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屈氏世系及其对屈原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世系论文,战国论文,其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2001)01-0057-07
关于屈氏世系，我曾有《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一文[1]，论定屈氏的始封君为西周末年楚君熊渠之长子熊伯庸，被封于庸以北的甲水边上，故《庄子·庚桑楚》篇以甲氏为屈氏。又有《楚屈子赤角
考》，就70年代湖北郧阳出土屈子赤角 铭文中的屈氏人物、春秋时屈氏所世袭莫敖之职的职守及春秋时屈氏世系加以考证，考定屈瑕之后屈氏主要人物有屈重（任莫敖），屈完（将军），屈御寇（字子边，为息公），屈赤角（字子朱，继任息公），屈荡（字叔沱，楚庄王时为左广之右。屈建之祖父），屈到（字子夕。任莫敖。叔沱之子），屈乘，屈建（字子木，楚庄王时先后任莫敖、令尹），屈荡（楚康王时先后任连尹、莫敖，与屈建之祖父同名），屈申（任莫敖），屈生（任莫敖），屈罢（曾受命简东国之师于召陵），屈大心，屈春，屈建（楚昭王、惠王时人，与子木同名），屈庐（当亦任莫敖）。[2]与屈庐同时还有惠王从者屈固，其地位较低，必非屈氏嫡系；与叔沱同时有屈巫（字子灵）及同族的子阎、子荡、弗忌。屈巫携眷奔晋，子阎等三人被杀，非屈原先世一支。后我又写成《屈氏世系与屈原思想的形成》，与上二文并收入拙著《屈原与他的时代》中。《包山楚简》中提到11个屈氏人物，都是主要活动在楚怀王前期的，同屈原关系很大，有屈原的直系亲属，也应有同屈原关系密切的人物。经过几年对《包山楚简》的研究，对战国时屈氏世系作了较多补充。因这一段同屈原关系更为密切，故单独刊出。关于屈氏先世，除国内一些学者在有关著作中有所论列之外，日本德岛大学教授竹治贞夫先生曾有《屈原的先世》一文[3]，在他的专著《楚辞研究》中，也专门论述屈氏先世。希望拙文的发表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对有关问题的讨论。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剧变，楚国虽较为迟缓，但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春秋之时地位仅次于王族的屈氏，到战国时代已衰微下来。首先，作为世职的莫敖，已不再是屈氏所专任（如楚威王前期就曾由沈尹章担任）。其次，任令尹、司马等要职的现象，再没有了。其地位远在昭氏之下（战国昭氏任令尹者，见于记载的至少有三人：昭奚恤、昭阳、昭鱼），也在景氏之下（战国时景氏任令尹者大约有二人：景翠、景鲤）。屈氏任职可知者，大莫敖、息公、大将军、大
尹、新大厩、贞人、左徒、三闾大夫及地方官吏而已。也有的人才因不能得到重用，而到别国去。因为这样，见之记载的就比较少。
1.屈将 屈将，又称屈将子，战国中期楚人，墨子再传弟子。《太平御览》卷四三七引《胡非子》曰：屈将子好勇，见胡非而问曰：“闻先生非斗。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胡非曰：“吾闻勇有五等。夫负长剑、赴蓁薄、折兕虎、搏熊罴，猎徒之勇也。负长剑、赴深泉、折蛟龙、搏鼋鼍，渔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鹤立而望，颜色不变，陶匠之勇也。若迕视必杀，立刑之勇也。昔齐桓公伐鲁，鲁曹刿闻之，触齐军见桓公曰：“臣闻‘君辱臣死’。君退师则可；不退，则臣以血溅君矣！”桓公惧。管仲曰：“许与之盟而退。”夫曹刿，匹夫，一怒而却齐侯之师，此君子之勇。晏婴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乱，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将何处？”屈将悦，称“善”，乃解长剑、释危冠而请为弟子焉。
《胡非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曰“三篇”，下注：“墨子弟子。”《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通志》并著录为一卷。洪迈已言“今不存”，则至宋已在若存若亡之间。叶德辉曰：“其书大旨与《贵义》、《尚同》相近。”马国翰据《意林》及唐、宋类书辑得四节。孙诒让《墨子后语·上》所录与马国翰辑本同。马国翰谓：“胡非《五勇》一篇，与《庄子》相出入，《说弓矢》亦本《韩非子》“矛盾”之喻。战国人文字相袭，往往如此。”上引论勇文字的结构、语言形式与莫敖子华《对楚威王》、庄辛《说剑》、宋玉《对楚王问》颇为相近，则胡非子应为楚人。梁玉绳《人表考》据《隋书·经籍志》“齐胡公之后有公子非，因以胡非为氏”之说，以为齐人，似非也。孙诒让《墨子后语·上》谓《隋书》注云“非，似墨翟弟子”，则以“胡”为氏、“非”为名。许行及陈良兄弟皆为楚人，而信墨家学说，则战国中期墨家思想在楚地也有一定影响，故屈将得即墨家学。
计其时，应为楚简王（前431—前408年）、声王（前407—前402年）时人。胡非为楚人，墨子弟子，屈将从胡非游，应为墨子再传弟子。
文中说到屈将“长剑”、“高冠”，正反映了楚人的习俗，与屈原作品中“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离骚》），“冠切云之崔嵬兮，带长铗之陆离”（《涉江》）的描写一致。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画中的男子也是高冠、长剑，有冠缨结于颔下。包山楚墓出土漆奁上的人物也是高冠。《左传·成公九年》说晋侯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挚者，谁也？”《国语·周语中》言陈灵公“南冠以如夏氏”。韦昭注：“南冠，楚冠也。”“南冠”应即高冠。
从《胡非子》文字看，屈将似无任职，当非嫡系，应非屈原的直系祖先。
2.屈宜臼（咎） 《说苑·指武》：
吴起为苑守，行县，适息，问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为苑守，先生将何以教之？”屈公不对。居一年，王以为令尹。行县，适息，问屈宜臼曰：“起问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为之也。”屈公曰：“子将奈何？”吴起曰：“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馀，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屈公曰：“吾闻善治国家者，不变故，不易常。今子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馀，而继其不足，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闻：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弃，逆之至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吾闻之曰：‘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怪吾王之数逆天道，至今无祸，嘻！且待夫子也！”吴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成刑（形）之结，不可更已。子不如敦处而笃行之，楚国无贵于举贤。”（注：“尚可更乎”下原有“屈公曰：不可。吴起曰：起之为人谋”十三字。《淮南子·道应》无。据向宗鲁《说苑校正》删。）
此又见于《淮南子·道应》，文字小有不同，似《说苑》所载更合情理。《说苑》中两言吴起“行县，适息，问屈宜臼”，向宗鲁《说苑校正》云：“则屈宜臼盖守息大夫。”向说是也。“息大夫”也即“息公”，故文中亦称屈宜臼为“屈公”。春秋时屈御寇、屈子朱俱曾为息公而防卫北方，故战国中期，屈氏仍有为息公者。《淮南子·道应》作“吴起为楚令尹，适魏，问屈宜若曰”云云。“若”字分明“咎”字之误，“咎”、“臼”音同，用于人名多通用。如周平王名“宜臼”、古书亦作“宜咎”。“魏”字亦当为“苑”字之误。因当时“吴起为苑守”，故有“适苑”之事。吴起由魏国逃至楚，不可能又至魏国。古书传抄，鲁鱼豕亥之事甚多，唯学者应善于识别真伪，得其本源。而《淮南子》许慎注曰：“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者也。”（《史记·韩世家》裴骃《集解》引）则其误乃在东汉以前。
前383年（楚悼王十四年）前后，吴起因为王错的排挤，由魏至楚（注：《韩非子·和氏》言吴起变法，“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则吴起变法实行满一周年而悼王死。吴起在任令尹之前又任宛守一年，则吴起之由魏至楚，在楚悼王十九年（楚悼王在位二十一年薨）。），任宛守（“苑”、“苑”字通），一年之后，被提为令尹。则屈宜臼之初遇吴起，在前383年前后。当时屈宜臼尚年轻也。
由以上记载看，屈宜臼具有道家思想，主张“不变故，不易常”，反对兵、争，对吴起主张变法，持否定态度。但他认为当时楚国最重要的是推举贤才，这一点同吴起及后来屈原的思想相一致。
又《史记·韩世家》记韩昭侯二十五年（楚威王二年，前338年）韩国大旱，而都城修建高门。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门。何也？不时。吾所谓时者，有时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时。昭侯尝利矣，不作高门。往年秦拔宜阳，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者，此所谓‘时绌举赢。’”下文说，韩昭侯“二十六年高门成，昭侯卒，果不出高门。”此事《六国年表》亦载之。时屈宜臼已至暮年。可以看出，屈宜臼有些民本思想，同汉代的黄老思想相近。
由以上两条史料推断，屈宜臼主要生活于楚悼王（前401——前381年）、肃王（前380——前370年）、宜王（前369——前340年）、威王（前339——前329年）时代。由于楚国在战国初期仍然存在的奴隶制的宗法制度，讲究世袭职务继承中的大宗、小宗、嫡、庶关系，所以可以肯定，屈宜臼即是屈原的祖父。
3.屈昜（屈原父亲） 屈原的父亲（多以为即“伯庸”者误。说已见《屈氏先世与句亶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其生活年代大约与莫敖子华（沈尹章）同，活动于楚宣王、威王时期和怀王早期。
西汉时代的东方朔在其《七谏》中说：“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吕氏春秋·明理》高诱注：“国，都也”）。则屈原诞生之时（楚宣王十七年，前353年），其家尚在郢都。看来屈原父亲原是朝中作官的，后来大约犯了什么过错，未至“而立”之年，便被迁于“原野”之地。“原野”，很可能即是汉北云梦[4]。后来怀王放逐屈原，也是在汉北。贵族被贬谪一段时间后，往往又被召回。所以屈原长大后得以在郢都学习，并显露才华。
我以为屈原父亲即见于《包山楚简》的屈易。屈易于怀王八年以前曾任楚大莫敖之职，而莫敖（战国时在朝廷者一般称“大莫敖”）在春秋时代为屈氏世职，战国时也有别氏担任的情况，但也应主要为屈氏担任。莫敖在春秋中期以后主要负责北部的防卫，至战国中期屈宜咎仍担任息公，便是一个说明。
《包山楚简》第7-8简云：
齐客陈豫贺王之岁八月乙酉之日，王往于蓝郢之游宫，女，命（令）大莫嚣屈易为命，邦人内（纳）其
（没）典，臧王之墨，以内（纳）其臣之典。[5]
“莫敖”，出土先秦楚文献皆作“莫嚣”。据《包山楚简》一书中《包山二号楚墓简牍概述》及该书所附王红星《包山简牍所反映的楚国历法问题》等文，简中“齐客陈豫贺王之岁”为楚怀王八年（即前321年）。也有人以为在怀王八年至十年之间，不能肯定在哪一年。因为《包山楚简》第1-10简（第1-6简文字连属，第7-9简文字连属，第10简虽不连属，但提到“陈豫之典”，应与前9简为一组），虽同以下年代可以确考的简文之间关系不太明确，但大体在怀王初年（墓主左尹邵
卒于怀王十三年，则所有材料之时间下限为怀王十三年）。
简文中记载王至蓝郢。蓝郢为楚之别都。楚之蓝地在湖北省钟祥县西北的汉水西岸，蓝郢或在其处。
从《包山楚简》看，战国时期楚国不仅朝廷中设莫敖，地方行政机构中也设莫敖。如 莫嚣（第29简）、□莫嚣步、安陵莫嚣（并第105简）、株阳莫嚣郘寿君（第108简）、正阳莫敖齐（第111简）、新都莫敖
（第113简）、州莫敖疥（第114简）、
莫嚣邵步（第116简。第105简缺文可能也即“鄝”字，即文献中的“蓼”）。郫阳莫嚣臧
（第121简）、陇城莫嚣（第174简）、卸莫嚣（第177简）、阳莫敖（第187简）等。这样，朝廷的莫敖一般便称之为“大莫敖”。地方行政机构的莫敖则在“莫敖”前加行政地名，只有极个别行文中省去行政地名（如第28简在邑行政长官之后列“莫敖远
”）。“大莫敖”之官又见于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竹简，简文中有“大莫敖
喙”（曾1正。或释作“阳为”，此据《楚系简帛文字编》）之字样。曾侯乙墓为战国早期墓葬，曾为楚之附庸国，官制与楚相类。看来，战国早期楚国已有“大莫敖”之称。《战国策·楚策一》所提到的“莫敖子华”在楚威王身边，自然是大莫敖。但在曾侯乙墓和《包山楚简》发现之前，学者们已不知道战国时有“大莫敖”之官，楚地方行政机构也设莫敖的事实。莫敖子华在楚王身边而教王学制书，所任为大莫敖是自然之事，所以行文中省去“大”字是完全可以的。
屈易应是继沈尹章（子华）任大莫敖的。
4.屈上 屈上，战国中后期楚罗邑连嚣。见于1984年出土长沙《铜量》（或称“燕客铜量”、“尹客铜量”）铭文。
燕客臧嘉问王于栽郢之岁，享月己丑之日。罗莫嚣臧无、连嚣屈上以命攻（工）尹穆丙、攻（工）差（佐）竞之、集尹陈夏、少集尹龚赐、少攻（工）差佐癸，铸二十金筩以賹。秋七月。
此铜量为战国中晚期物。用于纪年的事件“燕客臧嘉问王于栽郢”之事于史无考。但《包山楚简》第166简、183简中有一个臧嘉，在威王垞任职（楚威王陵墓管理人员），第183简称为“威王垞人”）。如果是同一人（楚威王之时由燕至楚之后未归，楚威王死后任守其墓之官），则应主要生活于楚宣王、威王和怀王前期。
5.屈（丐、盖）匄屈 （字又作“丐”、“盖”）（？——前312年），楚怀王前期曾任大将军，死于秦楚丹阳之战，当活动于宣王、威王及怀王前期。《史记·楚世家》：
（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馀人，遂取汉中之郡。
《史记·六国年表》亦载此事，《索隐》云：
匄音盖，楚大夫。
《史记》中《秦本纪》、《韩世家》、《屈原列传》、《樗里子列传》俱载此事。《张仪列传》中作“秦齐共攻楚，杀屈匄”。盖此次战争韩、魏亦参加助秦，秦国领兵者为庶长魏章，而樗里子、甘茂佐之。
屈匄，《战国策》作“屈盖”。《秦策二·甘茂约秦魏而攻楚章》：
甘茂约秦、魏而攻楚。楚之拒秦者屈盖，为楚和于魏，魏启关而听楚使。
文中的“拒”，今本《战国策》误作“相”。金正炜《战国策补释》云：
屈盖相秦，无考，且与《楚王问于范环章》不合，置楚臣以为秦相，恐亦非楚所能得于秦也。《史记·六国年表》“楚怀王十七年，秦败我将军屈匄。”
《索隐》云：“匄音盖，楚大夫。”疑即此《策》屈盖。“相秦”当为“拒秦”之讹。……《秦本纪》：“惠文王后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甘茂传》：“使将而佐魏章略定汉中地。”此策当即其时。
金说极为精辟，今从之改“相”为“拒”
此策系年，林春溥《战国纪年》、顾观光《国策编年》及金正炜俱在周赧王三年，即楚怀王十七年，秦惠王更元十三年（前312）。而黄式三《周季编略》系之赧王九年（前316）。黄氏盖未弄清“相”乃“拒”字之误，原文其他部分也还有些未能完全弄清楚，故有此误。
文中“为楚和于魏，魏启关而听楚使”两“魏”字，原俱误为“秦”。看下文可知其误。下文云：
甘茂谓秦王曰：“怵于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魏不悦而和于楚，楚魏为一，国恐伤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必悦。王不恶于魏，则寄地必多矣。（按：指从楚国取得的土地会更多。其中“魏制和，魏”之后衍“制和”二字，盖涉上而衍。今删）
这是甘茂使了一个手腕。他怕楚、魏关系加深，故主动提出让魏同楚讲和，一则表明秦已知道楚使至魏营的事，使魏国因背着秦国同楚国接触而感到被动和歉疚，二则让魏国觉得秦国讲义气，够朋友，不强求于魏国。因此，使魏国产生好感。如作“秦”则扞格不通，今亦改。
果然，因秦国的原因，魏国拒绝了楚国和好的要求，与秦、韩共敌楚，大败楚军。上面这段文字所反映的事情在丹阳之战前夕，自在楚怀王十七年之初。
屈匄于怀王十六年（前313年）前已为大将军，则其年岁当较屈原为大。姜亮夫先生《史记屈原列传疏证》以为屈原父辈，是也。
6.屈遥 屈遥于楚怀初年任大尹之职（见《包山楚简》第120-123简。“遥”字释文此据《楚系简帛文字编》），当是朝廷中负责国君渔猎活动的官吏。据《包山楚简》，曾参与司法活动，同阳成公等一起接受下蔡山阳里人的申诉。所用来记事的事件“□客监 逅（遇）楚之岁”，据考即怀王十年（前319），则当生活于楚威王、怀王前后，其年岁应与屈原相差不远。上文说过，屈原的父亲曾因事被迁于汉北云梦。屈遥之任大尹，也可能同此有关。如果是这样，则屈遥应是屈原的兄弟行。
7.屈为人 屈为人，楚怀王初年任新大厩之职（见《包山楚简》第176简，作“新大厩屈为人”）。大厩为楚王宫管理马匹的机构。“新大厩”为官名，第99简亦有“新大厩”，第183简又有“新大厩葵己”，应为大厩的行政长官。《包山楚简》第69简中有“大厩驭”，第151简中有“左驭”，俱应为其下属。楚官名有在前面加“新”的习惯，如“新造尹”（曾侯乙墓楚简）、“新邦官”（《古玺记编》0143）、“新岁令”（《包山楚简》第6简，曾侯乙墓第57、146等简）、“新官师”、“新官娄”（并《包山楚简》第5、6简）。简文中记载屈为人参与案件的审理，则其地位是比较高的。《包山楚简》第99简提到“新大厩”，也是记其参与司法之事。
第154简并载楚王赐新大厩的土地之疆界：
王所舍新大厩以啻 之田，南与
阳接疆，东与陵君接疆，北与阳接疆，西与鄱君接疆。
“”同“蓼”，“蓼阳”，当指蓼阳君。春秋时有两蓼国，一为己姓，楚文王至成王时为楚所灭，其地在今河南省唐河县湖阳镇。一为姬姓，楚穆王四年为楚所灭，其地在今河南省固始县以北。总之都在楚国北部。新大厩封地与几位封君相接，则其地位等封君，至少是楚王的亲信人物。
8.屈宜 屈宜，战国末期楚国贞人。《包山楚简》第223简：
屈宜习之以彤笿为左尹邵贞。既，又，
，心疾，少
（灸），不内（入）饲，尚毋又（有）羕（恙）。占之，恒贞吉。又祟见，……屈宜占之曰：“吉。”
其时代亦在怀王十二年前后。其为左君昭占卜，应是在郢都。或者屈宜是朝廷贞人。
9.屈景 屈景，为楚国之能人贤士而有大志者，未得重用，闻燕昭王招贤，于楚怀王十九年以后至燕国。《说苑·君道》载，燕昭王问郭隗如何可以兴国存社稷，郭隗教之礼贤下士求材之术。“居三年，苏子闻之，从周归燕；邹衍闻之，从齐归燕；乐毅闻之，从赵归燕；屈景闻之，从楚归燕。四子毕至，果以弱燕并强齐。”又同书《尊贤》：“燕昭王得郭隗而邹衍、乐毅以齐、赵至（按：据《史记·燕世家》，邹衍自齐往，郭隗自魏往，非自赵也。贾谊《新书》亦作“自齐魏至”，则“赵”为“魏”之误。又“以”古作“
”。此处“以”为“自”之坏字。下句同）苏子、屈景以周、楚至。于是举兵而攻齐，栖闵王于莒。”
燕昭王之立，在前311年，当怀王十八年。《史记·乐毅列传》言“燕昭王怨齐，未尝一日而忘报齐也。燕国小，辟远，力不能制，于是屈身下士，先礼郭隗以招贤者”。乐毅由魏使燕，趁机留燕。那么，屈景之由楚至燕，也必然要在燕昭王即位有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大约在楚怀王十九年以后数年中。或者是目睹屈原屡遭谗谤排挤，一腔热血无处喷洒之状况，愤而走燕。那么，他在屈原被放汉北之时（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往燕国的可能性最大。
屈景与屈原俱胸怀大志，而所守不同。屈原备受打击不愿离开楚国，屈原远走幽燕而事业有成。这是因为二人志向不同之故。屈景志在个人事业，屈原则从青年时代即志在兴盛张楚，统一全国，在全国实现美政。这个理想既然不能实现，个人的穷达，就完全无足虑了。
推测屈景之年岁，大约与屈原相近。
10.屈署 《战国策·楚策四》记楚国垂沙之难以后（注：“垂”原作“长”。然而长沙在江南，怀王末年，秦楚无由在长沙构兵。《楚策三·苏子谓楚王章》云：“垂沙之难，死者以千数”。则“长”为“垂”字之误。），楚太子质于齐，及楚怀王死于秦，薛公归太子横，接着与韩魏之兵随而攻楚之东国。太子横惧，昭盖曰：
不若令屈署以新东国为和于齐以动秦，秦恐齐之取（按原作“败”，据金正炜说改）东国而令行于天下也，必将救我。
文章接着说：
令屈署以东国为和于齐。秦国闻之惧，令芈戎告楚曰：“勿与齐东国，吾与子出兵矣。”（注：“芈戎”之“芈”，原作“辛”，据鲍本改。）
这篇文章开头的记述有些含混，如曰“楚王死，薛公归太子横”，据《史记·楚世家》，秦留怀王后，楚即迎太子横归国，立为王，怀王于顷襄王三年方卒于秦。此连带而及后事，与事实不符。然此类行文含混以至时间上错乱的情况古书中往往而有，难以据此文字表述之不当而否定其事。
关于楚太子横由齐归楚的情况，《战国策·齐策三·楚王死太子在齐质章》载，苏秦劝薛公（孟尝君）留楚太子以市其东国，看来最后孟尝并未接受此建议。此事又见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苏秦谓薛公”作“齐湣王谓其相”。此事应在前引《楚策四》所记令屈署“以东国和于齐”之前，也在太子横离齐之前，可以互补也。
又《楚策二·楚顷襄王为太子之时章》亦叙太子横由齐归楚情况，其中破绽不止一处，所记事情未必可靠。但所提到的人物情况应非向壁虚造。其中说主张信守诺言将东国归还齐国，并且发车五十乘“北献地五百里于齐”的是上柱国子良。如果此事可靠，则子良为屈署之字，当时为上柱国。
由屈署的活动看，大约年岁较屈原为轻。至于其世次，尚难确定，有可能是屈 的子侄或孙辈。
11.屈 屈，怀王初年任
大
之职（见于《包山楚简》第67简）。“大”为官名，又见第12简、第13简。 地名不详。第186简亦有 人轭固”。有人以为在江陵附近，屈氏所居，故屈原《哀郢》有“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之句。但《九歌·礼魂》有“长无绝兮终古”之语，似屈原作品中“终古”并非地名。
简文中记载屈同大
尹夏句浩一起接受申诉，看来他也参与司法工作。事在“东周之客
归祚于栽郢之岁”，据考为怀王十二年（前317年）。
12.屈挚 屈挚，楚怀王初年任恒思之地的少司马。《包山楚简》第130简：“恒思少司马屈挚以足金六匀（钧）圣命于枼（叶），枼（叶）邑大夫、左司马越
弗受。……”所记事在怀王十二年。恒思，地名，第129简
提到“恒思少司马登
”，恒思少司马那（逵按：“那”原未释，今释为
）。”163简提到“恒思公之州”。则屈挚应为恒思公之州的少司马（同一州之少司马不限于一人）。恒思其地各书皆未释，我以为即楚北部之期思，“期”、“恒”一声之转。《汉书·地理志》，汝南郡有期思县。楚穆王灭蒋后，因其故地置县，改称期思。《左传·文公十年》：“期思公复遂为司马。”杜注：“今弋阳期思县。”晋代弋阳郡期思县，在今淮滨县东南、固始县西北的淮河南岸。今人以为在固始县境蒋集。总之其地也在楚国北部。
13.屈惕 屈惕，战国末期楚国邚邑之攻尹，见《包山楚简》157简，简文记载邚邑大夫令其解舟及修制车辆之事。《集韵·鱼韵》：“邵
，《说文》：‘地名’。或省。”《字汇·邑部》：“邚同。”我以为邚地当在汝水边上，在楚国北部。水则名“汝”，邑则名“邚”也。记事也当在怀王十二年前后。
14.屈犬 屈犬（见《包山楚简》第62简），安陆之下隋里人（安陆其地在今湖北省云梦县以北）。简文所记事在怀王十二年。屈犬之居于安陆（在汉北云梦），可能也同屈原的父亲曾被迁于汉北云梦有关。那么，屈犬也是同屈原有亲属关系的人物。似无任职，大约年纪稍轻。
15.屈貉、屈庚、屈贾 见于《包山楚简》的威王、怀王时屈氏人物还有三人，似均未任职，大约已完全成为等同于庶人的“没落贵族”。
屈貉（见于第87简，字原为“鼠”旁一“各”字。楚简从“豸”之字皆从“鼠”，如“豹”、“狸”、“貂”、“貘”等，皆作“鼠”旁。故释为“貉”），因事被舞阳大宇尹催所讼。舞阳其地在今河南省南部舞阳一带，叶县西南，靠近楚国方城。
屈庚（见于第169简），战国时楚湛母邑人。《左传·襄公十六年》：晋伐楚，“楚公子格帅师，及晋师战于湛阪。”杜注：“襄城昆阳县北有湛水东入汝。”其地在今河南省平顶山市以北。楚之湛母邑当在此一带。
屈贾（见于第190简，原释作“
”，此据《楚系简帛文字编》），战国末期楚国东反人。“东反”又见第171简。当即第167简的“东阪”。其地不详。
以上计战国时楚国屈氏人物计17人，除在朝廷任职及籍贯不详者外，其他以居于楚国北部或在楚北部任职者为多。这可能同屈氏世裔莫敖之职到春秋中期以后主要负责北部防卫，多常驻楚北部地区有关。另有一个任大尹，一个为安陆（今云梦县以北）人，应与屈原之前屈氏人物被贬谪汉北云梦有关。
弄清战国时屈氏人物及其与屈原的关系，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屈原思想的形成是有意义的。这些人物除事迹和思想不大清楚的以外，其他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屈原的祖父屈宜臼。他具有道家顺天道与物性，不变故、不易常的思想，但其骨子里是以民为本的，反对以凶器相争，反对祸人，主张“敦处而笃行”，在政治上特别强调“用贤”。所以，他的思想还不同于老子、庄子向往无知无识的原始社会的那种倒退思想，只是反对争夺，主张有一种清明的政治，即“贤人政治”。这同屈原的美政思想不能说没有联系。只是屈原将这种良好的政治愿望同吴起的变法改革思想结合了起来，而且以统一全国为目标，希望由统一来消除割据与战乱，这又同屈宜臼的思想有本质的不同。屈原的思想可以说是屈宜臼的思想的一种改造，一个飞跃。
第二类人物是大体与屈原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为屈原的同辈或长辈，或晚辈。从已有的材料看，这些人在对外政策上都是同屈原一致的，都表现出抗秦联齐的态度。屈景大约在屈原被放汉北前后离开楚国到燕国；屈匄，《战国策》中已说是“楚之拒秦者”；屈署则在楚国形势危急之时，被提名赴齐国重结旧好。尽管在楚怀王、襄王两朝昭、景两氏都有几个突出的亲秦派人物，但屈氏还没有一个。可以设想，屈原的祖、父两代都有着良好的教育，包括文化的和道德作风的教育。
五、几点看法
为了看起来方便，今将屈氏的世系连同西周末年和春秋一段一并列为一表：
我们探究了屈氏世系后，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离骚》的开头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联系屈氏世系来看，屈原思想上存在一定的宗族观念，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以自己是楚三王之一熊伯庸的后代而自豪，因为楚三王之时，西北直至上庸以北为楚所有，而在屈原的时代，这地方却竟然为秦国所有，有时候只是作为一种交换条件而归还楚国。楚三王时代就已伐扬粤兵至于鄂，而至悼王时代、威王时代仍然是“南收扬粤”，也可见是收来之后并不能长期守住，也并不能很好地加以经营。春秋以来的一系列杰出人物，也都给屈原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如屈重的能托以大事，屈完的不辱君命，庄王时屈荡的直言规谏，屈到、屈建父子的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大心的视死如归及屈庐、屈固的临危不惧以卫社稷、救君王，屈宜臼的以民为本，追求善政等，在屈原头脑中都成了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他不断地加强自身的修养，进行人格的完善，也包括了向这些先辈的学习。这些先辈中的杰出人物，同先代圣君等贤臣共同形成了屈原思想品格的内涵。
二、屈原的美政思想在屈原的父、祖中是可以找到根源的。可以较明确的了解的，是他的祖父的思想。而从他的父亲屈易继沈尹章任大莫敖之职来看，屈易的思想有可能接近于莫敖子华，也就是说，除了民本思想和举贤授能的主张之外，有更多的兴利除弊、改良政治的观念。同时，屈氏的其他主要人物，也都同屈原有着大体一致的态度，故均同情屈原。《离骚》中所写的女媭骂詈等情节，表现了他经受的压力特别大，非一般人所能承担（屈景奔燕就是一个说明）。诗人在更高的层次上，表现了自己极端的孤独感。
收稿日期：2000-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