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诗文革新中“农商皆利”与“重农抑商”的两种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诗文论文,北宋论文,思潮论文,重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608(2003)04-0136-06
北宋诗文革新中，以欧阳修为文坛盟主，他团结范仲淹、梅尧臣、苏舜钦等人，提携王安石、曾巩和苏询及二子苏轼、苏辙等人，经世致用，针砭时弊，积极发挥文学的为国为民的社会作用。这不仅与当时的政治改革以及新旧党争密切相关（参见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五编《宋代文学》第一章《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和程千帆师、吴新雷先生《两宋文学史》第二章《欧阳修与北宋中叶的诗文革新》），而且在他们之中还有“农商皆利”与“重农抑商”两种思想的冲突。对于后者，以往的论者较少从文学的角度加以考察。本文着重就此进行讨论，看“农商皆利”与“重农抑商”两种思想的冲突在北宋诗文革新中的特殊意义。
从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商旅不行”说起
范仲淹的散文名篇《岳阳楼记》写景绘情，最后转而言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1]（卷7）这继承与发扬先秦儒家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精神[2](p.2675)，表现出作者忧国忧民、忠君泽民的思想。其所“忠”之君显然是赵宋皇帝，其所“忧”所“泽”之民具体何所指呢？从《岳阳楼记》中所涉及者来看，其中有商贾，所谓“商旅不行”，文中有一段写道：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行；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以上是通过写景以抒情，其中所写之“景”，有自然之景，也含有某些社会活动（商业活动）之景，例如“商旅不行”等。也就是说，“感极而悲者”，其原因既有“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等自然悲景，又有“商旅不行”等社会悲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最后，虽然强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将思想境界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忧国忧民，忠君泽民，而且是忧在人先，乐在人后，但是，他在忧国忧民中仍然蕴含着对“商旅不行”的忧虑。这可以证之以范仲淹的《奏灾异后合行四事》和《答手诏五事》[1]（政府奏议上）等文之中。其后者中有云：“又山海之货，本无穷竭，但国家轻变其法，深取于人，商贾不通，财用自困。今须朝廷集议，从长改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显然，“商贾不通，财用自困”，是范仲淹所忧之一。作为积极推动“庆历新政”的改革家范仲淹，既力主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又反对“轻变其法”，希望在“从长改革”之中“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这颇有政治远见和务实精神。其实，范仲淹所“忧”之民不仅是商贾，而且包括“四民”——士、农、工、商。这有他的《四民诗》为证。《四民诗》其一为《士》，忧士风之衰落：“学者忽其本，仁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其二、三为《农》、《工》，为伤农祸工而忧。其三为《商》，诗云：
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籍，岂云逐末人。天意亦何事，狼虎生贪秦。经界变阡陌，吾商苦悲辛。四民无常籍，茫茫伪与真。游者窃吾利，堕者乱吾伦。淳源一以荡，颓波浩无津。可堪贵与富，侈态日日新。万里奉绮罗，九陌资埃尘。穷山无遗宝，竭海无遗珍。鬼神为之劳，天地为之贫。此弊已千载，千载犹因循。桑柘不成林，荆棘有余春。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上有尧舜主，下有周召臣。琴瑟愿更张，使我歌良辰。何日用此言，皇天岂不仁[1]（卷1）。
“周官有常籍”：《周礼·天官·大宰》中云：“以九职任万民，……六曰商贾，阜通货贿。”又，《周礼·考工记》：“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郑玄注：“商旅，贩卖之客也。”商旅即商贾。又，《周礼》，初名《周官》，西汉末改为《周礼》。显然，在早期儒家经典著作《周礼》中，分平民为九种职业，商贾为其中之一。商贾不仅承担“转货均财”的社会职责，而且有利民利国的社会价值：“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正因为如此，范仲淹忧商贾之忧：“贪秦”以来“吾商苦悲辛”，经济利益与伦理道德（或称之为儒商精神）日益沦丧：“游者窃吾利，堕者乱吾伦。淳源一以荡，颓波浩无津。”而“商旅不行”（《岳阳楼记》）是其表征之一。因而，范仲淹热切地追寻“淳源”，即期望恢复早期儒家的社会理想：“上有尧舜主，下有周召臣。琴瑟愿更张，使我歌良辰。”其中包含复兴儒家理想社会（尧舜与周公、召公时代）中经济利益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儒商精神。振兴儒商精神，富民利国，是北宋政治改革或诗文革新者理想之一。因此，以“商旅不行”作为所忧者，不仅有范仲淹，还有欧阳修、苏轼等人。欧阳修不仅积极参预“庆历新政”，而且是北宋诗文革新的主将，他在推行“庆历新政”的前夕作《通进司上书》，其中有云：
至于鬻官入粟，下无应者；改法权货，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万之人，惟取足于西人而已。西人何为不困？困而不起为盗者，须水旱尔。外为贼谋之所疲，内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胜道者！夫关西之物不能加多，则必通其漕运而致之。遭运已通，而关东之物不充，则无得而西矣。故臣以谓通遭运、尽地利、权商贾三术并施，则财用足而西人纾，国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3]（卷45）。
显然，“商旅不行”的社会现实，是推动“庆历新政”的动因之一；而欧阳修等人推行新政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通遭运、尽地利、权商贾”。
“商旅（商贾）不行”，又是苏轼等人揭露“王安石变法”中所产生的弊端之一。宋仁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史称“熙宁变法”。早在嘉祐年间(1056-1063)，苏轼就作《进策》二十五篇（《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新》三篇）等，针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大声疾呼地要求改革（参见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第十三章《苏轼（上）》）。但是，“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其中苏轼“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同上）这继承了“庆历新政”的主将范仲淹反对“轻变其法”，主张“从长改革”的思想。范仲淹将忧“商旅不行”作为“庆历新政”的前因之一，而苏轼则将“商贾不行”作为揭露熙宁年间王安石“轻变其法”的后果（流弊）之一。熙宁四年(1071)二月，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云：“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4](p.730)同年三月，苏轼又在《再上皇帝书》中云：“青苗、助役之法行，则农不安；均输之令出，则商贾不行，而民始忧矣。”[4](p.749)既然当时的民众忧“商贾不行”，那么，作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以及欧阳修、苏轼等人也必然为之而忧。显然，“商旅（商贾）不行”等四字出现在范仲淹等人的文章之中，有其特殊的意义。这是对早期儒家“忧民之忧”与“四民”说的继承与张扬。《孟子·梁惠王下》有云：“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有“四民”之说，如《求之不得穀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汉书·食货志》：“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范仲淹和欧阳修以及苏轼等人忧“商贾（商旅）不行”，将孟子“忧民之忧”、“忧以天下”和《穀梁传》等中的“四民”说结合起来，使“忧民”思想更为具体、更为丰富，也有力地冲击着传统与现实中“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强本弱末”等思想（注：商鞅、《管子》作者和荀子以及韩非子等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业为“末”。在中国历史上的相当一段时期，“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强本弱末”的思想与政策处于主导地位。“这些思想与政策，对巩固封建制度起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极作用日益增加。南宋后，反对抑商的人渐多。”（《辞海》第10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其实，反对抑商者在中唐便渐多如韩愈、白居易等。参见拙著《中唐儒商精神的复兴与文学思想的革新》，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十九辑。），努力复兴儒商精神。而且，北宋商业的发展超过了前代，大城市和小镇市兴旺发达，海外贸易盛况空前，“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5](p.126)。欧阳修《有美堂记》中说：“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然二邦皆僭窃于乱世。……今其（钱塘）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3]（卷40）又，苏轼《荆门十首》其一写道：“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6](p.62)其《金山梦中作》诗中云：“江东贾客木绵裘，会散金山月满楼。”[6](p.1274)又，王安石《送程公辟之豫章》诗中云：“沉檀珠犀杂万商，大舟如山起牙樯，输泻交广流荆扬。”[7](p.484)其《予求守江阴未得酬昌叔忆江阴见及之作》诗中又云：“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7](p.622)但是，由于朝廷“轻变其法，深取于人”，严重地侵害了商贾利益，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也出现了“商贾不行”等社会问题。因而，范仲淹和欧阳修以及苏轼等忧“商贾（商旅）不行”，不仅反映了商业经济发展的社会现实，也说明北宋政治改革和诗文革新者“忧民之忧”、“忧以天下”上升到新的层次：着眼于士、农、工、商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主张“从长改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
王安石《兼并》与苏辙“诗祸”说再辨
王安石在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写了一首题为《兼并》的诗，诗云：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8](p.48)。
这首诗的艺术性并不算高，但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例如苏辙在晚年所写的《诗病五事》中将王安石《兼并》视为“诗祸”，大加指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为《兼并》之诗，其诗曰……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至于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祸出于此诗。盖昔之诗病，未有若此酷者也。”[9](p.1555)宋代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六引苏辙“诗祸”说以注王安石《兼并》诗，将正反两面的观点更为清楚地展现出来。对此评论者多以为苏辙“诗祸”之说是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例证之一，如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中引王安石《兼并》与苏辙“诗祸”说时指出：“王安石是想通过新法的推行，把收夺豪强兼并之家的部分既得权益，作为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北宋政权的统治，并使地主经济得到正常发展的方术之一，是为整个地主阶级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着想的；而保守派人物则是那样顽固地维护豪强兼并之家的特权和利益，甚至是不许去牵动他们的一根毫毛。”[10](pp.80-81)以上所云，还应该再加以辨析。
其实，王安石《兼并》诗的思想内涵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揭露兼并的祸害，提出反对兼并的主张，这在当时“富者兼并百姓，乃至过于王公，贫者或不免转死沟壑”的情况下[11]（卷240），具有扶贫济困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对待富民的态度值得分析。“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秦始皇筑怀清台，是优礼那生产致富、坚贞守业的“富民”，是经济价值与伦理价值并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体现了人们希望富民强国的历史趋势。显然，苏辙指责王安石的《兼并》诗，一方面有对王安石反对兼并、抑制豪强愿望的误解，另一方面说明苏辙主张重商富民，与王安石以“抑兼并来‘富国’”（注：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五册(pp.152-153)：“王安石变法的基本出发点，在于抑兼并来‘富国’。”）的变法思路相异。
苏辙与王安石的变法思路不同，并不意味着苏辙就是保守派，就是“顽固地维护豪强兼并之家的特权和利益”。这可以进一步分析苏辙的言行。早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为大名府推官的苏辙就上书指责朝廷害财之事在于冗官、冗兵、冗费。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变法，苏辙上书神宗，即日召对，以他为制置三司条理司检详文字，参预革新变法。之后，他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部分有怀疑，也有反对，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与王安石以“抑兼并来‘富国’”的变法思路不同，主张士、农、工、商各得其业，不与商贾争利。例如苏辙在熙宁二年(1069)八月所上《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中指出：
方今聚敛之臣，才智方略未见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由，惟利是嗜。以辙观之，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说甚美，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苟诚止于此，则似亦可为。然而假以财货，许置官吏，事体既大，人皆疑之。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许之以变易矣；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败折，亦不可期。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禄廪，为费已厚。然后使民各输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然则商贾之利，何缘可得？徒使谤议腾沸，商贾不行[9](p.764)。
元祐元年(1086)，苏辙又在《论蜀茶五害状》中说：
右臣伏见朝廷近罢市易事，不与商贾争利，四民各得其业，欣戴圣德，无有穷已。……自后朝廷始因民间贩卖量行收税，所取虽不甚多，而商贾流行，为利自广。……及近岁立都茶场，缘折博之法，拘拦百货，出卖收息，其间纱罗皆贩入陕西，夺商贾之利[9](pp.785-787)。
显然，苏辙变法思路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不与商贾争利，四民各得其业”。这种思路与北宋政治改革家（其中大多为文学改革家）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等一脉相承。参预“庆历新政”的范仲淹曾说：“臣请诏下茶盐之法，尽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运置之劳，以取长久之利。”梅尧臣有《汴之水三章送淮南提刑李舍人》其二云：“汴之水，入于泗，黄流清淮为一致。上牵下橹日夜来，千人同济兮万人利。利何谓？国之漕，商之货，实所寄。”[12](p.279)参预“庆历新政”而又是北宋诗文革新主将的欧阳修，反对“重农抑商”，主张士农工商四民皆利，富民富国。他在《送朱职方提举运盐》诗中写道：
英英职方郎，文行粹而美，连年宿与泗，有政皆可纪。忽来从辟书，感激赴知己，闵然哀远人，吐策献天子：治国如治身，四民就四体，奈何窒其一，无异琫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里，臣请通其流，为国扫泥滓；金钱归府藏，滋味饱闾里，利益难先言，岁月可较比[3]（卷7）。
苏轼也在《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中指出：
臣闻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是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以起太贱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辏，以压太贵之直。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与其官私费耗，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谷力胜税钱一条，只行《天圣附令》免税指挥？则丰凶相济，农末皆利，纵有水旱，无大饥荒[4](p.990)。
其《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诗中也云：“庶将通有无，农末不相戾。”[6](p.1119)由此可见，北宋时期从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到苏轼、苏辙等人，其政治变革的思路之一是农末（商）皆利，重商富民，这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也有“从长改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的长远意义。而王安石变法思路之一抑兼并，这一方面在当时具有扶贫济困的积极意义，另一方他在主张抑兼并中往往以重农为先，而且在变法的实践中往往偏离到抑商聚敛的方向上，在“轻变其法”之中显示出某些局限性乃至弊端。其弊端之一，就是上文所引苏轼、苏辙等所说的“商贾不行”；其局限性则从王安石自己的言说中就可以看出：“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11]（卷220）“工商逐末者，重租税以困辱之。民见末业之无用，而又为纠罚困辱，不得不趋田亩，田亩辟则民无饥矣。”[7](p.381)
综上所述，苏辙指责王安石《兼并》有“诗病”乃至“诗祸”，既是文学批评，又大大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围，反映北宋政治改革及文学革新家之间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以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为代表，主张农商皆利；一是以王安石为代表，强调重农抑商（抑商是其抑兼并的重要方面）。苏辙以文学批评形式出现的“诗病”乃至“诗祸”说，将这两种思想推向矛盾极端，未免矫枉过正。但是，这并非是所谓的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例证之一。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王安石的《兼并》诗及其抑兼并的思想，有扶贫济困的积极意义，但其中抑商思想及变法实践也造成了“商贾不行”等弊病；苏辙批评《兼并》诗及变法实践中的弊端，张扬农商皆利的思想，既有矫枉过正之处，也有富民强国的积极作用。
收稿日期：2002-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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