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布拉格学派的功能主义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拉格论文,学派论文,美学论文,主义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4)10-0120-08 在20世纪的形式主义美学思潮中，布拉格学派以其结构主义的功能主义美学体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作为紧随俄国形式主义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形式主义学派，布拉格学派亟须解决俄国形式主义留下的诸多问题，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如何克服因艺术自律而造成的艺术作品原子化的不良倾向。对此，布拉格学派提出了以“功能”(function)为核心的结构主义美学体系，这种美学思想立足对功能和审美功能的阐释，以之为重新嫁接艺术与社会重要的途径。不同于传统美学的康德式沉思，这种功能主义美学思想以美或艺术作品的现实语境为出发点。同时，学派更赋予审美功能建构社会实在的现实意义：“美”既是社会区分的工具，也是社会各阶层的黏合剂。 “功能”概念首见于1929年布拉格学派向首届斯拉夫语言学家大会提交的“纲要”(“Theses”)。“纲要”没有明确阐释何为“功能”，但在文章I里，学派就以“作为功能系统的语言”来命名该文第一部分[1]5，并在此后近30多年的活跃期内一以贯之地使用了这个术语和相关观念。从根本上来说，学派努力建构的结构主义是一种功能主义的结构主义，学派的所有研究都是基于“功能”开展的。 布拉格学派在两个层面上使用“功能”：“首先，它(即功能)就是结构主义……其次，……布拉格语言学是功能性的，在此，‘功能’当然意味着一种任务。”[2]81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分别界定了这个术语。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从“方式—目的”(means-ends)的角度将功能视为“角色、任务”的同义词[3]60，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rovsky)则认为，“功能”是“对一种给定现象的使用模式”[4]3，是“在面对外部世界时人的自我实现的方式或模式”[5]40。一语蔽之，功能就是人依据自己的特定意图(如审美意图)对语言或事物的使用方式。 一、审美功能的作用与地位 布拉格学派的审美功能研究起源于对之前的美学研究的不满，学派在文学与美学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穆卡洛夫斯基曾指出，自柏拉图以来的美学预设了美(和审美)的形而上质，认为美外在于艺术。到了现代，罗斯金等人虽然承认美是内在于艺术的，但仍然把艺术之外的美，如自然美视为形而上的[5]31。对于深受实证主义影响的形式主义思潮来说，形而上质不是他们感兴趣的对象，穆卡洛夫斯基就说，他们感兴趣的是“审美如何在人类行为及创造中呈现”[5]32。比利时学者布洛克曼对此有极好的概括，审美功能讨论的是“人的行为结构中的美学性问题”[6]84。换言之，审美功能存在于所有人类活动中。联系到布拉格学派把功能视为人的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美学研究的对象也就由对美的追问转换为作为人类行为的一种动力性因素，审美在人类行为中到底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由此也可以发现，这样的研究范式不同于传统美学以“美”为主导的方法论假设，而代之以人的(审美)意图或目标。 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审美功能在人类行为占据了什么样的地位？显然，人类行为的差异性决定了审美功能在不同行为中的地位是有差别的。布拉格学派对此的解决思路是，区别出在不同的行为中占据主导地位和从属地位的功能，以主导功能来界定该行为的特性。“主导”(或主导因素、主因)(the dominant)这个术语来自雅各布逊，是一个作品或行为的“焦点成分：它支配、决定并转换其他成分”[7]41。以审美功能为主导的人类行为或社会文化现象是艺术现象，实用功能在其中居于从属地位，非艺术现象则与之相反。 无论是艺术的还是非艺术的，人类行为中的审美功能都具有相似的作用，但由于身处不同的(艺术或非艺术)现象中，它们导致的结果是有差别的。 审美功能的第一个作用是“聚焦”。穆卡洛夫斯基将之定义为“使语言符号结构成为注意力的中心……切断了与实用的直接联系”[4]68。雅各布逊则选择了“诗歌功能”而非审美功能①，诗歌功能是一种“导向信息本身，因其自身的原因而聚焦于信息”的功能[7]69。从根本上看，这两个术语的精神内核的实质是一致的。从对它们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布拉格学派对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的继承。众所周知，陌生化的主要作用是使语言自身被呈现出来，这也是布拉格学派的另一个核心术语“前景化”(foregrounding)的主要功用，而布拉格学派对“前景化”的阐释恰恰是在其功能主义语言学的范畴中进行的。通过对聚焦的阐释，艺术现象和非艺术现象有了根本的区别。由于艺术现象以审美功能为主导功能，因此聚焦也就是它的首要任务，它以其自身为目的，除此之外别无(直接的)实用目的，相反，非艺术现象则超越了其自身，以外在的目的为目的。 第二个作用是“渲染”(contamination)，主要发生于非艺术现象中，这个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聚焦造成的，穆卡洛夫斯基用它来意指功能系统的等级关系被模糊这一现象[8]17。在非艺术现象里，实用功能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审美功能对它的渲染使实用目的或被淡化或被遮蔽，从而更好地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实现其自身：把实用现象伪装为艺术现象，以看似无目的的方式完成对受众的有目的的影响。广告正是这方面极佳的例子。这种现象在实用艺术中也广为存在，实用艺术是审美功能和其他某种实用功能并置的艺术形式，如宗教艺术，审美功能在宗教艺术的功能系统里起到了渲染的作用，“它是宗教艺术有效地自我实现的途径”[8]17。 “渲染”的直接后果就是“区分”。穆卡洛夫斯基指出，“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交往中，对任意行为、客体或人的强调，使注意力聚焦于该对象，将之从无足轻重的联系中释放出来，都十分必要”[8]21-22。祛除和某对象的无关紧要的关系，意味着赋予该对象独特身份，从而区别于他者。博加特廖夫(Petr Bogatyrev)的研究更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他以婚礼中具有审美特质的花为例指出，花在婚礼过程中至少具有仪式功能与身份区别功能[9]41。这两种功能都依赖于花首先具有的审美功能，通过它的渲染，整个仪式、新郎新娘以及仪式中的其他人获得了不同于日常的身份。把视野投至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同的社会阶层、团体，甚至民族、国家，会因其独特的审美观念而使他们的衣着、行为的审美功能呈现出不同面向，以此形成社会区分。 上述的三种作用都立足于审美功能的聚焦作用，后两种则暗示了对象因聚焦而被赋予其他作用和意义，可以说这正是对审美功能的超越。当然，除了这样的“超越”，它还有另外的形式。这种“另外的超越”主要存在于艺术现象中，尽管在非艺术现象中也能见到它的踪影，但对艺术现象尤有重要意义。具体地说，如果不能超越审美功能，那就如穆卡洛夫斯基所言，审美功能成了艺术作品孤立化的原因[5]32。自艺术自律理论肇始以来，艺术作品被孤立就成了自律的一个直接后果，如俄国形式主义就认为艺术作品和外部环境没有丝毫联系。换言之，超越审美功能，也就是为自律和他律、形式和内容、表达和意义间由来已久的沟壑寻找一个新的嫁接方法。这也是美学史中一个经典的话题了。如果不能找到妥当的方法，就可能导致两种后果，或者滑向传统的内容/形式的机械二分法，或者像俄国形式主义那样，彻底割裂艺术与社会的关系。 对于此，穆卡洛夫斯基给出的解决方法是“审美功能所掌控的实在是一个符号，因此这也是超个体交流(supra-individual communication)的问题。”在交流中，审美功能的直接客体是审美符号，实在只是间接客体，“审美符号作为一种一般的法则被投射到实在，主体的态度在这个永不会失去其独立性的符号的结构中得以实现”[5]42-43。这个观点仍然是布拉格学派把交流功能视为语言的基本功能的延伸。区别在于，审美符号首先以其自身为目的，而其他符号则充当交流的工具。审美功能导致的交流仍然以其自身(即形式)为目的，它自身是没有内容的。维尔特鲁斯基(
Veltrusky)指出，如果能够获得内容，那这些内容并不来自审美符号自身，而是来自非审美功能[10]141。 这些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审美符号中不仅有审美功能，当“内容”来自非审美功能的时候，并不能说明它没有来自审美符号自身。美国学者斯坦纳(Peter Steiner)的观点更值得借鉴，他把审美功能的特点形容为“空”，他指出，一切审美价值本质上由非审美的诸多价值成分组成[11]369。换言之，当我们在关注审美符号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关注非审美的价值，即内容。但这个解释不能体现出审美功能凸显事物本身这个特点，也未能有效地体现出“超越”。我以为，这需要回到审美功能自身的特点上。按照学派的观点，审美功能可以辩证地否定其他功能。我以为，审美功能也能辩证地否定其自身，否定的对象是作为本体的自身。审美功能以“聚焦”为第一目的，这里否定的对象正是“聚焦”，以此迫使人们关注“事物自身”之外的对象内容，其关键就在于艺术现象以交流为其根本职能。这种职能总是试图突破聚焦对它的封锁，而审美功能对聚焦的否定则满足了交流的目的。 结合斯坦纳所说的“空”，可以暂时把从聚焦到交流的这种特性称为“审美溢出”。更准确地说，审美溢出正是艺术作品从本体到工具的转换过程，在溢出的过程中，审美功能形构了交流的内容和意义。按照布拉格学派的观点，艺术作品自身被辩证否定之后，人们关注的对象是一般的，是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环境。无论是卡西莫多还是哈姆雷特，抑或是卡夫卡笔下的K，人们倾向于从中认识一个时代的总体风貌，而不是局限于这些特定的个体。值得注意的是，非艺术现象中同样存在审美溢出，但非艺术现象不具有艺术现象那样的整体表达能力，它关注或传达的对象是个别的、具体的，人们更倾向于了解一个靓丽女郎的品行，而不是时代的状况。 审美功能的另一项重要作用是保存。就艺术作品而言，它们因其审美价值得以保存。就我们主要关注的非艺术现象而言，当它离开其原初语境之后，其实用功能往往会被审美功能代替而得以保存、流传。在新的或未来的语境里，人们会尝试以另一种实用功能来替代原来的实用功能。比如，人们会把一把剑放入博物馆，此时剑就至少具有了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审美价值，剑作为工艺品得到保存；另一方面，它成了历史的见证，不再是“兵者，凶器”。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实用器具的“实用价值显然超越时间并完全符合其对不同时代和文明中的人的功用时，我们就认为它们是完美的”，此时“实用艺术就变成了工艺艺术”[12]37。他的观点立足于实用器具超时间的实用价值，就此而言，这是对布拉格学派的有益补充。但他没有意识到实用器具可能会完全失去其实用功能，却因其精致的制作工艺被保留下来，成为审美对象，亦即以审美功能为主导。穆卡洛夫斯基认为，审美功能对其他功能的这种替换，往往会引发文化保守主义[8]22。 二、作为结构的功能系统 有学者指出，“审美功能”的最直接来源是对“陌生化”理论的继承，体现为俄国学者在对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区分中，已经“不自觉地运用‘功能’的研究方法”[13]310。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也要承认它是“部分的真理”。尽管蒂尼亚诺夫已经明确使用“功能”这个术语，但在穆卡洛夫斯基提到的功能主义美学的四个来源中并没有“陌生化”理论[5]34-35。我以为，功能主义美学固然有其外在的源头，但审美功能是布拉格学派建立功能主义美学系统的一个有机成分，这个系统又被该学派视为其结构主义理论的具体体现，即结构是功能的结构，功能是结构的功能。 功能系统的建构有三大前提，这三大前提也是功能系统的特质。首先是整体性，较早的功能系统建构者，学派的德籍成员卡尔·标勒(Karl Bühler)在他的研究中充分强调了整体性[14]39。同一个客体是多功能的载体，研究者不能人为地忽视或遮蔽其中某些功能，如不能因自律的艺术观念而只关注审美功能，忽略其实用功能；其二，功能观念是一种工具论观念，使用者的意图决定了客体具有什么样的功能，这其实是一种广义的语用学；其三，诸功能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竞争、非本质的，而不是静止、先验和本质的。诸功能是不平等的，主导功能总是主宰和操纵其他功能，但它也会被其他功能取代，客体由此呈现出不同的面相。 功能系统的建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可以称为尝试时期，以马泰休斯和标勒为代表。后一阶段则以穆卡洛夫斯基、雅各布逊和博加特廖夫为代表，他们的研究标志着功能理论日臻成熟。马泰休斯提出了交流与表现的功能二分法[15]137-138，尽管没有引起更广泛的影响，但把交流视为语言的基本功能为布拉格学派的研究奠定了基调，学派的文学艺术研究也受到了影响，自律的文学艺术作品始终是开放的，始终具有工具论属性。引起重大影响的是标勒的探索，他继承与阐释了柏拉图的工具论模式(Organon model)，提出了语言的三种不同功能，分别为表现(expression)、呼吁(或意动)(appeal/conation)和表征(representation)功能②。学派成员伊沙琴科(A.V.
)高度评价了他的尝试，并深入探讨了意动功能[16]88-97。但也应该看到它的缺点，即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审美功能，这也成为穆卡洛夫斯基和雅各布逊探索功能系统最直接的出发点。 穆氏认为，标勒忽略了与这三种功能对立的审美功能，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审美功能“使语言符号结构成为注意力的中心，相反，前三种功能导向非语言的实体和超越语言符号的目标”[4]68。穆氏进一步提出了下图所示的功能系统：
纵向来看，直接功能和符号功能的差别在于主体和客体间的关系是直接的或间接的，直接功能意味着主体直接面对实在，符号功能意味着主体借助符号来面对实在。横向来看，实用和象征功能更强调客体，理论和审美功能则强调主体。综合而言，实用功能对实在有直接影响，其目的是要影响和改造实在；理论功能把实在直接投射至主体，主体由此形成对实在的认知，而不是直接影响、改造实在；象征功能借助符号或通过把实在象征化来影响实在。审美功能和这三种功能区别较大，它所借助的符号不充当工具，而是凸显其自身。 穆卡洛夫斯基的功能系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坚持“功能是主体的自我实现”这一原则之时，他忽略了功能是人赋予工具的。因此，人与实在的关系都是间接的，并不存在直接和间接功能的区分。所谓的“直接功能”和符号功能的区别仅在于符号功能使用的工具都被符号化了。这其实也是穆卡洛夫斯基符号学思想的初步体现。法国结构主义以及后来的符号学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符号学思想，其主旨就在于一切人类行为和行为涉及的对象都是符号化的。 雅各布逊也看到标勒忽略了审美，他由此赋予语言表情(emotive/expressive)、指称(referential)、元语言(metalanguage)、交际(phatic)、意动(conative)和诗歌(poetic)等六种功能。这六种功能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们可能同时出现，也可能部分出现，但无论如何都“很难看到语言只实现其中一种功能”[3]73。如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时用的口号“I like Ike”，这句话既有指称功能、意动功能，也因其独特的构成而有审美功能，甚至还有交际功能。 博加特廖夫的符号—功能系统是基于他的民俗研究提出的，他的研究立足于“村民的民俗服装具有多种功能”这样的构想[9]34。从一般的层面来讲，民俗服装具有民族、宗教、审美等功能；不同的性别、年龄段的服装，又具有各自特殊的功能。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博加特廖夫对不同服装间功能转换问题的考察。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服装有不同的主导功能，但它们承载着基本相同的诸种功能。随着服装、情境的变化，这些功能的强弱会变化。如在仪式服装中，仪式功能是主导功能，其他功能按审美、仪式、国家或宗教、社会身份或阶层认同、实用这样的由强到弱的顺序排列。日常服装则以实用功能为主导，其他功能从强到弱的顺序是，社会身份或阶层认同、审美、宗教。博氏指出，“这样的变化涉及一些特定功能的逐渐弱化，同时也致使其他原来较弱的功能强化。”[9]43 博加特廖夫的功能系统很好地体现了系统的动态性。传统研究往往忽略了这种动态性，无论是艺术摹仿自然还是“生活摹仿艺术”，都设定了艺术与非艺术之间存在固化的界限。显然，这是一种还原论的看法，把事物还原为单一的、静态的。但功能作为人赋予事物的特定属性，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静态的。在博加特廖夫的研究中，动态性以功能的强弱变化的形式得到了体现。穆卡洛夫斯基在对功能主义建筑的研究中更指出，“现代艺术中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将审美功能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种则以排斥审美功能为宗旨，这两种倾向最终都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17]18在多功能主导的艺术，如园林艺术、工艺美术中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今天，诸功能的动态性则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了体现，即诸功能的竞争达成了妥协。 从根本上看，功能的动态性是因为功能的使用者，人和人的生活是复杂的、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无论是审美和非审美的替换，还是诸种实用功能之间的竞争，都源自人的意图和意图的变化。由于功能是人在面对外部世界时借以自我实现的方式，那也就意味着功能主义美学的最终目的，是对实在世界的修正和建构。那么，我们就需要追问，布拉格学派试图通过功能美学系统建构什么样的实在？他们又是如何通过该系统来建构实在的？ 三、建构社会实在 在回答上述两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先简单回顾布拉格学派功能理论提出的社会背景。在欧洲范围内来看，一方面，一战后的欧洲千疮百孔，亟须修复；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先锋艺术剧烈冲击着人们固有的观念，大众在此时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固然可以用“百废待兴”来形容此时的欧洲，但它同时也是面目全非的，甚至是礼崩乐坏的。在捷克，语言学家们认为，自1920年代以来日益活跃的文化活动亟须一种“语言的现实性”(concreteness of language)为之提供稳固的基础[18]331-333。捷克甚至颁布了捷克语拼写规则(Rules of Czech Orthography)，成立了捷克语词典办公室(Czech Dictionary Office)。总体来看，此时的欧洲和捷克，都需要建立一种动态的稳定性和整体性。联系到布拉格学派和极富重组世界激情的先锋艺术家们的密切关系，可以认为，功能主义美学系统正是重组欧洲的探索。布拉格学派试图重建黑格尔怀念的“诗的时代”：社会成员和社会间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个体是独立自足的个体的同时，也是整体中的一员，但社会并不成为一种异己的、外在的力量。用他们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上文提到的“功能是结构的功能，结构是功能的结构”，个体在系统里既有独立性，又和其他个体有不可割裂的联系。但这个理想没有实现，他们建构的——更准确地说，他们的建构所导致的是“散文时代”。 布拉格学派重建这种有机社会的第一步，就是通过功能的“区分”能力来确立个体的独立性。上文已经论述了审美功能具有的区分作用，和审美功能一样，实用功能也具有区分能力，博加特廖夫对此有很独到的认知。他指出，儿童服装具有年龄区分的作用[9]77。实际上，成年人、男性、女性的服装都具有相同作用。如果去除把年龄作为区分的特定对象这一点，那区分就涉及不同的群体和阶层。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群体或族群的形成以及他们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群体和族群，都依赖于对某种功能和功能系统的高度认同。反过来看，功能的转换和分化则导致了这一群体的转变和分化。 “区分”的另一面就是“聚合”，聚合其实是一种简化的称谓，它的实质是社会的团结。服装的某种功能把不同的性别、年龄和职业区分开来的同时，也把具有这个特征的个体聚合到一起形成相对稳定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所有功能都必须遵从这一功能，进而影响甚至决定了主体的选择，博加特廖夫即指出，服装的“主导功能如果足够强大，它会迫使人承受不舒适感，甚至痛苦”[9]34。 在“聚合”这方面，以布拉格学派的学者为主的捷克语言标准化(即赋予语言标准功能)运动能为我们提供更好的例子。20世纪以来，捷克发生过数次语言标准化运动，1918-1945年间这一次正逢布拉格学派的经典时期，学派也就成为这一阶段的语言标准化运动的主要力量。所谓的语言标准化，从较浅的层面来看，即上文提到的为捷克提供“语言的现实性”；就其深层来看，其实是为了语言的纯正。捷克学者内尔·博梅尔(Neil Bermel)指出，功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于语言纯正主义。语言的标准化实际上试图建立一种“可变的静态”标准语言，而语言的纯正主义则召唤一种本真的、稳定的语言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把功能主义应用于语言，其实质是把语言视为纯正的[19]117-121。当然，语言的纯正化是很普遍的，无论是中国推广普通话，抑或日、韩试图减少其文字中的汉字数量，其实质都是语言的纯正化。究其深层原因，就是试图减少异文化的影响，使本土文化(亦即“本真”的文化)提供更多的凝聚力。 但以实用功能来提供聚合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诸种功能之间是竞争的关系，而实用功能自身没有促成诸功能和解，即辩证地否定对方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它们可能会促使形成某个共同体，但无法团结诸多共同体，以形成社会的有机团结。在诸功能里，唯有审美功能具有这样的能力，“无论在哪里、何种情境中发生，审美功能都是对功能性的辩证否定。……审美功能越强大，它越使某物自身成为目的，实用目的也就越被阻碍。”[5]244一般而言，学术界倾向于把这种辩证否定能力视为审美功能使某物凸显其自身，进而成为艺术作品的依据，但跳开这种观念，它起到的实际上是聚合的作用。具体地讲，审美功能对实用功能的辩证否定有效地阻碍了诸功能的竞争，促使它们和解。 促进各功能的和解首先体现在实用艺术上。在穆卡洛夫斯基的理论中，部分艺术类型出于其独特的实用目的，有可能不以审美功能为主导，也有可能把某种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并置[8]10-12。前者如建筑，后者如工艺美术、园林艺术和宗教艺术。建筑艺术无论何时何地都以实用功能为主导，但诸功能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原因正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审美功能辩证否定或渲染、阻碍了实用功能。后一种类型中，审美功能与某种或多种实用功能并置。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没有哪一种实用艺术把两种或多种实用功能并置，因为诸实用功能之间并不能相互辩证否定，唯有审美功能具有这样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博加特廖夫的研究固然有其特殊性，却值得商榷：他认为实用功能作为主导功能且足够强大之时，足以迫使主体接受与该功能伴生的不舒适感，这样的观念没有充分意识到审美功能的作用，也没有意识到再强大的主导功能，也会被其他功能取代。 沿着这个思路，最终得以呈现的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穆卡洛夫斯基就曾指出，晚近以来“艺术之外的生活越来越多地审美化了”[5]31。在现代社会里，“日常生活审美化”已经成为普遍状态，审美功能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就好像围绕着一些客体的空气，或者就像是黑暗和光明的混合”[5]244。无处不在的审美功能已经普遍和实用功能并置，或者是因为审美功能无处不在地渲染了实用功能，从而成功地辩证否定了诸实用功能之间的竞争，促使它们达成和解。如果我们从对“人对事物的使用”这样一个狭隘的思路中跳出，以“在面对外部世界时人的自我实现的方式/模式”这样一个思路来考量，那这样的社会状态，正是穆卡洛夫斯基和布拉格学派想要追求的社会的有机团结。在其中，个体扮演着不同的、相互竞争的角色，但审美功能促使个体和解，从而达成社会团结。 就一开头提到的社会背景来说，布拉格学派的功能主义美学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即以审美为世界立法、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这种赋予审美普遍立法者地位的美学观念几乎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审美及审美想象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它实现了王尔德“生活摹仿艺术”的预言。不同于晚近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布拉格学派审美功能研究完全立足于艺术自律研究，除了审美规范之外，审美功能没有责任和义务兼顾其他规范。就此而言，布拉格学派试图重建“诗的时代”就其逻辑而言是自洽的。问题在于布拉格学派似乎没有预见这样的未来，即晚近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所表明的，与普遍审美化伴生的是消费主义的滋生与横行。这已经成了整个世界需要面对的现实。这就暗示了道德规范是外在于个体的，换言之，个体必须接受外在的规范的统辖，因此，个体不是自足的。那么，“诗的时代”的理想也就破灭了。 从根本上来讲，布拉格学派的理论是一种形式主义理论，出于对心理主义的反动，这种思潮普遍摒弃了审美研究中的心理因素，也就放弃了基于心理的规训、内化，进而由个体过渡到超个体，完成对心理的反动的过程。然而我以为，促进社会有机团结与个体的心理、德行等的塑造是紧密相关的，否则世界就可能沦落为“美的”，但是无德行的。纵观古往今来的审美教育理论，其实都不回避对心理和德行的塑造。这对于当前我国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状况来说，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 ①当然，这不意味着雅各布逊不使用“审美功能”这个术语。 ②标勒在1918年首次提出了语言的三种功能，分别为宣告(profession)、触发(triggering)和表征。1934年，他修改了前两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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