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伦理文化与中国“入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伦理论文,文化与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美“入世”谈判的成功结束使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将很快成为现实。对此，我国企业界反响很大，并纷纷谋划相应对策。从各种媒体的有关报道来看，大多数企业或企业家似乎都只是在产品、关税、价格、成本、规模、技术等方面动脑筋，至今还未见有人从企业伦理文化方面来谈论“入世”后的企业对策问题。换言之，我国企业界还未意识到在“入世”条件下企业伦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正由于此，笔者认为，现在仍有必要谈谈这个带有基础性或启蒙性的问题。
企业究竟是否应当和是否可能进行自身的伦理文化审视和建设，这个问题曾在西方国家引起激烈争论。参加争论的既有各类专家、学者，也有不少企业主及其代理人。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或者出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或者出于为自身不道德行为作辩护的需要，或者囿于某种短视的经验与编见，都异口同声地否认企业的伦理道德责任，否认对企业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必要性和企业进行自身伦理文化建设的可能性。有的人甚至把“企业伦理”的提法嘲笑为所谓“矛盾修饰法”，认为这种提法是将彼此绝对排斥、水火不容的东西硬凑在一起，就象“聪明的愚蠢”、“残酷的仁慈”、“高尚的卑鄙”之类词语一样荒谬。总之，要研究和建设企业伦理是完全不必要和绝对不可能。
然而，社会的发展并不以资产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超出许多专家、学者的意料。近代以来，一系列社会运动、变化给整个资本主义企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推力，使企业伦理文化问题甚至以加速度的形式向企业逼近。
首先，唯利是图的企业主们在经营中一系列“黑良心”的丑恶行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抨击和辛辣嘲讽，从而使资本家经常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特别是不法资本家对广大消费者的坑蒙拐骗行为，更一次次地激起了社会上的反企业特别是反商业浪潮。这些浪潮不仅使黑心的资本家遭到众人唾骂，而且进一步发展到抵制经营产品、损毁经营设施等行动，以致造成某些企业的破产、倒闭，从而直接给资本家带来经济上的损失。严峻的现实告诉资产阶级，无视企业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已经危及到企业的生存乃至企业主自身的安全。这时，一些比较严肃的资本家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和自己企业的伦理道德问题。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另一个角度引发了人们对企业伦理问题的思考和关注。二战中，不仅以成千成万的人员死伤、数亿人正常生存条件的毁损，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空前大破坏，更以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各种“集中营”、“劳工营”以及法西斯国家内的各种“军工企业”、“军管企业”里发生的无数令人发指的反人道行为，构成了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浩大的人道主义大灾难。法西斯主义的各种暴行告诉人们，在人类的科学文化发展了数千年的时候，一些人和人类群体还具有许多比野兽凶残得多的反人道本性，而制造这些罪恶的人却往往都具有相当高的科学和文化教育水平，这就大大损伤了人类和人类文明的价值。二战后，法西斯主义的反人道罪行臭名昭著，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种状况反映到企业中，就是许多企业主不敢再用野蛮、残酷的方式对待所属职工，加上对外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在西方的企业管理中出现了一种人性化、人道化的趋势。与此相应，企业伦理文化的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
再次，二战以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加上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科学技术革命，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导致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显著改善，并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消费需求都发生了深刻影响。如消费者的需求产生了多元化、个性化的趋势，对消费品的要求不再单纯注重于数量，而是在质量、款式、色泽乃至所表现出来的审美价值和情趣效果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消费品的数量方面则普遍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形成了由消费者被动地接受购买甚至限制购买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主动地选择购买的“买方市场”，由此使企业之间以争夺消费者为主要目标的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和开发新产品，以激发消费者的新需求，便需要及时物色到各类相应的人才，从而使市场的销售竞争又转化为人才竞争。这时，企业职工尤其企业所需的科技人才、营销人才及管理人才等，也由过去的单纯被迫雇佣逐渐转变为有选择地雇佣。许多企业人才在选择工作单位时，除了考虑工资待遇物质条件等因素外，常常还要考虑企业内外的有关人文伦理环境，特别是在工资待遇水平大体相同的条件下，人们在选择企业时往往更倾向于将与自己才能发挥和心情舒畅相关的企业伦理文化环境因素放在重要位置来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所处的内在伦理环境、企业自身的道德形象以及企业主本人的道德面貌，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能否吸收优秀人才和能否赢得广大消费者青睐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由此，许多资本家或主动或被动，都逐步地把本企业伦理文化环境的问题，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以审视和决策。
第四，自60年代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出现了一系列直接或间接涉及企业伦理道德问题的社会性运动。这些运动对于促进西方国家对企业伦理文化问题的研究、加速企业伦理文化的建设也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有：
消费者运动，亦称“维护消费者权益”运动。这一运动的直接目标就是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反对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任何欺诈行为。这一运动的兴起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普遍支持，先后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成立起影响相当大的“消费者协会”之类常设组织，并与有关国家机构、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介建立多种联系，不少国家还正式颁布实施了有关法律，由此形成一种对各类企业的经营行为产生严厉监督、评判和惩处的强大压力。消费者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使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能及时得到揭露，成为社会公众舆论攻击的对象，而且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和程序向有关企业索赔，直至起诉和制裁。在西方国家，由于企业损害消费者权益而引起的这类制裁，往往导致被告企业遭受重大损失。显然，消费者运动已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使企业的伦理文化问题成为了涉及企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环境保护运动。科学文化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态环境的极端重要性，保护生态环境、实施以良好生态环境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各国政府和广大公众的共识。但有关调查和研究表明，地球上的自然生态环境已日趋恶化，已越来越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工业“三废”（废气、废液、废渣）的大量排放以及声、光、辐射等等的危害性刺激，而造成这一切的正是各类企业。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许多资本家只顾赚钱，不顾环境，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生态环境问题变得十分尖锐。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环境保护运动以及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应运而生，这些都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简言之，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真正解决，也离不开企业对其伦理文化问题的认识和态度。
工会运动。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也是工人阶级由“自在”走向“自为”的一个重要标志。工会运动的直接目标就是维护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反对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对工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和剥夺，团结广大工人群众同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对企业职工的种种违法和缺德行为作斗争。在不少西方国家的工会运动中，工人们可以采取“罢工”等手段同资方斗争，从而使工会运动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及其经济利益影响极大。这种情况使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不得不认真对待和处理与工人、工会的关系，由此也促进了企业伦理文化问题的研究和实践。
妇女运动和反种族岐视运动。这些运动主要是争取妇女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争取与男子权利平等而进行的斗争；争取不同种族、肤色的平等权利的斗争。很明显，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同企业伦理文化问题也是密切相关的。
除上述的各种社会性运动外，许多西方国家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而颁布的许多法律法规，如有关反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有关保守企业经营秘密和技术秘密的法律以及有关广告、商标的法律、法规等等。所有这些都有这样那样地牵涉到企业和企业家的伦理形象和道德水准，牵涉到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对企业伦理文化的认识和态度。
从具体的实践效果来看，一个国家能否及时地持久地抓好企业的伦理文化建设，往往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兴衰。这方面最典型的实例就是日本和美国。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它并没有在经济上从此垮下去，反而实现了闻名世界的“经济腾飞”，到1955年其经济就超过了二战前的最高水平，以后更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经济腾飞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本在当时的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视人性化、伦理化，非常注重研究和处理企业内外的各种伦理问题，非常注重发挥伦理道德因素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从理论到实践、从口号到行动、从礼仪到制度的企业伦理文化系统。一句话，日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成功地进行了现代企业伦理文化建设密不可分。
与日本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美国。美国不仅是二战中的战胜国，而且在战争期间还大发了一笔军火财，但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在日本、西德等强大对手的冲击下，许多企业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挫折。先是在钢铁、家电、汽车，后是在机械、半导体、化工等领域丧失了自己以往的优势。其具体表现为：世界市场占有率下降，产品质量无法与外国同行竞争，成本上升，投资减少，生产率增长缓慢，企业经营萎缩。这种状况曾使美国经济一度陷入困境。许多专家对此现象深入研究后，一致认为：造成美国企业经营困难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表层的管理组织、技术、方法和手段，而在于深层的管理哲学，即在于美国许多企业过分拘泥于以理性主义为基石的冷冰冰的“科学管理”，过分依赖定量分析的管理方法，过分强调数据、规程、严密控制等“硬性”管理手段，从而形成一种抽象的没有伦理情感的管理哲学。换言之，也就是忽视了对企业的伦理文化审视和建设。痛定思痛，美国从70年代起开始深入研究和处理有关企业的各种伦理道德问题，尤其在树立新的企业伦理价值观和人才观、尊重职工、调动职工积极性、强化“顾客是上帝”等等方面作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再加上他们在着重发展高科技、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品换代、强化成本控制、扩大投资规模等方面的一系列有效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奋力拼搏，终于冲破困境，度过难关。到1988年，美国最大的500家工业企业的销售额达到创纪录的2万亿美元，利润额达到1150亿美元，不仅从国外竞争者手中重新夺回了客户，而且不断打入新的国际市场，特别是在计算机、医药、电子通讯等领域大大领先于各国，在化工、拖拉机、运输设备、飞机、照机器材、矿业器材等方面也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很大优势，使昔日曾一度萎缩的美国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大大增强，使整个国民经济再上辉煌。现在，美国的大多数高等院校都开设了企业伦理学课，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伦理教育委员会”，规定对企业职工和管理人员进行系统的企业伦理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据统计，现在美国有3/4以上的大公司制订了《道德守则》，许多公司还设有“道德专员”、成立了道德委员会，具体负责对雇员的道德教育和培养。
通过对企业伦理文化问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发展过程的大略回顾，不难看出，西方资产阶级是在历史经验教训、内在阶级矛盾和外在社会压力的交互作用下，是在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终于认识到企业伦理文化问题的至关重要性并才着手来认真解决这一问题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与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尽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作为同样要进行独立生产和经营并具有同样“法人”资格的独立经济实体，二者之间无疑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其中，由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所产生的一切问题，由社会化生产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一切矛盾和冲突，无论社会主义企业还是资本主义企业都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特别是在我国正逐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即将“入世”的情况下，我们同西方企业一样都将更加直接地共同参与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市场，其共同面临的问题将更多，因此，西方国家企业伦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企业的现实性和迫切性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有关调查表明，当前我国相当多的企业和企业领导人对企业伦理问题不但知之甚少，而且疑虑重重，有的甚至与当年西方国家的企业主一样，对此嗤之以鼻。有关调查表明，现在国内相当多的企业领导人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坚守所谓“讲道德的赚不了钱，赚钱的不讲道德”的信条，对企业伦理文化建设问题采取轻视和抵制的态度；有的认为，搞企业文化尤其是企业伦理文化建设，不过属于搞“花架子”即搞形式主义之类（当然，这里也不排除一些企业在搞企业伦理文化建设时，的确有“重形式轻内容”或者把这种建设变成某种胡吹式蹩脚广告等类似“花架子”的倾向）；有的怕自己讲道德而别人不讲道德导致自己吃亏，因而对企业伦理文化建设特别是对外的伦理道德建设问题抱观望和等待的态度，如此等等。这些偏见和疑虑，不仅相当广泛地存在于企业，就是在国家有关部门领导人中也有类似反映，其集中表现就是在抓企业的两个文明建设时，曾一度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妨碍了企业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而且企业伦理文化建设的滞后，最终必将使企业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生产经营效益受到很大的限制和阻碍，甚至会使企业陷入许许多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冲突之中。比如，从企业内部来说，有的企业忽视思想道德建设，单纯以物质手段来控制职工，结果使企业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成本”越来越高，而一旦试图降低这种成本，其生产和经营往往会受到灾难性的冲击；在企业内的人际关系问题上，有的企业缺乏良好的伦理关系和道德氛围，员工之间感情冷漠，遇事只认钱不认人，并常因个人利益的争夺而使人际关系紧张，甚至发生严重的“内耗”，从而丧失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企业与外部的关系来说，有的企业不是把顾客、消费者看成自己服务的对象，而仅仅看成是自己赚钱的对象，以致不断出现种种对消费者坑蒙拐骗的违法和缺德行为。其他的诸如偷税、抗税、不正当竞争、侵犯知识产权、乱打广告、假冒商标、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之类，更是举不胜举。企业的这类行为也许能得逞于一时，但随着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日益健全和完善，最终也是必然要倒霉的。特别是在我国“入世”以后，我们的企业将面临与世界各国企业尤其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更加直接和更加激烈的竞争。
总而言之，我国“入世”后，西方的“狼来了”，而且早已是有备而来。他们不仅在“硬件”方面握有种种“王牌”，而且在包括企业伦理文化在内的“软件”方面也有不少“法码”。与此相应，我们要想在新的市场大战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必须从硬软两方面“厉兵秣马”严阵以待。当前，对我国大多数企业来说，似乎从“硬件”方面作好应对准备的意识还比较明确和迫切，但在企业伦理文化等“软件”方面则相当缺乏准备甚至缺乏意识，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严重问题。从本质上看，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应该比西方资本主义企业更加重视企业伦理文化的研究和建设。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和企业对企业伦理文化问题的研究和应用是被迫的，是在经受了客观规律的盲目作用所造成的重大损失之后，才被动认识和接受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对这一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则应当是自觉的、主动的和积极的，因为这不仅是我们适应市场经济所必须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在规定性所要求的。一句话，企业伦理文化建设的问题不是我国企业的劣势，而应该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一种优势，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真正加以重视，扎扎实实进行规划和建设，是一定能创造出比西方资本主义企业更高的社会主义企业伦理关系和道德氛围的。
21世纪是一个既充满机遇，又面临挑战的新世纪。对我国社会主义企业来说，更是如此。但愿我们的企业家们能进一步认清形势，紧紧抓住机遇，大胆迎接挑战，力争在我国“入世”后，能将我国企业的两个文明建设上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