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情报系统的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马帝国论文,情报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首制建立后，情报成为构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当务之急。然而，情报活动千头万绪，如何整合与转型，并将其纳入系统化发展轨道，既是实现情报价值的必由之路，又是执政者长期面临的挑战。探讨情报活动系统化进程，不止于考察情报在政治经济运作、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对追溯现代情报系统源流、反思情报活动得失，更具有现实意义。古典文献多记载情报人员职能问题；不断发现的拉丁铭文虽可作补充，但仍需进一步阐读。①当前学界主要关注的，一是考辨情报人员构成及其活动，二是讨论情报与政治斗争或边疆安全关系，整体上关注情报活动演进趋势的论著实属少见。②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罗马帝国治国方略变迁、国家安全走势等问题的分析，旨在探讨罗马帝国情报活动的系统化进程及其架构和运作模式。 一、情报系统的缘起 罗马帝国情报系统建设始自奥古斯都之际。元首制的创立，凸显出情报在促进统一和推行中央集权上的意义。奥古斯都继承共和时期情报传递经验，构建全国性情报传递体系，奠定了后续发展的基本框架，开情报系统建设之先河。 情报传递是维系罗马同被征服地区联系的纽带。③共和时期，情报传递活动假手私人。元老、高级官吏、军团统帅均可委派依附自己的信使(tabellarii)传递信报。信使非国家公职人员，军团士兵、自由民、奴隶皆可兼任。随着罗马同行省联系日益频繁，专业信使组建。此系民间组织，由奴隶或自由民结成，希冀营利。专业信使提供转送个人信件与官文等服务。④共和晚期，有执政官在意大利境内道路沿线安排通信人员，推行接力传递信息的方式。⑤接力方式有助提高情报传递速度。内战阶段，速度备受重视。军事将领普遍派骑兵接力，传递战报或下达指令。恺撒同庞培鏖战时，沿西西里海岸部署骑兵通传情报。⑥上述探索为情报传递体系出现提供借鉴，但共和时期情报传递活动在组织管理上各自为政，未形成国家层面的统一机制，即便有改革者在个别地区推行新法，仍是独力难支。 公元前31年，屋大维从乱世纷争中凭军事手段削平宇内，后称“奥古斯都”，创立元首制，将罗马历史推进到帝国时代。奥古斯都汲取内战教训，筹划统一大业。他将巩固统治结构、稳定国内政局作为治国远略，是以停止征讨，攘除内乱。他首先减少大规模用兵，放弃共和时期扩张主义政策，提出以和为主、维持既有领土的戍边政策，适时、适度地进行战略收缩。同时布军团于边境，营建边疆防御体系格局。经调整国家战略目标、稳定国际关系，罗马获得比较安全的国外环境。然而，从根本上遏止军阀混战、革除行省尾大不掉的弊病，任重而道远。据前车之鉴，恺撒试行一人之治戡乱，但终因传统势力负隅顽抗而殒命。恺撒身亡后，干戈再起。内战昭示出，专制是罗马摆脱政治危机的唯一出路，但掌权者必须另辟蹊径，行怀柔治天下。于是，一种适应时政的体制——元首制，应运而生。 元首制本质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元首制下，政出一人，贵族集团统治瓦解。元首垄断执政官、监察官、保民官等共和旧职，总统万机；以改组军团、分配行省之举，驾驭军权、控制行省。把握实权同时，元首须安抚旧势力。元老院、公民大会等机构继续运转；贵族分子仍被允许参选或充任共和旧职。当然，此类机构与职官受制于元首，其决断国计民生之权业已沦丧。元首制对国家的意义在于，它是罗马从城邦联盟向集权帝国过渡的标志。一种崭新的、以地域划分为特质的，中央和地方两级结构国家管理体制定立。元首制下，行省非军事将领和权贵所能争抢，亦非行省总督中饱私囊或抗衡中央之资本，而是中央集权治下地方行政单位。元首享有国家最高大权，总揽行省。行省总督由元首任命，向元首负责，权限和任期均有比较明确规定，值得注意的是总督被剥夺了擅自豢养和调动军队之权。 中央集权国家创始，为改造原有情报传递模式提供了根本动力。新时期情报传递活动价值取向是“使各行省发生的事情得到及时报告”，⑦成为元首推行中央集权、促进统一的纽带。于是，营建全国性情报传递机制改革呼之欲出。据载，奥古斯都“先在军用大道沿线每隔一个短距离配备年轻人传递消息，后来设置驿站和马车”。⑧就改革具体流程，最初，奥古斯都于全国范围内推广共和时期接力传递情报的方式。他在主干道上每隔10英里左右安排1名通信人员，通过接力完成情报传递任务。通信人员主要从年轻、擅跑的公民中征募，按军事建制组织。⑨然而，改革收效甚微。首先是速度问题。通信人员以奔跑或步行方式传递情报，无法达到奥古斯都及时洞悉行省动态的预期。其次是精准性。对于一些非书面信息，转自多名通信人员之口后，未免发生厘误。奥古斯都意识到，简单因袭或修整共和时期情报传递模式，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遂转向开发道路交通资源。他依托发达的道路交通，在道路上设立驿站，作为情报传递的中转设施，⑩又初步构建完整的组织管理体制作为配套工程。情报传递体系由此出现。 情报传递体系的架构包括基础设施、组织管理、任务三个层面。道路、驿站和警卫哨所是情报设施。道路是情报传递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发达的道路覆盖行省首府、主要城邑。帝国初期，干线道路总里程长达8.5万公里。(11)驿站是情报传递的枢纽。驿站有两类：一是仅供换乘的驿站，拉丁语称“mutationes”，平均每隔10英里设一所，备有牲畜、车辆、车夫等；二是可供食宿的驿站，拉丁语称“mansions”，平均每隔32-48英里设一所，为通信人员住宿、换乘、补充给养之用。(12)此外，通信安全开始受到重视。受长期内战影响，道路上绑匪猖獗。奥古斯都派军团、舰队打击盘踞在海陆交通网的绑匪和海盗，还在意大利地区危险路段设立警卫哨所(statio)，派近卫军士兵执勤，保障通信安全。(13) 情报传递体系组织管理内容概有：驿站修建与运营、管理制度、通信人员选任等。驿站建设和运营费用由其所处城镇居民承担，管理人员自地方士绅中选拔。(14)驿站乃国家设施，私人不得擅用，且通信人员须持相关批文(diploma)方可在驿站中换乘、休息。批文由元首、近卫军长、行省总督核发，内容包括被授权者姓名、可乘驾的交通工具、通行线路、有效期等信息。(15)凡持过期批文使用驿站者，一经发现皆要严处。(16)初期，通信人员从军队士兵、自由民或奴隶中遴选。元首通信人员是近卫军中密探士兵(specultores)，人数约200人，被编成独立的骑兵分队，驻于毗邻元首宅邸的营房，等候差遣；(17)行省总督的通信人员选自依附自己的奴隶或麾下军团士兵。(18) 情报传递体系任务主要是传递行政管理、军事防御等方面的文件或情报。根据塔西佗记载可知，元首同臣僚之间大部分信件由近卫军中密探士兵传送；(19)提比略病危时，近卫军长责令密探士兵把该消息下达到各行省军团；(20)据苏维托尼乌斯记载，卡里古拉统治派密探士兵传递官文。(21)驿站出现及交通工具的引入，使情报传递任务完成情况较之从前明显改观。公元69年内战中，马其顿第四军团通信人员大约以每天180英里的速度从美因茨赶到科隆，向驻跸此地的维特里乌斯通报战情。(22)不仅如此，情报传递精准性得到了保证。“如果情况需要，人们可询问直接从出事地点带来紧急公文的同一个赶车人。”(23) 情报传递体系是中央集权建设的重大建树，符合新时期需要，起到扶持新生政权、维系元首统治的作用。它彰显情报在国家统治上的地位，使之步入国家管理和统筹规划时代，奠定了情报活动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启迪后世之君思考和探索。尚需指出，时值帝国初创，中央集权发展水平有待提高，相关措施逐步完善，因而情报活动整合与转型工作处在筹备阶段，综合性情报系统的出现乃是奥古斯都之后的事情。 二、综合性情报系统的形成 公元1-2世纪元首继往开来，以固国安民为施政要义。五贤帝治下，罗马帝国国势强盛。元首制和中央集权达到高峰的同时，情报系统得到更大发展空间。统治者既承袭前制，又不拘泥，于2世纪构建了覆盖全国的综合性情报系统。 中央集权强化是情报系统出现的根本原因。公元1-2世纪元首不仅奉行奥古斯都确立的政治原则，更在治国实践中丰富元首制内涵。他们发展奥古斯都的行省观，将行省视作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形成了以增强综合国力为核心的治国理念。(24)行省政策着眼点是统筹规划、消除差异，具体措施兼顾面广且更细化。涉及领域有：政府管理体制、人事结构、下放罗马公民权、社会秩序维持、城市建设、财税征收、宗教信仰等方面。在积极的行省政策扶植下，行省管理水平大幅提高，经济繁荣，社会秩序安定。随着统一国家进入大变革、大发展时期，各种繁杂事务、各类情报已非原有的情报传递体系所能处理，因而客观上对这一体系提出扩容需要。 军团职能转变为情报系统建设提供人力资源和组织基础。和平环境中，军团职能逐渐迁移。军团从征战转入战略防御和守备，普遍驻于边疆，且流动性降低。(25)军团固定驻扎后，与行省社会融合。他们负责维护行省社会秩序、博扬文化、参加城市建设。军团官兵各方面素养良好，渐趋成国家行政管理骨干，出任中央特别是行省政府管理、职员岗位。“2世纪国家管理人员不仅从地方贵族中选择，更多则从军团中百夫长等级或军官中选择。”(26)铭文表明，2世纪行省政府中人事、警务、情报、文职、勤务等职位多由军团士兵出任，具体人数视行省管理等方面需要而定。一则马可·奥略留时努米底亚行省政府人事结构铭文记有48名军团士兵；(27)一则2世纪末上潘诺尼亚行省政府人事结构铭文中计有175名军团士兵。(28) 设施完备为情报系统奠定物质基础。最初，驿站主要分布在经济水平较高、归附日久的西部行省。后来，东部地区行省中驿站数量增加。因作战需要，图拉真在莱茵河、多瑙河沿线行省修建道路和驿站，以为通信。(29)伴随行省经济实力增强，迄于2世纪中叶，东部地区驿站数量与西部地区持平。(30)公元218年，马克里尼乌斯战败后，佯装情报人员，驾驶马车顺利地通过卡帕多西亚、加拉提亚、比泰尼亚等行省驿站。(31)反映出上述行省驿站布局有极大改观。驿站运营费用实现从征派向国家拨款的转变。因各地经济水平参差有异，落后地区无力供养驿站。克劳狄乌斯从国库中拨付资金，扶植部分落后地区驿站；韦伯乡将意大利地区驿站纳入国家经营范畴；图拉真从国库出资囊助行省驿站。(32)在管理上，在尼禄时代，意大利地区驿站始见驿站长(praefectus vehiculorum)管理，(33)嗣后被部分行省仿效。(34)哈德良最终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这一模式。(35)驿站长从骑士等级中选拔，每位司理2-3个行省中驿站，权责包括管理驿站运营、发放及审核文牒、划拨物资、调度车辆等。 情报系统架构涵盖两个既独立又联动的子系统。一是中央情报系统；二是行省情报系统。中央情报系统在近卫军密探士兵队伍基础上改建而来，实现了情报人员、情报任务专门化。其出现的具体时间不得而知，据最早有关记载及考古发掘情况推测，大致在图拉真执政时。(36)它因循军团建制，以设在罗马的外族营(castra peregrinorum)为总部。情报人员称弗鲁曼塔里伊(frumentarii)，(37)从军团中具有罗马公民权士兵中选拔，各支军团中均有若干，总数约200人。(38)管理人员从军团军官中铨选，首领称外族营长(princeps peregrinorum)，职衔等级相当于军团中高级百夫长。其下属官有：外族营副营长(subprinceps peregrinorum)、百夫长助理(centuriones deputati)、外族营佐将(optio peregrinorum)等。(39)上述职官管理和训练弗鲁曼塔里伊，(40)亦承担具体情报工作。(41) 从弗鲁曼塔里伊职权观之，中央情报系统任务包括：一、情报传递。据载，弗鲁曼塔里伊将罗马市长的信件传送至在安提科的卡拉卡拉；(42)他们还转呈行省百姓致元首的信函。(43)二、监督行省政府工作。最早记录该职权的铭文在马可·奥略留时期，内容是弗鲁曼塔里伊监督该省城防事务。(44)三、情报搜集。弗鲁曼塔里伊在行省活动中常与行省政府、社会群众接触，于是元首派他们搜集情报、查处案件，旨在掌握行省动态，维护社会稳定。此外，他们可能在后来衍生出搜集统治阶层情报职权。最早记载上溯到哈德良时期，弗鲁曼塔里伊受命监控元老起居。(45)但纵观五贤帝时政局、诸元首个人品质及其与统治集团关系，该职权在2世纪应并不活跃。 在中央指导下，行省总督领导的情报活动组织形式健全。行省政府情报人员从军团中密探士兵和免役士兵(beneficiarii)中选拔，无军团驻扎的行省从邻近行省驻军中借调。(46)密探士兵最初是军团中负责侦查军事情报的士兵。(47)战事消弭后，他们开始进入行省政府，协助总督处理国内情报事宜。免役士兵起初被选做行省总督私人助手，司理公务、警务与情报工作，(48)因而在称号上缀其所在行省的总督职衔。(49)据铭文记载看，有“beneficiarii legati Augusti”、“beneficiarii consularis”、“beneficiarii procurator”三类称号。(50)一般认为，大致在2世纪中叶，统一称作“consularis beneficiarii”。(51)表明他们从总督私人助手转变到政府常任职员，故译作行省免役士兵。 行省政府中密探士兵和行省免役士兵暂脱离军团序列，不承担作战和训练任务，实际人数取决于该省在国家的政治军事地位、驻军数量、安全局势等因素。(52)行省情报系统任务类型与中央情报系统一致，目标在于保持本省同中央的情报联系；发挥情报在维护社会秩序、监督生产等方面的功用。具言之，密探士兵将行省情报传至元首，还有搜集社会情报、查处治安案件、逮捕嫌疑人等职权；(53)行省免役士兵多在警卫哨所执勤，(54)维持社会秩序，搜集各类情报，亦被派赴各地监督土木工程、交通运输、矿山开采等事宜。(55) 情报系统运作上，元首是核心和决策者。在元首主导下，情报系统通过建构内在联动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一方面，元首直接参与行省情报活动，渠道有二：其一，弗鲁曼塔里伊。他们将行省政府和社会群众的情报传送给元首，并且依托警卫哨所维护行省社会秩序抑或同行省免役士兵交换情报。(56)其二，巡幸。元首巡幸旨在深入考察行省统治和管理情况，随时发现问题，向总督反馈或命其整改。图拉真执政时巡视莱茵河、多瑙河一线行省；(57)哈德良统治时，三分之二的时间在行省度过，足迹遍布各地。另一方面，行省总督虽可独立自主组织情报活动，但须及时向元首呈奏情报，请求决断。(58)比泰尼亚和本都行省总督小普林尼向图拉真呈递信件：“索罗迈特(Sauromates，罗马帝国的附庸国博斯普鲁斯王国国王)国王修书于我，我派信使速将此信转呈给您，以便您能够及时深察这里的情形”。(59)考古在外族营发现一则不列颠行省密探士兵的墓志铭。(60)莱茵诺德据此提出，行省很可能派一些密探士兵常驻罗马，随时接收元首意旨。(61) 公元1-2世纪情报系统建设，依托情报传递体系，整合情报活动、开发情报资源、拓展情报领域，模铸出集情报传递和搜集、监督于一体的综合性情报系统，将传统意义上的秘密情报活动和军事侦察活动引向维护社会秩序、推进经济建设领域。这一系统在组织上因军团情报活动之利，将军事情报活动组织形式迁移到国家行政管理中来，既为情报活动提供机制保障，又是和平时期军事侦察活动转型的有益尝试。在运作上，形成以元首为主导，行省总督具体负责的两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不仅显现了元首对情报系统的整体把握，又调动了行省政府积极性，以便根据本省具体情况，制度适合的情报活动政策，有助于切实维护基层统治秩序稳定和增强综合国力。当然，它所蕴藏的问题不可小觑。由于行省总督拥有组织情报活动职权，因而与元首存在着交互博弈。(62)这种博弈，当元首权力炽盛之时尚能达成同构互应，一旦元首势衰，行省总督情报权重过大的弊端必然显现。 三、情报系统的强化 五贤帝后，罗马帝国繁荣落下帷幕。公元3世纪是罗马帝国的乱世，内有干戈扰攘，外有游牧民族大举侵袭。是时，国家安全高于一切。情报系统建设既要解决其自身问题，又要探索与国家安全的契合点。 长期以来，罗马元首秉承固国安民政策，在国防上采取防御为主的政策。边境和平使国家富强，也促进周边游牧民族开化和向定居过渡。觊觎占有土地和掠夺财富，一部分生活在边境地区的游牧民族开始内迁。冲突和战争势必难免。公元162年，马尔克曼尼人向多瑙河沿线潘诺尼亚行省和默西亚行省发起进攻，揭开罗马边患序幕。他们的入侵一度被击败，但旋即联合奎德人组织更大规模侵袭。到3世纪，旅居顿河流域的哥特人、阿拉曼尼人迫于匈奴西迁之压，举族向罗马境内迁移，掀起新一轮侵袭浪潮。其兵锋一度突破莱茵河、多瑙河防线，远及巴尔干半岛、高卢和西班牙等地。游牧民族寇边使罗马帝国出现持续几个世纪的边疆危机。 与此同时，国内纷争甚嚣尘上。公元193年康茂德被杀，标志着罗马帝国政治危机来临。公元193年至284年70余年间，是军事无政府主义时期，军队擅权和中央权力式微是这一时期主要特征。哈蒙德指出，“元首制重要原则是元首必须得到军队支持方可继任”。(63)公元1-2世纪，这一原则潜藏不露，到3世纪，“每个人都处心积虑地争夺统治权，一个人可通过唆使军队获得至高权力”；(64)“这时候没有什么是非观，混沌秩序下，武装争夺权力被看作正常的”。(65)军队操持国柄，军团统帅和行省权贵利用军队与元首争雄对峙，他们所拥有的力量得以平行乃至超越元首权力，以致形成集团势力，分割天下。 国家安全危机暴露出情报系统弊端。首当其冲的是边疆情报防御能力薄弱。近2个世纪和平中，情报系统建设重在“安内”，加之国外战事消弭，军事情报活动普遍进入蛰伏期。当游牧民族大举进犯时，边疆地区情报防御能力略显不足。第二是元首控制权削弱。五贤帝治下，元首权力不断强化，中央和地方政权联系紧密，3世纪，在主弱臣强、地方割据状态下，元首控制情报系统之权被行省总督肢解乃至篡夺。元首与行省、边疆的情报沟通受阻，这既不利于边防，更不利于打击分裂势力。为解决情报系统面临的困境，发挥情报维护国家安全上作用，元首加大情报系统建设力度。主要举措分述如下： 一、增强边疆情报防御和搜集能力。首先，边境线上瞭望台数量增加。瞭望台罗马边境防御体系组成部分，是监控边境局势，传递和搜集军事情报的平台。瞭望台建筑材质一般为木质，高度4米左右。根据考古发现，不列颠、非洲、莱茵河及多瑙河沿线行省中添设的瞭望台数量较之安敦尼在任时有大幅增加。(66)其次，警卫哨所布局从内地迁移到边疆。诸行省中，数量较多者当属不列颠行省及莱茵河、多瑙河流域行省。(67)这些哨所由行省免役士兵执勤。考古在警卫哨所遗址发现有关行省免役士兵铭文，这些铭文多是他们奉献给元首的颂词，日期可考。以莱茵河、多瑙河沿线行省为例，目前共发现铭文179篇。其中公元150年—160年间有13篇；公元161-180年间有11篇；公元181-217年间有79篇；公元218-260年有76篇。(68)从上述铭文时间分布上看，公元180年之后铭文数量居多，反映出警卫哨所数量增加之一端。再次，军事侦察活动勃兴。频繁的战争使军团中负责侦查军事情报的士兵活跃起来。他们主要是密探士兵和侦察兵(exploratores)，在战争中，他们作为先头部队或深入敌后侦察情报。(69)不仅如此，公元2-3世纪之交，军团中侦察兵组成相对独立队伍，人数在百人以上，专门侦察敌情。(70) 二、加强对行省情报系统的直接控制。针对边患，3世纪元首加强边疆地区信息设施建设，然而如何建立与边疆的直接沟通，涉及决策制定与传达的时效性，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抵御游牧民族入侵中，元首亲自举兵阻御，使亲征和在行省重镇建立行营形成惯例。此举不失解决边患的有效手段，更为元首直接控制行省情报系统、掌握行省情报资源打开突破。塞普提姆斯·塞维鲁、卡拉卡拉、塞维鲁·亚历山大等元首亲自指挥罗马抵御安息人、日耳曼人的战争；马克西米努斯到戴克里先时期元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前线度过。元首长期在行省活动，开始重点营建边疆重镇，作为行营。马可·奥略留先后把行营设在上潘诺尼亚行省首都卡努图姆(Carnuntum)和不列颠行省的文德兰达(Vindolanda)；塞普提姆斯·塞维鲁在不列颠战争期间将埃伯拉库姆(Eboracum)设为行营，在抵抗安息战争中，把行营设在叙利亚行省首府安提科；塞维鲁·亚历山大将行营设在上日耳曼行省边境的美音兹(Moguntiacum)；公元218年—284年间的元首主要以上潘诺尼亚首府卡努图姆及下潘诺尼亚首府希尔米努姆(Sirmium)为行营。 三、强化中央情报系统。3世纪政权更迭频繁，元首制政治原则消失殆尽，元首行专制打击政敌，以征伐立威。弗鲁曼塔里伊是他们推行专制统治、监控国内政治经济秩序的骨干力量。他们地位显赫，职权强化。统计记载弗鲁曼塔里伊升迁信息的铭文可得，尤其在弗鲁曼塔里伊领导阶层中，荣获提拔的军官比例很大，且不乏最后官至近卫军长、军团长、行省总督者。(71)3世纪，告密成为弗鲁曼塔里伊重要职权。经元首授权，弗鲁曼塔里伊可侦察元老、高级官吏、行省总督、军团将帅情报，亦能逮捕和审判各阶层嫌疑者。(72)根据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干预弗鲁曼塔里伊的行动”，(73)“其所举者，悉数上报元首处置”。(74)弗鲁曼塔里伊告密活动盛行，表明侦查社会各界情报被纳入到情报系统功能中。弗鲁曼塔里伊监督职权日重，内容包括：监督行省工程项目、矿山开采、监管财税征收、港口运输、财税征收和军粮转运等工作。(75)他们还被元首安排在行省政府中，监控行省政治运作，敷奏万机。(76) 公元3世纪情报系统建设见证了元首积极探索御戎之策的努力，维护了边疆安全。首先，它构筑一道抵御外敌入侵的情报屏障。瞭望台、警卫哨所由道路相连，系军团驻地、行省政府于一体，形成边疆地区情报防线。其次，加快了情报传输和处理速度。亲征和行营将元首、边疆、军团这三个要素直接联系起来，在行省中建立起新的情报决策中心，使情报传输和处理速度升级，缩短情报传递和决策流程，为进行有针对性的军事部署赢得一定时间，实现了情报高效利用。再次，元首直接控制行省情报系统，打破原有情报资源分配及处理模式，使之能够从战略大局高度统筹情报、权衡决策。最后，深化国家安全意涵。监督行省经济是情报系统功能的重点之一。经济在元首御戎与安定军队等方面意义重大，面对经济衰退局面，如何利用有限资源、加强控制经济、增加国帑，是元首要务。弗鲁曼塔里伊等人员监督行省经济的活动，是在人口缩减、资源短缺、经济发展后劲匮乏情形下，元首不得不对所控制的经济资源重新调整和分配的必然之举，反映了整顿经济秩序的努力，从中亦可看出政治权力向经济领域全面渗透。3世纪元首的经济政策，涉及国家与民众在资源分配上的利害关系，虽然加重对行省的盘剥，但在特定条件下，是举全国之力挽救国家危亡必须牺牲的。 解决中央集权危机方面，元首直接控制行省情报系统、强化弗鲁曼塔里伊职权，预示着集权化是情报系统建设大势所趋。集权化对于削弱行省总督情报权重、解决系统运作中分权问题大有裨益。而从情报系统集权化的视角观察该时期元首制发展趋势，可以将其概括为元首以公开方式，占有全部信息资讯，控制国家全部事务的过程。既然怀柔与调和已无法为重塑权力提供常新动力，那么，对于任何试图巩固权位之人，唯一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抛弃元首制外衣，公然推行专制统治，加强控制各个领域。这种变化表明，元首权力不断集中，并且跃居裁决军国大事的前台。 当然，权力的重构伴随激烈争斗，元首与其他势力围绕情报资源的博弈一直存在，受军队擅权、行省自立等因素影响，情报系统弗及范围很难逾越元首实际控制区域。但正是这种博弈，不断提升着情报系统在国家统治中的地位，为晚期罗马帝国情报机构的建立蓄势。此外，还需指出，弗鲁曼塔里伊、行省免役士兵自恃特殊身份，滥行职权。他们或求闻达于元首，或为一己之私，大举诬告和陷害之风；(77)还“将驿站和警卫哨所变成敛财的工具，出现令人难以容忍的弊病”。(78)情报人员滥用职权制约情报系统正常运行，更使元首与统治集团、社会群众离心离德，无益于巩固统治。情报系统深陷之困境，乃时势使然，元首权力衰落才是问题症结所在。 公元284年，戴克里先再造罗马帝国。鉴于军队强横、地方势力跋扈相继发生的严重教训，他加强控制国家军政大权，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体，后被君士坦丁等皇帝详加厘定增补，并得到法理上的认定。该制度特色在于，君主是国家的核心，君主以一整套完善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组织形式，严格控制全国局势。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出现后，情报系统集权化建设最终完成，情报活动开启机构化时代。晚期罗马帝国情报机构是中央国家机关，在庞大的国家机构中不可或缺。它以全面监控国内外局势为要务，由执事官(magister officiorum)领导，(79)情报人员从文官中调选稽查使(agentes in rebus)组成，人数逾千。(80)它的建立，剥夺了行省总督组织情报活动职权，抑制了军队在情报活动中的影响力，是戴克里先加强中央集权、推行军政分离改革的产物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之举。 总之，元首制时期情报系统建设，上承共和时期情报活动深厚底蕴，下启君主制帝国高度集权的情报机构，是古罗马情报史不可或缺的一环。它突破秘密情报活动囵舆，将情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构建了以维护国家安全和中央集权为价值取向的综合性情报系统，标志着古代世界情报活动的高峰，开创国家情报系统之先河。三百余载内，情报系统变迁与国家所处历史阶段、国内外安全局势、执政者治国理念、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密不可分，集中体现中央集权国家发展轨迹，揭示出统治者政策调整能力和利用资源的水平。帝国创立伊始，元首制建立和促进统一方针的实施，使情报被正式提到国家筹划议程。奥古斯都审时度势，构建全国性情报传递系统，成为扩大元首影响、缔造统一国家之工具。这时期情报系统尚在酝酿，但目标与思路已然明确，公元2世纪情报系统正是在此基础上演化而来。奥古斯都后的执政者整合情报活动、开发情报资源，继而将纷繁复杂的情报活动统入到系统化轨道上，有助于巩固中央集权和增强综合国力。 公元3世纪是罗马帝国聚变与重构的时代。深陷国内外斗争囹圄的元首在制定决策、巡按百僚、深辩国内外情势过程中，无不表露出对情报壅蔽的忧虑和为谋求全面情报而做的努力。3世纪元首开发情报资源、控制情报流向的力度及其情报渠道延布的纵深层面，乃前代无以弗及。在巨变中，执政者把国家安全放在首位，加强边疆情报防御能力，推进情报系统集权化建设，使其在国家政治军事运作中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情报系统集权化是解决危机的内在要求，是元首公开推行专制统治的缩影，对晚期罗马帝国情报改革产生巨大影响。长期的国内外战争中，晚期罗马帝国君主认识到，只有保存国家才能维持自身权势，因而追求权势同时，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国家安全。他们将国家安全视作最高利益，通过组建一系列高度集权的政治机构，全面控制国内外局势。这些机构的建立，标志着罗马帝国国家安全开始从对个人权力的依赖，过渡到对制度和机构的依赖。情报系统最终演变为高度集权的情报机构自然不可避免。专门研究晚期罗马帝国情报机构，可一窥当时政治特点，深入认识情报在国家安全上的地位。这将是笔者今后致力的目标。 注释： ①记述罗马帝国情报问题的古典作品概有：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狄奥《罗马史》、希罗狄安《历史》、斯巴提安《诸帝本纪》、尤塞比乌斯《教会史》、奥略留·维克多《恺撒传》与阿米安·马塞利努斯《罗马史》等。较之古典作品，拉丁铭文为研究该问题提供丰富信息。铭文内容涉及情报人员、情报任务等领域，字数从几十字到百余字不等，体裁有墓志铭、奉献性铭文和纪念性铭文三类。目前发现的铭文主要收录在《拉丁铭文集》(Theodor Mommsen,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Vol.I-XIV),Berlin: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862-)和《铭文年鉴》(René Cagnat,L'Année Epigraphique,Paris:Presses University de France,1888-)中。 ②提奥多尔·蒙森等学者在编纂《拉丁铭文集》工作中，整理和勘定有关铭文，尤为关注弗鲁曼塔里伊(frumentarii)起源问题，提出不同见解。上世纪初，莱茵诺德发表《外族营内驻兵类别》(B.Reynolds,“The Troops Quartered in The Castra Peregrinorum,”The Jorunal of Roman Studies,Vol.13[1923],pp.168-189)一文，罗举学界争议、梳理弗鲁曼塔里伊建制与职权，构建以弗鲁曼塔里伊为中心，向情报传递活动以及秘密情报活动辐射的研究框架。冷战时期的学者在“秘密情报系统”或“秘密情报机构”语境中考察罗马帝国情报活动问题，重在阐读情报与专制的关系。90年代以降，学界研究旨趣转至讨论情报传递活动，预示新的学术视角初现端倪。奥斯丁与兰可夫合著《侦查：罗马政治与军事情报活动——从第二次布匿战争到哈德良堡战役》(N.J.E.Austin,N.B.Rankov,Exploratio: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telligence in the Roman World from the Second Punic War to the Battle of Adrianople,London:Routledge,1995)一书讨论情报传递与边疆防御问题；谢尔顿《古罗马情报活动》(Rose Mary Sheldon,Intelligence Activities in Ancient Rome,New York:Frank Cass,2005)从情报流变角度梳理情报活动史；安妮·科尔波《罗马帝国交通与交流》(Anne Kolb,Transport und Nachrichtentransfer im Romischen Reich,Berlin:Hubert&Co.Gottingen,2000)侧重讨论罗马帝国情报传递方式的流变。 ③有关共和时期情报传递活动的问题，参见A.M.Ramsay,“The Roman Postal Service under the Republic,”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10(1920),pp.79-86。 ④Anne Kolb,Transport und Nachrichtentransfer im Romischen Reich,pp.21-22. ⑤A.M.Ramsay,“The Roman Postal Service under the Republic,”pp.81-83. ⑥Suetonius,Lives of the Caesars,Divine Julius,1.57,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⑦[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著，张竹明、王乃新、蒋平译：《罗马十二帝王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8页。 ⑧[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著，张竹明、王乃新、蒋平译：《罗马十二帝王传》，第78页。 ⑨Stephen Lewelyn,New Documents Illustrating Early Christianity,Vol.7,Grand Rapids:W.B.Eerdmans Publishing,1998,p.14. ⑩弗雷德兰德认为，奥古斯都在道路上设立驿站的做法是受到波斯帝国邮驿制度的启发(Ludwig Friedlander,Roman Life and Manners,Vol.I,North Stratford:Ayer Co.Publisher,1960,p.279)。 (11)[英]莱斯莉·阿德金斯、罗伊·阿德金斯著，张楠等译：《探寻古罗马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24页。 (12)关于驿站类型与设置间隔、所提供服务等问题，参见Stephen Lewelyn,New Documents Illustrating Early Christianity,Vol.7,p.14; Cornelis van Tilburg,Traffic and Congestion in the Roman Empire,London:Routledge,2012,p.67-69。 (13)[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著，张竹明、王乃新、蒋平译：《罗马十二帝王传》，第82页。 (14)Cornelis van Tilburg,Traffic and Congestion in the Roman Empire,p.45. (15)Adam J.Silverstein,Postal Systems in the pre-modern Islamic World,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38. (16)Tacitus,Histories,2.54,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 (17)近卫军是奥古斯都组建的负责首都和皇室警务工作的部队，设9个大队，总计9千人，驻扎在罗马城内(Yann Le Bohec,The Imperial Roman Army,London:Routledge,2001,p.21)。 (18)行省总督赴任前，自亲信、自由民和奴隶中选拔助手，以协助其管理行省，元首行省总督亦可从其统帅军团中选拔士兵作为助手。这些人员非政府常任职员，概随总督离任而离开。相关问题参见Edward T.Salmon,A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London:Methuen & Co.Ltd,1963,pp.79-82; A.H.M.Jones,“The Roman Civil Service(Clerical and Sub-Clerical Grades),”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39(1949),p.37。 (19)[古罗马]塔西佗著，王以铸、崔妙因译：《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32页。 (20)[古罗马]塔西佗著，王以铸、崔妙因译：《编年史》，第315页。 (21)Suetonius,The Lives of Twelve Caesars,Caligula,44.2,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 (22)[古罗马]塔西佗著，王以铸、崔妙因译：《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8页。老普林尼在其作品中提到，公元前9年，提比略得知他在日耳曼军营中的兄弟德鲁苏斯病危消息后，一日之内骑行182英里(Pliny,the Elder,The Nature History,7.84,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牛津古典辞书》中“cursus publicus”(邮驿)这一词条中写到，“罗马帝国时期通信人员一般速度是每天50英里，最快速度可以达到每天150英里。”(N.G.Hammond,H.H.Scullard,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869)。 (23)[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著，张竹明、王乃新、蒋平译：《罗马十二帝王传》，第78页。 (24)公元2世纪元首对元老院行省的管理，参见E.Ritterling,“Military Forces in the Senatorial Provinces,”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17(1927),p.28; M.Cary,H.H.Scullard,A History of Rome Down to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5,p.643; Edward T.Salmon,A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p.280。 (25)Yann Le Bohec,The Imperial Roman Army,p.206. (26)S.A.Cook,F.E.Adcock,M.P.Charlesworth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XII,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376-382. (27)CIL 8.2586. (28)AE 1918.57. (29)Cassius Dio,The Roman History,trans.by Earnest Cary,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68.6; Aurelius Victor,De Caesaribus,trans.by H.W.Brid,Live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4,p.14. (30)Rose Mary Sheldon,Intelligence Activities in Ancient Rome,p.146. (31)Cassius Dio,The Roman History,79.39. (32)A Rose Mary Sheldon,Intelligence Activities in Ancient Rome,p.147. (33)CIL 10.6976. (34)1世纪后半期有关驿站长铭文有CIL 6.1641; CIL 8.12020; CIL 10.7585等。 (35)Aelius Spartianus,Historia Augusta,Hadrian,7.5,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36)目前发现最早有关铭文是图拉真时期一则关于外族营长铭文(AE 1923.28)，结合对外族营考古发掘情况来看(B.Reynolds and T.Ashby,“The Castra Peregrinorum,”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13[1923],pp.152-167)，其在图拉真时期组建的可能性很大。 (37)学界一般认为，“frumentarii”一词最初指军团中负责筹措军粮的士兵，由于他们在筹措军粮过程中，谙熟道路交通体系，元首便发挥这一优势，将各军团中弗鲁曼塔里伊集中在罗马，作为元首的情报人员(B.Reynolds,“The Troops Quartered in The Castra Peregrinorum,”pp.186-187)。需指出的是，弗鲁曼塔里伊的出现，取代了近卫军中密探士兵，成为元首直属情报队伍。此举深含抑制近卫军长职权之意。正如提比略朝近卫军长塞珍努斯(Aelius Sejanus)所为，他监视元首往来信件，暗中坐大自己权势(参见[古罗马]塔西佗著，王以铸、崔妙因译：《编年史》，第232-233页)。自涅尔瓦以来，元首强化权力过程中，多依靠行省军团支持。图拉真掌权后，罢黜原近卫军长(Cassius Dio,The Roman History,68.5)，还从军团中选拔士兵，组建“元首骑兵卫队”(equits singularis Augusti)，分解近卫军警卫元首安全之职。因此推测，弗鲁曼塔里伊组建原因与元首制衡近卫军长权力、保障通信安全有很大关系。 (38)莱茵诺德认为，弗鲁曼塔里伊总人数在300-400之间(B.Reynolds,“The Troops Quartered in The Castra Peregrinorum,”p.177)；安妮·科尔波认为，每支军团中有100名弗鲁曼塔里伊(Anne Kolb,Transport und Nachrichtentransfer im Romischen Reich,p.290)。3世纪，随着弗鲁曼塔里伊地位提升，人数增加。罗斯托洛夫采夫认为总人数2千人(M.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the Roman Empi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738)。1992年发现一则铭文记录马可·奥略留时期同系一支军团中5名弗鲁曼塔里伊(AE 1992.1871)，当时军团总数为31支(Yann Le Bohec,The Imperial Roman Army,pp.205-206)；另，外族营长职位相当于军团中双百人队的高级百夫长(高级百夫长统御2百士兵)，是以推测，弗鲁曼塔里伊组建初期总数应在200人左右。 (39)有关弗鲁曼塔里伊建制的问题，参见拙作：《铭文辑译：罗马帝国弗鲁曼塔里伊》，《古代文明》，2010年第3期。 (40)CIL 8.1322. (41)Cassius Dio,The Roman History,79.15. (42)Herodian,History,4.12,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Cassius Dio,The Roman History,79.4. (43)CIL 3.14191. (44)CIL 3.1980. (45)Aelius Spartianus,Historia Augusta,Hadrianus,11. (46)A.H.M.Jones,“The Roman Civil Service(Clerical and Sub-Clerical Grades),”p.44. (47)有关战争中密探士兵的活动，参见Rose Mary Sheldon,Intelligence Activities in Ancient Rome,pp.165-167。 (48)“beneficiarii”一词字面意思是“受益者”，源于拉丁语“beneficium”(受益、好处)一词。在罗马帝国时期，“beneficiarii”指军队中一些作为高级军官、高级行政长官助手的士兵，不参加军团战斗与训练任务。 (49)行省地位与权属关系不同，总督称号亦不同。Consularis Augusti指由卸任执政官或同执政官级别官吏出任的行省总督；LegatusAugusti与 ProcuratorAugusti是具骑士等级身份的行省总督；Praefectus Aegypti为埃及总督。 (50)CIL 12.2602; CIL 5.48; CIL 8.27854. (51)Robert L.Dise,“Trajan,The Antonines,and the Governor’s Staff,”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Vol.116(1997),p.280. (52)据统计铭文所记人数，密探士兵数大体在10-30人之间(CIL 8.2586; CIL 2.4122; CIL 2.3524; CIL 3.4452)；行省免役士兵大体在3-180人之间(CIL 2.4122; AE 1984.1517; AE 1918.57; AE 1992.231)。 (53)参见M.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p.738; Ramsay MacMullen,Soldier and Civilian in theLater Roman Empire,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52; A.H.M.Jones,“The Roman Civil Service(Clerical and Sub-Clerical Grades),”pp.44-45。 (54)公元1世纪以降，警卫哨所开始从意大利布展到行省，作为行省情报与警务设施。参见Cornelis van Tilburg,Traffic and Congestion in the Roman Empire,pp.67-69; Robert L.Dise,“Variation in Roman Administrative Practice:The Assignments of Beneficiarii Consularis,”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Vol.116(1997),pp.294-299。 (55)CIL 3.1295,12737,14219,7833. (56)弗鲁曼塔里伊与行省免役士兵一同在警卫哨所执勤的铭文有：CIL 6.230,3329; CIL 3.2823,14989; AE 1925.130。 (57)Cassius Dio,The Roman History,68.6. (58)米勒指出，元首不仅管理元首行省，还干预元老院行省，在任何意义上，元老院都不具有对其所辖行省统治权，元老院行省总督也不对它负责。就元首和元老院在管理行省上的地位来讲，毫无疑问，元首占据主导地位，其决定对所有行省都有效。参见F.Millar,“The Emperor,the Senate and the Provinces,”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56(1966),p.165。 (59)The Younger Pliny,Letters and Panegyricus,10.44,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60)CIL 6.3358. (61)B.Reynolds,“The Troops Quartered in The Castra Peregrinorum,”pp.178-179. (62)行省总督掌握的情报人员数量、获取情报的广度和深度等较元首有更大优势。兰可夫认为，行省总督情报人员数量在200-450之间(N.J.E.Austin,N.B.Rankov,Exploratio: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telligence in the Roman World from the Second Punic War to the Battle of Adrianople,p.152)。 (63)Mason Hammond,“The Transmission of the Powers of the Roman Emperor from the Death of Nero in A.D.68 to that of Alexander Severus in A.D.235,”Memori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Vol.24(1956),p.63. (64)Aurelius Victor,De Caesaribus,p.35. (65)Aurelius Victor,De Caesaribus,p.27.野心家利用军队争夺统治权的运动，进一步确认并提升了军队重要性，以致塞普提姆斯·塞维鲁临终前仍不忘告诫儿子“要善待军队，无需理会其余人”(Cassius Dio,The Roman History,77.15)。 (66)关于瞭望台的分布情况，参见N.J.E.Austin,N.B.Rankov,Exploratio: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telligence in the Roman World from the Second Punic War to the Battle of Adrianople,pp.185-188。 (67)参见N.J.E.Austin,N.B.Rankov,Exploratio: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telligence in the Roman World from the Second Punic War to the Battle of Adrianople,pp.195-204; Robert L.Dise,“Variation in Roman Administrative Practice:The Assignments of Beneficiarii Consularis,”pp.294-297。以下日耳曼行省为例，边境沿线的奥斯特尔布尔(Osterburken)、奥伯恩堡(Obernburg)、施托克施塔特(Stockstadt)、美因茨(Mainz)、斯图加特(Stattgart)等要塞周边均设警卫哨所。 (68)参见Robert L.Dise,“Variation in Roman Administrative Practice:The Assignments of Beneficiarii Consularis,”pp.294-298。 (69)Ammianus Marcellinus,The Roman History,14.2.15; 24.3.1; 21.7.7,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 (70)N.J.E.Austin,N.B.Rankov,Exploratio: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telligence in the Roman World from the Second Punic War to the Battle of Adrianople,pp.189-195. (71)参见拙作《铭文辑译：罗马帝国弗鲁曼塔里伊》，《古代文明》，2010年第3期。 (72)古典文献所记载弗鲁曼塔里伊在3世纪的情报搜集活动有：Aurelius Spartianus,Historia Augusta,Macrinus,12; Claudius,17.1; Commodus,4.5; Niger,2.6; Herodian,History,5.4; Eusebius,Ecclesicsstical History,40.2,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73)Cassius Dio,The Roman History,78.17. (74)Aurelius Spartianus,Historia Augusta,Macrinus,12. (75)反映3世纪弗鲁曼塔里伊监督职权的铭文有：CIL 3.1980; CIL 3.3524; CIL 11.1322; CIL 14.125; CIL 3.433; AE 2003.931。 (76)弗鲁曼塔里伊可调任至行省免役士兵岗位(CIL 2.4154; CIL 8.17627)或在行省政府中担任其他职务(AE 1992.1871)。 (77)古典文献所记载的情报人员滥用职权行为见：Aurelius Victor,De Caesaribus,p.45; Cassius Dio,The Roman History,78.17; Eusebius,Ecclesicsstical History,6.40; Aelius Spartianus,Historia Augusta,Didius Julianus,5.8; Cassius Dio,The Roman History,79.15等。 (78)M.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p.738. (79)执事官是晚期罗马帝国中央国家机关最高首脑，级别相当于近卫军长(近卫军于公元312年解散)，共4位。关于执事官问题，详见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London:Macmillan & Co.Ltd,1923,pp.29-31；徐家玲：《早期拜占庭执事官职能探析》，《史学集刊》，2003年第4期。 (80)关于晚期罗马帝国情报机构，参见Willian G.Sinnigen,“Two Branches of the Late Roman Secret Servic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80(1959),pp.238-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