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性别角色态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性别论文,角色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以来，性别角色态度研究一直是性别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性别角色态度(sex-role attitudes)，是指人们对两性在行为、活动及任务等方面的平等程度的知觉及所持有的态度倾向。本文将回顾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性别角色态度研究的特点，介绍主要的性别角色态度量表及西方性别角色态度研究的最新发展，并进行简要的评价，指出今后性别角色态度研究所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西方性别角色态度研究的回顾
测量两性的性别角色态度，依赖于性别角色态度量表的编制与系统的运用。具有良好效度和信度的测量量表可以便于我们了解外界对于性别角色的态度倾向（如对母亲外出工作、女性参政等的支持程度）和性别观念的变化。更重要的是，通过性别角色态度量表的编制与运用，研究者可以探索性别角色观念系统的本质、起因及结果。20世纪70年代以来性别角色态度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测量量表的多样化：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编制了许多性别角色态度量表。其中，最常用的有女性态度量表(AWS)、性别角色平等量表(SRES)、传统与现代性别主义量表、新性别主义量表以及矛盾的性别主义量表(ASI)等。
女性态度量表(the Attitudes Toward Women Scale;AWS)：由Spence和Helmreich于1972年编制。70年代初，美国的妇女运动促进了人们对性别心理学的研究，此量表就是在这种状况下编制的，是应用最广泛的性别角色态度量表。Beere所作的统计(Beere,1990)表明，1978-1990年间运用此量表进行的研究超过300个。最初的AWS有55个项目，1973年简化为15个项目。此量表主要是测量人们对于女性的权利、角色与责任所持的态度。AWS的一个优点就是它便于进行时代与文化的比较。Spence、Hann及Twenge利用AWS对20多年来人们的性别角色态度的变化进行了历史的分析。Spence和Hann(Spence & Hahn,1997)比较了1972,1976、1980及1992年于德克萨斯大学所做的研究，结果表明，时间越近的样本，性别角色平等态度越强；而且在所有的样本中，女性一直表现出比男性更具有性别平等的态度。Twenge(Twenge,1997)分析了1970-1995年间对美国71个大学样本所做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女性的性别平等观念越来越强，且美国南方的大学生比其他地区的大学生要保守与传统。但是，正如Eagly与Mladinic(Egaly & Mladinic,1989)指出的，AWS不是对女性观点的综合与全面的测量，而只是测量对女性角色、权利及责任的态度倾向，被批评为有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过时且易受社会期望的影响。
性别角色平等态度量表(Sex Role Egalitarianism Scale;SRES)：由Beere与King等人于1984年编制。此量表旨在测量一种更为综合的性别角色态度——性别角色平等态度，即一种使个体对他人的反应不受个体性别的影响的态度。SRES共有95个项目，后来简化为25个项目，包括两性在传统与非传统的五个领域方面的性别角色态度，即婚姻、父母角色、就业、社会交往、异性恋及教育。SRES测量对两性的角色态度，比AWS包含着更明确的领域。
传统与现代性别主义量表(Old-fashioned and Modem Sexism Scale)：由Swim和她的同事于1995年编制，共13个项目。他们认为，传统的性别主义是对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与性别定型的支持与维护，是露骨的或公开的；而现代性别主义则是对性别歧视、女性需求的反感及缺乏支持女性的行动与政策的否认，是潜在的或隐藏的。
新性别主义量表(Neosexism Scale;Ns)：由Tougas,Brown Beaton及Joly于1995年共同编制而成旨在测量个体对提高女性地位的公共政策的支持程度。Tougas等人认为，新性别主义是一种平等价值观与残余的对女性的消极情感之间冲突的表现。
矛盾的性别主义量表(Ambivalent Sexism Inventory;ASI)：由Glick与Fiske于1996年编制。ASI包括对女性的主观上善意与敌意的情感，旨在测量对女性的敌意与善意的性别主义态度。
测量量表的多样化的特点，一方面反映了研究者们不满于现存的研究，有利于促进性别角色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也不利于研究者进行地区与文化的比较及不同研究之间的比较。另一方面，量表的多样化也表明，旧的性别角色测量量表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重新修订。也许，我们现在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与70年代有所不同，那么，70年代或80年代的量表是否能回答90年代或未来的问题呢？一个量表的重复使用也许为比较提供可能性，但是否会限制研究者们的视角？这些量表是否适合跨文化研究？面向大学生编制的量表是否适合其他的人群？这都是研究者们应该关心的问题。
2.研究概念的复杂化：在对现有量表的早期评价中，Beere(1979,1990)就指出，这种性别角色研究概念的混淆是由于研究者们都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将性别角色态度测量量表应用于独特的样本或研究问题。Spence与其他研究者们认为，性别相关的特征与性别观念系统是多层面的，而且不同层面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在过去的30年里，研究者对性别与性别角色的理解变得越来越高深莫测，出现了许多概念，如性别定型、性别图式、性别特征的自我测定、女性主义研究、性别角色态度、性别主义、新性别主义等等。现有的量表各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AWS主要测量对女性的角色、权利与责任的态度；SRES是用于研究女性与男性的性别角色平等态度；现代性别主义量表与新性别主义量表是用于测量人们对性别歧视的态度；ASI则用于研究对女性的矛盾的性别主义态度及性别主义产生的原因与结果。
3.跨文化研究：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跨文化研究，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性别角色态度的异同。Hofstede(1980)的研究表明，性别化（男性化与女性化）是文化差异的维度之一。在男性化社会里，两性的社会角色分化比较明显，各自承担着传统的社会与家庭角色；而在女性化社会里，两性的性别角色出现了部分整合，即男性进入了女性的世界，女性也承担了部分男性的角色。他认为美国属于一个比较男性化的社会。然而，最近的一项跨文化研究的结果表明(Fernandez,Carlson,Stepina & Nicholson,1997)，美国社会男性化的程度很低，被归类为一个性别较为平等的社会，中国却被认为是一个高度男性化的社会。在另一个有影响的跨文化研究中，Williams和Best(1990)用Kalin与Tilby(1978)的性别角色观念量表(SRIS)对14个国家的700个男性学生与700个女性学生（每个国家抽取50名男性与50名女性）进行的研究表明，荷兰人的性别平等观念最强，尼日利亚人的性别平等观念最差，而美国和加拿大人的性别平等观念处于中等水平，比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的性别平等观念要强一些。Chang(1999)等对中国香港、重庆与美国进行的跨文化研究表明：对于工作角色的性别态度，美国人比中国人的平等意识要强；而对于家庭角色的性别态度，中美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美国人对工作角色的性别态度比家庭角色更为平等；而中国人对家庭角色的性别态度比工作角色更为平等。美国人持有较相似的性别平等观念，两性差异不明显；而中国两性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性别差异。但从总体来说，女性对于家庭与工作角色的平等态度都比男性强。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文化与地区差异。
4.西方性别角色态度的变化：大量的研究表明，70年代以来西方的性别角色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大量已婚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雇佣和教育上的性别平等已有法律保障，女性已经在寻求更高的教育机会并大量进入传统的男性领域，对女性与男性在家庭与社会中必须扮演不同角色及拥有不同的权利的传统观念已明显地减弱(Spence and Hann,1997)，人们的性别平等意识越来越强。但研究也表明，美国南方对性别角色还持有较为传统的态度。Hurlbert(1988)分析了1972年、1982年的GSS(General Social Survey)，表明美国南方人对女性参政持有较传统的观念，认为女性不适合参政，不太可能选举女性作为总统。Rice和Coats(1995)分析了1993-1995年的GSS，同样也表明，南方人一直对女性参政及已婚女性就业持有较为传统的观念。同时，这些数据也表明了，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南方与北方同样表现出向比较平等的性别角色态度方向发展。
二、性别角色态度研究的最新发展——矛盾的性别主义理论
矛盾的性别主义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Glick与Fiske(1996,1997)提出的。他们认为，性别主义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包含了两种性别主义的态度，即敌意(hostile sexism)与善意的性别主义(benevolent sexism)。
一般来说，性别主义的定义强调两个方面：对女性的敌意（如敌意的情感与消极定型）与对传统性别角色的认同（如按照社会规范来限制女性的行为及把女性限制在地位与权力低于男性的地位等）。许多性别角色态度量表的编制，如AWS，就是在这种观念下形成的，测量传统对于女性观念的敌意方面。尽管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对女性的传统角色持有敌意倾向是事实，但是最近的研究认为，这种假设是错误的，因为传统的态度与对女性的积极的与消极的评价都有关系。因此，Glick与Fiske(1996,1997)提出了对性别主义的本质与测量进行重新定义。性别主义，不仅是敌意的，最根本的是善意的，本质上应该包含着两个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方面，即主观上对女性的善意与敌意的性别主义态度。
矛盾的性别主义来源于对性别主义的反对的情绪：对女性的主观上善意的或积极的情感与主观上敌意的或消极的情感。积极的情感表明了一种宽厚的赞成传统的性别角色的性别主义态度，消极的情感表明了一种好战的对女性敌视的性别观点。Glick与Fiske将矛盾的性别主义理论建立在一种性别关系的理论基础上。他们认为，矛盾的性别主义存在于所有的父权制的社会中，是男性优势与女性的人际关系权力的结合作用的结果。
人类学的研究揭示了父权制（男性的对政治、法律、经济与宗教的结构性控制）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Goldberg,1993;Harris,1991)。父权制控制两性关系的各个方面，对性别角色、性别定型及两性权力等都有广泛的影响(Guttentag & Secord,1993)。毫无疑问，男性结构权力与对女性的敌意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偏见的研究表明了将一个群体限制在较低的社会地位与理性化这种剥夺的敌意定型之间的密切关系(Allport,1954;Tajfel,1969)。正如Jackman(1994)指出的，当这种剥夺关系长时期存在，并促进优势与劣势群体间的相互作用，群体间的态度不可能纯粹是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善意的价值观就会占优势，充当优势群体意识的慰藉与一种迫使劣势群体合作的有效的手段。
男性结构性权力与女性人际关系权力(dyadic power)的并存，导致了善意与敌意并存的矛盾的性别主义观念(Click & Fiske,1996)。敌意的性别主义试图通过贬低女性的特性来合理化男性的权力、传统的性别角色及男性对女性的剥夺；相反，善意的性别主义依赖对男性优势与传统的性别角色的仁慈的和善意的理解，它承认男性依赖于女性（如女性的人际关系权力）及与女性之间浪漫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对于性别主义来说，这些态度主观上是积极的，包含了对女性的保护与爱。
敌意与善意的性别主义有着共同的假设：它们均认同传统的性别角色，并为维持与合理化父权制社会结构服务。因此，从理论上来说，这两种形式的性别主义都与构成两性关系的三个方面有关：权力、性别分化及性，且每一方面均有敌意的性别主义与善意的性别主义。
权力：两性权力的差异是父权制的结果，也是通过父权制的思想体系得以合理化。这个观念的敌意方面——优势父权制(dominative paternalism)，就是指女性必须受男性控制。而保护的父权制(protective paternalism)是父权制观念的善意方面，认为，由于男性的权威、权力及身体力量，他们应该充当女性的保护者。这种保护感对于女性所依赖与依附的男性尤其强烈。
性别分化(sex differentiation)：性别分化认为，男性适合于地位较高的工作角色，而女性只适合于家庭与较低地位的工作角色(Eagly,1987)。竞争的性别分化是这个观念的敌意方面，男性常常是通过对女性的消极定型，贬抑女性来获得自尊与自信。然而由于男性对女性的依赖，对女性的传统定型也包含了积极的特质。互补的性别分化(complementary gender differentiation)是传统对女性观念的善意方面，认为女性的特质是男性特质的补充。
性(sexuality)：男性的性愿望与恐惧是性别主义的最后一个方面。异性恋可能是善意，也可能是敌意的。敌意的异性恋反映了仅将女性作为性对象的倾向及对女性利用性的吸引力来获得控制男性的权力的恐惧。相反，善意的亲密的异性恋则将女性的爱作为男性完整生活的一部分。
三、对西方性别角色研究的评价及建议
西方性别角色态度的研究，对于促进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提高女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地位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不可否认，还存在一些问题。
1.研究量表的科学性问题：现有量表的科学性具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许多研究量表具有明显的暗示倾向，影响了性别角色态度研究的信度与效度。现有的性别角色态度量表的每一个项目都附有一个指定性的性别观念如“女性能与男性一样应付工作压力”，“女性应与男性一样绝对享有行动自由”等。这样的一些项目会使被试对平时没有意识到的性别平等主义非常敏感，增加被试按照社会期望和政治准确性作出反应的可能性，因此较难如实反映被试真正的性别角色态度。第二，在现有的量表中，只允许被试沿着性别平等态度的一个方向回答。例如，AWS的一个项目是：“一般说来，在抚养孩子的问题上，父亲比母亲具有更大的权威性。”"1"表示强烈反对，这有两个含义，或者是父母亲具有同样的权威性，或是母亲比父亲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当相同的回答能够代表不同含义时，测量结果则不具有高的效度和信度。第三，许多量表内容陈旧，测量项目过多，不能准确而真实地反映当今人们的性别角色态度(Beere,1990;Fassinger,1994)。现有的测量工具，多为20年前根据西方文化而编制的，内容陈旧，测量项目太多，量表太长，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简短、新颖、全面应是当今测量工具发展的一个趋势。
2.研究对象的多样化问题：早期研究者多数将在校的大学生作为被试。实际上，年龄是影响性别角色态度的重要因素，年轻人往往比老年人持有较为平等的性别角色态度。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要将性别角色态度测量重复运用于不同年龄层次的样本。Rice和Coates(1995)已经证明了年龄是性别角色态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性别角色态度有一种持续的、渐进的变化。Bigler(1997)也将年龄作为性别角色态度的一个相关因素。她断定，性别角色态度测量对于对儿童性别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同样重要，她还对现存的儿童性别态度的测量提出了一些方法论的建议。
3.跨文化研究问题：许多研究者利用这些量表进行跨文化研究，这便于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但现有的量表多数是根据西方文化编制的，不具有跨文化性。如大多数量表都是根据美国本土文化而编制的，与美国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密切相关，这样会影响了跨文化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可以推论，社会的进步必然会使人们的性别角色态度向更为平等的方向发展。但最近几年来，变化的进程有所减慢并有逆转的趋势。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传统观念的残余影响，持有传统性别观念的人们试图阻碍女性社会与家庭地位的改善与提高，否认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相信应该改善性别不平等现象的人们，认为当代公众观念已有很大的变化，女性地位已得到很大的提高，不必要再提倡改善女性的社会、政治与家庭地位。研究者们应当防止这种倾向的扩展，使性别角色态度的研究向更科学的方向发展，从而增强整个社会人们的性别平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