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评析——兼论新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后现代论文,克劳论文,墨菲论文,兼论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指用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手法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所谓批判性改造，使马克思主义重新拥有其批判、改造资本主义功能的一种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不仅指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还包括了新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所有用后现代手法改造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和派别。且不论后现代主义的做法是否得当和正确，但就其顺应时代不断变化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的诸种做法，值得我们具体分析和评价。
一
20世纪初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为代表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和资本主义深刻变化为现实基础，对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质疑和批判，随后引发了用各样西方哲学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嫁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但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巨大变化，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的全球化大趋势，令西方社会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显然都不能很好地解答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社会形势下面临的诸多问题。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正是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政治和文化变迁，是一组特殊的学术语境和政治环境的产物：社会主义遭受挫折、全球化进程、社会民主政体和新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各自的实现等等。此时，马克思主义是走向“历史的终结”还是面临“新”的发展机遇？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还是仍具当代性？是固守马克思主义已有的结论还是顺应时代进行新思想的补充等等，都成为受人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或解读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必须正视其时空下的问题域，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质性正是缘于这种巨大的背景差异。德里达认为面对眼前这个到处充斥着资本逻辑并大行其道的时代，加上当代电信技术设备对政治的深刻影响，需要求助于马克思，因为马克思似乎是唯一能够救助我们的人，尤其在“这个世界越变越糟”的时候。
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以及在当今西方社会的种种表现看，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每当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发生变化或经历出乎意料的变异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就会产生危机。”（注：F·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M].文化网.http://www.culstudies.com.）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出现于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的结构性变迁时期，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阶段让位于后现代阶段之际。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把自己的论点明确称作“后马克思主义”。但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应远远大于这一单独流派。广义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用后现代主义的手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说、“修正”、“发展”等的统称，是运用后分析哲学、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和理论视域，来解构或解读马克思主义，企图批判和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从谱系上说，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卢卡奇肇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血脉相连：同样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深刻不满；同样对前苏联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怀疑和批判；同样要揭示和解读马克思思想的真实语境和本真意义；特别是对当下的资本主义作全面批判的现实追求，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言说语境中就居于至上的地位，成为可资借鉴和利用的思想资源。但反映到问题的提出、解决的路径与奋斗的目标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有了重大而根本的异质性。1968年“五月风暴”正是开启了可以命名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新阶段。拨开政治现实的迷雾，思想延续的真实轨迹昭然明示的是导致在资本的强大同一逻辑中似乎已经难以为继的批判乃至革命再一次地从现实中凸现出来。但革命已不再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模式那样，以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而是要在资本主义的位置上，甚至是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保持完好无损的情况下，通过慢慢建立起一种新的后资本主义文化和经济体系来把资本主义抛开。
德里达对马克思的解读就是从将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化”、将解构主义经典化开始的。他自认为肩负着解构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场哲学的使命。对传统经典的解读在他看来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阅读过程，而已经变成了一个从西方所有经典中(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哲学的)寻找颠覆性互文符码的游戏。在“解构”式的解读中，德里达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如果有一种我永远也不准备放弃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那么它不仅仅是批判的精神和质问的态度，……它毋宁说是对于某种解放或获救的肯定，是某种许诺我们可以设法摆脱任何独断观念，甚至摆脱任何形而上学——宗教的预定，摆脱任何救世福音的体验”。（注：德里达.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J].东方，1996(6).）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某一个或更多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习惯性拒斥，包括唯物史观、作为社会动力和方法的辩证法、作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组织特征的阶级与生产方式、作为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宏大叙事的资本主义和阶级政治等。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对“宏大叙事”的怀疑和否定。“宏大叙事即所谓超越知识和理性极限的故事。我们曾领教过各种各样的宏大叙事。当我们看到，它们均受文化影响并有一定的局限性时，解构的原则就开始起作用了”（注：K·奥顿奈尔.黄昏后的契机—后现代主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2.）。在后现代思想者的眼里(如利奥塔特)，我们的思想总是临时的、受时间的限制，我们的意识、思想等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我们所处时代的影响，不可能有什么跨越时代的纯粹真理的存在，就像马克思主义，“它曾是一个信仰体系，预言全世界范围内会发生工人起义，一个平等、自由的终极时代将会到来。”（注：K·奥顿奈尔.黄昏后的契机—后现代主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2.）
全面质疑、否定和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理论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取向，尤其是面对当下世界状况的深刻变迁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所谓经典理论(如生产力的基础地位、阶级分析理论、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等等)的否定和置换，令其夺人眼球。以舍曼(Howard Sherman)为代表的新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许多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派别的重要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在苏东解体后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和现实性。新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宣称的批判是指向前苏联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正统社会科学。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是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是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而不是提供现成答案和普遍规律的理论。他们的理论目标如舍曼代表作的标题《重建马克思主义》，其立论的基点是对前苏联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颠覆，但又不同于别的那些要求彻底废止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激进观点和派别，而是要求在批判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重新建构，切实把重点放在对历史唯物主义和方法论的重建上。他们特别注重用“联系—历史”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许多理论和思想进行解读和重构，运用该方法对社会政治经济进行分析。
新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联系方法和历史方法是对同一个问题从两个方面加以研究的方法，二者相互补充，相互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更是一个重要思想方法，其主要作用在于提出研究社会历史的问题，而不是发现社会历史的规律。由于联系是具体的特殊的，因而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规律也都是具体的特殊的，一个社会的历史规律和政治经济规律，只能适用于一种具体的生产方式。如果把这种具体的特殊的规律普遍化，看成是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适用的规律，这些规律就会含糊不清毫无意义。新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确立并运用“联系—历史”的方法与他们非常重视辩证法并赋予其新的意义相关。舍曼就提出：必须抛弃把辩证法看成是以某种神秘方式提供现成答案或普遍规律的观点。相反，应该把辩证法看成是为我们提供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是我们理解社会和改造社会所必须要问的问题。而且辩证法仅仅涉及社会，只能被看成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科学的一种批判方法，是用“联系—历史”的方法加以改造过的。卢卡奇的影子在这里隐约可见。用“联系—历史”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进行的充分肯定并作全新阐释，是新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拉克劳和墨菲观点的最大差异之处。舍曼等认为：第一，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处于核心地位的关系是阶级关系。把联系—历史的方法应用于对阶级关系的分析，就是阶级分析方法。这是马克思在分析人类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卓越贡献，仍然具有现实价值；第二，阶级分析方法，而不是个人心理，是研究所有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的切入点。一旦社会的阶级关系被理解，那么就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种族、性别、环境和其他别的问题。阶级关系的发生、阶级意识的出现绝不是某个偶然的个人心理事件，而是社会经济政治关系演变的必然现象；第三，阶级关系分析是社会历史研究逻辑的起点，离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背景，去追问什么是最重要的关系是毫无意义的。阶级关系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静止不变的。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传统，保留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精神，甚至也具有某些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她们的研究工作之所以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政治的发展至关重要，主要是因为她们明确地自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科技革命和全球化趋势，令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无法很好地解答新问题。这不仅要从当代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包含着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她们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出发，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简单的技术决定论。而她们认为社会历史是非决定论的，既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也不能把社会历史过程归结为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在她们看来，不存在某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不存在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因素，也不存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的必然性逻辑，社会历史只是一种非决定论的随机建构过程。
拉克劳和墨菲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她们认为社会上并不存在某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客观利益，当然也就不能由统一的客观利益产生出统一的阶级。所有的社会群体并不能以单一的客观利益为基础将他们划归为某个阶级。社会是依照话语规则而构成的非稳定的差异系统，身份才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身份来自于暂时性的话语认同，包括种族、性别、文化上的认同，是多样化的社会角色认同。身份不是以客观利益为基础的阶级概念，身份是多元的、异质的，并且是不断变迁和流动的。特别是战后产生的各种各样新的抵制和对抗形式，都无法还原为阶级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的论点自然遭到质疑。因为已经不再存在共同的客观利益，也没有可能形成统一的团结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不再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解放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也并非是只有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无论是工人、农民或者是女权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只要认同社会主义话语，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
二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虽然在观点和思想上差别很大甚至相互对立，而且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解读和诠释与马克思主义的本意相去甚远，但这其中有许多值得审视的新观点和内容，需要做具体而全面的分析。
首先，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扫荡并转变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局限于哲学或抽象理论的学院习气，将研究问题的范围和领域作了深度和广度的全面拓展，更加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功能，这有意无意抵制了中立化、学术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就拉克劳和墨菲而言，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尝试把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之中新近的理论发展嫁接在一起，使马克思主义与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现实具有了关联性。德里达对那种极力推崇并不断释放马克思思想中学术价值的诸种做法非常反感，认为这恰恰是在把马克思的思想或马克思主义中立化、“非政治化”。那可能发生的危险就是，有人想在对归于一类的著作不费力的评注中利用马克思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以便能使政治律令中立化，或者说至少是要抑制政治律令(德里达语)。这正是我们也要警惕和反对的。另外，后马克思主义颠覆和置换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做法我们无法接受，但他们提出问题的方式却不能被漠视。理解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时语境最为重要。虽然语境并不决定思想，但是，对有关社会的理论说明的任何唯物主义分析都承认：语境会对思维过程和话语产生剧烈的影响。它所断定的是，除非人们能够与某种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或反霸权的)抵抗方案结盟，否则，其行动和言词就总是要受到与他们生存和历史关头有关的物质条件的制约。
其次，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德里达向马克思的靠近，向人们昭示的是今天的我们仍处于马克思的“问题域”中，马克思主义明确揭示和批判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现实仍是要正视的，马克思揭露出的资本主义缺陷和弊端并未湮灭。德里达曾非常坦率地说，在重读《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其它几部伟大著作之后，他不能不承认，他对哲学传统中的文本所知甚少，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德里达认为，马克思对法律、国际法、民族主义、政治全球化等的分析是无与伦比的，而且极少有文本做出过如此清楚明白的解说。在德里达的思想中，如果能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性的理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东西就必然会作为分析社会的方法论而继续生存下去。詹姆逊以为，德里达是为了批判当代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则在德里达摒弃之列。所以，德里达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是方法上的启示和精神上的鼓舞。仅此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不可低估。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可超越。后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特别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后马克思主义一个极端的表现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现代解放规划的精神的赞美。德里达甚至提出：一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就是一种解构精神，而“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我不知道解构是否是某种东西，但如果它是某种东西，那它也是对存在的一种思考，是对于形而上学的一种思考因而表现为一种对存在的权威和本质的权威的讨论”⑦。尽管相当多的后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在拒斥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论点中赞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但却从一个侧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的精神价值，这一点很少有望其项背者。
第四，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变迁中发现大众空间已扩张成为世界性的工业生产，这种世界性的工业生产已经麻木了国内的劳工运动。这种变化使各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社会阶级观点已无关紧要，传统的政党政治已不起作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概念已经破灭，大众消费时代的生产观念已经过时等等。还有一点不能忽视，近些年来，绿色环保生态运动、妇女运动、同性恋者运动和种族权利运动实际上已经担当起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倡导者”的角色。这些社会运动通过揭示压迫的变化多端和阴险狡猾，已经拓宽了西方左派的政治活动范围。新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关系具体历史特性的强调值得肯定，也不能认为拉克劳和墨菲提出的现代社会中不同身份的群体关系取代阶级关系的看法一无是处。但是，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所导致过剩的生产力和严重的金融危机在全世界蔓延之类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正确性。跨国公司的兴起非但没有使阶级斗争停止，相反却造成了阶级斗争的普遍化。舍曼的新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因此而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改造，承认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现实性。
第五，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或还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对大量的具有后现代倾向的马克思主义来讲，这个问题似乎不能简单地用是与不是来定位。通过具体分析，我们可能已经明确感到，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观点不仅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且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间的异质性明显。由于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里解读、解构乃至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故而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还原并倡导多元化的、不确定的、流变随机的做法，令我们不能轻易对之作好与坏的简单评判。比如，针对太多的对拉克劳和墨菲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指责，她们反唇相讥做出回应：认为是时代和历史的重大变化迫使人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策略问题，不能让历史的新变化去适应过时的教条。所以，她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并没有“背叛”或“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中的远离本质主义的内在逻辑一脉相承，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系谱中的一个环节。
评价一个学说不能只看它如何给自己粉饰，还要研究其理论的思想观点和内在逻辑。无论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比较，还是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作思想对照，作为一个明显的他者，大多数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论者在基本的观点方法上对马克思主义都是习惯性拒斥，与马克思主义少有了共同性，说他们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为过。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背景比起一百多年前、甚至几十年前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已进入后工业时期，科学技术与福利国家带来的社会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产业工人数量的急剧下降、社会矛盾的分散和转化，再加上经济全球化带来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以及世界范围的文化冲突、种族冲突的频发和加剧，虽然这一切并未改变资本统治世界的逻辑，但毕竟使问题的呈现和解决朝着复杂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延伸，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发生的问题域正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注释：
⑤⑥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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