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整体构想——兼对一些理论观点的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社会发展论文,观点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几年，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受到我国学术界的密切关注。一些国外学者也对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但是，有些论者往往采取“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专注于理论的“当代意义”，缺乏对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整体把握，因此，一些结论和观点显得较为单薄和牵强。只有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找到启迪，才能为揭开苏东剧变之谜寻找一些线索。
一、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既包括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包括恩格斯晚年对东方社会的沉思
19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的视野主要在欧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人类历史演进的几个阶段，主要是根据欧洲的历史概括的。但是，马克思也于50年代开始了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他通过与西方社会的初步比较，认识到东方社会结构与西方社会结构不同。主要表现在：第一，东方社会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土地私有制。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东方（指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1〕第二，东方社会特殊的社会制度——村社制度。第三， 东方社会存在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7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以及革命风暴在东方特别是俄国开始酝酿的形势，促使马克思转向关注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前景。而且，当时有些理论家不顾东西方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的差异，夸大关于西欧历史进程的理论倾向，也引起马克思的高度警惕。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批判了俄国革命者内部的一些人坚持认为他的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对各国都具有普遍意义，而不管每个国家的各自特点的论调。1882年，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的复信中，对俄国农村村社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他首先声明《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不能作为判断俄国前途的依据，他说：“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分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
马克思通过对落后的、半文明的俄国具体情况的深入研究和艰辛探索，作出了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径直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归纳起来，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从俄国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性质、结构及所处的时代条件看，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否有可能性。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到处都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新类型”〔3〕。 并指出，俄国的土地公有制形式虽然遭到资本主义的侵蚀，开始瓦解，但是它依然存在，而且这种公社已不是建立在血统亲属关系上，而是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农村公社的社员在自己的份地上，用自己的力量耕种土地，“并把产品留为己有”。这种内在矛盾使得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具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4〕。而从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历史环境看， 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即是说，“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5〕。
第二，为了使人民“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俄国也有必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马克思是伟大的人类学家和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他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最高形式而结束”〔6〕。从这点看， 俄国农村公社有必要“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7〕。
第三，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必需具备一定的外部和内部条件。在马克思看来，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要尽力排除各种来自公社外部的企图扼杀农村公社的危险，促使公社内部的公有原则是战胜私有制因素；“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8〕； 俄国公社的新生，还有赖于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互补充和相互呼应。
但是，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由于马克思过早地去世，使得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最终没有形成非常完备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体系。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历史地落在恩格斯的肩上。
恩格斯在马克思业已取得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对东方社会发展理论进行探索。1893年，恩格斯在致俄国思想家丹尼尔逊的信中说，无论是根据马克思的意见，“还是根据我的意见，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外部推动，即西欧经济体制的变革，资本主义体制在它最先产生的那些国家中的消灭”〔9〕。1894年， 恩格斯在为重版《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而写的跋中，认为俄国公社本质上是保守的，“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10〕。因此，“从民族制度保存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11〕。
恩格斯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沉思，是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深化和发展。恩格斯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探索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和俄国公社的现状看，俄国公社除了解体以外，不会有其他命运。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以后的十七年间，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村公社的崩溃都迈出很远了……俄国在短短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村公社根子的斧头。”〔12〕俄国也就愈来愈快地崩溃了。
第二，从俄国农村公社发展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看，也不绝对排除避免“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恩格斯认为，要想从俄国农村公社保全点什么东西下来，“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13〕。但同时，恩格斯更加明确地指出：“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和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14〕
第三，从俄国社会的现实和长期发展看，未来社会主义的实现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恩格斯认为：“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15〕至于说未来社会，它应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是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如果缺乏这些，就不是真正意义的未来社会。正如他所指出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民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16〕。
二、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是协调统一的理论体系：既不存在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也不应忽视他们的理论相得益彰的整体效益
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研究较多，而对整个理论体系的另一组成部分——恩格斯对东方社会的探索研究较少。尤其是一些论者不正确地拿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等同于整个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理论转变为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17〕。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的设想是与他以前的唯物史观相矛盾的。还有人在题为《东方道路与晚年马克思的理论难题》的一文中，反复诘问道，马克思尽管“提出了俄国社会可以跨越‘长夫丁峡谷”的设想，但跨越的条件何在？跨越之后俄国社会又该怎样发展？尤其是，俄国具有专制主义传统，如果不经过资本主义文明的洗礼，而是直接由古老的社会形态进入社会主义，那么又如何保障政治上的极权主义不会以一种新的形式复活？”这样，这位作者不仅阉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而且因为马克思晚年理论存在“难题”而否认东方道路的可行性。
实际上，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是整个理论体系不可替代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从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出发，侧重于农村公社内外条件的有机结合，特别是强调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来改造公社的内部结构，更新内在机制而达到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来阐明自己对俄国的社会性质及其独特的社会发展之路的看法，从而构建了落后的国家社会发展的非西方资本主义化道路。而恩格斯则从分析村社制度的落后性及其衰落趋势入手，阐述了俄国及其他经济上落后的国家走上非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和它的先决条件，指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和启示作用。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总体构想出发，尤其联系恩格斯晚年的沉思，可以看出，“东方道路”理论根本不存在什么“难题”。
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中，也片面地跨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差异，常常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社会历史命运和发展前途的判断存在着原则分歧。美国学者诺曼·莱文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人类学》一文中认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历史进程是多线的和发展的，而恩格斯则教条地坚持单线发展论。
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性并没有导致两人理论上的根本对立，相反，正是这种差异性，为整个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是相通或一致的。
在理论上，他们首先都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存在着公私二重性的对立，因此，俄国农村公社存在两种发展前途。其次，他们都认为东方落后国家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痛苦，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种过渡需要各方面的条件，尤其是外部条件。最后，他们都对东方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在方法论上，他们都坚持唯物历史观，坚持认为任何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都要受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客观规律的制约，同时，又坚持社会历史发展多样化，从来没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五大形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更没有将“五大形态”作为世界各国民族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马克思曾经指出，俄国农村公社向何处发展“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恩格斯也没有为马克思所作的结论束缚，而是从马克思去世以后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农村公社日益瓦解的客观实际出发，认为：“如果我们在大约十年或二十年以前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俄国也许还来得及切断它自己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趋势，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 ”〔18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上所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正是他们所坚持的共同的方法论的必然表现。
三、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的总体构想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为分析社会主义的历史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且对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无启迪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和伟大创举，就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特别是俄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且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印证和发展。
但是，一些人由于没有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或者根本无视这一科学理论的存在，从而否定东方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俄国等东方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无论在生产力水平还是在工人阶级数量和组织程度上，都相差甚远，因此，这些国家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 近年来， 国外一些学者又把1989—1991年的苏东剧变当作论据，用以证明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例如，波兰科学院院士沙夫认为，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具备马克思所表达的条件，“虽然不具备所提出的条件，虽然没有得到居民的支持，仍然进行了革命”，“必须把这种革命看作严重错误”，“随心所欲地建立社会主义会造成它的失败”，“这就是这些国家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19〕。俄罗斯一些前共产党人也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原罪”，认为由此开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企图在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因而是“病态的早产儿”。这些重复着当年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反对十月革命的非难和指责，不仅被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经济文化获得迅速发展的事实所驳斥，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设想。实际上，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会在与资本主义较量中逐渐败下阵来，乃至发生1989～1991年间的剧变解体，其原因不在于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在于把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的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和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跨越的生产社会化过程这两件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了。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东方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将是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其中，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的未来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的思想、东方落后国家不要“在农民公社的基础上冒失地投入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试验”〔20〕的忠告，尤其值得人们深思。但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由于忽视这一宝贵思想而导致了教训不谓不深刻、不谓不惨痛。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思想，实行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如果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成功运用和发展，那么，在此以前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则在很大程度背弃了这一科学理论。在此以前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设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21〕，试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直接实行“消灭阶级”、“消灭商品”、“消灭货币”的政策。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问题出自何处呢？问题就在于我们试图超越国情而直接按照西方的模式向共产主义过渡。新经济政策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斯大林提出的“全盘集体化”和“超工业化”发展战略，以及我国的“大跃进”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而试图脱离本国国情建立“以后阶段才可能有的”的制度的结果。实践也证明，这种做法不仅压抑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使已经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后的新社会的优越性不能正常发挥。
我国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在这样一个国度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全新课题。因此，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信象我国这样的经济落后国家可以并已经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建立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72页。
〔2〕〔3〕〔4〕〔5〕〔6〕〔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130、435、451、437、431、441页。
〔9〕〔18〕《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550、550 ～551页。
〔10〕〔11〕〔12〕〔13〕〔14〕〔15〕〔16〕〔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0、500、506、510、500、502、502、507页。
〔17〕参见《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两种设想与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刍议》，《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
〔19〕《未来的社会主义》第322、32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21〕《列宁全集》第43卷第225页，中文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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