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_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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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产业结构能否顺利升级对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当前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现状是与1949年以来实施的偏城市化金融政策紧密相关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借鉴前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实施的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战略;与之相适应的是,国家在金融资源的配置方面,实施的是偏城市化的金融政策,这种政策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方面成效显著。与过去相比,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发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农村金融的发展也不例外。农村金融发展不仅包括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还包括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受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制度性缺失和功能性缺失的影响,农村非正规金融已经成为农村一种非常重要的融资渠道。钱水土等(2007)的研究表明,1985—2003年间,农民年均借贷资金的70%以上直接来源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农村非正规金融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方面作用明显,其对第一、二、三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有重要作用。国外学者也有相类似的研究结论,比如Jain(1999)就明确指出,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具有独特的信息筛选优势,其对促进农村投资形成的作用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

      既然农村正规和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到底如何?现有的文献并未给出全面合理的回答。基于此,本文拟在评述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我国31个省级单位1998—2012年的数据,实证考察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本文随后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将对国内外文献进行述评;第三部分为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理论分析;第四部分为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最后是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鲜有学者直接研究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更多的是直接研究金融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与国内学者们的研究相比,国外学者的研究较为全面,既有专门的理论研究,也有专门的实证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Boot和Thankor(1997)作为银行主导型的金融支持模式代表,认为银行自身具有天然的风险谨慎性,基于资本逐利性和避险性的考虑,银行对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往往尤为慎重,即便这些项目以后可能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银行往往也会惜贷,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某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银行主导性的金融支持模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够明显。Allen(1993)作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支持模式代表,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金融机构在放贷的过程中会着重考虑资金的安全性问题,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金供给主体多,对发展前景明朗的产业,融资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因此他认为产业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逐步朝高级化阶段发展。Levine(1998和2002)并不赞同前两者的观点,他认为金融体系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体现在提供金融服务的效率上,金融机构差异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是第二位的。此外,Boyd和Smith(1998)、Huybens和Smith(1999)也并不认同Boot和Thankor(1997)以及Allen(1993)的观点,他们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产业发展的不同周期,银行和金融市场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应该是存在差别的,在必要的时候,银行和金融市场所发挥的作用应该是相互补充的。很显然,从理论上来看,对于金融应该以什么模式来支持产业结构的升级问题,国外学者们的意见是显著不同的。

      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外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Wurgler(2000)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与投入到成长性产业的资金量成正比,金融市场越发达,投入到成长性产业的资金越多,反之越少;也就是说,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的,金融市场越发达的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越快。Beck和Levine(2002)重点实证了金融机构与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有效的金融发展与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不仅有利于新企业的成长和发展,还有利于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是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增长的最有效机制。也就是说,在健全法律机制的保障下,有效的金融资源配置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Fisman和Love(2002)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不同产业之间的关联率越高,从而产业结构升级越快。Binh等(2005)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间存在门槛效应,只有金融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金融发展水平才能够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市场导向型国家和银行导向型国家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存在差异,前者有利于高风险企业的成长,后者有利于传统型、低风险型企业的成长。

      与国外学者一样,国内学者们对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研究。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可以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比如,施卫东(2010)、孙晶和李涵硕(2012)、邓向荣和刘文强(2013)在分析金融集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实证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结果发现:虽然金融集聚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存在差异,但金融集聚的确能够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还有部分学者认为,考虑到我国金融体系并不完善的现实,金融并不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比如,何海霞(2013)以河南省1996—2011年数据为例,实证考察了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河南省整体金融发展并未对其产业结构升级起到应有的支持作用,银行信贷投放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能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范方志和张立军(2003)的研究表明,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水平低,金融结构转换速度不快,直接妨碍了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反过来,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又导致金融业发展缓慢。鲁钊阳(2012)的研究则表明,金融能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还必须充分考虑财政因素,财政金融的联动才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明显高于金融政策。

      通过梳理既有文献资料发现,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方面,且对金融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也鲜有学者从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的视角来研究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问题。基于此,本文拟在弄清楚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作用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机理的基础上,运用我国31个省级单位1998—2012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与现有文献资料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深入研究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作用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理。对金融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理,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是至今没有学者从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的角度来探究其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机理。(2)本文将使用我国31个省级单位1998—2012年的完整数据来进行实证,可以有效规避单纯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或跨国数据来研究所存在的诸多缺点,可以更好地分析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三、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理论分析

      要弄清楚农村正规和非正规金融发展作用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理,首先必须明确农村正规金融、农村非正规金融和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本文认为,农村正规金融指由政府批准成立、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和金融法律法规约束的金融组织及其资金融通活动,而农村非正规金融则指由市场主体自发成立、游离于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有效监管之外、且不受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约束和保护的金融组织及其资金融通活动。一般来说,农村正规金融主要服务于具有一定资质的农村融资主体,而农村非正规金融则主要服务于农村低端市场,更多的是作为农村私营企业和个体农户的外部融资渠道(Mohieldin和Wright,2000;Tsai,2001;Dasgupta,2004;Ayyagari等,2007)。与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相比,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则更为复杂,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和国情背景下,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容并非一样,但最终都是围绕着资源在区域范围内不同产业间的优化配置问题而展开(张琴,2010)。结合我国的实际来看,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作用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通过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提升农业经济的发展质量,提高农业在整个区域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进而扭转农业在制约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劣势,实现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一)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分析。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来看,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传统的银行业、以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为代表的新型金融机构以及以贷款公司、农业保险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无论是农村传统的银行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还是农村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其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直接制约着农业资本的形成,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储蓄总量的增长和储蓄—投资转化率的提高是资本形成的两个最基本条件。农村传统银行业的发展不仅可以直接有效地动员农村储蓄,还可以提高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有利于农业资本形成和农业经济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对农业资本形成和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虽然与农村传统银行业相比有一定的差别,但其在有效满足种养殖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方面的成效显著,其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据笔者调研发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在农村的发展非常迅速,部分国有银行网点较少的农村地区甚至是城市郊区,村镇银行发展快,农村互助资金社和小额贷款公司等在农村地区也有广阔的发展市场,它们比传统银行部门更灵活、更便利、更能够及时满足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更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按照现有的银行贷款审批程序,一笔贷款从申请到最终放款,短则两个星期,长则半年,这对急需用款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是严峻的考验。而对诸如村镇银行、农村互助资金社、小贷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来说,它们熟悉融资对象的具体情况,且贷款审批很多就在农村地区的网点进行,手续方便,程序简单,有利于及时解决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第二,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直接制约着农村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一般来说,在成熟的金融市场,资金供给者往往能够通过有效的信息评估机制和信息甄别机制,准确识别资金需求者,科学合理地评估资金需求者的项目,降低信贷风险,促进经济发展(鲁钊阳,2012)。随着农村正规金融的逐步发展壮大,以种养殖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服务组织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问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这可以直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事实上,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内部经济结构会发生显著变化,工业和服务业会迅速发展,这会直接促进农村内部的产业结构升级;同时,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总产值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区域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分析。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当然,在国外,即便是有些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的国家或地区,非正规金融也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普遍存在(林毅夫和孙希芳,2005)。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学者们对非正规金融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持不同的意见。比如,Masciandaro(2004)和Zagaris(2007)就认为非正规金融是与洗钱风险及金融恐怖主义存在着某种联系,社会负面影响较为明显,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而与之相对的是,Habtom和Ruys(2007)、Jia等(2010)、姚耀军(2009)、吴成颂(2009)及张兵和张宁(2012)则认为,作为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非正规金融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以此为基础,本文认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对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升级区域产业结构具有积极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非正规金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金融缺口问题,有效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为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夯实金融基础。杨兆廷和马彦丽(2013)的研究成果表明,1998—2006年我国农村金融缺口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1998年农村金融缺口为5 397.50亿元,2002年为7 175.22亿元,2006年则为13 002.03亿元;单靠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无法有效解决农村金融的缺口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作用。尽管目前国家并没有公布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规模,但据笔者调研来看,农村各类融资主体几乎没有不与农村非正规金融打交道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在支持农业经济发展方面尤其是在支持欠发达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显著。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没有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部分欠发达地区正常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便难以顺利开展。

      第二,非正规金融自身的独特优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民尤其是分散农户的融资困难问题,进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为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保障。从贷款的角度来看,只有具备一定资质的农村融资主体才可能会成为农村正规金融的服务对象,而受当前严格的贷款审批机制的影响,相当部分的农村融资主体很难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与正规金融不同,非正规金融具有可以较为便捷地依靠人缘、地缘关系获取农村资金需求主体信息的特征,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当部分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融资主体可以从非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据笔者调研发现,除部分资质过硬的农业龙头企业可以及时从农村正规金融组织获取贷款并享受相应的金融服务外,接近45%的种养殖业大户、39%的家庭农场、52%的农民专业合作社、27%的农业服务组织和60%的分散农户会经常通过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解决自身的融资需求问题。很显然,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面,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功不可没。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还可以直接影响到整个区域产业结构,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

      四、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上述部分理论分析表明,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是可以通过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来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充分考虑到我国不同省级单位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若从国家层面来实证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然难以说明问题。基于此,本文拟以我国省级单位数据来进一步实证农村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指标。从既有文献资料来看,与正规金融测度指标不同的是,学者们对非正规金融的测度指标争议较大。比如,陈志武(2005)用民间利率作为衡量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负指标,姚耀军(2009)以此为基础,以民间利率实际值(名义值减去通货膨胀率)来作为测度非正规金融发展的负指标;邵传林(2011)在对国外学者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认为一国非正规金融的规模无法进行统计,只能用抽样调查得出粗略的描述。本文借鉴胡宗义和李鹏(2013)的测度方法,将农村非农户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部分以及农村农户投资中的国内贷款部分之和视为农村正规金融,用农村正规金融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比表示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记为zgjr;将农村非农户投资中和农户投资中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之和视为农村非正规金融,用农村非正规金融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比表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水平,①记为fzgjr。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以经典经验性学说配第一克拉克定理为基础,西方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和霍夫曼等人曾明确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演变遵循这样的规律,即占国民经济最大比例的产业从第一产业转变到第二产业,再转变到第三产业。以此为基础,既有国内外文献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从不同的视角分别测度了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充分考虑到我国当前正处于转型改革的关键时期,第三产业呈现出赶超第二产业的局面,拟借鉴刘玉龙等(2014)的做法,用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来衡量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并记为cyjgsj。

      控制变量指标。从现实来看,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除了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因素外,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还控制了其他一些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变量,包括:(1)区域政府的财政支出水平。本文以区域政府财政支出占区域GDP总量的比值来表示,记为czzc。(2)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本文采用区域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若以prim、mid、hig和uni分别表示区域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居民占区域6岁及以上年龄人口的比重,以0年、6年、9年、12年和16年分别表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区域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记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为rlzb,则有rlzb=6prim+9mid+12hig+16uni。(3)区域的对外开放水平。本文以区域进出口总额占区域GDP总额的比值来表示,记为dwkf。(4)区域的技术水平。本文借鉴武晓霞(2014)的具体测算方法,以区域研发存量占区域GDP的比重来衡量区域的技术水平,记为jssp。(5)区域的人均消费水平。依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可知,区域人均消费水平会随区域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进而会影响到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本文用人均GDP来表示区域人均消费水平,记为xfsp。

      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际过程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往往是一个连续动态的过程,前一期产业结构会对当期和未来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同时,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在农村均广泛存在,虽然两者的服务对象存在差异,但在某些时候,两者之间的互补性甚至是替代性特征尤为明显(吴成颂,2009;崔百胜,2012)。基于此,为减轻异方差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将计量模型设定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把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发展的交互项纳入到模型中,具体如下:

      

      其中:由于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可能会导致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并产生估计量非一致性问题,因此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可以使用差分矩估计法(DIF-GMM)解决这一问题。将(1)式进行差分变化得:

      

      如果

不相关,则可以将

及其滞后项作为

的工具变量,从而可以获得一个无偏的估计量,该方法也就是差分矩估计法(DIF-GMM)。但是,当

趋近于1,或者是当

增长更快时,滞后水平变量就不再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特别是对中小样本来说,差分矩估计法(DIF-GMM)估计带来的工具变量的弱质性可能会产生有偏的系数。对此,可以采用广义矩估计法(SYS-GMM)进行估计,从而确保所得到的β值的一致估计量。为增加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同时使用这两种估计方法,并且在实证检验结果后,本文还将进一步采用稳健性检验进行分析。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基于原始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最终采用的是我国31个省级单位1998—2012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其中,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指标方面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固定资产统计年鉴》和中国资讯行官方网站,其他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宏数据库和中国资讯行官方网站。由于本文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较大,为了科学比较不同年份的数据,文中所有涉及价格度量的指标均采用GDP平减指数进行处理。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依据上文设定的模型及介绍的实证方法,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在表1中,模型I是未加入任何其他控制变量的差分矩估计(DIF-GMM)和系统炬估计(SYS-GMM)结果;在模型II中,本文添加了控制变量,其中,方程(3)和方程(4)分别为差分矩估计(DIF-GMM)和系统矩估计(SYS-GMM)结果,方程(5)为剔除了部分不显著控制变量之后的系统炬估计(SYSGMM)结果。

      

      根据表1中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进行如下分析:

      第一,当期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前一期产业结构状况的影响。由表1可见,回归结果并没有因为添加控制变量而发生实质性变化,在五组方程回归结果中,回归方程都通过了Sargan过度约束检验和残差的序列相关检验,方程的拟合度良好。从历史的角度看,区域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始终处于变动的状态中;但是,从短期看,区域第一、二、三产业结构的变化则并不明显,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更是如此,因此要在短期内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往往是不现实的。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直接涉及整个区域范围内多种资源的重新配置,涉及不同产业之间人、财、物的科学合理流动,更会涉及区域范围内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的重新分配。也就是说,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是极其复杂的,并且会受到前期产业结构现状的影响和制约。

      第二,农村正规和非正规金融发展能够直接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由表1结果可见,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的系数并没有因为添加其他控制变量而发生实质性变化,在五组回归方程中,回归方程都通过了Sargan过度约束检验和残差的序列相关检验,方程的拟合度良好。从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视角看,农村正规金融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说明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这与我国的现实相吻合。从目前我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看,尽管绝大多数农村正规金融机构都办理存贷款业务,但是受抵押品缺失、抵押品不足值或抵押品难变现等原因的影响,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发放的贷款并不多,更多的是扮演着吸收存款的角色。通过金融机构之间资金的调配使用,农村资金通过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更多的是转移到城镇,支持城镇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区域发展的整体视角看,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可以更好地调剂资金余额,将有限的资金配置到能够获取更高收益的行业和领域,这将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当然,金融资源在区域范围内的非均衡配置也会影响农村经济自身的发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只要资金能够流动,能够被配置到不同的领域,长此以往,必将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视角看,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说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也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与我国的实际也相符合。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不仅意味着区域产业结构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被打破,还意味着某些产业会在一定时期内发生质的变化。无论是打破区域产业结构的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还是促使区域某些产业发生质的变化,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单靠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根本难以满足这一需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也在加快,民间资本越来越充裕,各种民间金融机构也在快速发展,作为农村正规金融的补充,农村非正规金融自身具有诸如贷款选择自由、借款数额自由、期限灵活、利率富弹性等多方面的独特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换言之,农村非正规金融作为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重要补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三,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相互作用会直接影响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由表1结果可见,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互补效应明显,这与我国的实际相吻合。虽然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各自所服务的对象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能严格区分。因为与农村正规金融相比,农村非正规金融灵活性强,在获取融资者个体信息方面的优势尤为突出,其在贷款审批和发放等方面的速度快,可以很好地满足农村不同融资主体的融资诉求,以至于部分农村正规金融的服务对象在某些时候也会青睐农村非正规金融。也就是说,基于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自身的特点,整个农村融资主体融资诉求的解决不仅依赖于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还依赖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特别是那些抵押品缺失、不足值和难变现的农村融资主体越来越多地依赖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换句话说,在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升级区域产业结构方面,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的互补效应会一直存在。

      第四,区域对外开放水平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区域政府的财政支出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水平以及人均消费水平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明显。从表1中的回归结果来看,区域对外开放指标的系数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尽管我国吸收和使用了大量的FDI,但受其逐利性的影响,FDI更多的是投向能够快速获利的行业和领域,其自身的溢出性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作用并不特别明显。作为区域自身整体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政府的财政实力、人力资本储备水平、技术水平以及区域人均消费实力会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实践也已经证明,区域自身整体实力强的,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快,成效显著;反之,即便是借助外力的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也仍旧缓慢。

      (四)稳健性检验。为了进一步检验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稳健性,充分考虑到2006年是中国全面履行金融开放承诺、外资全面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政策性银行改革启动和邮政储蓄银行改革破题的关键年份,本文以2006年为界,将研究样本分拆为1998—2006年和2007—2012年两个样本区间,分别检验不同区间的估计结果。②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样本区间无论是1998—2006年还是2007—2012年,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无实质性的变化,其互补效应依然明显,这进一步说明了前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我国31个省级单位1998—2012年的数据为例,实证检验了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且两者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互补效应明显。同时还发现:区域产业结构升级除了受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影响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以区域政府的财政实力、人力资本储备水平、技术水平以及区域人均消费实力为代表的区域自身整体实力的影响,区域对外开放水平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明显。稳健性检验也支持这一结论。

      本文研究结论所蕴含的政策含义可以从三个大的方面来进行概括:第一,要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加快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要强化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自身建设,科学合理地布局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网点,健全农村正规金融服务区域产业升级的法律法规,将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紧密结合起来;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通过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设立专门的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基金,专门用于支持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第二,要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加快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要正确认识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地位,要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看作是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重要补充;要从监管的角度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进行科学合理的引导,确保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能够切实有效地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要强化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夯实法律基础。当然,在加快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同时,还要积极探索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合作,寻求两者共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升级区域产业结构的新路径。第三,要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提升区域自身财政实力,提高区域人力资本储备水平,提高区域自身技术水平;当然,也要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切实将FDI引导到能够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行业和领域。

      ①《中国固定资产统计年鉴》中将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分为农村非农户投资和农村农户投资,按照投资来源来分,农村非农户投资分为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农村农户投资分为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我们将农村非农户投资中和农户投资中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之和视为农村非正规金融。

      ②受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结果此处未提供,有兴趣的读者可直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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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_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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