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发展模式目标下的财富政策--以“三富”综合解决为视角_边际贡献论文

转变发展方式目标下的财富政策——三大财富综合求解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富论文,三大论文,视角论文,目标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1)03-0026-10

一、引言:三大财富综合求解产生的政策难题

转变发展方式反映了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①,一方面包含发展目标的递进或者说多元化,以拓展的财富观——“三大财富”观为出发点来看,发展目标的多元化就是指从单纯追求劳动财富的最大化到追求“三大财富”的综合最大化②;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实现发展的方法和模式的转变,需要以相应的体制和政策变革为支撑。

其中,(1)式的含义是,国民总效用U是三大财富的增函数,三大财富的增长都会带来国民总效用U的增长。(2)式的含义是,劳动财富的形成,在消耗劳动财富本身的同时,也必然会耗用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劳动财富形成过程中对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的耗用是多与少的问题,与技术路线和技术水平密切相关,从古至今的人类劳动中,尚未出现创造劳动财富而不耗用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的先例。因此,劳动财富是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的减函数,劳动财富的增长必然带来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的减少。(3)式的含义是,尽管三大财富对总效用的边际贡献都是正值,但各自边际贡献的变动趋势是不同的。随着总效用的增加,劳动财富对总效用的边际贡献递减,而自然财富、人文财富对总效用的边际贡献递增。当达到某一个总效用值时,自然财富、人文财富对总效用的边际贡献就会超过劳动财富,此时,国民总效用的增加将更多的来自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而劳动财富即使有很高的增长也不会带来较大的总效用增加。

(1)-(3)式的政策含义在于,如果只考虑发展劳动财富,片面追求劳动财富的增长,一方面,由于自然财富、人文财富的大量耗减,将不利于国民总效用U的增加;另一方面,劳动财富的快速增长将导致其边际效用同样快速下降,花大力气得来的巨大的劳动财富,却没有带来U的同比例增加。因此,必须改变单一发展劳动财富的政策。但是,在多个约束条件下求解国民效用最大化时的三大财富,设计发展三大财富的政策导向和具体措施,与以往单一发展劳动财富的政策相比,面临更多的政策难题。一是由于三大财富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劳动财富与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将导致单纯从提高三大财富各自规模考虑的政策之间必然存在着抵触;二是由于三大财富各自对总效用边际贡献的变动规律不同,因而在政策设计时还要考虑不同阶段上不同财富边际贡献的作用,必要时还需要通过影响边际贡献,来调整三大财富对总效用的贡献。因此,要实现三大财富综合求解条件下的国民总效用最大化,就必须从三大财富政策目标的协调入手,对单维财富观下的政策目标进行校正,这是进一步提出政策导向③和更为具体化的政策措施的必要前提。

二、三大财富综合求解的政策目标协调

三大财富政策目标之间的协调,在经济社会发展尚处于较低水平的现阶段,主要是劳动财富政策与自然财富政策、劳动财富政策与人文财富政策之间的协调;此外,还应该包括影响三大财富的边际贡献从而增加社会总效用的政策目标。

1.单维财富观下的劳动财富政策目标

在单维财富观下,劳动财富政策目标就是实现劳动财富的最大化,即经济产出的最大化。一般认为,经济产出的增长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即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两条路径的选择可以通过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来理解。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总量生产函数的基准模型可以表示为:

所以要扩大经济产出总量,可以通过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的途径,即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改变的途径,即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两条途径都能有效地扩大劳动财富,选择仅取决于哪种方式付出的成本更低、更容易实现。此外,经济人对利润的追逐也可能成为推动扩大再生产方式在两种路径间转换的动力。对利润的追逐必然要求在产出不变条件下选择投入成本最小的生产方式,当扩大生产规模所付出的成本低于技术进步时,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成为理性选择;而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而成本快速增加时,扩大再生产的途径就可能会向内涵式扩大再生产转变。因此,在劳动财富最大化的政策目标下,经济人的行为选择并不是不考虑生产过程中付出的成本,恰恰相反,是在权衡了成本之后的理性路径选择。只是当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只需支付较低成本的时候,经济人选择了以扩大要素投入推动财富增长的生产方式,看似不在意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

2.单维财富观下的自然财富政策目标

自然财富主要是指各类自然资源、环境和生态。自然财富对于人类的意义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对于生产活动的意义。从古至今人类的生产活动就是将活劳动加诸于自然资源的活动,从最初的采集狩猎,到其后的游牧农耕,以及工业化社会的大规模生产,生产活动中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都来自于自然资源以及包含自然资源转化形态的劳动成果。二是对于总效用的直接意义。自然财富本身也是增进国民效用的直接要素,良好的生存活动环境以及生态,将有力地提高国民总效用。

与人类活动相关联的自然财富变动也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其相伴随的技术进步,自然财富的范围不断扩大。对于自然资源利用的广度和深度持续增加,不断有新的矿产被发现了有用性而进入生产活动成为自然资源;也不断有一些以前被认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品具有稀缺性而成为资源和财富。二是以生产活动为主的人类活动,也不断改变着自然财富的存量。例如,生产活动既耗费着水、土地和各种矿产资源,也耗费了环境和生态资源;对矿产资源的勘探增加了已知的资源储量,增加了自然财富;退耕还林还草、封山育林等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活动增加了自然财富。但是,从总体来看,人类的生产活动终究是要耗费自然财富的,只要有生产活动就必然带来总体上的自然财富耗减。此外,由于自然财富从根本上说是非人力创造而是自然形成的,不可再生资源如矿产资源用一分少一分,生物物种灭绝一种就永远失去一种;可再生资源也有一个承载力的阈值,一旦耗费程度超过环境和生态的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能力,也会产生永久性的破坏。这是包括生产活动在内的人类活动不能越过的“红线”。没有人类活动就不会有自然财富的耗减,但没有了人类活动也就不存在财富的概念了。因此,单维财富观下,自然财富政策目标是实现自然财富耗减的最小化,且不越过自然财富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的“红线”。

3.单维财富观下的人文财富政策目标

人文财富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客观存在的人类过去活动创造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类是国民健康和社会安全等主观感受性较强的人文财富。与自然财富相似,人文财富对于人类的意义也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对于生产活动的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文化产品的消费和体验逐步产业化,因此,一部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伴随着旅游开发活动,作为生产活动的投入而进入生产过程,并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而转化为劳动财富。二是对于总效用的直接意义。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文财富本身也是增进国民效用的直接要素,良好的文化氛围、国民健康水平的整体提高以及社会安全感的增加,都将有力地提高国民总效用。与自然财富更多的在生产活动中发挥作用不同,人文财富尽管也可以作为生产投入用于劳动财富的创造,但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后者,即人文财富自身直接对国民总效用发挥的作用。

人文财富中能够与劳动财富发生直接关联的主要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变动来源于三方面:一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和创造。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源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当代形成的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产品以及生活方式才有可能成为以后时代的文化遗产,而追求产出数量的粗制滥造和大量复制的产品,以及疲于生计的生活状态中则不可能为以后时代留下文化遗产。二是历史的积淀和随时间的耗减。人文财富中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本就来源于人类既往的生产和生活活动,随着时间流逝,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物品或者风俗等保留下来,就成为人文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人文财富也会发生自然的毁损和灭失。三是经济开发带来的对人文财富的破坏。人文财富的产业化开发会带来文物古迹毁损,以及民俗和文化传承受损,包括有形的毁损和无形的毁损,这种毁损要比因时间流逝而产生的自然毁损要猛烈得多。

此外,与自然财富的形成相似,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流逝的选择和积淀,并非当代人的人力有意而为就可以形成的。因而人文财富的毁损也有一个可承受的阈值,在这个阈值之内人文财富的毁损尚可以修复,而超过了这个阈值就会形成无法恢复的永久性破坏。因此,单维财富观下,人文财富政策目标是实现人文财富的最大化,一方面是创造更多的人文财富,另一方面是人文财富净毁损的最小化,且不越过人文财富可修复限度的“红线”。

4.多维财富观下三大财富政策目标的协调

多维财富观下三大财富政策目标协调的思路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认识:一是劳动财富与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劳动财富的创造要耗费自然财富,这是不言自明的:而人文财富的商业化开发在创造劳动财富的同时也必然会耗费人文财富。虽然广义的技术进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单位劳动财富所耗费的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冲突而不能从根本上取消冲突。即前面(2)式所反映的劳动财富与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此消彼长”的关系是无法改变的。二是劳动财富与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冲突的强弱具有阶段性。强弱变化的拐点在于国民总效用为U*(即劳动财富为)之时,只要仍处于U<(即)的阶段,发展劳动财富就仍然是促进国民效用最大化的最重要手段,发展劳动财富仍然是第一要义,即处于劳动财富与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冲突不断强化的阶段,而只有越过(或)点才会进入冲突不断弱化的阶段。三是即使是在劳动财富与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仍处于强冲突、以发展劳动财富为主的阶段,也要为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的耗费划定一个底线,即需要在前面(1)-(3)的基础上再加入自然财富开发的阈值条件ψ和人文财富开发的阈值条件ω,保持≥ψ和≥ω,为自然财富耗减和人文财富开发划定一个“红线”。

因此,多维财富观下劳动财富政策目标与自然财富、人文财富政策目标协调的结果就是:在生产活动中追求劳动财富最大化的同时,节约使用自然财富,尽量减少对人文财富的直接开发和过度商业化;不超过自然财富耗费和人文财富可修复限度的“红线”;当劳动财富与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矛盾尖锐时,以保护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为重而放弃对劳动财富的过度追求。

5.财富总量政策目标与财富效用贡献目标的综合协调

前文论述的劳动财富政策目标与自然财富、人文财富政策目标的协调,其实质都是立足于生产活动,通过在追求劳动财富最大化的同时,尽量减少对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的消耗,以求得三大财富总量之和的最大化,其政策着眼点在于财富总量的最大化。而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是效用的最大化,财富总量的最大化只是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途径之一。

因此,财富总量政策目标与财富效用贡献目标综合协调的结果就是:财富总量增长不再被作为是提高国民总效用的唯一途径,可以放慢追求财富总量增长的步子,通过提高劳动财富对总效用的边际贡献以及自然财富、人文财富对总效用的边际贡献,来实现财富总量小增长基础上的国民总效用大增长,或者财富总量不增长基础上的国民总效用增长。

三、三大财富综合求解下的劳动财富政策

1.劳动财富政策的基本目标

目前我国仍处于以劳动财富为主的发展阶段,劳动财富的边际贡献大于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继续扩大劳动财富仍然是最首要的目标。而当社会发展进入劳动财富创造过程导致劳动财富与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矛盾尖锐,劳动财富对总效用的边际贡献加速下降且已经低于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的边际贡献阶段,则应降低劳动财富的增长速度,更多地依靠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的增长推动社会总效用增长。当前,劳动财富政策的基本目标是转变生产方式,即从要素依赖型的生产方式转向技术进步支撑型的生产方式,减少对可耗竭资源的利用,开发新资源、新技术路线。在自然财富、人文财富合理定价前提下,这一基本目标也包含了节约资源环境、人文财富的内容。

2.劳动财富政策基本目标的实现途径

(1)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长质量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中的投入产出问题,这样,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就转化为提高经济活动中的投入产出效率。关于产出效率的源泉问题,新古典增长模型将其归因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与此同时,大量对单要素产出效率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即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对产出效率变动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如对能源效率的研究)。当广义的技术进步被公认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最重要途径之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又进一步将对技术进步动因的探求集中于技术进步的直接源泉,如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和R&D活动等(Lueas,1988; Romer,1990;左大培,杨春学,2007)。

(2)降低经济发展风险。经济发展的风险是指经济偏离长期稳定增长的可能性和程度。经济发展的风险之一是经济结构的失衡,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的失衡。单纯对效率目标的追求必然导致经济资源更多地配置在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最终导致一些行业过度发展,破坏了供需均衡和产业之间的协调。同样道理,资本的逐利也会自发引起经济资源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集聚,扩大地区差距。需求来源的倾斜也是经济发展风险的重要来源。一般认为,在内外部驱动中,外部需求驱动的经济增长风险较大;而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中,投资驱动在增长的初期表现得非常明显和重要,而随着经济发展,消费驱动变得越来越重要(李永友,2008)。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增长是以内部驱动和投资驱动为主的(吕薇,1996),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经济增长的源泉逐步转向以外部需求驱动和投资驱动为主,经济发展的风险加大。

3.劳动财富政策措施

目前我国三大财富综合求解目标下的劳动财富政策指向促进广义技术进步,应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①推动技术进步的相关政策措施。包括通过差别化的税收政策,以及环保、节能和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规制措施,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措施等促进产业的资本深化;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鼓励企业加强内部培训等措施强化人力资本培育;通过支持构建科研创新体系、支持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开发、培育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等措施推动产业R&D活动;通过技术产品进口、引进外资、出口等方面的措施提高技术引进质量和吸收能力;等等。②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措施。包括促进新型生产性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低碳等新兴产业发展;通过鼓励兼并重组和集群化发展、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强产品质量建设等措施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通过以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依托于电子信息技术的新型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推进重点领域信息技术应用等措施深入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等等。③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政策措施。包括通过支持大企业做大做强、鼓励中小型企业专业化发展、促进企业间建立新型协作关系等措施促进产业组织结构优化;通过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快征信体系的建设并推动信息公开、加强市场监管以促进物流成本降低等措施改善经济运行环境、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等等。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通过在兼顾国家整体产业布局与地方经济特色和发展现状基础上制定精准定位的区域规划,在民生和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以及重大项目的批准和规划等方面立足于区域差异,建立区域间发展协调机制等促进区域的差异化发展;通过建立产业转移的协调机制、引导产业转移承接地的招商选资、坚持产业转移中绿色发展、鼓励产业集群的形成等措施引导区域间产业转移有效进行。⑤扩大消费性内需的政策措施。国内消费性需求主要受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在总的国民收入既定的前提下,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从根本上来看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此外,在收入既定的条件下,以多种方法刺激消费.降低国内消费品价格、搞活流通领域等措施也会对扩大消费性需求发挥一定作用。劳动财富政策基本目标的分解、实现途径和政策措施的关系如图2所示。

图2 劳动财富政策的基本目标、政策导向和政策措施

四、三大财富综合求解下的自然财富政策

1.自然财富政策的基本目标

由于继续扩大劳动财富仍然是当前中国最首要的目标,而在现有技术路线下劳动财富的扩大仍然需要以自然财富的耗费为代价,因此,自然财富政策目标的制定必须以前述劳动财富的政策目标为前提。在劳动财富政策的基本目标是转变生产方式的既定前提下,自然财富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使自然财富的外部性内部化并实现合理定价;保证自然财富的耗费不超过可承受的阈值。自然财富的外部性内部化并实现合理定价,保证了在转变生产方式的劳动财富政策的基本目标下,能够实现尽可能节约使用资源和降低环境生态破坏的目标。

2.自然财富政策基本目标的实现途径

(1)使自然财富的外部性内部化并实现合理定价,可以有多种途径:一是将原本被认为不具有经济价值的环境生态要素(对空气、水、植被等的破坏)加入生产函数之中,使其成为生产要素之一,对环境要素的使用由取之不尽的无偿使用变为对稀缺资源的有偿使用。这需要建立新制度安排并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包括环境生态损耗的支付与补偿,以及如何促进形成一个全新要素的使用权交易机制。二是在一定的产出水平下,提高以物质量衡量而不是价值量衡量的资源环境要素的利用效率。三是实现要素之间的替代,即以人力资本和可再生资源替代物质资本和不可再生资源,以环境友好资源替代环境污染资源,其结果是提高了物质资本、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污染资源的产出效率。途径二和三都需要干预资源定价,因为只有在高资源定价,对资金利润率的追求才会自动产生物质资源(包括环境资源)使用量的节约。提高资源使用成本,就要使资源产品价值中既包含开采成本也包含自然财富的价值,并由此将自然财富价值纳入创造劳动财富的价值流程之中。

(2)保证自然财富的耗费不超过可承受的阈值,在前述三种市场化实现途径之外,还有一类做法,即强制性行政命令。或者强制性地禁止人类经济活动(或某类经济活动)进入特定区域,以保护该区域的资源环境;或者限定对资源环境的最高使用程度,这些措施通常通过罚款来确保遵守法定的最低标准。

3.自然财富政策措施

国民总效用最大化对自然财富的诉求也应该主要依靠以价格机制为主的市场机制实现,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自然财富政策体系,包含了两层内容:一是政策前提——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对于环境生态等新纳入生产函数的要素,相应的市场化运行机制需要从零起步;二是前者基础上的政策措施。三大财富综合求解目标下的自然财富政策措施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①实现资源价值内部化的政策措施。征收资源税费是以强制性措施通过影响企业的成本收益来达到节约使用资源的目标,目前我国征收的矿产资源税费在征收范围、征收强度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调整;此外,还应该采用相应的激励措施,鼓励资源开发企业提高资源开采利用率。②实现环境生态影响内部化的政策措施。包括通过设定最高环境生态损害标准、强制规定企业必须使用的污染控制技术等措施进行环境生态管制;征收生态环境税费,扩大税费征收范围和逐步加大征收强度调整;通过研发资助和政府采购、消费补贴、节能降耗标识推广等措施鼓励节能降耗。③建立和完善环境使用权交易机制。如排污权交易、碳交易、绿色证书交易等,加快在市场分割、立法建设、交易办法及规则制定等方面的进程。④限制开发政策措施。目前限制开发政策在我国最重要的体现就是自然保护区政策、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以及渔业生产中的定期休渔政策等。我国的限制开发政策还有很大的调整和完善的空间,在促进与自然保护区政策、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相关的生态建设长效机制的同时,也要逐步建立起与工农业生产带来的环境生态破坏相关的区域性限制开发政策。自然财富政策基本目标的分解、实现途径和政策措施的关系如图3所示。

图3 自然财富政策的基本目标、政策导向和政策措施

五、三大财富综合求解下的人文财富政策

1.人文财富政策的基本目标

与现有技术路线下耗费自然财富是扩大劳动财富必须付出的代价不同,人文财富的主要价值不在于创造劳动财富,而是其直接满足了社会成员的精神文化需求。即使是人文财富中能够形成劳动财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其主要价值仍然是满足社会成员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人文财富与自然财富在对社会总效用的贡献方式上的最大区别,也是我们确定人文财富政策基本目标和政策导向的基本出发点。在继续扩大劳动财富仍然是中国发展最首要目标的现阶段,人文财富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对于文化遗产保护为主,开发为辅;推进人文财富的全面发展。

2.人文财富政策基本目标的实现途径

(1)对于文化遗产这类人文财富,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保护文化遗产,使其毁损不超过可修复阈值。扩展开来就是:保护为主,开发为辅,且不越过可修复限度的“红线”,当两种财富矛盾尖锐时,以人文财富为重而放弃劳动财富。其实现途径一是加大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二是对参与劳动财富创造的人文财富坚持保护性开发。要全面认识文化遗产的价值,减少对其的直接开发,严格限制进入直接开发的文化遗产的范围,同时对开发的文化遗产的有形毁损和无形毁损及时补偿,当开发活动导致文化遗产出现不可逆的毁损时,要停止开发活动。三是在对文化遗产开发活动进行事前评估的基础上,禁止对特定文化遗产进行商业化开发,或限定最高开发程度。

(2)对于国民健康、安全感等具有更丰富内涵的人文财富,从范围上看它们是人文财富的主体,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水平下,这类人文财富因对创造劳动财富没有贡献而被忽视,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它们对国民总效用的贡献度将迅速提升。这类人文财富的实现途径,从近期来看可以从增进国民健康和社会安全等当前对总效用边际贡献较高的方面入手,然后逐步增加更多的内容。

3.人文财富政策措施

三大财富综合求解目标下的人文财富政策措施主要涉及以下方面:①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政策措施。通过开展普查、制定标准、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和宣传教育,像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一样,建立起全面系统的文化遗产管理体系;逐步增加文化遗产保护投入,扩大中央财政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事权责任,鼓励地方财政扩大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支出,引导更多的民间和海外资金通过捐赠、援建等方式支持文化遗产保护。②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政策措施。在以文化遗产为卖点的旅游开发中,一些地区文物单位与旅游部门合署办公,文化遗产价值只在于成为旅游开发的“摇钱树”。因此,在这一现状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政策必须从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独立起步,将文物开发的经济收入与文化遗产管理单位的办公经费和人员收入相脱离,从制度上断绝文化遗产管理单位以文物开发牟利的激励。③对文化遗产限定最高开发程度。在科学测算的基础上,采取限制参观人数等方式来减少对文物的损害;对于毁损程度已经不适合开发的文化遗产,要在进行抢救性保护的同时禁止进行商业化开发。④推动更广泛意义人文财富发展的政策措施。从近期看包括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大框架之下,通过明确责任基础上的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加快医疗卫生事业的基础性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举办医疗机构、发展医药及健康相关产业等措施增进国民健康;通过及时协调和解决社会快速变动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完善社会的风险管理体系、建立有效预警和化解社会安全事件的机制和体制促进社会安全等方面的措施。人文财富政策基本目标的分解、实现途径和政策措施的关系如图4所示。

六、三大财富综合求解下的财富效用贡献政策

1.财富效用贡献政策的基本目标

财富效用贡献政策是指着眼点在扩大财富总量之外的政策,即通过改变三大财富对国民总效用的边际贡献,在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国民总效用。如前所述,财富创造之外的其他提高国民总效用的途径至少包括两种,一是提高劳动财富对总效用U的边际贡献,改变国民财富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过于畸重畸轻的分配格局是在财富总量不变时提高国民总效用的有效手段;二是在劳动财富对总效用的边际贡献不变时,提高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对总效用的边际贡献,即提高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对总效用的相对边际贡献,这就涉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因此,财富效用贡献政策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转变财富分配方式和转变生活方式。

图4 人文财富政策的基本目标、政策导向和政策措施

2.财富效用贡献政策基本目标的实现途径

(1)转变财富分配方式关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关于公平问题,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往往存在强势要素(如资本、关键技术)主体对一般劳动者的剥夺,以及强势要素所在地区对非强势要素所在地区的剥夺。以公平为目标的调节,包括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实现对劳动者的公平,以及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实现对不同收入、不同地域和城乡群体的公平。前者影响了劳动力市场供需,实际上是干预了资源配置。因此,转变财富分配方式有以下途径:一是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干预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各种权益;二是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中,对不同收入、不同地域和城乡群体收入进行调节。

(2)转变生活方式,就是要由追求无止境的物质享受,向节制物欲,注重精神享受转变。在一个社会的风气中,是崇尚无止境的物质享受,更加追求劳动财富的增长,还是满足于有限度的劳动财富,更加追求由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带来的精神享受,不仅取决于社会的发展阶段,还会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及政府政策的引导。

3.财富效用贡献政策措施

三大财富综合求解目标下的财富效用贡献政策措施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①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调整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格局,根本上要进行相应的体制变革,宏观的如财税体制改革、垄断行业监管体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微观的如劳方、资方以及政府三方的谈判机制的建立,劳动力市场的有关法律建设,等等。在体制变革和机制建设的基础上,政策才能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国有企业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办法等。②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相比较而言,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中,政策的作用空间相对更大。包括通过个人所得税制、遗产税和奢侈品税等措施调节初次分配中的个人收入差距;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基础上,持续加强财政资金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改善农村民生、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各项措施等。③促进生活方式转变的政策措施。包括通过宣传教育等措施倡导“低碳环保”的绿色生活方式;抑制资源环境不友好型产品的消费;严格控制政府的公务消费;等等。财富效用贡献政策基本目标的分解、实现途径和政策措施的关系如图5所示。

图5 财富效用贡献政策的基本目标、政策导向和政策措施

[收稿日期]2011-02-15

注释:

①即国家发展战略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到“转变发展方式”的变化。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此可以说,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动已经由我国政府依据政治程序确立。

②关于“三大财富”概念的界定,在前期的相关研究(李海舰,原磊,2008)中已经做了详尽的阐述。

③这里所说的政策导向,是指政策制定时所指向的具体目标。政策目标可以有大有小,例如,转变发展方式就是一个基本的政策目标,而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则是进一步的更为具体的政策目标。基本政策目标的“实现途径”从另一方面看,也就是“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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