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公民素养培育的本土化尝试及经验
翟 楠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扬州 225002)
[摘 要 ]近代中国的教育变革处在一个外来思想强烈冲击、而本土文化根深蒂固的特殊背景之下，对公民素养的重视和培育就产生在这一背景下。在对公民的概念理解及其教育形式上体现了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但在内容上并没有放弃本国教育所背负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通过对民国时期相关文本的分析发现，当时提出的公民培养方案渗透着强烈的本土意识，体现了本土道德意识与现代西方公民观念的交织。这既反映出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公民素养培育的特殊性，又对公民教育的本土化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意义。
[关键词 ]近代中国；公民素养培育；本土意识
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国民性的改造无疑是一项令人瞩目的艰巨任务，也是教育变革的核心所在。民国初年伊始，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冲击和对本国教育现状的反思，对国民性的改造开始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被广泛关注，有关公民素养的教育由此得到了长足发展。从国民到公民的观念转变发端于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影响，但这一时期公民性培养的实践并非西方教育的简单复制，它有着对自身教育传统的思考与继承，体现出了强烈的本土意识和特点。今天，在我们提倡培养公民核心素养的教育背景下，应当尝试去连接近代中国公民素养培育的历史脉搏，为构建本土化的公民素养教育寻找积极意义。
首先，求得弹簧伸长量为0 mm时整个系统所需最小举升力FL min(方向为竖直向上)，当FL=FL min时，机械臂不会起到承受负载的作用。在ADAMS静力学仿真中通过逐步减小FL，可以得到机械臂保持静平衡的具体位置[18]。设FL为随时间变化的函数，通过ADAMS静力学仿真，得出举升高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经过相应的处理就可以得到举升力与举升高度的关系。本文所测量的弹簧伸长量为0 mm、外负载为10 kg时的最小举升力为118 N左右，为方便测量，将最小举升力设为120 N，则FL=120-20×t，仿真时间为6 s。
一、公民观念的确立与公民素养培育的本土实践
清末民初，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礼教制度的洗礼之后，臣民的观念已深深扎根于个体的身份认同之中。也恰恰在这时，对传统教育观念的反思和对公民观念的想象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在“西学东渐”浪潮的推动下，西方公民教育思想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这些思想的引入犹如一股新鲜血液，注入到臣民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经过思想层面的萌动和社会政治环境巨变的双重推动，公民教育成为一个新兴事物并获得了迅速发展。
在思想层面，当时大批教育家、思想家们对西方公民教育思想做了深入引介，创办于1909年的《教育杂志》，“30年间先后发表的有关公民教育文章就有80来篇，或是翻译，或是学理研讨，或是操作设计。”[1]其中，凯兴斯泰纳和杜威的公民教育观念被广泛引介。凯兴斯泰纳是19世纪社会本位思想和公民教育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提出公民教育就是培养对国家有用、服务于国家目标的公民。近代思想家们在引介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思想时，也是重在阐述其国家本位的基本立场，“所谓公民必需之道德，必也为公利以抑制私利，为全体以牺牲个人，方为公民最重要之道德。”而这种“以国家主义发挥公民教育之精神”的不只是凯氏所在的德国，其他各国莫不如此。[2]由于站在社会本位论的基本立场上，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思想更多地强调公民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这使得其公民观念依旧带着浓重的国民性。但对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者来说，这种立足于社会本位的公民观念更易于被接受和推广。除此之外，杜威的公民教育思想也对近代公民观念的确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基础。杜威三次访华，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之际，他的教育思想对探求革新的民国教育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为政治的动物，同时又为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动物。因之，公民教育之定义，非仅限于政治知识，彰彰益明。吾人试读杜威之《道德教育原理》，可益信而无疑矣。”[3]受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以及公民训练方法等思想的影响，近代学者们对公民概念的理解有了新的认识，从政治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诸领域。
随着西方公民思想的不断引入，国人开始接受了“公民”的观念，并结合本国实际对公民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和诠释，在此基础上对本国的教育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在理论层面，公民观念不断确立，试图取代臣民思想，从而推动国民性的改造。例如，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育救国论”，虽以救国存亡为目的，但仍为其后公民教育思想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了“新民”观念，这一观念强调对个体公德意识、独立人格以及权利意识的培养，从而“第一次明确触及到了公民的实质”。[4]蔡元培提出了“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的“五育并举”思想，他所倡导的“培养健全人格”的主张从教育政策的角度确立了公民素养培育的重要性，并有力推动了学校教育中的公民教育实践。
就近代中国而言，公民和公民教育的概念都是西方引进的产物。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事物，如何将其与本国固有的道德文化相融合，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当时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通过对近代公民教育思想本土化尝试的梳理可以发现，当时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者们充分考虑了本国的教育传统和道德意识，在固有道德观念之上对西方公民教育思想进行了重新诠释和自我建构。这主要是因为，近代公民观念和公民素养教育的产生本身就是救亡图存的时代产物，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国家的政治工具而存在的，诚如王小庆学者所言，“‘民族复兴’一直是公民教育背后的强大推动力，无论对于民族性的思考，或是对民族性格、习惯的改造(如‘新生活运动’)，甚至是‘学生自治’的种种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围绕这一大目标而进行的。”[14]既然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公民教育实践就不可能脱离对本土意识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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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书光教授通过对民国初年修身教科书的分析，认为“民初修身教科书仍保留着较为浓厚的传统文化情结，这在德目内容、题材来源及文言文的叙述样式中均不难窥见。”但修身科教育同时也注重“中外道德的融通、传统与现代的汇合”。[8]如果说修身科原本就包含并继承了传统文化的话，那么公民科对本土意识的渗透就更加值得关注了。通过对民国中小学公民科的相关文本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本土道德意识与现代公民观念在其中的交织。
从图5中可以看出，在28 d龄期时，胶凝材料固铅试样和水泥固铅试样均生成了C-S-H凝胶和AFt晶体，但是形貌和数量上略有不同。图5(b)水泥试样水化产物主要是呈六方板状的羟钙石和凝胶，仅有少量钙矾石存在于孔洞当中，另外，试样中裂纹纵横分布，结构相对松散；而图5(a)矿渣-钢渣基试样水化产物主要是针状钙矾石穿插在团聚状C-S-H凝胶当中，形成致密的结构。这也可能是矿渣-钢渣基胶凝材料比水泥固化铅效果好的原因之一。
二、本土道德意识与现代公民观念的交织
对公民素养培育的重视经过教育理论的宣传，教育实践的尝试，和教育政策的支持等多方努力之后，最终体现在了当时的课程改革中。1923年，公民科设立，并于同年颁发《小学公民课程纲要》和《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初级中学公民学课程纲要》。小学课程纲要中提出要学生了解自己与家庭、学校、社团、地方、国家、国际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公民责任、团体组织、学校和地方自治等公民条件的基本要求及其重要性。[6]中学课程纲要旨在让学生研究人类社会生活，了解宪政精神，培养法律意识，略知经济学原理和国际关系，养成公民道德。[7]通过公民课程的设置以及课程纲要的实施，公民素养的培育进入了中小学教育之中，思想上的启蒙和理论上的传播最终转变成了实践上的尝试。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时期公民素养培育的实践最终没能成功，但其实践的过程及其经验都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小学：注重传统德目教育，兼顾公民知识启蒙
再以1932年颁布的《小学公民训练标准》为例，从目标到具体条目，都体现了传统道德德目与现代公民素养的融合。其目标开篇即指出：“发扬中国民族固有的道德，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中心，并采取其他各民族的美德，制定下列目标，训练儿童，以养成健全公民”。健全公民的培养包含四个方面的公民训练内容，分别是：公民的体格训练(4个要目)、德性训练(20个要目)、经济训练(4个要目)和政治训练(4个要目)。从每个训练内容所包含的要目和具体条目来看，小学阶段更关注的是对儿童公民德性的培养。
从公民的培养目标中可以看出，小学公民的培养，既重视公民美德，也关注公民知识和公民观念的启蒙。通过同年出版的《新小学教科书公民课本》(小学高级全四册)，也可以看到这一特点。这一套小学公民教科书紧扣公民课程纲要，渗透了公民美德的培养和相关的公民知识。教科书前两册着重通过中外名人故事，阐述了诚实、勤俭、整洁、节约、互助、仁慈、平等、爱国等公民美德的重要性，第三册和第四册融入了国家、政府、地方自治、公民概念、公民的权利义务、守法、参政等内容，开始逐步培养儿童的公民观念和公民知识。
1923年6月，《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颁布，提出“旧制修身科，归入公民科，关于个人修养，仍宜注重，各学科均兼顾道德教育”。[9]随后颁发了中小学公民课程标准，公民科正式进入中小学课堂。《小学公民课程纲要》指出，小学公民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自己和社会(家庭，学校，社团，地方，国家，国际)的关系，启发改良社会的常识和思想，养成适于现代生活的习惯。”[10]公民科旨在培养适应新时代的合格公民，其诞生无疑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意味着学校教育开启了从传统的臣民教育到培养现代公民的尝试。
阿Q平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没王胡身上虱子多、没打过小D、没和吴妈困觉，也不是挨过假洋鬼子一哭丧棒，而是在判决书上那个圆圈没画圆。迅翁说得详细：“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表1 小学公民德性训练目标及要目简表
从公民德性训练的目标和要目来看，小学阶段的公民德性培养依然具有浓厚的修身教育痕迹。虽然以公民科取代了传统的修身科，但正如课程标准纲要中所述，“关于个人修养，仍宜注重”。尤其在小学阶段，道德教育依然是培养小学公民的主要内容。从上表可以看出，在“礼义廉耻、亲爱精诚”的目标统摄之下，德性训练的20个要目中，中国传统道德德目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勤勉、诚实、谦和、亲爱、仁慈、服从、坚忍、知耻、义侠等要目是非常典型的传统道德意识的体现，自制、敏捷、精细、互助、礼貌、负责、勇敢、进取、守规律等要目则是“各民族的美德”兼而有之的。明确体现现代公民教育观念的德目只有两个，即“公正”和“重公益”。在“中国公民是公正的”要目之下，提出了不讲私情，不做假见证，尊重不同意见，牺牲个人成见，保持公正态度等具体条目。在“中国公民是重公益的”要目之下，特别强调了对公共物品的保护、在公共场所的言行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关注。
虽然传统的道德德目依然占据了公民素养培养的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传统德目不具有培养公民的教育价值。一方面，通过对这些传统德目的详解可以发现，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培养公民的观念已然渗透进了这些传统道德观念之中，以往关注修身养性的个体私德不再突出，而公共意识、规则意识、社会责任等观念在德性训练的条目中有了一定程度的体现。例如，在“服从”的要目下，不仅仅是对领袖的服从，更要“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在“知耻”的要目之下，要求“不私用公共或别人的物件”；在“守规律”的要目下，提出了诸多在公共场合需要注意的规则，强化规则意识的培养。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条目虽然存在弊端，但其自身蕴含的道德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教育资源，在对德性训练的20个要目的具体陈述中，无不闪烁着传统道德关怀的教育智慧。
(二)中学：关注公民生活实践，提倡公民资格培养
随着中学公民科课程的开设，公民科课程标准和教科书随之问世。从课程纲要和教科书的序言、目录中都可以看出，中学阶段的公民教育特别关注学生对公共生活的了解和参与，并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基本的公民道德素养，及其在政治、经济、法律、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知识和公民观念。由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发行的《新著公民须知》(中等学校用)和《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初级中学用)都完整地体现了上述特点，以《新著公民须知》为例，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学公民科课程对培养健全公民的体认和践行。
表2 中学 《新著公民须知 》基本内容简表
与小学公民教育着重培养公民德性不同，中学阶段的公民教育更加关注公民共同生活中的道德素养及相关的公民知识。就公民的培养而言，观念和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实际生活中去实践这些观念和知识。中学阶段的公民教育正是抓住了这一特点，将公民的培养与公民的社会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在《新学制公民教科书》(第一册)中，开篇就对“社会生活”作了基本的阐述，“人是社会的动物，生性不能离群独居，是要常与同类生息于社会的。有人类生活即有社会。”“社会不是乌合之众……社会是指‘依共同利益结合的一群人类’而言。家庭是一个社会，学校也是一个社会。”“家族生活是社会生活之初基，家庭就是练习做公民的好地方。”[11]因投身“公生活”之故，个人德性的养成也不仅仅是修身所需，更是健全的共同生活所必需，“凡在一个社会中，要有健全的社会生活，就要组成社会的各分子，具有善良的习惯。一个人所有的习惯之好恶，不单是关系本人自己的生活，并且影响他人的生活。”[12]因此，诚信、名誉心、自制力、秩序、清洁、礼貌等个人习惯的培养，都是共同生活的基本品质，传统道德习惯的养成和现代公民素养的培育被结合起来了。
安培力能够在磁场中做功，而洛伦兹力却不会做功。而这似乎与第一个结论有些矛盾，而这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探索讨论吧。
近代以来的公民教育自1927年之后发生了转折，开始渗透党化教育，但公民课程仍然延续了培养学生参与公民生活的理念。1932年颁布的《初级中学公民课程标准》指出，初中公民课程的目标有如下三点：“由实际生活体验群己关系，养成修己待人之善良品性；明了三民主义要旨，及政治与地方自治之基本知识，培养健全之公民资格；了解我国固有道德之意义，确定复兴民族之道德的基础。”在实施方法中也指出，“于可能范围内应令学生参加实际公民活动，如社会调查及经济调查等项。”[13]在教材大纲中，进一步陈述了中学生参与公民生活的具体类型和范畴，以及与各个领域相关的公民知识。
表3 初级中学公民培养大纲及内容简表
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注重对人的私德的培养，民国修身科和公民科课程标准和教科书在很多地方呈现了对国民私德的培养。修身科尤其如此，在《国民学校令细则》中就明确提出要培养学生孝悌、忠信、亲爱、义勇、恭敬、勤俭、清洁诸德，教材中都是有关传统德目学习的文章。公民科中虽然减少了对私德培养的专门介绍，但有关私德的内容融入在了故事中，以此来渗透进个人的品德修养和习惯养成之中。从个人品德来讲，公民科中的私德表现为个人对国家的忠德、义勇，对自身的知耻、自省、自谦、自强等。
三、近代公民素养培育中本土意识的历史检视
(一)立足本国教育传统，考虑本土道德关怀
由于社会政治的转型和新文化运动的推进，近代中国教育救国的呼声高涨，这使得教育思想的传播拥有了转化为实践的社会基础，为公民素养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自20世纪20年代起，涌现出了一批以改造国民性、培育公民素养为己任的教育家，他们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客观条件，对公民素养的培育做出了本土化的尝试。例如，晏阳初和梁漱溟分别开展了针对乡村平民的教育实验，他们的教育实验将家庭、学校、社会结合在了一起，秉承教育即生活的理念，以此来培养平民的公民性。晏阳初明确提出了“公民教育”的主张，并结合生计、文艺、卫生等教育来培育民众的公民素养。在公民教育方面，除了强调公德心之外，还重在培养公民参与基层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和能力、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意识和能力，为探索“中国的公民教育”之路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5]同样，梁漱溟也在乡村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实验，试图通过乡村文化建设振兴乡村，最终实现民族自救。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公民教育的相关主张，但其乡村教育思想的实施本身就是培育公民素养的重要尝试。
2.2.3 不同体积流量对fs/i的影响 考察了不同体积流量（0.6、0.8、1.0、1.2 mL/min）对各fs/i的影响，结果（表4）朝藿定B、朝藿定A、朝藿定C、淫羊藿苷、木犀草素、槲皮素、川陈皮素、山柰酚、宝藿苷Ifs/i的RSD依次为0.86%、0.73%、0.72%、0.35%、3.68%、0.88%、1.38%、2.87%和1.14%，表明体积流量的波动对各成分fs/i无显著影响。
抛开民族复兴的政治目的不谈，近代公民素养培育对本土意识的关怀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让我们重新思考本土传统文化在现代公民教育中的价值和地位。在公民教育内容中，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德性教育占有很大的篇幅。一方面是由于传统文化构成了基本的教育传统，其影响在当时的教育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对于公民教育这一外来事物的引进，只有立足于本土文化才能更好地帮助国民理解和学习。例如，近代公民科教育中关于公德的培养更多基于私德的学习，通过私德然后向外扩展和延伸，推己及人，从而实现人们对公德的理解和接受。再如，公民素养的培育特别重视家庭教育的价值。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从个人到公民的转变离不开家庭教育环境的熏陶，传统的家文化并不与公民教育相冲突。由此可见，贯穿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特性对现代公民教育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二)注重生活实践教育的价值
通过对近代公民教育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公民素养的形成不仅要强调公民知识的学习，更要突出公民生活的实践。这一点既符合现代公民教育的理念，同时也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强调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教育传统。作为一个公民，在家庭、学校、社会等共同生活的基本组织中扮演什么角色，具备何种道德品质，以及了解社会生活各种组织的重要性及相互关联，都不仅仅是儿童需要学习的知识，更是需要在实际的生活体验中养成的习惯和能力。“学校公民教育所要培养的公民意识，如参与、权利、责任、民主、诚信都应该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实践紧密联系。公民教育固然需要相关的课程，学习相关的理论和知识，但从根本上要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与公民人格则必须依托于充满公民精神的学校生活实践。”[15]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都是儿童成长不可脱离的场所，对这些生活场域的了解首先需要学习相关的知识，这是获得公民身份和公民资格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之上，以公民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实践，获得相应的品质和能力，才是成为一个好公民的基本途径。
再者，淘汰过时专业。有些专业所涉及的领域虽然在市场中仍然存在，但是伴随着我国现代化脚步的推进，这些专业发展前景十分渺茫，甚至是即将被淘汰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高职学校就要果断舍弃这些即将过时的专业，把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投放到优势专业和热门专业的设置中。
在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中，上述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在制度文本之中，主要是课程标准、教科书等。如在小学的公民课程纲要和公民训练标准中，有关公民生活的知识和公民习惯养成的训练并行不悖。中学的公民课程标准、公民须知和教科书中，更为丰富地展现了公民知识教育和公民生活实践教育的结合。二是体现在教育改革家的公民教育实践中，如蔡元培、晏阳初、梁漱溟、杨贤江等，他们将其公民教育思想付诸实践的过程，就是重视公民生活实践教育的最好体现。
(三)提倡公德教育，但不否定私德价值
从课程培养目标及其具体内容来看，养成“我国固有道德”和培养“健全之公民资格”同等重要。在“公民生活与公民道德”的教育中，特别突出了使学生通过实际生活体验群己关系，养成善良品性的基本目标，比如通过课业活动、体育活动、劳作活动、课外活动、新生活运动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善良品性。再从家庭生活的孝与友爱出发，推及到社会生活的群己关系和共同生活的道德，将个人的德性养成和公民的共同生活实践紧密结合。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法律大意等部分，重在让学生了解相关公民知识，形成公民观念，参与公共生活，从而具备“健全之公民资格”。从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到社会生活，再到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对学生的培养从个人美德转移到共同道德，既强化了固有道德，更体现了对健全公民资格的追求。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重私德、轻公德，但近代国家和社会体制的改变要求个人必须参与社会生活，承担社会责任，公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公德的培养不能凭空产生，需要依托私德而逐步展开，这是由中国人的特殊生活方式决定的。梁漱溟曾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的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是中国人的第二重社会关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16]因此，即便有公德教育，那也是建基于对这两重社会关系和生活的道德理解之上，私德自然先于公德而发生。如在《新制修身教本》中有一段关于公德的论述。
人类公德之缺乏第一在不明人己之界，只顾己之便宜，因而损及他人之利益。第二在不知公共之性质为己与人相共之利害，徒以己之利害为主，因而与他人之利害相远，反欲明此义，当随事随物推己及人，斯养成公德之道也。
公德之道以推己及人为要旨，其发于行也，为信义焉，正直焉，礼让焉，慈善。其事类则有积极消极二方面，只从消极方面求之者焉不妨害他人之利益。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由此推之则不攀折公园之花木，不掷瓦砾于通道，皆其见端也，徒积极方面求之者为增进社会之利益，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由此推之则立贫民学校设图书馆尽力各项慈善事业皆分内事也。[17]
由于现有指标体系较多，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受篇幅所限以及理论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及应用情况，笔者拟选取Byram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Deardorff的金字塔式跨文化能力模式和许力生的跨文化能力递进-交互培养模式作一分析并进行简要评述，但其他模式和相关研究成果仍为本文所要构建的中医药高校回国外语教师跨文化能力指标体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
这段叙述表明，私德与公德并不是相冲突的，私德是基础，公德是对私德的延伸。在一个普遍重视私德的社会，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推导出他人的需要，将个人对家人的关爱扩展到对他人和社会的关爱，从对家庭财物的爱护衍生到对公共物品的爱护，在私德形成的基础上推己及人地开展公德教育，不失为一种有效举措。
(四)理性看待政治的教育价值
对公民观念的理解离不开对政治的关注，公民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个体，公民生活包含着政治生活。近代公民教育在制度文本中也体现了对政治的教育价值的考虑。在有关学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陈述中，个体在政治意义上的公民身份跃然纸上，教育对学生生活的关注也渗透在其中。但长期以来，教育更多地被当作是政治的附属而存在，就近代公民教育而言，其诞生和失败也都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其诞生是为了拯救国家于危难中，通过它唤醒民众的觉悟。而随着公民培养的进一步发展，党化教育越来越多地渗透进了公民教育，其内容和形式都被异化，教育更加成为一种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因此，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在其存在的短短历史上，都处在政治的影响之下，这种政治上的功利性使得公民教育没有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独立性。
政治本身的涵义被妖魔化之后，很难再显现其教育价值。事实上，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相互牵制的，政治在其本意是上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个体逃离不了的生活本身。教育离不开政治，完整的学生生活也离不开政治。政治被政党化、权力化之后，教育就会被工具化。高德胜教授曾就德育课程的目的指出：“关于课程的目的，一开始是囿于政治教育，这对德育课程的发展造成很大障碍。其实不是不要政治，而是如何理解政治。从以人为本的思想出发，让学生过上快乐的生活，就是最大的政治。”[18]让学生过上快乐的生活，这也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因此，公民的培养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应当正确理性地看待政治的教育价值。
(五)正确处理群己关系，注重责权相配
在公民素养培育的过程中，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传统的教育将个人放在绝对服从的位置上，过于强调个体对社会和国家的义务与奉献，不关注个体的权利与价值。这一教育传统根深蒂固地保留在近代中国的教育之中，无论在修身科还是公民科中，都有大量的体现。例如，在《新学制公民教科书》第一册中有如下论述：“国家是政治的组织之社会；他的特质就是具有最高权力可以强人民服从。行使这项权力之人为统治者；服从这项权力之人为被统治者。”“个人对于国家有服从权力的义务，国家对于个人也要尊重他的生命和活动。”“社会全体的自由，比之个人的自由为重。个人权利自由的享有，至于和社会公共利益不相容的时候，势不能不牺牲后者以保存前者。”[19]
由此可见，一个合格的公民必须是绝对服从国家权力，承担社会和集体的责任与义务，而自觉忽略自身的权利。显然，这种体现传统道德观念的群己关系并不能适应公民素养培育的需要。公民必然要承担国家和社会的义务，但其个人权利同样不容忽视。公民的形成首要的是公民身份的教育，而公民身份包含了权利和身份两个要素，这一概念本身既“揭示了自由和权利是公民概念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也表明，个体对自由和权利的追求不能完全脱离社群或团体，在这个意义上，公民身份的创设，就成为自由独立个体融入社群生活的理想方式。”[20]因此，对公民的培养而言，责任教育与权利教育同等重要，偏重一方忽视另一方都会使公民丧失对自身身份的感受，从而也丧失对公共事务的兴趣，责任和权利相匹配才能促进公民素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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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mptsin and Experiences of the Cultivation of Civic Literacyin Modern China
ZHAI Nan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Jiangsu,225002,PRC)
[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reform in modern China takes place in a special context of strong impact of foreign ideas and deep-rooted local culture whereinthe importance is attach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Chinese citizens’ civic literacy.The concept of the citizen and its educational form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educational thought,whilethe contents of educationstick tothe features of theChinesenationality and modern times.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publications in the Republic China period,it is found that the schemeof citizen cultivation at that time was permeated with a strong local awareness,and reflecte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native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modern western civic concept.This not only reflects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cultivation of civic literacy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butalso isof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localization of citizen education.
[Key words ]modern China;cultivation of civic literacy;local awareness
[中图分类号 ]G 52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779(2019)02-0030-07
[收稿日期 ]2019-01-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民国时期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研究”(16YJC88009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翟楠(1980—)，女，甘肃武山人，教育学博士，扬州大学教科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哲学、道德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 陈育/校对 云月)
标签：近代中国论文; 公民素养培育论文; 本土意识论文;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