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商品经济发达原因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宋论文,经济发达论文,原因论文,商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虽然南宋王朝政治上无所作为，但其商品经济却因上承盛唐、北宋的经济繁荣，形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兴盛发达的高峰阶段。南宋商品经济发达，商品种类繁多，商品经济发达的原因既有国内人文、地理等方面的缘由，也有对外交流的促进作用；既有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容纳，也不能忽视南宋时期功利之学的兴起，功利之学的兴起对千百年形成的“重义轻利”、“重本抑末”的传统思想产生冲击，这不能不视为商品经济发达的思想文化基础。
南宋是我国封建社会所经历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它不仅是北宋朝廷在南方土地上的延续，而且由于它上承盛唐、北宋经济的繁荣，形成了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十分兴盛发达的高峰阶段。
一
南宋商品经济的发达首先表现为商品生产的发展，包括农业和手工业两个部门。就农业而言，农产品的商品化是一个重要方面，茶仍然是一种行销国内外市场的主要商品。但是，在经营的规模、制造的技术、远销的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前代，成为一种日益向高度发展的商品生产。糖是茶以外的另一种商品化的农产品加工，南宋的很多地区如福唐、四明、番禺、遂宁等盛产甘蔗，尤以遂宁产量最大，品质也最高。棉花的种植在北宋的福建、广东一带已渐盛行，南宋时又从闽粤发展到长江和淮河流域，农家的经济收入开始依赖于不供自己消费的棉花及其纺织品。蚕桑养植愈益增多，蚕桑业、丝织业有了显著进展，“山乡以蚕桑以岁计，富室育蚕有至数百箔，兼工机织。”①这样，农产品的增多和经济作物的商品化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市场。南宋时的手工业无论是在质量方面，还是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均高于北宋。除去军器之类不准私家生产，朝廷的几类专利品不准私卖外，一切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东西，只需交纳税款，百姓均可生产、贩卖。因此，民间不仅有各种手工业坊场，而且有比较普遍的发展。
其次，商品经济的发达还表现为商业的发展。吴自牧在其所著《梦梁录》一书中，对南宋首都临安城商业繁荣状况所作细致描述，即可见其全貌：“杭州大街自宁门杈子外一直到朝天门外清和坊，南至南瓦子北，谓之界北。……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见钱，谓之看垛钱……，又有府第富豪之家质库，城内外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万计。……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每日侵晨，两街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盖杭城乃四方辐辏之地，即与外郡不同，所以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于虚日。至于故楮羽毛，皆有铺席发客，其他铺可知矣。其余坊巷、桥道，院落纵横，城内外数十万户口，莫知其数。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径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②“杭州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③“都民骄惰，凡买卖之物，多于作坊行贩已成之物，转求什一之利，或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偿之，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此亦风俗之美也。”④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南宋都市商业的发达状况，不仅超过了唐代，而且也超过了北宋。大小铺席皆生意兴隆，大商品贸易数额之大都是“动以万计”，城内及郊区处处都有茶坊、酒肆、饭馆、各种点心果脯零食的店铺摊贩，以及买卖日用什物和珍奇玩好的商店、作坊店铺、“浮浦”、小贩等等。买卖日夜不绝，各处的夜市、早市等都极其繁华热闹。城市中除普通商店外，有种类繁多的作坊店铺，贩卖自己生产的形形色色的商品。唐代的邸店和柜坊，到了南宋已专业化，塌房规模之大和组织管理之完备，已具有近代货栈的形式，质库则又俨然成为一种雏形的钱庄，“则解以千万计”，可想见其规模之大。这种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甚至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现时的拂晓时辰”。
二
南宋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处于由盛转衰，政权统治开始走下坡路的阶段，那么为什么南宋的社会经济、商品生产又会出现异峰突起、非常活跃的现象呢？其客观条件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第一，南宋建立之后，大批北方人民不堪忍受女真政权的残暴压迫和野蛮统治，纷纷迁往南方，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安居乐业。同时，南方人民在金兵追残赵构宗室的战乱中也深受搔扰。金军所到之处，搜山检海，烧杀抢劫。当时繁华的都市杭州、苏州、建康（今南京），都遭到金军纵火屠城之害。这种颠沛流离、血火峥嵘的日子，也使人民恐惧和厌倦。人心思治，人心思安。在这种情况下极易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此外，从南宋所处的世界历史环境来看，12、13世纪的西欧封建领主制经济已经确立。在11世纪以前的西欧，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以农为主，还有简陋的家庭手工业，几乎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状况相似。但到12世纪左右，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手工业日益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专职的工商业者离开农村，聚居在城堡、寺院附近和桥梁道口等处，在那里定居下来，逐渐形成了商业城市，至13世纪，西欧国家的货币经济迅速发展，高利贷极为流行，商品关系的发展达到高峰。当时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从大西洋到俄罗斯，整个欧洲都敞开着国际贸易的大门。西欧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通过唐及北宋发达的海外贸易交流所奠定的开放基础，不能不对南宋经济产生一些影响，使其循历史规律的轨迹前进。
第二，南宋的统治范围大体位于现在长江以南各省，还包括长江以北苏、皖各一部，四川、湖北及大散关以西的陕西一部分领土，约相当于北宋领土的1/3。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而论，南方社会大大优于北方，为发展农业生产和海外贸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首先，南方水资源丰富。南宋高宗、孝宗年间大量开辟水田，兴修水利。各地兴修或修复的较大水利工程有：湖南潭州龟塘、兴元府的山河堰、镇江府练湖的七十二源等，对农田的灌溉起了很大作用。其次，南方土质优良，史书中多有记载。在两浙的，有说：“吴中地沃而物颗，……其嫁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稻有早晚”⑤。在四川的，有说“土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⑥。不但吴蜀如此，淮南亦“土质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⑦，湖南则“其土宜谷稻，俯入稍多”⑧。优良的土壤条件是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因素之一。再次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适合茶、甘蔗等一些经济作物的生长。而经济作物商品性生产的发展，使当时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在某些方面渗入了商品货币经济关系。最后，宋代著名的港口大都集中在南方地区，如广州、泉州、明州、杭州等，南方的主要出口品绢、帛、绵、绮、瓷、漆即经由这些港口运往日本、朝鲜、东南亚和阿拉伯各国。地理位置的优越促进了南宋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三
上述客观条件为南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南宋统治集团对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程朱理学的兴起，又使社会经济的发展由可能变成必然。
宋室南渡之后，面临着生产被破坏，“百姓弃业辟难”，社会经济凋敝的状况。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以建立起维持其统治的封建经济基础，南宋统治者适时地制定了农业调整政策，如免欠租、免牛税，以招诱农民归业；招民佃京西、淮南官田，官贷牛种，八年偿还，并有免租优待；给江淮湖南荒田与“离军添差之人”为世业；以荒田给予“归业者”与“归正人”（即流亡南来人民）；因沿淮地区荒芜，即不纳租税；吴越民垦荒田，不加税；奖励大姓贷款给农民；对灾区施行救济，贷放种子，并免所欠租赋及当年两税；免除被虏之家的租税及科配；免除绍兴三十年以前一切赋税钱租。这些措施对招纳流亡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给予一部分人民一些土地，客观上也使阶级矛盾有所缓和。
中国封建社会自战国始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通过征收高额商税等手段压制商业的发展。而南宋统治者要恢复社会生产，繁荣社会经济，稳固政权统治，首要措施之一是减免商税，对商人的活动实行一系列宽恤政策。早在宋高宗建炎初年即发布敕令：“京城团闭日久，道路方通，商旅有欲般贩货物上京者，并经州县自陈，出给公据，特与免沿路税钱。”⑨此后，贩卖民间食用米者免税，为了不失“朝廷宽民之意”，裁减相应税钱，“务令适中”，贩卖民间缺少的竹木蚕织农具、耕牛、斛斗，免收沿路税钱，严冬降雪季节免收税5日。以上对商人实行的免税政策，客观上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同时也极大地调动了商人经商的积极性，对各地区商业活动的开展和全国商品经济的繁荣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基于统治集团对商业的重视，更由于商利所在，从商者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各级官员、宗室、僧侣、举人、地主以及手工业者，甚至还有一部分农民。所以，在南宋出现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商人阶层。人们将商业视为“末事”的传统观念也有所改变，商人的政治地位与前代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例如：商人可以送其子弟进入官办的州县学就读；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和出任官职；可以通过向官府进纳钱栗而进入仕途；商贾交结宗室、贵戚、官员，甚至与之联姻，借此谋取高位。不仅如此，商贾在经济上较之前代更为独立，他们稍许摆脱了统治者的任意敲诈和勒索，可以进行独立的商品经营。反映商人取得某种独立性的行会组织也兴盛起来，在农村居民点附近发展起来的草市，独立经营的商人更多，有些还成为大富商。
由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性，使他们在经商活动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和主动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一，他们承担了商品互通有无，调节余缺的责任，联系城乡经济，促进生产和消费，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其二，商人把一部分商业资本用来购买土地，这些土地资本在一定限度内又能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其三，许多商人，尤其是一些富商大贾远涉重洋，经营海外贸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宋以前各朝，始终以“重义轻利”、“重本抑末”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直到南宋，随着功利之学的兴起，这种观念才受到一批进步思想家的冲击。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提倡功利之学，反对空谈。在“义”、“利”关系上敢于反对封建正统经济思想“贵义贱利”的教条，他们认为“利”是“义”的物质内容，“抑利”的结果，将使“义”本身成为空洞的概念，“以利于人，……故道义光明”，“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⑩。他们批评董仲舒关于“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教是：“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他们把求利看成是人的本性，认为“就利远害”是“众人之同心”(11)，人们为求利而“朝营暮逐，各竞其力，各私其求，虽危而终不惧”(12)。对这种求利活动只能顺应，不能束缚和抑制，“其途可通而不可塞，塞则诅天下之望；可广而不可狭，狭则生天下之争”(13)。在本末关系上，他们引证历史事实，并从工商的社会功能去说明“末”的重要性，进而批判“抑末”的思想。叶适说：“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14)。这是“重本抑末”观念流行了一千多年之后第一次被否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勇敢的倡议。马克思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15)。因而，功利之学就其时代内容来说，反映了南宋商品经济关系的发展；就其阶级内容而言，是同工商业有较多联系或兼营工商业的地主追求更多私人财富的要求在理论上的表现。同时，这种“义利”、“本末”观念的转变，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南宋商品经济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为南宋政治、法律、文化等各项制度的兴盛与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注释：
①嘉泰《吴兴志》卷二十《物产》。
②③《梦梁录》卷十三。
④周密：《武林旧事》卷六。
⑤《吴郡图经读记》卷上。
⑥⑦⑧《宋史·地理志》。
⑨《宋会要辑稿·食货志》。
(10)(14)《习学纪言序目·汉书三》。
(11)《习学纪言序目·尚书》。
(12)《叶适集·留耕堂记》。
(13)《叶适集·官法下》。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9卷，第5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