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慎行与查嗣庭案及其晚年诗风之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风论文,晚年论文,之变论文,查嗣庭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4)-054-05
王士禛、朱彝尊、施闰章、宋琬、查慎行、赵执信并称“国朝六家”。其中宋、查、赵三人曾遭狱案牵累。赵执信以《长生殿》案罢官，宋琬以于七案逮狱几死。查慎行则遭遇三次案事：中岁以《长生殿》案黜国子生；晚年因查嗣庭案下狱，濒于一死；卒后五十余年牵入《忆鸣诗集》案。对于后者，慎行地下不知，而前二案以及顺康之际族伯查继佐、父挚范骧受牵连的明史案，则对其人生与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定意义上说，狱案重塑着慎行的士人心态，决定了其诗歌形态。慎行祖大纬、父崧继皆孤节遗民，大纬集不存，崧继病卒前尽焚其稿，慎行、嗣瑮兄弟尽删康熙十八年(1679)前诗歌“少作”，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惧于文字之祸。慎行兄弟文集鲜传，篇章散佚，与查嗣庭案及《忆鸣诗集》案多有关联。笔者撰《查慎行与查嗣庭案》，既而见同门张兵及其门人张毓洲《清代案狱与查慎行的心路历程》一文[1](P56-63)，多有发明，与拙文复时契合，兹汰其重复，述不同之见，并详论慎行晚年诗风之变，以就正于方家。
一、查慎行与查嗣庭案之关系
雍正四年(1726)秋，查嗣庭以礼部左侍郎任江西乡试主考。九月，即因命题讪谤、《日记》讥刺革职拿问。牵入狱案者，除嗣庭长兄慎行、次兄嗣瑮、弟查谨以及子侄十人外，还有俞鸿图、叶光会、沈元沧等十余人。雍正帝又以嗣庭“玷辱科名”，十一月谕旨停浙江人乡、会试。明年三月，查嗣庭、克上父子死于狱。五月案结，查慎行、克念父子从宽免罪，释放回籍。查嗣瑮、查基父子从宽免死流放，查谨以出嗣叔嵋继免罪，发回原籍当差。
1.关于“家长失教”之罪
雍正四年十一月八日，慎行率子侄九人冒寒北上诣狱，至明年案结，共系狱半载。慎行下狱之由，《永宪录》、《东华录》等文献未载。陈敬璋《查他山先生年谱》的说法是“以家长失教，牵连入狱”[2][p36]。此说不无依据。雍正五年(1727)，慎行《又五言绝句四十首》第二首云：
《噬嗑》利用狱，《家人》闲有道。灭耳悔已迟，其能免何校(注云：润木坐讪谤，九卿会讯，以家长失教为余罪名)。[3](P1702)
所谓“家长失教”，是九卿会审拟定罪名。慎行《五月初十日出狱后，感恩恭纪》“雷霆雨露皆天泽，感到难言泪暗挥”自注：“此案罪名半年乃定，生者俱邀宽典，减等发遣。”[3](P178)如果说慎行有“失教”之罪，查氏群从因何系狱呢？这种情况正说明“此案罪名半年乃定”有一个复杂的过程。雍正帝最初公布查案罪状主要有三：一是江西试题“悖谬”、“讪谤”；二是《日记》批评康熙帝政治，“捏记”灾异，“讥刺时事”，排诋满人；三是心术不端，贪鄙营私(《著将乡试命题悖谬之江西主考查嗣庭革职拿问上谕》)[4](p4)。欲照“大逆不道”治罪。按《大清律》，大逆当全家连坐。但雍正帝又含糊其辞，雍正四年十月密旨浙江巡抚李卫、杭州将军鄂密达搜检查嗣庭家中“一应字迹”，寻找大逆罪证，结果未能如愿。迨嗣庭狱中自裁，案情出现松动迹象。因此，“罪名半年乃定”是十分可信的。这也就是说，“家长失教”并非慎行最初入狱之由。
那么，九卿会审为何给慎行拟定“家长失教”的罪名呢？这显然不止是长兄如父的缘故。康熙十七年(1678)，查崧继病卒，查嗣庭、查谨年尚幼，慎行与妻陆氏承担起抚育的责任。《先室陆孺人行略》载：“时三弟润木年十五，四弟濬安年十四，两弟事长嫂如母，孺人以抚则子，以礼则如宾。两弟每与人言，至感而泣下。”[5](卷下P34)康熙二十年(1681)，嗣庭补诸生。翌年慎行在黔阳幕府作书劝其“刻苦读书，即就制闱之业，猛图寸进，勿驰鹜于声华，勿因循于岁月，痛自绳削，庶望有成”(《查嗣琏行书二通》其二)[6](P815)。嗣庭后从慎行、嗣瑮结交海内士子，声名渐起。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府学官廪中浙江乡试第二名，明年会试以官字卷取中，殿试二甲，选庶吉士。嗣庭之所以能列名官字卷，是因慎行入直南书房，受到康熙帝宠遇。而查谨以官字卷举副榜，康熙五十三年(1714)中乡试，亦是缘于慎行。
2.查嗣庭罪状与慎行之关系
按《内阁等衙门为审结查嗣庭大逆不道案事题本》，查嗣庭“恶积如山，罪难悉述”，最根本的两点是：对康熙帝政治“立心造谤”、“肆行怨诽”；捏造灾异，“有心诅咒”雍正改元，“妄悖不敬”[7](P25-26)。嗣庭获咎罪状也与慎行有一定的关系。这一点历来少有留意者，兹略详述之。
其一，关于诽谤康熙帝“用人行政”。有关《日记》私议康煕帝政治之非及表述异见，《著将乡试命题悖谬之江西主考查嗣庭革职拿问上谕》胪列十一条，《内阁等衙门为审结查嗣庭大逆不道案事题本》增至二十九条，另有捏记灾异、亵慢不敬各一条。嗣庭对旧君不敬，显然不是因为继承父、祖遗民之志，排诋满人。查慎行、嗣瑮入黄宗羲海昌讲会，嗣庭受黄氏影响，亦传浙东之学，好研讨经史，注重用实。康熙后期政治弊端显露，《日记》批评裁汰“京官冗缺”，令告假翰林致仕，以为“翰林独当其厄”、“当事凌虐缙绅”；不赞同引见百官、三年计典以彰黜陟，以为“拂意者即行罢斥”、“有力者无不坐倖免”等(《内阁等衙门为审结查嗣庭大逆不道案事题本》)[7](P24-25)，往往切中时弊。
细加考察，这些言论与慎行的经历、看法不无关系。康熙后期，翰林院官员处境确实很糟，入直南书房者亦然。南书房乃“争地”(方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查公墓表》)[8](P178)。全祖望《翰林编修初白查先生墓表》描述了慎行在南书房的困境：“以忮忌互相排挤为干力”，“苟非其人，即不能容。而先生疏落一往”，“于是忌者思去之。”[9](P865)康熙五十二年(1713)，慎行辞归，时论说“上也未必不欲其去”[10](P789)。慎行归里当年，翰林削籍者多达数十人。《半月以来，坊局史馆前后辈削籍者凡二十一人，偶阅邸抄，慨然而赋》：“占籍几三百，同朝半盍簪。故知员太冗，不谓谴方深。”[3](P1248)自幸早归数月，免于削籍之辱。康熙帝“裁汰冗员”的做法有欠稳妥，这也出于其以倡优蓄文士的心理。翰林官员辞归或削籍后，大多生计困窘，如慎行乞食四方，度日艰难。康熙五十四年(1715)，《读庄子内篇八首》其八云：“世运日趋浇，滔滔繄谁觉。”[3](P1322所谓世运日浇是否包括当代？回答是肯定的。慎行是年所作《蛎奴歌》借物为喻：“大鱼噉多虾
泣，触蛮蜗角争方急。鹊巢古亦有鸠居，燕室终须防雀入。”[3](p1314)《十一月初七夜纪事》借演易观世：“老夫衣服冠，起坐中心摧”，“五行有常变，数以反覆推。”[3](P1322)体现了对现实的隐忧。
查嗣庭久在翰林，熟知慎行等人境况，以为朝廷应厚养人才，不当轻视缙绅。慎行、嗣庭对康熙后期政治提出批评，并非不忠，正好相反，体现了他们的忠直。康熙帝崩，慎行痛赋挽章。嗣庭挽诗盖收入《双遂堂全集》。是集遭禁毁不传，但可以肯定其情感与慎行相近。嗣庭批评康熙政治之弊，不乏识见。雍正帝欲加之罪，隐其忠直，斥其“颠倒是非”，大抵是罗职罪状。
其二，关于“讥谤”雍正帝继位。众所周知，雍正帝入承大统，士民间存有质疑。检慎行之集，未见恭贺新帝即位之作。闲处林间的士大夫自也不妨写一些恭贺篇章以循旧例，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慎行竟未这样做。这一细节正透露出一个消息：慎行对雍正继位有自己的看法。康熙间，太子允礽两立两废，皇八子允禩，皇四子允祯皆怀觊觎之心，太子之争的激烈程度不下明永乐间东宫之争。慎行与族侄查昇入直南书房，与允礽过从唱和甚密，允礽呼慎行为“老查”。康熙五十一年，允礽再废，第二年慎行乞归。他不想参与太子之争，诸皇子也无意拉拢一位老翰林来壮大实力。慎行对皇四子没有太多好感，但雍正继位确实出乎其意料。《老友张汉瞻自疁城来，有诗感旧，次韵奉酬》：“京洛追随不计春，推移俱是两朝人。故交屈指年年减，邸报传闻事事新。”[3](P1601)由“两朝人”、“事事新”可知他对雍正改元还不能适应。
查嗣庭同样对雍正政治何去何从缺少信心，擢授礼部侍郎，“未及一年，屡干降罚”。雍正四年京察例上谢表，自陈学问空疏，“感激有心，报称无力”，“有玷清班，常惭职守。”(《吏部尚书孙柱等为议将查嗣庭降二级调用事题本》)[4](p3)。古人多借祥瑞、灾异论世。雍正帝也不例外，相信天人感应之说，喜言祥瑞，厌谈灾异。《日记》于雍正元年后朝会、祭奠之日，或书“大风”，或书“狂风大作”、“大冰雹”，虽无讥讪雍正继位“不正”的喻义，但流露出他的隐忧。这与林居的慎行是一致的。在雍正帝看来，纪写灾异无异于“诅咒”新君。
其三，关于“海塘之事”。雍正帝公布的查嗣庭罪状包括这样一条：
查嗣庭在内廷行走三年，较外廷诸臣闻见更切，乃伊亲见朕励精图治，求言纳谏，如此之诚，而从未进一谠言，奏一要务。曾经条奏海塘之事，乃伊本地事宜，理宜明确，及问朱轼，则所奏皆不可行。是其于国家政事漠不关心可知。(《著将乡试命题悖谬之江西主考查嗣庭革职拿问事上谕》)[4](p4)
这是雍正帝的一面之辞，而非真象的全部。嗣庭海塘进言有其来历，不仅与浙江海潮有关，也与慎行有关。
雍正元年(1723)夏，浙江大旱。荒政缓征新诏虽颁布，地方犹催征不已，慎行难以措办，仓卒窘迫，至典当衣物充税。明年秋江浙海潮，海宁被祸甚剧。朝廷救灾不力，慎行渴望灾情上达，赋诗纪之。两浙盐政所属地方“未将被灾之处题报”，直到雍正三年经谢赐履疏奏，灾情才得以部分上达[11](p49-50。雍正二年冬，查嗣庭乞假省墓，亲睹灾后之状，复从慎行闻海潮之难，诵其纪灾诗。翌年春假满还朝，上陈海潮灾异，不惟建言“皆不可行”，而且引起雍正帝不快。《著将乡试命题悖谬之江西主考查嗣庭革职拿问事上谕》驳斥蔡怀玺、郭允进造作“今年水旱为灾”的“妖言”说：“现今四海清宁，田禾丰稔，十年所罕见。彼奸民造此无稽之语，不过自取诛戮耳！”[4](p4)无疑也是对嗣庭“夸大”灾异的反驳。慎行纪写灾异之诗相比《日记》更是“狂悖不敬，怨讪诅咒”，幸居林下，未获“捏记”罪名。
二、诗歌“补救”与“再救”
雍正四年十月十三日，李卫、鄂密达接到搜检查嗣庭家密旨，遣副都统富参等人密带兵役往海宁。十四日围查家，详细搜检(《杭州将军鄂密达等为遵旨差员搜检查嗣庭家藏字迹书本事奏折》)[4](P11)。查慎行闻弟罹祸即在此际，但尚不清楚原因。是年冬槛车抵京，始详察祸起之由，不得已求诸吟咏祥瑞以为“补救”。案结后复载述灾异，隐为鸣冤，并备后世史家采录，是为“再救”。
慎行北上过黄河，《连日东风，黄河冰合而复释，清可鉴须眉，亦一异也》：“地降天升水气澄，人间何处辨休征。全亏三日东风力，融尽黄河万里冰。”[3](P1690)这首诗仅有一层含义：黄河冰释，似乎是狱事得解的好兆头。入都后，他不惜夸大河清之瑞，《去冬腊月朔渡江，连遇风雪，舟行至邵伯埭，阻冰复回扬州起旱，及十四日渡河，则冰复开，淌凌之后，波平如境，可鉴人影，顾语同舟曰此非河清之瑞乎，因口占绝句云云，近抵京师，入刑部狱十余日，闻各省奏报河清，与余所见辄合，再作七言长律纪之》：“喧传喜气动春城，河瑞曾于腊月呈。九曲竟成千里润，万年重为一人清。风云得路均沾泽，草木何心亦向荣。多少词臣应献颂，蛰虫惭愧发先声。”[3](P1693)将“河清”之功归于人主，并表白“发先声”之功，欲借此“补救”查嗣庭“捏记”之过。初读《诣狱集》这类诗句，未易解其意。联系查案来看，可知并非无谓的颂歌。雍正五年二月，慎行在狱中赋《二月朔闻皇上亲祭社稷坛遇雪恭纪》：“重展尧蓂又匝旬，每闻祀事必躬亲。时逢豫大丰亨会，德感坛
社稷神。三日致斋心皎洁，五花应候雪纷缤。麦秋好卜邦畿瑞，预慰皇情及早春。”[3](P1693-1694)这位昔年的文学老侍从，一改“吾诗倘可风，闻者盍采诸”之态(《亢旱苦吟四章》其四)[4](P1604)，再次发挥应制扈从之长，高唱祥瑞，意图甚明。
慎行的识时务，雍正帝有所耳闻。雍正五年五月七日，慎行七十八岁生日之际，查案生者概从宽典。他的诗歌“补救”发生一定的作用。陈敬璋《查他山先生年谱》谱末载：“世宗览先生诗集至纪恩诸作，顾谓侍臣曰：‘查某忠爱惓惓，固一饭不忘君也。’乃独见原。”[2](p36)当然，慎行脱罪也有赖朝中旧僚援手。全祖望《翰林编修初白查先生墓表》载：“诸大臣共讯”，“乃共以其情上闻。世宗亦雅悉先生高节，特令释之并其子。”[9](P865-866)全氏与慎行有交谊，所纪可信。但应指出，慎行的“补救”以及同僚援手的成效有限，在查案完结中的作用远小于嗣庭委曲求全的以死谢罪。
查嗣庭案结，除嗣庭、克上父子已死外，其余骨肉仅全，但又不免生离之苦。慎行一路哀吟而还。《五月廿二日出都，仍宿长新来时旅店》写到“大道半淹水”的萧条景象[3](P1712)，颇耐人寻味。自献县至景德道中目睹久旱无雨，流民载道，《自献县至景德二州，久旱无雨，官司方事祈祷，流民载路，率成二首》其二云：“去京六百里，依旧有流移(注云：曩在都时，闻五坊驱逐流民出境)”，“自揣还相谓，吾非拯尔时。”[3](P1714)这种不肯为势焰所屈的“野性”，正是海宁查氏家风的外现。六月过宿迁，效“吴体”赋《宿迁关》：“旧输两石今不然(注云：旧例民船自山东来者，止令载巨石二，至此交纳，以备河上工料)，鳞跳羽萃愁满川。重船纳货轻纳料，醉客禁酒醒禁烟。严关正尔指淮岸，密网行且张河壖。空囊倾倒能几许，大笑不容留一钱。”[3](P1721)此诗暗示了雍正苛政，与纪写大道淹水、流民载路诸诗，都有一种特殊的意味，即借诗句告诉世人一段真实的历史。过黄河，他无意再吟唱“河清之瑞”一类荒唐颂歌，《渡河口号八首》感叹人世风波绝胜黄河浪，其四云：“船头暗伏陷人滩，枕底旋成阁浅湾。平莫平于三草壩，险应险过百牢关。”其八云：“老去艰辛阅历多，眼前何处没风波。怕将口号传人口，留与渔天作櫂歌。”[3](P1722-1723)六月，慎行含恨抵舍，八月三十日病殁。
三、晚年诗风之变：从漫与到悲郁
慎行早年承继家风，沿袭遗民之调，一生诗歌发生多次变化，最显著的变化有四次：一是中岁游幕，行吟江湖，诗歌一变而为江湖寒士之音；二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入为文学侍从，从江湖之音转而兼有馆阁之致；三是辞归后喜爱漫与之吟，诗以平淡率真见长；四是雍正改元后，忧时而多伤感，尤其是罹查案，诗风变而为沉郁悲愤，近于杜诗夔州之变。这里主要探讨最后一次变化，即从漫与到悲郁。
康熙五十二年，慎行脱去朝衫，重入江湖，感到解脱的愉悦。还里重拾旧诗伴，与许汝霖、杨中讷、陈勋等几位致仕老友仿白居易香山九老故事结娱老会，又与同宗兄弟结五老会，亦称真率会，会必有诗，所作大都真率自然。此前江湖载酒之时多颓唐奇调，入为文学侍从，受馆阁体限制，曾流露出“懒不作诗”的情绪(《迎銮集》自题)[3](p950)。至此名心尽扫，闲吟唱酬，放笔自得，《齿会集》、《步陈集》、《吾过集》、《夏课集》、《望岁集》、《漫与集上》、《漫与集下》多率口成章，近于杜甫“老去诗篇浑漫与”。《漫与集上》自题云：
少陵云：“老去诗篇浑漫与。”俗本多误与为兴。东坡先生用之，云“清篇真漫与”，叶入语韵，可证兴字之缪。余年衰才尽，从前愧乏惊人之句，已镂板问世，悔莫能追，自兹以往，当日就颓唐，不知余生尚阅几寒暑，更得几首诗也。[3](P1523)
关于杜甫之语是“漫与”，还是“漫兴”，学界早有争论。慎行据东坡诗句推断当为“漫与”，“漫兴”乃俗本之误。这一辩说未必确而无疑。慎行诗集题注颇多此类辩说，但这一次有着特殊的意味，盖关涉其晚年创作倾向。在他看来，“与”、“兴”虽只一字之差，意思根本不同，“漫兴”指向随感而发，“漫与”则指向放笔自任。慎行命集取“漫与”之名，同时显露“自悔”心态，“从前愧乏惊人之句”云云，悔恨一生不能脱离诗苦。这种心态与杜甫入蜀不无相近处。杜甫在成都草堂作《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12](P810)“浑漫与”、“莫深愁”，表白想解脱诗苦。慎行晚年读杜诗，体味老杜心苦，自感人生苦境，欲学“老去诗篇浑漫与”。《漫与集》的“颓唐”语大抵适意而发，适意而止，显然不同于昔日江湖行吟的颓唐愤激。如《九日不可无诗漫赋》：“古来此节非今始，天下何人似我闲。无酒无花省留客，不风不雨罢登山。秋高乌帽黄尘外，兴寓疏篱落照间。独把一篇酬九日，从他云物笑悭顽。”[3](P1595)得自然放吟之致，无雕琢刻意之苦。
对杜甫来说，由“苦”入“乐”，绝非易事，他不久复归于苦吟。慎行漫与而吟，解脱诗苦，未几也走上杜甫夔州之变的道路。雍正改元至查嗣庭案发前之诗编为《余生集》二卷，收诗数量略超过《漫与集》二卷，内容风格崭然有异。《余生集上》自题云：
江海余生，吟情未废，正如病马嘶枥，枯葵泫霜。窃取东坡此意名此集，既以志感，亦以志痛也。[3](P1598)
集名《余生》，盖因康熙宾天，新帝即位，取苏轼《神宗皇帝挽词三首》其三“接统真千岁，膺期止一章。周南稍留滞，宣室遂凄凉。病马空嘶枥，枯葵已泫霜。余生卧江海，归梦泣嵩邙”之意[13](P1338)。关于苏轼此诗，慎行《苏诗补注》卷二十五引录《许彦周诗话》：“东坡受知神庙，虽谪而实欲用之。东坡微解此意，后作挽词，‘病马空嘶枥’四句云云，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语。”由此亦不难理解其命集之意。
如前所述，慎行对雍正改元颇不能适应。诗多纪写灾异、传写隐忧。《六月廿四夜枕上作》、《亢旱苦吟四章》、《重阳前四日沿海堤入邑城道中感赋》、《七月十九日海灾纪事》十二首、《武原故人陈少典下世垂五十年，尚未克葬，比闻棺木被海潮所漂，感伤存殁，作诗寄其子行中》、《自海潮退后，旱干凡两月余，立冬后三日，风雨连昼夜，身在畎亩，忧乐之境与乡邻同，率成一首》诸篇，沉郁顿挫，一变此前漫与之态。《亢旱苦吟四章》作于雍正元年夏，流溢哀怨，第二首云：“荒政缓催科，明明新诏制。陋邦亦王土，征发当此际。皇天久不雨，瞻仰星有暳。郡符夜到门，猛挟雷霆势。”[3](P1603)批评矛头虽然指向地方郡县，但也是对朝廷政令不行的一种指责。民生多艰，时政多变，慎行心境不佳，明年所作《重阳前四日沿海堤入邑城道中感赋》：“有如经战地，颠倒横僵尸。果然周余民，惨惨靡孑遗”，“伤哉莫以告，造物非不慈。田间老秃翁，罪岁微有辞。”[3](P1604)诗笔似杜甫历乱之吟。诗中表明不敢怨“新主”，不满情绪仍可捕捉。
慎行晚岁吟咏，删逸甚多。《余生集上》收录《七月十九日海灾纪事五首》。许昂霄《敬业堂诗集跋》称组诗凡十首，“余数年前曾于友人案头见之。今集中止有六首，又删去其一，定为五首。至‘斩蛟思壮士’一首，已用别纸黏贴”[3](P1763)。今人周劭编《敬业堂诗集补遗》从慎行手定《余生集上》补录二首，注曰第三首、第七首。“斩蛟思壮士”一首即第七首，有“捐瘠民何罪，驰章幸上闻”之句[3](P1739)；复从他处补录五首，与以上七首不相重复，则慎行原作至少有十二首之多。慎行手删诸篇言辞更为激烈。如其三：“故鬼逢新鬼，千人活几人？弃骸家莫认，枯骨壑为邻。荷锸无干土，焚林奈湿薪。乌鸢与蝼蚁，狼藉问谁亲！”[3](P1748)出语痛彻心肺，皆是实录，与当时上下渲染的“盛世”不相合。慎行删去这类诗，与“斩蛟思壮士”一首用纸黏贴一样，是惧招来文字之祸。在精通《易》理的慎行那里，天象之变与时代政治密相关联。《七月十九日海灾纪事五首》其五云：“由来关气数，复此睹流亡。痛定还思痛，伤时转自伤。”[3](P1618]“气数”所指，不言而喻。抑有更可论者。康熙二十九年，余姚一带遭海潮之难，“死者无棺，则弃之水中，任其去留，或绳缚死尸，系之梁栋，以俟水退。禾稼一空，人号鬼哭”(黄宗羲《姚沉记》)[14](P135，幸有地方官竭力拯救，具载黄宗羲《越州李公救灾记》、《大方伯马公救灾颂》。今昔对比，慎行内心自是沉重、哀痛。
宋人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查案亦是由文字而起。武英书局旧僚胡期恒以年羹尧案系狱，雍正五年春次东坡入狱诗韵索和，慎行作《和胡元方中丞次东坡入狱诗第一章韵》、《元方又用东坡入狱第二首韵，余亦次和》、《东坡有咏御史台榆、槐、竹、柏诗，元方狱庭无竹、柏，以菊、梅易之，余幽囚之所并无榆、槐，止有老柳二树，其一已枯萎，方供狱卒爨薪，仍用来诗次韵之例，赋孤柳四章》，悲不自胜，诗中暗喻不一一而足。对于苏轼台狱诗，慎行再熟悉不过了。他自幼好苏诗，历时三十年撰成《苏诗补注》五十二卷，还曾搜辑前人所编《乌台诗案》。文字奇祸飞来，慎行与期恒皆深知其故，遂有用东坡台狱诗韵唱和之事。黄宗羲晚年论万言和苏有一段精彩的评论文字，可移于查诗之评。《万贞一和苏诗题辞》云：“贞一挂名罪籍六百四十二日，魂飞汤火，甚于子瞻，患难既同，和诗能不亲切？”[14](P101)
慎行狱中憔悴之音凄于昔年江湖之调，《病起吟》、《又五言绝句四十首》令人不忍卒读。宋琬系狱诗亦称富有，如《狱中对月》：“客泪久从愁外尽，月明犹许醉中看”，“料得故园今夜梦，随风应已到长安。”[15](P547)《狱中八咏》之《砂锅盆》：“禹鼎今则亡，饕餮斯可镜。再拜老瓦盆，吾以汝为命。”《铃柝声》：“乍听不成眠，迩来梦颇熟。名根卒未忘，还疑在场屋。”[15)(557-558)与查诗可并传于诗史。黄宗羲论湖州遗民闵声诗，以为穷而工者未必能传，被祸之作未有不传。《雪蓑闵君墓志铭》：“古人之好诗者，或至有好穷，顾未有好祸者也，而祸者未有不传。刘梦得之咏桃，李长源之咏柳，苏子瞻之乌台诗案，王庐溪、刘后村、孙花翁诸人之祸，落落古今相望，反以此得名。君即未必好名，而圜中之好诗不减，无乃近于好祸乎？”[14](p425)慎行江湖之诗穷而后工，必传无疑。而狱中诗与苏轼“古今相望”，亦“无乃近于好祸”，令其“反以此得名”。
综上，查嗣庭案不是一场孤立的文字狱，其与雍正改元及康雍政治关联密切。查慎行下狱也有着复杂的内容。其颂歌祥瑞以为“补救”，但作用有限。出狱之诗复载述灾异，蕴含鸣冤之意。雍正改元后，慎行忧时愤世，诗风一如杜陵夔州之变，由漫与而趋悲郁；纪述灾异，“悖乱”甚于查嗣庭《日记》；狱中诗憔悴凄怆，可与苏轼台狱诗并传。无论是从诗以存史，还是创作成就来看，慎行雍正间之诗都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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