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骊[1]2001年在《文化冲突与词的演进——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不断繁荣，唐宋时期商业文化的发展最终打破了社会文化格局的平衡状态，从而引发了文化转型和文学转型，唐宋词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本文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考察商业文化力量崛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化冲突对唐宋词的影响。 本文分上、下两编。上编从纵向的角度分析商业文化与唐宋词之间的密切联系，以求在广泛而长远的文化流变中考察词的发展史。本文认为词的孕育、发生和繁荣都必须依赖商业发达的城市文化环境，商业文化是推动词史演进的主要文化动力之一。但同时，唐宋词又受到了传统文化的规范改造，新旧两种文化力量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它的发展走向。下编则从横向的角度分析唐宋词和其它文学样式在商业文化的直接影响下所形成的“异类”文学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全面了解唐宋时期商业文化对文学发展的整体影响。商业文化不仅赋予了唐宋词赖以独立于诗歌之外的文学品格，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文学发展的空间。在“异质”的文化环境里，文人小说、民间说话和戏曲等文学样式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与唐宋词相似的文学特征和发展倾向，它们之间相互借鉴、相互支持，形成了诗文之外的另一种文学传统，这说明唐宋词不仅是商业文化发展的产物，而且还以自身的文化和文学影响力参与了“异质”文化的建设。 本文将唐宋词的发展看作一个动态的立体的过程，力图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考察，客观真实地把握唐宋词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
刘睿[2]2017年在《城市空间视角下的宋词研究》文中认为从词是生长在城市的娱乐文学这一命题出发,最迫切的问题是弄清楚词与城市的关系究竟如何。在这一命题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城市的概念问题,是将城市仅仅作为一个事实上的物质存在,还是将城市以空间的概念兼顾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这是本文城市空间视角的基础。由城市空间出发,人类在构建和改造自身聚居地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城市空间的滋养和反馈,这一现象不仅作用于人类自身,也作用于生长于城市空间中的文化、文学等人类文明成果。由此来展开对词之运行和演进机制的观察,并通过这一视角来寻找现实与文学所呈现的同中有异的真实面貌,不失为一条新鲜的道路。将城市空间分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感知空间叁种,既照顾到城市空间的物质现实,也重视城市空间的精神内涵,还注意到前述两者合力的感知结果,这是在充分考虑到人类自身力量的前提下所作出的分类。同样,每个空间之下又有自成体系的同样叁个空间存在,层层分级下去,最终得到城市空间最详细完整的构建组成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宋词处于什么地位、如何与每一层级的城市空间内涵产生关系以及如何在双向互动中相互滋养共同成长,总之,通过城市空间这一视角来看宋词所展现出来的面貌以及探询其中各种关系的生成原因,这是解决词是城市文学这一命题的一个新尝试。所谓叁个空间的内涵,并不是完全界限分明的划分,而是以这一空间的主要展现内容为考量标准,因为事实上叁个空间中都贯穿了人类的精神力量和改造成果,那么空间之间的互动以及空间与词之间的互动也就成为了可能。首先,关于城市物质空间的内容中,宋词虽不是以展现城市物质现实为主要目的,但作为情感表达背景而出现的城市物质空间样貌,在帮助展现其时城市以富裕繁华为主的物质空间内涵上却是功不可没。宋朝虽在军事上积贫积弱,但在经济上的发展却是不可小视的。城市空间繁盛的物质现实不仅为宋词的书写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词人的创作欲望。宋词中清晰展现了包括公共娱乐空间、商业空间、公共游乐空间以及连接城市具体物质景观的街巷道路等内容,这些都是词的生存环境的物质要素,是与词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密不可分关系的。另外,宫廷空间的内容是另一个分支,在封建社会以统治阶级为中心的城市格局中,由从上往下的方向来了解其时城市空间中关于统治阶级、普通文人以及市井百姓等的生活,也还是具有一定的意义。在城市空间物质现实的冲击下,宋词的内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尤其是艺术表现手法的推陈出新和体制上的改革,为词更好的展现城市空间发展面貌作好了文体上的准备。宋词中关于城市物质空间的展现由于与现实城市空间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这些描写可以作为社会文化学研究的参考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其次,城市精神空间的内涵以人类精神世界的内容为主,因而可以超越物质城市的界线而形成有条件的外延,相比起男女恋情这一传统主题来说,这部分更靠近“诗言志”的内容可以说是后来者。在文人加入词的创作阵营后,诗性题材也随之逐渐进入词的书写范围,包括政治情怀的表达、道德伦理的规范以及哲学命题的思考等都成为了词的书写题材,这在传统词的范围是没有的。在与政治空间有关的表达中,爱国思想、科举仕途、政治态度以及一部分有条件的外延等内容是较为突出的。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争斗是贯穿整个宋代的政治大事件,尤其是靖康之难和南渡将爱国情怀推向了高潮,词中对这部分内容的展现是尤为珍贵的。另外,儒家思想中家国天下的理想以及科举制度的逐渐成熟,使得文人们拥有了赴试应举的特殊经历,以及他们在入仕之后的种种政治遭遇和态度,都是组成政治空间内涵的重要部分。除此之外,城市空间的生存法则中道德伦理是很重要的一环,作为词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词的创作影响是相当大的,尤其在词的雅俗之辨以及词品与人品两方面也有着特殊的表现。而文人精神世界里关于哲学问题的思考,有如理学、宗教等精深复杂的内容,也有如时间、生命、自我等哲学本原性问题,也都影响到了词的创作。城市精神空间内涵在宋词中的展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词走向雅化的最主要区域,也是文人精神世界在诗文之外的另一种表达。再次,城市感知空间作为物质现实与人类精神力量相结合的产物,在表现人类城市生活轨迹的同时赋予了城市鲜活的生命力,包括宋词在内的多种文学样式都有反映这部分内容的优秀作品。表现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内涵,风俗、歌妓以及审美等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风尚习俗又是市井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宋词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之一,无论是生活习俗还是节序风俗,都为宋词书写现实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发展的机会。歌妓作为宋词创作、表演、传播、欣赏和改革的参与者,其地位不言而喻,但歌妓与文人这两个不同阶层成员交往的原因却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另外,作为文学样式的宋词,其中与审美相关的内容因为涉及到人的精神力量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尤其强烈的表现出城市感知空间的特征来。上述内容因为有典型的物质与精神结合的双向特质,更适宜在本身就归属于城市感知空间的宋词中来表现。最后,城市空间作为一个既具有物质现实内容又具有精神世界内涵的综合存在,在人的参与下与自身所包含的下层级内容之间产生了双向互动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表现为城市空间与宋词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也表现为各城市空间内涵之间的互动交流。这种现象的产生归根结底都与人类的参与有关,尤其是创作主体对自我身份意识的认同和面对城市空间的现实选择,都最终决定了宋词接纳城市空间影响和回馈城市空间内涵方面的路径和结果。以城市空间的视角来观照宋词,在重视人类力量重要性的前提下,揭示宋词作为城市娱乐文学的真实面貌以及在城市空间影响下的运行机制和演进轨迹,是本文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
李瑞瑞[3]2011年在《现代歌词对宋词的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80年代以来,中国通俗流行音乐得到了空前发展,歌词现象已经作为一种通俗文化的特殊文本表现形式,广泛活跃在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近些年来,“复古风”盛行,中国风式歌词异军突起,大量中国风式歌曲纷涌而出,中国流行乐坛出现了一次巅覆式的尚古狂潮。本文将就歌词对宋词的接受情况进行分析,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联进行一一讨论。词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学现象。在中国词(不管是宋词还是歌词)史上,词的流传从来都是口头传播与文本传播两种方式并存行进的,这种特殊的传播方式也就决定了词这一文学样式在文化功能上的内在悖立。通过歌词对于宋词的接受过程,我们可以推理和假想出文学本身对于传播接受过程的深刻依赖以及此过程中文本阐释对于作品本身的巨大影响,以及其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艺术,在与大众接受的作用与反作用之间产生的巨大张力。现代歌词多元化发展,其中,中国风式歌词还只是一种尝试,意图通过对宋词的文本复制、体制沿袭等方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从厚重的历史中取得支撑,以改善现今精神领域的空虚。从琼瑶到方文山到心然到后弦再到许嵩,一大批当代歌词作者都在付出努力,意图通过歌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在宋词与歌词一脉相承的艺术审美的背后,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去细细考量,终会发现民族精神不灭,民族文化永存,它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和现实苦乐密切相关,是最厚重、最深沉、最博大、最丰盛的文化,不同的时代里它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永远沟通着华夏儿女的心灵。
宋秋敏[4]2008年在《“流行歌曲”视角下的唐宋词》文中研究说明从一定意义上讲,当代流行歌曲可以视作唐宋词的隔代延伸与变异,而反观唐宋词的本质属性与基本风貌,则也可以视作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本文拟从流行歌曲的视角对唐宋词进行重新审视和重新诠释,并希望将古老的唐宋词与流行歌曲作一番“古今勾连”和“比较研究”,这样的研究,或可突破纯学术的研究而萌生新意,将唐宋词的研究引向“面向现实”与“有补于世”的新境地。第一章:唐宋词“流行歌曲”的属性论证。曲子词是我国诗歌与音乐结合的新形式,而燕乐作为隋唐时期的新兴俗乐,它的流行是“倚声填词”的前提。倚声填词,一方面,由于音律和声律的双重束缚,词受到了比近体诗更多的限制;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在音乐的影响下,词体形成了句法灵活、韵位多变等特点,这就较近体诗更为解放,也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而且,在歌曲流传的过程中,唐宋词又形成了“独重女音”的审美风尚,并逐渐建立起“别是一家”的协律理论系统,这又进一步确立了它在中国音乐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唐宋词的流行性也相当突出,表现出创作主体阵营的扩容与创作者身份的多元化、“平民”氛围的营造与受众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传播手段的大众化和多样性等特点,这也更加明确了其大众文化的归属。第二章:“流行歌曲”视角下唐宋词的“另类”社会功能和文体特性。唐宋词具有与现代流行歌曲相似的商业功能、娱乐功能和社交功能等实用功能,以及艳情性、通俗性、时尚性等“另类”特性。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唐宋词的可歌性和流行性等属性通过改变社会文化心理来影响唐宋词的整体风貌和发展方向,最终促成了这些“另类”社会功能和文体特性的定型;而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这些词体特性的彰显,唐宋词的流行歌曲属性进一步强化,从而最终确立了它在我国古代流行歌曲史上的特殊地位。第叁章:词与乐关系的发展变化及词体的演进。词与乐的结合是中国音乐文学史上最典型的形态之一。一方面,词受制于乐,词的体制特性和声律特点都受到燕乐的深远影响,词与乐一度关系密切,水乳交融;另一方面,由于诗歌与音乐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诗歌又不可能完全成为音乐的附庸,在“主音”与“主文”的矛盾冲突中,词与乐的关系不断发展变化,音乐性从强势到逐渐淡化,而文学功能则不断增强,词体由原来的音乐附庸,最终演变成为独立的新型抒情诗体。文人词摆脱音乐最终独立,这从音乐的角度讲,固然是一种遗憾,但从文学的角度讲,则又未尝不是一种解放或创新。对音乐的疏离虽然消弥了歌词“别是一家”的特立性,但同时却也确立了它在文学史、诗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正是词体文学性不断发展完善的必然结果。第四章:唐宋词与当代流行歌曲的比较研究。从文化归属上来说,唐宋词与当代流行歌曲都属于大众文化。因此,二者具有着较为相似的“另类”社会功能和文体特性。不仅如此,它们在主题选择和“包装策略”上,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和共同的倾向。情爱主题和怀旧主题乃是中国古典文学所最常表现的主题,以男欢女爱和伤春悲秋为主旋律的唐宋词,其中就尤多男女之情和怀旧情绪的倾诉。而纵观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流行歌曲,此类主题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唐宋词与当代流行歌曲中的情爱主题和怀旧主题,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散放出了各自不同的时代气息和展现出了面貌各异的文学景观。而且,由于情爱主题和怀旧主题乃是唐宋词与当代流行歌曲所包孕的丰厚人生意蕴中的一个分支,所以通过对词中此类主题的审视和剖析,也就有可能以点窥面地感知当代流行歌曲之于唐宋词在题材内容方面的传承与变异。这不仅具有文学方面的价值,也体现出一定的文化意义。商业包装是现代流行歌曲商业化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而作为当时“流行歌曲”的唐宋词,其风靡于社会各个阶层,最终成为“一代之文学”,也同样离不开它在传播方式、情境营造、题材选择和情感取向等方面成功的“包装策略”。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流行歌曲所采用的不少“包装策略”都可以在唐宋词中找到源头。第五章:请君莫忘前朝曲,旧阙新翻总关情――唐宋词对当代流行歌词创作的借鉴意义。当代流行歌曲与唐宋词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这就使得两者之间有了很多“共同语言”。当代流行歌词若能向唐宋词诗意化的词境、词心回归,不但有助于扩展当代流行歌词内容,有助于提高创作者和欣赏者的文化品味,而且有助于保持民族艺术的独立性,这对于当代流行歌词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唐宋词又是一部形象化的“心灵百科全书”,而大多数唐宋词人,则是当时的文化精英,也是善于将人生诗化的行家里手。他们对于世事的沧桑变化、人生的悲欢离合以及自然山水的关照和反思,使作品充满了理性的光芒和哲思的力量,这些精神财富即使在当代,也能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使心浮气燥、追名逐利的当代人,得到心灵的净化和抚慰。此外,本文又在附录中收录了一部分借鉴和传承了中国古典诗词与传统文化、且较为成功的歌词实例,以资参考。
王晓骊[5]2002年在《继承与开创——文化冲突和文学转型视野中的唐宋词》文中研究表明唐宋词作为传统文化的文学载体之一,在总体上表现出与传统诗歌相似的文学体貌,但同时它又表现出某种“异化”倾向。唐宋词特殊文学个性的形成是新兴商业文化和传统文人文化矛盾斗争的产物,文化冲突和文学转型成为词史演进的动力和背景,历史转折时期的特殊文化格局赋予了唐宋词兼具继承与开创之功的特殊意义。
梅国宏[6]2010年在《都市文化视域中的宋词研究》文中认为《都市文化视域中的宋词研究》立足于宋代都市文化视野,主要运用社会文化学的相关理论来构建文章的理论骨架,以文化阐释为主要的叙述方式,探求宋词与宋代都市生活的相互关系,力图挖掘宋词繁盛之文化背景,揭示宋词的文化意蕴。本文由绪论和五章组成。绪论部分首先对宋词进行文化定位,指出宋词是都市文学,它生成于都市文化语境之中,它的大部分文本也形象鲜明地表征着都市文化,其次对都市文化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指出都市文化的内涵绝不限于都市商业功能、政治功能或与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风俗的一端,而是在更为深厚层次上政治文化、商业文化和社会风俗文化的交融。第一章以汴京为例,阐述了宋代在商品经济浪潮的推动之下,城市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公共娱乐空间得到了巨大的拓展。这种历史转型期的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意义,绝非止于坊墙拆除抑或是宵禁制度被废除,也非广大市民能够自由出入于形形色色的都市娱乐场所,最为关键的是城市格局与商业经济互为因果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风俗的变化,以及因这种变化而产生的士人心态和社会思潮的深刻变化。第二章选取了宋代都市生活中较为典型的园池园囿、茶肆酒楼、勾栏瓦肆等士庶涉足较多的游乐场所,探析这些游乐场所与宋词中的园池词、酒词、茶词等等词学现象的关系。第叁章主要论述宋人的都市消遣与狂欢,从全民参与的岁时节序、城郊纵赏到以个体为中心的祝寿庆贺,宋代的这一社会风俗孕育了词体文学,词人笔下大量的节序词、游赏词、寿词生动地表征和诠释着宋人特有的社会风俗。第四章主要论述词人与歌妓之关系。宋代词人的世俗欢娱中,与之发生关系最多的,莫过于歌妓。因此,本章意在揭示歌妓对整个宋代的宴乐风俗和词人心态的影响,尤其是对词体的形成、发展、传播及社会功能、审美特质建构所起到的作用。第五章探讨宋词与市民生活的关系,指出宋代市民阶层的生活风尚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市民审美文化,进而指出,都市民间俗词就是市民人生情欲得以宣泄的载体,而文人词也难以避免地受到市民审美文化的浸染,成为文人士大夫抒写俗世情怀的文体。
白秀珍[7]2016年在《宋《鹧鸪天》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鹧鸪天》是宋词中着名的词调之一,最早出现在宋初,经过晏几道的创作,在南渡和南宋前期达到创作的高峰,南宋末元初衰落。对这一词调的梳理和相关词作的分析,有利于整体把握,并且丰富词调史的研究内容,在词学上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参照相关词调论文和专着,利用词集、词选、词话、全宋词等专业书籍,作为基础性的研究。在此基础上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文献研究和图表统计相结合等方法,着重分析了703首《鹧鸪天》词的填制历程、题材类型和艺术特征等,揭示出这一词调在宋代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本论文主要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择此词调的原因、相关的词调研究状况以及本人词调研究的具体内容。第一章《鹧鸪天》词调溯源。通过对《鹧鸪天》词调本事溯源、《鹧鸪天》异名问题考证、首篇篇目的探讨,了解《鹧鸪天》词的最初面貌。第二章《鹧鸪天》词谱、用韵、声情研究。从词谱格律、用韵统计、声情探讨进行论述。通过这一具体的研究,对《鹧鸪天》词调在正体之外还有两体、格律分布发展状况、用韵分析与统计、声情特色等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第叁章《鹧鸪天》词的创制历程及经典化。本小节按照时期,分为北宋时期、南渡时期、南宋时期。在对每一时期词的创作历程中,除词人、词作数量统计之外,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词作进行分析,从而看出此词调经典化的发展脉络和呈现出的特征。第四章《鹧鸪天》词的题材和艺术特征。通过列表格的方式,清楚地展现每种题材占据的数量,进而探讨《鹧鸪天》词的主题倾向。结合词话和语言学的知识,系统研究写词过程中具体的章法、句法、字法、修辞等,进而把握《鹧鸪天》词独具特色的艺术特征。第五章《鹧鸪天》词的传播与接受。通过对《鹧鸪天》词传播途径、传播方式、接受过程的探讨。附录部分主要是按照《全宋词》中《鹧鸪天》词的先后顺序,按照时间列出具体的词人、词作。
吴珺如[8]2009年在《论词之意境及其在翻译中的重构》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以诗闻名的国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歌享有极高的地位,非任何其他艺术形式可比。历代伟大诗人的盛名历经万代而不衰,其杰作至今仍广为传唱。在新文化运动之前,诗歌属于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在某些朝代甚至成为皇帝招贤纳士的一种选拔手段,因此历代骚人墨客多身兼朝廷要职,名仕官宦亦喜作诗词歌赋,为后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宝贵诗歌遗产。词,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可与诗并称诗坛双峰。词原本是隋唐间兴起的一种伴随当时流行音乐供歌妓舞女在宴会或其他娱乐场合演唱的歌辞。唐代社会经济繁荣,娱乐业发展迅速,音乐歌舞盛行一时,由西域传入中原的燕乐因其新鲜活泼、富于变化尤为时人所好。当时主要由教坊乐工为燕乐曲调作辞,通过演唱广为流传。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显着的特点,即严格按照乐曲的要求来制作歌辞,包括依乐章结构分片,依曲拍为句,依乐声高下用字,依曲调风格押韵,其文字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而有定格的形式。这种格式称作词牌,有固定名称,如《浣溪沙》、《蝶恋花》、《西江月》等。中唐之后文人开始效仿填词,词也便逐渐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中的地位,发展至宋而成一代之胜。词体与诗体在题材内容上的区别在于各司其职,“诗言志而词娱情”。诗在题材上比较偏重政治主题,以国家兴亡、民生疾苦、胸怀抱负、宦海沉浮等为主要内容,抒发的主要是社会性的群体所共有的情感;而词在题材内容上的一个显着特色,就是以描写艳情闺怨、相思离别、伤春悲秋为主,抒发的大多是作者私人内心的真实情感。因此而形成了诗刚词柔、诗庄词媚的总体风格差异。词体与诗体在形式上的差异简言之主要在于诗(主要指近体诗)形式整齐、句式划一(每行五言或七言),格律句法相对固定,押韵格式要求一韵到底,一般隔行押韵;而词有词牌,多数分片,句式长短不齐,格律句法与押韵格式依词牌变化,可以换韵或押邻韵。对于中国古典诗词而言,意境是其灵魂,有意境则自成高格,无意境则味同嚼蜡。因此,翻译中国古典诗词的重中之重便是意境的再现或重构。意境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美学概念,用以形容诗歌如水中月、镜中花般空灵虚幻的美感特质,也正因为其难以描述、无法定性而使得很多学者持诗歌不可译论。然而,通过梳理中国历代诗学评论,我们可以发现意境有其确定内涵,其主要审美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即虚实相生、境生象外、物我齐一、意与境浑、真实自然、因小见大、心领神会。虚实相生即虚与实的统一,境生象外即境与象的关系,物我齐一即主客体的统一,意与境浑即情与景的交融,真实自然即表与里的一致,因小见大即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心领神会即创造与再创造的统一。词之意境由于词体之特殊性,在上述诸特征之外还具有幽微要眇和言长意远两个审美特征。词境之幽微主要应归因于其双重语境。文人士大夫在作闺阁绣榻之词时可以有所托喻也可于无意识间流露自己的内心情感,无论何种情况均不能直言,而须有所凭借而婉曲达之。如刘克庄评刘叔安词所云,“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清常州词派的张惠言因此而提出词体的比兴寄托说,并在《词选》中论述词体之隐幽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词境之要眇在内容上主要是因为题材的选择,因其原本为酒筵歌席上用以助兴的歌词,内容自然多为伤春怨别的男女之情,即使有所托喻,表面也难以摆脱闺阁儿女之情。这种偏狭的题材容易导致意象的阴柔和词藻的绮艳,自然呈现要眇之姿。词境的这一特色在形式上主要是因为其固定的词牌格律、独特的词汇用语以及勾勒铺叙的艺术手法。词之字面多来源于唐李贺、李商隐等人的诗句,其词藻偏向于绮艳婉媚,而对于艺术性的刻意讲求则节制了情感的恣意宣泄,一旦情感表达的目的弱化,所形成的审美特征就倾向于委婉曲折、精雕细琢。这二者互相作用共同构建了词境之要眇。词境之言长意远指的是词辞微旨远、“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征。与诗直白的表达方式不同,词以婉曲着称,如中国画中的留白一般,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读来余音缭绕、韵味无穷。词境之言长意远特征的形成与词中密集的意象、富有象征意义的语汇以及词中所用典故有关。意象的多义性以及意象组合的模糊性,蕴涵多层语义的象征语码与典故所阐发的多重语境空间结合在一起共同营建了词境富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艺术特征。这种语义的模糊美对读者形成一种召唤结构,有待读者结合自己的经历发挥想象去填充空白、确定意义,可以保留多种解读可能,不必强求理解一致。正如常州词派周济所言,“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介存斋论词杂着》)同派谭献更进一步提倡:“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复堂词录序》)词境主要由音、意两方面构成。词之音韵美主要表现在词之协乐特质(包括音调的调配、词牌押韵格式、宫调风格、词之内在节奏等方面)和语音修辞上。词境在意方面分为点和面两个层次,点即词之字面词藻,面即意象意蕴。词之用语极讲究炼字,注重字面词藻的华丽典雅与点睛之词的选择,十分有助于阐发词境。意象是意境赖以生成的基础,意境由意象构成,但其关系远胜房子与砖头的关系,因为单个意象经过词人的精心选择与安排所取得的艺术效果远远超过单个意象的艺术效果的迭加。由于汉英两种语言的异质性特征,在语言表层表现为语音系统、文字系统和句法系统等结构形式和分布形式,在语言中层表现为特定语言的表现法,比如重意合还是重形合,在语言深层表现为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刘宓庆,1996:372-373),词之翻译面临诸多障碍,意境的重构尤为困难。然而,译者无退路,惟有知难而上,尽量在可能情况下生产出最佳译文。在不影响语义表达的前提下完全再现原文的格律和音韵特征显然是不现实的,译者可以以译意为主,摆脱形式的桎梏,用自由体来翻译词体,然而鉴于声音效果对诗歌的重要性,译者应尽可能在译文中保持原文的音韵风貌,比较可行的一种方法是凭借汉语音节和英语重音在节奏方面的类似效果,使每行的译文重音数和原文的音节数大体相当来模仿原文的节奏感,并考虑语音与情感的对应效果,尽量用译语中的语音修辞手法来弥补原文音韵美的遗失。对于意义翻译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意象的重构。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在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方面的不同以及两个民族在审美心理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意象的翻译实非易事,尤其是由重委婉含蓄的中国传统审美心理所导致的意象的多义性和意象组合的模糊性以及在数千年的诗歌传统中形成的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语码和典故意象,堪称词之意象重构道路上的拦路虎。了解了词之意象翻译的障碍之后,译者可以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来应对不同类型的意象的翻译,以使原文意象在译文中得到忠实自然的再现。大意象的翻译由于更加侧重整体意象的再现,因此重点在于对全词的情感基调、意象内涵等方面的准确把握,尤其是语篇意义上的视角切换、语气情态风格以及双重语境的再现。小意象根据其表现方式可分为描述型意象、比喻型意象、象征型意象以及典故型意象,在翻译中应根据各自的特征而区别对待。在具体翻译中结合影响其策略选择的翻译目的与译文目标读者群这两个主要因素,以译文效果为终极目标,倾向于以直译为主,若原文意象在译语中对应缺失可以考虑直译加文内阐释或文外注解。意义再现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词藻的翻译,译者需要具备对语言的敏感度和对诗意的悟性,以及对译语词汇的字面意义、联想意义、情感色彩以及语体风格的整体把握。经过了对词之意境的分解剖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翻译对策之后,词之意境在译文中的最终重构效果必须经由译语读者的进一步检验方可定论,因此,笔者在词境之审美特征及其审美构成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份包含对于词境重构而言最为基本但又最为关键的十个问题的调查问卷,并选择了叁首经典词作及其富有代表性的几个英译版本,由译语读者分别进行评估检验。结果证明,这种检验手段是行之有效且真实可靠的。本文是笔者于博士期间所做的一项针对词之意境重构的尝试性研究,在此过程中注意到本课题的诸多方面还有待细致深入的探讨,如原作音韵效果的再现、译文中人称、格、数、时态等对于叙述视角、时间视角和空间视角的意义、意象的组合形式及其翻译、词作翻译中的意象新奇性对等等。由于时间限制这些方面在本论文中仅作简要介绍分析,有待将来进一步深化完善。由于作者自身知识面的局限,文中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诸位方家斧正。
王柳芳[9]2011年在《城市与文学》文中提出本文是城市与文学的交叉研究,以城市为视角,以两汉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段为考察对象,阐述了城市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全文主要由上下篇组成,上篇论述城市与文人的关系,下篇分析具体文学作品,共分八章。第一章叙述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的发展历史,分析了我国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政治性始终是其最突出的属性。第二章探讨了城市与文人活动的关系。城市通过政治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源,文学中心的转移通常是在都城之间流动。从东晋以来,文学重心逐渐从中原转移到了江南。本文分析了城市中的文学集团与文学家族,探讨了文人在城市的生活方式,文人之间的对话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第叁章分析了城市生活对文人心态的影响,阐述了城市形象的变迁。城市的兴起是文明的象征,东汉末年政治形势不断恶化,文人与皇权渐渐疏离,纷纷离开都城,自谋出路。随着个人意识的觉醒,城市形象逐渐堕落。文人在城市中常感焦虑,城市即尘世,充满喧哗与嘈杂,游子视其为他乡,缺乏归属感。寒士在城市饱受冷眼,独自品尝繁华背后的寂凉。第四章探讨了文人对城市与山林的复杂情感,分析了城市与山林的矛盾与调和。文人对城市的态度是微妙的,他们永远都在江湖与魏阙之间徘徊。体现在空间上,便是在城市与山林之间徘徊。园林的兴起缓解了文人的焦虑,调和了城市与山水的矛盾,朝隐成为诗意无限的生活方式。第五章论述了京都赋与城市文化的关系。探讨了迁都赋中的长安、洛阳形象,长安突出霸者的风范,洛阳则显出王者的气度。京都赋具有庙堂气息,极力突出帝都凌百王而独高的特色。张衡《二京赋》对世俗生活描绘颇多,显现出了京都赋从宫廷向市井的转变。京都赋的描写逐渐趋于真实,皇居与民居的特色并立。张衡《二京赋》充满了矛盾与冲突,是作者个人多重人格的显现,也是现实社会的折射。第六章阐述了乐府诗的城市文化内涵。汉乐府诗全面展现了汉代城市生活状况,在反映城市生活的深度上较京都赋更胜一筹。魏晋乐府多文人作品,展现了贵游子弟快意无比的城市生活。梁陈诗人热衷于长安、洛阳双城意象,《洛阳道》、《长安道》以道路为联结,展现了洛阳、长安的城市风情。梁陈文人重新拼贴了洛阳、长安的影像,建构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形象,也展现了内心隐性的渴望。第七章论述了吴歌、西曲与城市文化的关系。吴歌、西曲原是流传于委巷的世俗新声,是城市商业繁荣的产物,以城市为策源地。列为乐官后,成为诗乐舞叁位一体的表演艺术,多在豪门宴享、倡馆酒楼表演。吴歌、西曲可谓是南朝的流行歌曲,其创作具有职业化的特征,多由职业歌伎演唱。吴歌、西曲中女子敢爱但不爱恨,是由其商品性决定的,虽以女子口吻道出,却体现了男性的审美趣味。第八章阐述了《洛阳伽蓝记》中的城市文化内涵。《洛阳伽蓝记》以记北魏洛阳寺庙为纲,展开对洛阳的全方位描绘,《洛阳伽蓝记》继承了京都赋的语言艺术和主旨。本文分析了《洛阳伽蓝记》中的洛阳形象,洛阳是华夏文明的象征,是帝王之宅、礼仪之邦。洛阳也是众人之城,杨衒之精心刻划了市民群像,表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本文并论述了《洛阳伽蓝记》多维的时空观。
程洁[10]2010年在《上海竹枝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上海地区,竹枝词这种文学样式曾经十分壮观,不仅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而且创作者众多。本文首次对上海竹枝词进行了整体研究。所谓整体研究,一是指时间跨度上从元代至解放前；二是指包括文本、功能、作者等在内较为系统的研究。除绪论、结语及附录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阐述上海竹枝词研究的基本问题。首先通过厘清风俗诗、风土诗、民俗诗以及人类学诗等概念,明确上海竹枝词是风土诗的一种。诗性智慧的集体无意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以风土诗为中心的感性载体,以及历史诗学的思维与策略,四位一体,构成了上海竹枝词独特的外观形态与深层结构。上海竹枝词是一部诗性的风土志。无论是内容、写作手法,还是创作群体,都表明上海竹枝词的诗性身份不妨碍它“以诗补史”的价值与信度。第二章介绍上海竹枝词的主要内容。通过以“兴观群怨”为纲、以风土为目这种建构性的分类,以及传统的诗文细读的分析方式,清晰地展示出上海竹枝词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诗性风土志,它全方位地表现了上海地区数百年来的风土与社会。第叁章论述上海竹枝词的功能。上海竹枝词以丰富的内容和宏大的气魄建构出了上海文化模式,这是上海竹枝词的一个重要功能。纵观物质与景观文化以及行为与观念文化,上海竹枝词描述和建构了一种“诗性”的现代性文化模式。近代市场意识、社会平等观念、肯定人欲、追求自由的伦理观念、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等等,既具现代性特征,又兼具诗性特征,诗性与现代性共同作用,造就出上海自在、开放的文化精神。从文化变迁角度看,该文化模式中的“诗性”与“现代性”一直处于变化、调适状态。与现代性建构相比,诗性建构越来越趋于弱势,当前,诗性精神几乎沦丧殆尽。上海竹枝词“诗性”的现代性建构对于上海地区文化精神的阐释具有独特价值。第四章分析上海竹枝词的作者群体。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学术背景使得“诗性”的现代性文化模式在知识者身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呈现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启蒙心态。上海开埠之后,这群生活在条约口岸的知识者在传统与现代中挣扎、徘徊。上海竹枝词中隐含的民族文化观、民俗民众观及地域文化观,充分体现出知识者意识中传统与现代的较量,以及知识者们面临文化冲突时的犹豫与矛盾。现代性的发生最终引发了知识阶层的心灵绎动,遂有这一诗性风土志的书写。就竹枝词而言,它因自身的民间性而获益,成为知识者用以建构现代性的审美工具。自心而生的竹枝词,也是一部知识者走向现代性的心灵史。第五章思考上海竹枝词当下的生存危机。全球化这柄双刃剑的消极一面使得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加上新的文化元素和文化样式的挑战,介于口传与书写之间的上海竹枝词失去了创作和传播的群体与渠道,流传了千年的记述工具已然处于濒危境地。保护上海竹枝词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一方面,竹枝词是我们民族和地区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意识到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的今天,我们必须全力加以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上海文化模式中的“诗性”精神正处于历史最弱势,城市精神的迷失也隐喻在竹枝词的式微之中,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坐视蕴涵巨大诗性力量的竹枝词趋向枯萎而无动于衷,必须从诗性主体的重建与诗性土壤的培育两方面逐步推进对竹枝词的保护与传承,让诗性的书写运动在这个现代都市继续下去。
参考文献：
[1]. 文化冲突与词的演进——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D]. 王晓骊. 苏州大学. 2001
[2]. 城市空间视角下的宋词研究[D]. 刘睿. 浙江大学. 2017
[3]. 现代歌词对宋词的接受研究[D]. 李瑞瑞. 陕西理工学院. 2011
[4]. “流行歌曲”视角下的唐宋词[D]. 宋秋敏. 苏州大学. 2008
[5]. 继承与开创——文化冲突和文学转型视野中的唐宋词[J]. 王晓骊.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6]. 都市文化视域中的宋词研究[D]. 梅国宏. 山东大学. 2010
[7]. 宋《鹧鸪天》词研究[D]. 白秀珍. 兰州大学. 2016
[8]. 论词之意境及其在翻译中的重构[D]. 吴珺如.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9]. 城市与文学[D]. 王柳芳. 苏州大学. 2011
[10]. 上海竹枝词研究[D]. 程洁.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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