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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1)02-0001-07
一、毛泽东开拓了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1956年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领导党和国家创造了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上均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的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模式，可以将这一模式称为“毛泽东模式”。
从政治体制上看，我国采取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这一点与苏联、东欧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国体相比，在本质上一样，但具体内容和具体形式有区别。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与苏联的人民代表苏维埃相比有很大差别(层次不同、两院制不同、主席团制不同)，与东欧各国的体制也不一样。我国在结束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仍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点与苏联、东欧各国的一党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都有区别。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公、检、法相对独立、紧密联系、互相制约的司法体制，这一点是中国特有的。我国不仅实行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体制，而且在军队里面建立了党的组织系统和政工系统，这一点与苏联、东欧各国是不同的。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所建立的政治体制是从中国实际出发，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具有独特性。
从经济体制上看，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实行国家、集体两种公有制形式并存，同时保留少量个体所有制经济成分的经济制度；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同时使产品交换与商品交换并存，国家、集体、个人都运用价值法则实行核算；我国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体现在我国独特的工资制度和农民劳动产品分配制度上。这些与苏联、东欧是有区别的。我国在农村实行了政社合一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尽管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存在很大问题而后来被废止，但应肯定的是：当时毛泽东确实是想探寻出一个与苏联、东欧的集体农庄制、农场制不同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模式来。我国在厂矿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工会监督制，同时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这一点与苏联、东欧的企业有区别。我国经济的发展，实行以农、轻、重为序，工业和农业并举，土洋结合，大中小并举。我国没有照搬苏联、东欧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而是实行中央向地方分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试办托拉斯。毛泽东所创造的我国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是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我们随着后来实践的发展对其不适应和存在弊端方面加以改革，也是在其已有基本架构基础上进行的，许多方面还带有恢复性质。
从意识形态上看，我国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但采取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既发扬科学学术民主，遵循文学艺术发展规律，鼓励创新，又坚持必要的思想斗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宣传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这些与苏联、东欧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方针有很大不同。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这一独特的社会主义模式，经历了许多国际国内险风恶浪，但社会主义制度依然巩固。中国能够有几十年的基本的稳定发展，得益于我国仍然在总体上继承着毛泽东所创造的中国独特社会主义体制这一成果。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改革，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所创造的这一独特社会主义模式的完善和发展。
毛泽东在回答如何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这一重大问题时，形成了完整的思路。这个完整思路的主要内涵是：
第一，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特点是又适应又不适应。这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要不断地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以解决这些矛盾。“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1]769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最根本的是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1]770。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此，除了重视经济工作、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之外，十分重要的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第三，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这个矛盾运动就是平衡与打破平衡的矛盾运动。“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①
第四，要通过改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改善经济体制有两个重点：一是改变中央过分集权的状况，中央适当分权给地方，国家适当分权给企业，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二是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五，中国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之后，还要不断改善这一政治体制。改善这一体制的根本点是扩大人民民主权利，把对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和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结合起来。
第六，为了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在以上六个基本点中，第一点，也就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理论，是他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思路的理论根据。他对此问题的认识，较之斯大林要全面、深刻，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他发展社会主义的思路，就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展开的。而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发展社会主义的思路，不但是同时代苏联、东欧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所没有提出甚至没有认识到的因而是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而且都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具有针对性和自己的特点。
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没有失误。即使是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难以避免失误。毛泽东在晚年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失误，但不应以此否定毛泽东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动机和巨大功绩。
当今，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许多现实问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正是当年毛泽东所遇到、探索、解答的问题。作为先行者，毛泽东为解答这些问题作了先期尝试，他当年取得的成功经验自然值得我们今天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重大问题时予以吸收并发扬，他失误的教训也值得我们在今天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重大问题时予以借鉴。
二、邓小平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继承毛泽东开拓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时所取得的成果的同时，总结历史经验，结合新的情况，进行了新的创造，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在进行新创造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是：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2]311邓小平所坚持的这个原则，建立在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进步规律基础之上。首先，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决十几亿人的贫困问题、十几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2]229中国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而去搞资本主义，“首先发生的就是无法解决十一亿都有饭吃的问题。没有饭吃，中国人干吗”[2]326？其次，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311反之，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2]311！最后，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能有历史的进步。“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2]158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2]321。
在新的探索中，邓小平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是他开拓社会主义的突出表现。
19世纪中期和后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分析，作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同时也设想了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3]10，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财产”[3]11。他们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并且“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3]323。这些见解可以概括为三点：生产资料实行社会所有制；消除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生产；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这个设想虽然在实践中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他们把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的社会制度向全世界提出，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杰出贡献。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的实践。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曾经设想在战时共产主义经济基础上创建社会主义社会，并着手消除商品货币关系，但他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不符合实际，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于是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即用发展商品经济的办法，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他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但由于他还没有来得及亲身实践就过早地去世了，所以他没有也不可能确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模式。他的伟大贡献在于：首次在一个国家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1924年，斯大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指导下，首次比较完整地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这就是“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框架有突破，有创新。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突破了马恩由社会公共占有生产资料的观点；第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仍然发生作用，虽然他把这局限在流通领域和生活资料的范围内，但仍然突破了马恩关于消除商品经济的思想；第三，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创造了实践马恩实行计划生产的设想的一种形式；第四，按劳分配用货币交换来实现，超出了马恩设想的实物分配方式。“斯大林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其影响极大，差不多后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推行了这个模式，并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了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一度采用了这一模式，但毛泽东很快发现了其弊端。1956年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1957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经济体制上也提出了一些新方针[4]。这些新方针都是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而提出来的。同时，毛泽东为寻找新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新探索，创造了前述“毛泽东模式”，开拓了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探索走了弯路。
邓小平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后，继承了毛泽东的探索精神和探索成果，在新形势下进行了新的探索，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这个模式同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框架，同列宁的设想，同斯大林确立的实践模式，同我们中国过去建立的模式相比，都有重大突破和新的发展。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结构，即“多元互补，主从有序”的结构，突破了过去我国长期存在的两种公有制形式并存的结构；第二，在经济体制上，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代替了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三，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既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又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第四，在利益分配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第五，在国家体制上，实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第六，在政党体制上，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邓小平把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确定为处在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并且指明：这个社会主义模式的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放在更切合中国实际因而也更稳固的基础之上。
江泽民说过，“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5]。江泽民的这段话，概括了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新的实践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新探索，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内容是党“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6]4而进行新的理论创造的产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与时俱进，党的全部工作和全部理论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理论观点，是党围绕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进行理论创造的产物；关于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把保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提出的新理论；关于立足国情，分步骤长期努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观点，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而进行的新理论创造；关于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大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我们党站在时代前列的根本体现、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的观点，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所进行的新的理论创造；关于改革不仅要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而且要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基础，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各方面都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的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制度，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的观点，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关于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以更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的观点，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进行理论创新的产物；关于我国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国家，就要保持必要的发展速度，但更要注重增长的质量，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走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经济发展路子的观点，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系统观点，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作出的理论创新；关于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的观点，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实现的理论创新；等等。
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行理论创造而形成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发展的也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仔细分析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内涵主体中所包括的每一个理论观点，都是在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正因为如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阶段、战略、根本任务等理论观点，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和军队建设等理论观点都联系于原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观点，并且在联系中形成了自身理论内涵的主体。中宣部编写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中，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内涵的主体归纳为十六个方面，并且把这十六个方面定位于多方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这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内涵的正确概括。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它从不保守、僵化，而总是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科学理论、观点、论断，正确指导实践；它所包含的科学精神，给人们运用它继续探讨新的问题以正确方向，开拓了人们的视野，给人们提供了科学分析现实问题的思想方法。用具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的发展着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发展这一主题来贯穿的，它的基本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对于发展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了如下一些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靠发展来不断巩固和推进的，社会主义要强大，体现优越性，关键在发展；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们正面对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大发展，也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在这场竞争中，不进则退。要坚持以发展为主题，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去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要发展，就要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发展要抓住机遇期，珍惜机遇期，用好机遇期；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三者紧密联系而又有各自的发展规律；三者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相辅相成。发展包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由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着发展这一主题，也由于发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本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决定了它的主要功能也是推动社会的发展。
胡锦涛曾指出：“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6]16胡锦涛同志的这段话，正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远发展之间关系的精辟概括。
四、科学发展观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新境界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进行新的理论创造，解答了当代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是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形成的新社会主义观，它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科学发展观的逻辑起点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继承和创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就提出了求真务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又一次创新。求真务实，强调要加深对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两个方面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功夫和认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现了认识真理的思想路线和实践真理的行动路线的统一，进而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一完整的思想路线体系。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结构由第一要义、理论核心、基本要求、根本方法、实践保证五个理论群组成。这五个理论群中的每一个，都由相互联系的理论观点构成完整的理论；五个理论群也紧密联系，内在统一，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发展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理论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基本要求；统筹兼顾是根本方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实践保证。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范畴之一。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硬道理，不发展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诸多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只有通过一步步切实的发展才能逐渐接近并最终达到。发展又必须是科学发展，是又好又快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理论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发展这个主题，这一理论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对于科学发展观理论的这个第一要义，胡锦涛总书记作过深刻解释，他说：“要深刻理解第一要义是发展。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基于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深切愿望，基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基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履行党的执政使命作出的重要结论”[7]。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核心。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之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社会主义发展，说到底，是为了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发展，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说到底也代表人民的意愿，谋求人民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我们在发展中统筹兼顾，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是社会主体。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事业。“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推动者。”[8]因此，我们要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自觉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检验自己的工作成绩和政绩。进行科学发展观理论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践产物，说到底，是中国共产党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首位的产物，因而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中的每个理论观点都是紧紧围绕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点的。
全面协调可持续和统筹兼顾，分别是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付诸实践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是将理论和实践密切统一的桥梁，而它们自身也由一系列理论观点构成了完整的理论群，并与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中其他理论群统一在一起。科学发展本身就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意味着我们绝不能只关注经济的增长，而是要正确处理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如果单纯扩大数量，单纯追求速度，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会出现增长失调、从而最终制约发展的局面。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统筹兼顾。要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和进展，统筹安排和推进各项改革，既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又努力实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努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就是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要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处理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要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关切。
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有实践保证。实践保证，不是一个方面，而是多个方面。这些实践保证，是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工作的科学要求，同时自身也形成了完整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包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这四个理论观点完整统一，构成了关于实现科学发展实践保证的理论。深入理解这四个理论观点及其内在联系，并运用这些理论观点指导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是科学发展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本诉求。
科学发展观，将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置于科学基础之上，回答了当代社会主义怎样发展这一最迫切的问题，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新的境界，不仅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起着正确引导和有力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进行了前后相继的探索，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持续创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当代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人类进步起着重大指导作用。
注释：
①出自《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册，第416页。该书由邓力群同志编辑整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国史研究学习资料清样本的名义，于1998年编印，是内部资料，没有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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