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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0)05-0001-06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他把党的建设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他一生都致力这一伟大工程的建设，以至最后耗尽了自己的心血。毛泽东的党的建设理论异常丰富、深刻和完整，包括理论建设、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诸多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本文仅是学习毛泽东有关党的理论建设的一点体会，旨在说明，理论建设是整个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础，建设一个大党，非学习不可；理论建设的基本任务是把研究理论、研究现状和研究历史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党的理论建设的根本；要注意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理论思维的缺点，大力加强理论建设。
一、要建设大党，非学习不可
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但它本身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和人类智慧的结晶。它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理论是普遍适用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是中国党的优点。
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知识阶级“文化程度非常之低”，“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也不能自外于此[1]415。他们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甚为低的基础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理论准备的不充分。党有很强的革命性，在成立后便立刻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实际运动。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十分注重实际运动，但轻视理论建设[2]，因而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高。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在莫斯科学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便自命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并没有把握其精神，只知盲目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结果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教条主义者虽然把毛泽东的正确理论诬篾为狭隘经验论，但他们并不重视党的理论建设，党内没有学习理论的空气。
中国共产党真正重视党的理论建设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始的。毛泽东本人从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就注重理论研究，注重理论的指导意义。还在1920年11月，他就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新民学会不应是“情感的结合”，而应是“主义的结合”，“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3]554。他又认为：“思想进步是生活及事业进步之基。使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是学术研究。”[4]9为此，他发奋求学读书。毛泽东是新民学会的领导者。他的上述言论反映了他对“主义”的极端重视。这里的“主义”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5]39。
在党成立后，毛泽东和党内其他同志一样，忙于把初步学得的理论运用于实际运动，无暇顾及对理论本身的研究。但他有擅长理论思维的优点，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调查研究，对实际运动提出的重大问题做出理论上的回答。他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在第二次国内战争前期，毛泽东已初步形成了有关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封锁、包围和频繁的战争的环境中，毛泽东很难得到理论书籍和报刊，更无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和著述。他发出“知识饥荒”的感慨，希望上海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常寄书报[6]28。他深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为此他十分注重红军内的政治理论教育。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哲学）的系统研究和将中国革命经验上升为完整的理论是在长征到达陕北后。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著作看，我们可明显地感到他在研究理论后写的著作的理论色彩和理论深度比起以前的著作要大大前进一步，可以说是上了一个台阶。他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则从哲学上论说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在批评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的同时批评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说明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的道理。他以自己的理论研究和著述推进了全党的理论建设。
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讲了学习问题，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于解决的大问题。他特别强调党的主要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他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7]533他号召全党开展学习运动，进行学习竞赛。这是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把理论学习作为亟待解决的任务严肃而认真地提到全党面前。在此之后，他又说：“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党中央。”[8]185毛泽东在动员学习大会上从多方面说明了学习的意义、学习的态度内容和学习的方法。在毛泽东领导下，理论学习成为党的一项经常性任务。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它不仅直接规定着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规定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且决定着党的风气和干部、党员的党性修养，决定着党的领导能力和党的战斗力。党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建设的基础，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理论上差之毫厘，实践上会谬之千里。马克思、列宁首先注重的是从理论上建党。在中国特殊的环境里，党的理论建设对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提高党的战斗力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又多次提出读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提高全党理论修养。他指出，要作出计划，组织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而没有这样一支队伍，对我们的全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进入21世纪，党中央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任务，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建设大党，非学习不可”思想和实践的继承和发展。
二、中国化：研究理论与研究实际、研究历史相结合
毛泽东有关党的理论建设内涵十分丰富，不只是读马列的书，学习和研究理论，而且包括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其目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现实实际和历史实际相结合，使之具体化，以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不能自发产生，需要刻苦读书、学习。党的理论建设的前提条件是认真读马列的书，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离开了读马列的书，党的理论建设无从谈起。毛泽东自己率先垂范，用功苦读，同时大力号召全党看书学习。他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任务，要克服工作忙和读不懂的困难；工作忙，要用钉子精神挤出时间读书；读不懂，要用攻读精神读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始终感到党的理论修养不高，亟须提高。他提出，要培养学习理论的兴趣，读书要养成习惯，形成风气，形成制度。他说：“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学习。”又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形成风气，没有风气是不会学得好的。”[9]260-261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的学习，批评有的干部不读书不看报，没有读书的习惯，把剩余的精力放到打扑克、看戏、跳舞上去。
在如何读书学习上，毛泽东十分注重方法，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理论。他提出两个原则，一是要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学习，不仅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要理解它的精神实质，学会它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反对孤立地、片面地、寻章摘句地学习个别原理和词句；二是要以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有的放矢，联系实际，反对静止地、无目的地死读书，反对照搬照抄，要独立自主地学会按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办事。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10]23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他在不同时期提出学习不同的马列的书目。直至晚年，他还谆谆教育全党，要读马列的书，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毛泽东提出的学习的任务不仅是读书，更重要的是要研究现状，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工作是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现状，没有这一条，所谓中国化，所谓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都是一句空话。认识中国和世界的现状最根本的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深入的、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以认识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世界形势的特点，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一点，迷信书本，不顾中国的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关于如何研究现状，如何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有大量的、精辟的论述。这里仅强调一点：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调查研究工作也是长期的，永远不会完结，也不能完结。情况在不断变化，只有不断进行调查研究，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才能不断地认识新事物，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在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时说：“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11]252-253不做社会调查，脱离了实际，理论、路线和决策势必错误。而在这种情况的所谓的理论创新、理论建设只能给党带来挫折以至灾难。因此，社会调查，研究现状，这是党的理论建设的基本功。要做好这一基础性工作，唯一的方法就是走出大洋楼，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下苦功夫，调查研究，向群众寻求真理。若靠几个秀才，在大洋楼里，从书本到书本，从文件到文件，是搞不好理论建设的。
党的理论建设不仅要研究现状，认识中国的今天，而且还要研究历史，认识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毛泽东提出要研究历史，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历史遗产，这既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一个深化。马克思主义要真正成为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联的思想理论，那它不仅要与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从而具有中国内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珍贵品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理论概括。毛泽东曾尖锐地批评只懂外国不懂中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指出这是忘记了自己的祖宗[12]797。今天，许多理论工作者只讲马列老祖宗不能丢，却从不讲中国自己的老祖宗同样也不能丢。其实丢了马列老祖宗固然要亡党亡国，丢了中国自己的老祖宗那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就中断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血脉，同样也会亡党亡国。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两个老祖宗都不能丢，中国共产党人应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内含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除了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外，还同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厚的国家有关。在现今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一个文化贫瘠的国家里生根、开花和结果。
毛泽东始终把研究理论、研究现状、研究历史三者密切联系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是三者有机的结合。因此，理论家们千万不能把研究历史看成只是历史学家们的事，而与自己关系不大。今天理论家们对历史文化知之不多，因而只能任凭历史学家们去说。人家说尊孔，他跟着尊孔。人家说国学，他亦跟着说国学。理论家们对此无发言权，这种状况是应到改变的时候了。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必然会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自觉地意识到要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上升到理论，即“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鼓励研究实际，鼓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3]373-374。正是有了这种理论建设的自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逝世后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三、哲学是党的理论建设的根本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博大精深，主要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不能分割，有机结合成一个体系，其中的基础则是哲学。毛泽东特别重视哲学。这不只因为他青年时代就酷爱哲学，更主要是由哲学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它是世界观、方法论，从而成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
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认识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4]15。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曾集中精力钻研哲学，从哲学上思考、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他亲自到抗大系统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前后达三个月之多，因“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而中断。他说，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是高度的和严密的科学性、同彻底的和不妥协的革命性密切结合着的、一种最正确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是指导革命运动人员的必修的科目。他又说，我们的革命实践本身也是一种科学，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则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革命中间的错误无一不是违反辩证法的，但如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绝大的效果[16]10，42。1938年，他收到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认真研读，并写有读书日记。在一次小型会议上，他说，《社会学大纲》他读了十遍，极力推荐大家学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其中缺读《新哲学大纲》的批注）是在他延安时期研读哲学的真实记录。正因为他本人刻苦钻研哲学，所以具有很高的哲学修养，善于从哲学上思考中国革命和建设，因而比其他的革命领袖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成为巨人中的巨人。
由于哲学的基础地位，毛泽东把学哲学、用哲学放在党的理设建设的首位。在延安，他在自己窑洞里组织学哲学，并建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从而推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学哲学、用哲学。在整风中，他提出，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他为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规定的学习内容“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为了解决学哲学的教材，他建议由艾思奇主编《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是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运动，许多干部终身受益，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注重学哲学、用哲学的优良传统，其意义十分深远。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比较缺乏马列理论，提出了干部必读的十二本马列著作。他以唯物史观总结中国革命基本经验，写作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唯心史观破产》等论文，要求在全国开展唯物史观的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注重哲学的研究、普及和通俗化。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号召领导干部学哲学。他说：马克思主义学问中，“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16]396因此，他劝同志们要学哲学，培养学哲学的兴趣，养成学哲学的习惯。
1956年苏共20大后，他注重从哲学上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总结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他认为斯大林犯错误，从思想上、哲学上讲是部分地、严重地违背了唯物论辩证法，搞了唯心论形而上学，思想僵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针对斯大林的错误，他强调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批评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论。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苏联为鉴诫，写作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为党的理论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忽视哲学的倾向，他在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哲学问题，提出要广泛宣传对立统一观念，让辩证法从哲学家的圈子里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他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哲学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哲学问题。
毛泽东注意到苏共在理论建设上存在的问题，认为赫鲁夫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既丢了马列主义的根本，又没有抓住斯大林错误的主要之点。如前所说，列宁是重视理论建设的，但列宁之后苏共就不怎么重视了。对此只要翻阅一下苏共党建理论著作就一目了然①。他们党建理论主要讲的是组织建设，很少讲理论建设、思想建设，更无把研究理论、研究现状和研究历史三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思想，结果从教条主义走向修正主义。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苏联不重视理论及文件”。“苏联文件不重视理论，没有理论兴趣，不讲哲学，文法也不对，光说些事务上的事。……不讲这些东西，于革命事业不利。”[17]16-18他又认为，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们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赫鲁晓夫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18]601。赫鲁晓夫和苏联理论界在批评斯大林不讲自由、人道，犯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的错误时走向另一极端，否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化。苏共把“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等抽象的、空泛的口号作为奋斗的目标和纲领。对此，毛泽东说，在苏联党的干部队伍中有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有权、有势、有钱。赫鲁晓夫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高薪阶层。赫鲁晓夫讲的全民党是一种欺骗。这些人的思想反映到《苏共纲领草案》中。“这个高薪阶层对低薪阶层毫无人道主义，而赫鲁晓夫却大讲人道主义。其实，现在苏联社会是很不公正的、很不人道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了。”“所以说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或者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19]463-464
理论来之于实践，又能动地反作用于实践。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也可以变物质。毛泽东指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就说的是精神可以变物质。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指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引者注）、全民党、全民国家，一言丧邦[20]445。赫鲁晓夫的思想逐渐演变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最后葬送了苏共。毛泽东的预言为历史所证实。苏共不重视理论建设，不重视哲学，由教条主义走向修正主义，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值得我们注意和记取。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等固然都很重要，都攸关党的前途和命运，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某一建设可以凸显出来，作为一定时期内党的建设的重点，但就总的来说，理论建设更为基础，更为根本。为什么？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理论是指导思想的基础。理论错了一切皆错，而理论上的错误又不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也不是能在一出现时就能发现的。实践对基础理论的检验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政党，是由从理论上的蜕变、修正开始的。因此，对共产党来讲，重视党的理论建设，怎样进行党的理论建设，在实践过程中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这是一个长期面临的、需要认真对待的、攸关自身命运的大问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世界观是根本。党的理论建设要抓住这个根本。当革命和建设中出现问题和曲折时，毛泽东决不就事论事，而是力图从哲学上找出失误的原因，从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总结经验教训，提倡辩证唯物论的教育。他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等著作和谈话都体现了这种精神。他一贯认为，为了做好工作，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必须研究哲学，学习哲学，普及哲学。他号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他仍密切关注学术界、理论界的哲学研究。他多次批评党报《人民日报》不关心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他严肃地指出：“人民日报社论不涉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的报纸。”②又说：“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21]148直至“文化大革命”中，他还提出要学哲学，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以免受骗上当。毛泽东晚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从另一面说明理论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陈云等在拨乱反正、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时运用的思想武器，正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即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他们充分肯定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学哲学的意义，提出全党要重视学哲学，重点是学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陈云说，毛泽东亲自三次给他讲要学哲学，他学习后受益很大。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他说：“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得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22]285邓小平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指出：“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哲学的意思。”[23]303-304邓小平一再说明，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据邓小平、陈云的意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专门写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论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充分肯定毛泽东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出贡献。
哲学不仅是世界观、方法论，也是人生观、价值观。哲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精髓，也是整个共产党、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因此，我们要十分注重哲学的研究、普及和运用。海涅曾说，康德把德国引入了哲学的道路，使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24]307。我们也有理由说，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哲学成了一件党的事业，民族的事业。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领导干部都成为哲学家，但我们要求每一个领导干部（尤其是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干部）都关心哲学，自觉地学哲学、用哲学，有较高的哲学修养，以加强领导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新性和以提高自己的党性修养。
中华民族有注重经世致用和直觉的优良传统，但也有轻视理性和轻视理论思维的缺点。一个民族要想站在时代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们应自觉克服传统思维的缺点，高度重视理论思维。不重视哲学，缺乏哲学修养的领导者，很难具有战略思维，把握方向，抓住关键，驾驭全局；很难成为一个清醒的、称职的领导者，甚至会在复杂的形势下，迷失方向，走上邪路。我们要继承和弘扬毛泽东开启的注重哲学的优良传统，使中华民族能站在时代的前列。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理论建设是党的基础建设、根本建设，建设一个大党，非学习理论不可，而哲学又是理论建设的根本。高度重视理论建设，高度重视哲学的学习、研究和普及，这是毛泽东党建理论的一大优点和特点。
收稿日期：2010-07-08
注释：
①为写本论文，笔者查阅了中央党校图书馆有关苏联从30年代到80年的党建理论著作，其中有斯列波夫主编的《党的建设研究提纲》（30年代）、《苏联共产党的建设论文集》（第一、二集，50年代初）、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集体编写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建设》（1980年）等。
②毛泽东：《关于〈人民日报〉等报纸的理论水平的批语》（1957年4月2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又见《关于〈人民日报〉要注重思想理论工作的批语》（1964年2月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