学术语中,象“逻辑”这样意义含混的词实属罕见。本文认同学界关于逻辑的真正研究对象是思维的形式结构与规律,是研究推理形式的有效性的科学的一般看法,这一看法和鲍亨斯基关于逻辑(推理的科学)的形式逻辑、方法论、逻辑哲学的区分法比较接近。不难看出,逻辑具有纯形式特征,逻辑学追求可理解性的最普遍法则,达成的真理是关于理性世界的形式真理。比如,逻辑的最根本原则“对偶性原则”(肯定-否定)由a与非a两项合成,有“宇宙”即有“非宇宙”,“非宇宙”在现实中虽然讲不通,但它有逻辑意义。这种纯逻辑的立场表示先验必然的道理,是抽空了一切具体经验对象、内容的纯形式真理。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考察逻辑的纯形式性:

首先,作为纯粹理性法则的逻辑。英文logic导源于希腊文logos,原义是理性、话语、比例关系,又指计算和言语,还指聚集即系统观念。“本质上,系统稳定性观念,自我聚集观念与逻各斯观念联系在一起。”⑧逻辑属于理性,理性是逻辑的根据地。上面提到肯定否定的对偶性,由此原则又开出三条思想律: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牟先生称这四者为形成形式化或成文化的推演系统的“型范”(norm),是既有先验必然性,亦有基本性和超越性的“轨约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例如,亚里士多德的从两个前提必然地推出结论的“三段论”就是建立在这种型范基础之上的。当然,这样说仅限于传统逻辑。在罗素的真值函蕴系统和路易士的严格函蕴系统里,除对偶性原则外,其余三者不但是在外的型范,也是在内的命题式。

其次,研究形式真理的逻辑学。由亚里士多德奠基的西方传统逻辑致力于撇开思维的具体内容,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和规律。有真的前提和正确的推理形式。就能必然地得出真的结论。“就其仅仅涉及形式,或更严格地说,仅仅涉及完善的形式来说,是一种形式逻辑。”⑨而现代数理逻辑借助数学方法研究推理本身的结构,研究从前提过渡到结论的各种有效的形式关系,把所有有效的推理组织为一个公理系统,它是符号化、形式化、演绎化的,具有极大的客观性、普遍性、严格性。

再次,形式系统的构造。毫无疑问,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根植于理性本性的对完整性、系统性的追求。通常来说,一个成文系统的构成以逻辑为存在的先决条件,就是说,它是首尾一贯,系统地构成的,基本概念和命题处于彼此的逻辑联系中,概念和命题的含义、本质、地位、功能等,问题的提出方式和解决办法都取决于系统的内在关联。西方许多哲学家,如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克罗齐等的理论体系,都是这样构造起来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企图“用几何学方式”建立知识系统。在《伦理学》中,他规定了8个定义和7条不证自明的公理,运用严格的逻辑思维,推出了36个命题。当然,他的不证自明的原始命题因为有任意性因素而被指责为缺乏坚实的根基。

最后,形式化方法。19世纪末以来,数理逻辑借助数学中常用的形式化语言(人工符号),将对理论中概念、命题、推理的研究转换成对由符号和符号的关系所组成的形式系统的研究,用抽象的符号体系揭示事物之间的关系和本质。与之相比,古希腊欧几里得的严密的几何学公理化体系是不充分的。所谓“形式化”包含以下三个步骤:“先确定有意义的符号,然后从符号中抽象掉意义,并用形式化方法构成系统,最后对这个所构成的系统作一种新的解释。”⑩这种方法在代数学、物理学、化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语法学等学科中得到广泛运用。问题是,在一些传统的人文学科,如哲学、美学、历史、文学等研究中,形式化方法适用吗?有的学者如N.雷谢尔、陈波主张在某些重要的哲学问题上可以有限地应用这种方法,(11)而曹俊峰则断言:“不能形式化,是美学的一个重要逻辑特征……美学不可能构成系统,也就不会出现完全性和一致性问题……美学是非逻辑的,这是美学的一大特征。”(12)这样的看法当然不错,但我要补充一句,美学不能形式化并不意味着美学研究可以无视形式逻辑的存在,也不等于说哲学史美学史上的种种理论体系是完全没有价值的虚构,更不表明人文学科的学说因为不能建立一个可以推导的形式化系统就低人一等。

三、形式与西方思想课题的本源联系

从以上论述看,逻辑似乎只是一个毫无实际内容的空架子,其实不然。逻辑不仅是思维形式、思维工具、科学方法,“通常把逻辑和数学仅仅理解为科学的方法,殊不知,逻辑和数学更主要地从存有论和认识论层面支撑科学。”(13)我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可以说,西方思想的一些重要概念、命题,西方思想的某些基本课题、特性,都与形式有着割舍不断的本源联系。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里考察了西方思想对物之物性的三种规定方式:特性的载体、感觉多样性的统一体和具有形式的质料。披检西方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和谐的概念(形式之一种)建立在有机整体(多中之一)的概念之上,贯穿西方思想的内容和形式、主体和客体的分离、对立则发源于质料—形式结构。在这个历史久远的思想传统中,形式、理性、逻辑、数学被人们反复捆绑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无物能御的极为强大的概念机制。兹举三例略加申说。

正如罗素指出的,“理念”论或曰“形式”论,“一部分是逻辑的,一部分则是形而上学的。”(14)所谓“形而上学”分为“一般形而上学”(存在论)和“特殊形而上学”(宇宙论和人性论),研究终极实在的本性,揭示真实的存在是什么,要求达到理性上的唯一的确定性,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讨论不受运动影响而独立存在的永恒之物的“第一哲学”。说“理念”是逻辑的,因为它涉及一般的字的意义。如“猫”字的意义非指这只猫或那只猫,而指某种普遍的、永恒的猫性。说“理念”是形而上学的,因为对柏拉图来说,宇宙系一个由各种理念构成的相互联系、秩序井然的有机整体,理念世界是一切生成变化的终极因,一切流变均为理念而存在(目的论的形而上学)。至高无上的理念乃善的理念(逻各斯),其余一切理念都从属于它。理念论的对象为一般和共相,是通过概念而认知的非物质的存在。“通过一般概念而认识到的伦理知识的对象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伦理的、逻辑的、物理的(始基或第一原则)是同一的。”(15)

亚里士多德保留了老师柏拉图的永恒不变的理念论或形式论体系与目的论前提,但排除了它们的超验性,将之由天上降到了人间。“形式不脱离事物,而在事物以内;不是超验的,而是内在的。物质[即质料]不是非存在,而是能动的;形式和物质不是彼此脱节,而是永远结合在一起的。”(16)亚里士多德要解决希腊哲学的根本问题,即纷繁变化的现象背后的永恒不变的存在。他断言,真正的现实是在现象本身中发展的本质(“隐德莱希”),本质既为个别形体的唯一根源,又只有在个别形体中才成为现实的、真实的。亚里士多德将宇宙的变化过程比作造型艺术家的活动,其中可以分辨出四种原因:形式因(什么样的东西,即存在于艺术家头脑里的雕像)、质料因(雕像所由造成的东西,如大理石等)、动力因(造成雕像所要借助者)、目的因(所以要造雕像的理由或目的)。质料是形体的基质,凭借形式而成为现实的东西的可能性;形式是质料的真正的存在,它的实现或完成。形式和质料结合而产生运动或变化。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永恒的运动以永恒不动的推动者的假设为前提,没有这种假设,运动无法理解。第一推动者、第一原因是没有质料的形式,纯粹形式,它与柏拉图形而上学中的善的理念完全是一回事。

形式、理性、逻辑、数学不但在形而上学层面(柏拉图把理念定义为数)、在认识论层面(如康德之形式指先于经验而主动地组织经验素材的某种主体特性)支撑着西方思想的骨架,涵摄着西方思想的灵魂,而且构成、规定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客观性。没有经验、归纳、抽象、数学这几个条件,没有古老的数学-逻辑传统和肇始于培根的实验传统的结合,很难产生近代自然科学。西方科学思想史上有两个公认的科学知识系统,一个是欧几里得几何系统,另一个是牛顿古典力学系统,两者都表述为数学形式系统。前者从若干定义、公设、公理出发,用演绎推理证明一系列几何学命题,建立起较严密的几何学公理化体系。后者的思想方法正如牛顿自道:“在自然科学里应当象在数学里一样,在研究困难的事物时,总是应当先用分析的方法,然后才用综合的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包括做实验和观察,用归纳法从中作出普遍结论……而综合的方法则假定原因已经找到,并且已把它们确为原理,再用这些原理去解释由它们发生的现象,并证明这些解释的正确性。”(17)在这个由归纳而来的假说演绎系统里,每一个概念都规定明确,能用一个数学符号表示,保证了客观描述要求的定义的无歧义性,不同概念间的联系可以用数学符号的数学方程表示,组成了一套数学方程表示的定义和公理系统,以此能够逻辑地、定量地演绎范围广泛的对象,并与经验相符。

四、形式是否元范畴?

有论者认为,“在西方美学史上,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形式(理式)一直是某种美学体系的‘元概念’,它不仅具有本质论或本体论的美学意义,甚至有时被规定为整个宇宙的本质或本体。因此,我们有理由这样说:整个西方美学就是以‘形式’为核心的美学,即‘形式的美学’。”(18)检视以上论述,这一断言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然而,我们能否藉此便确认“整个”西方美学以形式为“核心”呢?在我看来,论者显然简单化地看待、处理了形式概念具有的复杂性、含混性、流动性的品格。形式概念的恰切定性应当为——既是元概念又不是元概念。(19)

那么,究竟何谓“元”概念呢?其前缀“元”(“meta”)本于希腊文,有“在……之后”、“后设”、“超越”、“之上”的意思。现代理论用这一前缀表示在较高、较深层次(n+1层)上对较低、较浅层次(n层)的一般性质、基础、效用的分析、解说、断定,前者是后者能否成立的根据和原则。譬如,元历史探索历史书写的深层结构,阐发历史表述和历史论断的依据;元美学是一种超美学,以更高层次的语言对一般的美学陈述进行语义分析和逻辑分析;元语言指描写、分析另一种语言(对象语言)的一套符号、解释代码或语法规则;元逻辑是关于逻辑的科学,即演绎科学的逻辑语法和语义学;等等。由此观之,形式的确算得上元概念,即概念的概念,终极性概念,它本身超越于特定的封闭体系之外,却又能衍生、决定、涵摄次一级的概念的具体运用。柏拉图的“理式”(永恒不变的绝对形式)、克罗齐的“直觉”(心灵赋予感觉以形式的先验综合活动)、现代结构主义的“结构”(封闭系统中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的组合)就是这样的元概念。

不过,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我们把西方思想范畴比作一张由各种各样普遍性、抽象性不等的大小范畴组成的相互联系、彼此错杂、不可分割的有层次的立体网络,那么,产生早于形式-质料,与之具有同等重要性,处在同一个层次的范畴就有始基—本原、存在与非存在、时间与空间、实体与属性等等,它们之间不构成元范畴和有待解释、说明的另一种范畴的关系,而形成相互之间有逻辑关联,内涵逐渐确定,概括性不断增强的漫长的演进过程。具体地说,古希腊思想的第一个范畴是泰勒斯的“始基”(水是始基),毕达哥拉斯学派把始基理解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数),赫拉克利特在阐述本原范畴时,明确提出存在与非存在这对范畴(我们存在又不存在),等等。

进而言之,在西方近代哲学、美学努力寻找解决日益突出的思维与存在、客观与主观、理性与感性、形式与内容等一系列基本矛盾、对立的思想语境中,形式非但不是元范畴,反而成了被说明的对象,其存在的依据、价值要依内容而定。在黑格尔美学体系里,理性内容和感性形式的关系替代了柏拉图的绝对理式和感性事物的关系。尽管他反复声明真正的艺术美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但事实上,理念、内容、意蕴起决定性作用,外在的感性形式只是内容的表现方式(感性显现)而已。奥地利艺术史家阿洛伊斯·李格尔的“形式意志”一方面指向艺术形式,受康德先验形式哲学影响,另一方面,艺术形式实现自身目标的驱动力又为其背后神秘莫测的“世界观”(时代精神)所支配,具有浓重的黑格尔哲学气息。其他如狄尔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美学、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美学、桑塔耶那的自然主义哲学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美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美学,等等,都不以形式为核心,也远非“形式的美学”能够涵盖得住。

更为关键的是,随着后结构主义(以解构主义为中坚力量)猛烈攻击西方哲学主流追求自我-在场和自我-同一之“本源”的形而上学传统,元语言是否存在受到质疑。元范畴用词语表示认识对象的客观义理,是否真实牵连到形而上学(存在论)的根源,故而理当在怀疑之列。德里达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确信意义总不确定,处在“命定的飘流”中;罗兰·巴特认为语言的含蓄意指不会有元意义,意义若碎片般播撒;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根本不相信元语言的存在,声称只有不完全一致的语句永无止境地相互回应着。我们承认,形式的确是元范畴,但它的内涵和外延繁复多样,不停变化;形式与存在、实体、真理、本质、规律等范畴时有交集、互为你我、界限模糊;形式数义混用的情况屡见不鲜,或为逻辑构架,或作材料媒介,或取形而上本质,或表技巧手法。如此看来,作为元范畴的形式的性质、特征、作用,形式语言(范畴)和对象语言(范畴)的区别并不总是绝对、稳定、清楚的。

五、从形式看西方思想的某些特质

英国美学家赫伯特·里德指出,“形式是最难把握的,因为形式涉及到有关形而上学本质的问题。”(20)众所周知,西方文化是古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和近代工业文化融洽而成的理性主义文化,其最核心最坚硬的部分就是形而上学。披阅西方思想典籍,纯粹形式、形式意志、形式系统、先验形式、形式感、形式美、形式主义、形式思维、感性形式、形式化、深层结构、形式真理、和谐整体等等术语、概念,俯拾即是。形式如同一只生命力永不枯竭的思想精灵,贯透、融注、鲜活在西方文化的壮硕伟健的肌体、澎湃涌动的血液、盘根错节的神经系统里,成为型塑、规约西方文化精神实质的宿根性因素之一。下面我们以形式为透视点,参稽钩玄,提炼出足以彰显西方知识系统、理论形态、陈述原则、思维方式等特殊性格的若干精神特质:

(1)两个世界:理念世界与感觉世界的区分为公理系统的建立和完善、超验之在的探寻与追求提供了驱动力。

(2)本质之学:透过现象达到对事物真实本质的前后一贯的说明,为知识树立了牢固的认知对象。

(3)主客两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对立为西方传统思想的科学取向、认识论关系的确立奠定了形而上学基础。

(4)因果目的: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每一个具体的变化与生成都能在这个有规律的整体运动中找到原因。

(5)精密分析:从简单自明的命题开始,推导出其他命题的超经验的逻辑演算,是得到严格明确清晰客观必然的科学知识所采取的正当方法。

诚然,这里的概括远非完备无遗,也不能就此认定形式是永恒不变、超越时空的先验存在。事实上,现代西方的反形而上学思潮与形式论有着深刻的关联。尼采猛烈声讨苏格拉底科学至上的逻辑主义立场,维特根斯坦质疑关于世界的终极描述的整个概念,利奥塔破解西方思想以艺术创造为建立材料和形式之关系、重视形式而轻忽感觉材料的“成见”,海森堡、玻尔的量子力学理论斩断了经典力学依赖的运动过程连续性观念和严格的因果逻辑律,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借助理性、形式、数学、逻辑建构的那个普遍必然、连贯统一的世界是可疑的。但我们也不能反过来天真地以为,雄伟辉煌的千年思想大厦已被汹涌翻腾的反传统狂澜冲毁坍塌,遁于无形。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态度不可谓不激烈,语锋不可谓不犀利,但他多次强调自己非常尊重逻辑规范,总是从古典规范出发进行论证,深信哲学必须考虑成为普遍性,从不赞成哲学已经“终结”的说法。不妨说,在西方心灵发展道路上,正是传统与反传统、形式与反形式、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非逻辑之间持续不断的纠结、冲突,凝结、造就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科学精神、哲学精神、宗教精神、艺术精神、伦理精神、法律精神。在这个精神的核心处,深藏着人类给偶然、杂乱、不连贯的事物奠定统一基础、赋予其普遍秩序、作出合理解释的先验意志,向人类心智活动的可能性及其条件、边界等问题提出质疑的批判态度,而形式范畴则是这种活动及其历史的一块尚未竣工的碑铭。

注释:

①[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柯锦华、范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②[波]符·塔达基维奇:《西方美学概念史》,褚朔维译,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页。

③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④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6页。

⑤《近代美学史述评》,蒋孔阳译,《蒋孔阳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34页。

⑥Roman Ingarden:The General Question of the Essence of Form and Content,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57,No.7,1960,中译文载《世界哲学》(原《哲学译丛》2004年第5期,张旭曙译)。

⑦《理则学》,“自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

⑧[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访谈代序”,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页。

⑨[德]亨利希·肖尔兹:《简明逻辑史》,张家龙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9页。

⑩[德]J.M.鲍亨斯基:《当代思维方法》,童世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11)陈波:《逻辑哲学引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121页。

(12)《元美学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2、400页。

(13)周昌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页。

(14)[英]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63页。

(15)[德]威尔海姆·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2页。

(16)[美]弗兰克·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8—79页。

(17)[美]H.S.塞耶编:《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王福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第32页。

(18)赵宪章主编:《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9)范畴指外延最宽、概括性最大的普遍概念。形式既是范畴,也是概念,有时甚至是某位思想家使用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术语。

(20)《艺术的真谛》,王柯平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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