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00)03-0009-05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中国社会转型正处于世纪之交的关键时期。在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艰难过程中，中国人传统的价值标准、道德观念受迅速变化的经济关系、社会生活的影响，又不免受到市场经济为背景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发生嬗变、重组以至改头换面。社会阶层日渐明晰化趋势和文化品位类同化倾向，又使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出现多元化和多极化。紊乱、变易、缺乏趋同力和稳定性的诸多现象，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原有文化体系构架离散失衡的历史必然性。对此，学界虽褒贬臧否见仁见智，但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以自然经济结构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借鉴、移植西方文化，消解、超越传统的中国文化。其最主要的根据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两种对立的经济形式。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结构上的伦理型文化，以求善为目标，注重对人际间社会关系的研究，不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缺乏科学精神。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具有流通性、开放性、社会性特点的市场经济难以协调溶合。仅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考察，而忽视了其间的反作用力，上述观点似乎无可微辞。也当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确实和市场经济抵触面大、龃龉甚多，根本性质是冲突对立的。但如果辨证地考察问题，此论的疏忽、偏颇处至少有三个方面。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个内涵与外延不完全等同的概念。尽管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只是经济形式，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涉及经济性质。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各自的政治制度、原有的经济基础、文化习俗背景等差异较大，使得市场经济在目标和动作方式等方面可能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这样，性质上和市场经济对立冲突的中国传统文化未必就一定和社会主义经济水火不容。换言之，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整合的可能性时，首先要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本质、目标、任务的兼容程度。市场经济形式必须为社会主义本质、目标、任务等内容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整合如果有利于社会主义本质、目标和任务的实现和完善，那么，就有必要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非能断然简单地一概排斥否定。
2、传统文化历史地传递映射着民族精神，它既是民族历史积淀凝聚的结果，也是民族精神延展的支点。传统文化以其历史地形成的方式和原则制约规定每一代人的意识、心理、知识形态、行为方式，充当着历史和现实联系的桥梁，因而总是深深地根植于民族的现时代的现实生活。我们要搞市场经济，不能不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状况，在消解超越其负面效应的同时，更应因势利导，弘扬其积极因素，减少转型期文化摩擦而导致的心理失衡、道德的失范、社会秩序动荡等现象。纵观民族的历史和世界历史，社会改革，首当其冲的固然是政权结构、经济制度等社会硬系统。但最后的最为困难的恐怕还是如何消除、超越更为广阔、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作为“社会软要素”的文化冲突。一方面，搞市场经济在价值导向上当然要吸取借鉴西方文化中合理有益的因素，但实际上，是不可能也不该“全盘西化”、摈弃中国传统文化的。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一种文明系统中不会致害甚至会致富的因子，一旦跳离这一文明框架的制约而参与到另一个文明系统中去，就有可能对这一文明系统产生致命的危害，因为这一文明系统中没有制约它的相应的机制。因而，“一个人的佳肴完全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毒药。”[1]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人类性和超时代性必然会使社会的改制转型具有缓冲回旋余地的同时，也使其过程顽强持久且广泛深入新的意识形态中。所以，不能因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根本性冲突而企图割断滋育蕴含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忽视历史积淀的现实状况的任何设想举措，无论其目标是何等合理，前景是怎样诱人，其结果很可能是适得其反，劳而无功的。
3、从文明构成的骨架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看，传统文化以其蕴含的精神法理对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及其动作方式提供必要的参照，发挥纠偏矫正作用。人所共知，物质文明表明人类对大自然压迫与限制的超越和驾驭能力，制度文明表明人类对自身社会关系控制方式和调节水平。自觉自主的主观世界的进步程度则体现人类精神文明的实质。汤因比认为，文明的关键不在于外在的物质方面，而在于内在精神方面。一种文明停滞或衰落不在于它的物质或技术的退步，而在于它的精神或灵魂丧失了生命力。我们不能因为中西经济上存在较大落差，就认为西方文化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完全适应的，有百利而无一害；中国传统文化则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只会妨碍、限制、损害市场经济的健全完善。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有积极的反作用的唯物史观看，恰恰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之间的不对称、不协调、不同步，它才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在价值导向上有着积极的纠偏矫正效应。西方文化传统是“主客二分”富于实证的科学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是“天人合一”，蕴含着深厚的价值判断。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整合，恰好弥补了浸渍市场经济机体的西方文化的不足，有利于市场经济臻于完善。
一、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观念，能够为消除、弥补市场分配机制的弊病和缺陷作参照，有利于缓解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使公平与效率维持动态一致性状况，减少二者过度失衡可能产生的隐患和危害。
尽人皆知，虽然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最有效率的运行形式，但市场机制对调整产业结构、分配国民财富、治理环境污染等问题却是无力的。市场失灵的这些方面需要国家政府作为经济管理和建设的主体，实施必要的调控。在国民财富如何分配问题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存在公平与效率的冲突。这种冲突在我国显得尤为突出。其原因在于，①、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必然导致各种不同价值标准的矛盾和冲突；②、在传统控制机制逐渐失灵，新的控制机制还未建立健全的过程中，许多绝迹的渣滓乘机泛起，腐败现象又死灰复燃；③、我国改革的物力、财力紧缺，活劳动力相对过剩，经济环境吃紧，容易诱发某些追求利益享乐的人投机取巧，以权谋私以及其他公害冒尖。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有其自身的特点。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也就是说，不能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对立普遍化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规定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关系。我们既要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强调效率，强调经济的迅速高效发展，又要重视社会发展、社会公平，重视收入分配差距的社会容忍度。同时，还要深入到分配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中探究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当然，不容否认，由于市场机制固有的缺陷以及体制改革过程中二次分配机制尚不完善，现实经济生活中，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和职工个人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势头仍然很猛。“让一部人先富起来”的本意是鼓励合法经营、勤劳致富，而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通过投机、贪污、欺诈致富。为此，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也要看到一种倾向，就是有的人有的单位只顾多得，不但不照顾左邻右舍，甚至不顾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和纪律。这就造成不合理的苦乐不均，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对待这些财富分配的不合理问题，政府运用经济法规的硬约束无疑是必须的，但是，单凭健全二次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机制，是很难从自觉性上使各个利益主体在财富分配上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均贫富的大同观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 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贼乱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3]这些观点虽然有其根深蒂固的小国寡民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和社会化大生产为背景的市场经济背道而驰。但这种心理惯性对抑制贫富悬殊的加剧显然有积极的正效应，也是公民支持、理解、贯彻二次分配机制中政府转移支付、筹建公共设施的社会心理基础。从管仲的“陆、阜、陵、谨、井、田、畴均，则民不憾”，到秦未农民“苟富贵，勿相忘”，再到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始终贯穿着均贫富的大同观念。所谓“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4]，传统文化中这类观点和社会主义精神有着惊人的相似处。其对市场初次分配不公、政府二次分配的漏洞的纠偏矫正是显而易见的。实行市场经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可避免地会朝着效率为主的方向发展。在以效率为主、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分配差距呈日益拉大的趋势。收入分配出现的问题除了运用税收和社会保障作为调节的两大支点逐步解决外，还应该发挥传统文化蕴含的同类相恤、同族相助的亲和力，通过捐助、慈善事业保障社会公平，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合理制衡，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即全体公民利益的相对平衡。
二、整体本位、国家民族至上的价值观，有助于扼制、消除市场经济条件下极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滋生蔓延，理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强化全国经济一盘棋的观念，减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在经济现象。
中国古代哲学以“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为最高境界。与此相联系，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整体本位，以整体为基础消融个体的心理定势。表现为传统文化注重社会人格，不注重个体人格，主张以忠孝等伦理纲常来认知、体验、评价个人的存在及其与家庭、国家的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市场经济是发达的、以价值积累为目的、以交换为形式的商品经济。从法律角度看，交换经济是有条件的权利让渡，不能没有交换的主体。交换主体既包含国家政府，也包含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一切自然人和法人。经济主体间摆脱了以往人与人的依附、隶属关系，通过货币和实物的依赖关系发生交往。每个主体在市场活动中都是自由平等的，不会因不平等的地位而受到胁迫、强制，发生无可选择的违背自主意志的经济的关系。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参与经济活动的每个主体都有独立的利益。他们要生存发展，就必须遵循价值规律，以利润积累为目标，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导向，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求发展。树立自己的独立人格，培养自立、自强、自尊、自信的价值观。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以价值增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各个经济主体在形成独立、自主、平等意识的同时，极端个人主义、单位地方本位主义也会潜在地滋长。在社会转型时期，法制尚不健全、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就可能发生：①、分权自主化倾向削弱中央宏观调控力度，使以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实现成本增大。各部门、各行业、各地方、各单位在不具备完全及时准确信息的情况下，盲目地在区域性市场按供求规律追求利润积累，参与市场角逐，很可能引发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中央虽然采取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综合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促使经济的总量保持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促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但是，受自求生存发展、自求资金积累、自求利益分配的驱使，各经济主体的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整体观念仍然会相对弱化。从而，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总原则，即既要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维护国家宏观调控的集中，又要在集中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也难以得到切实地贯彻执行。理论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判断工作的标准，即“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5]不能得到全面、深刻、科学的理解，实践上，会出现地区封锁、行业壁垒、信息独享等人为垄断现象，导致发生市场条块分割、流通失序，阻碍整个国民经济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换代；②成本最小和利润最大化的价值导向会诱发企业以邻为壑、转嫁成本，造成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大。理性的经济行为主体往往只拿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进行比较，以决定经济行为的取舍。忽视或无视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出现外在不经济的恶劣后果。外在性会导致资源配置失当和社会福利的损失，环境污染即是典型的例子。政府如果通过法律条例进行控制，首先是要制定明确的、可操作的控制污染的标准很困难，其次是执行过程中企业的顽强的讨价还价会引起相当大的实施成本。单凭经济奖惩手段，还存在量税问题。显然，解决第一个问题除了健全相应的经济法规、行政法规外，倡导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至上整体位价值观是不无裨益的。《书经》有“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治安策》有“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格言，苏洵说过：“贤者不悲其身死，而忧其国之衰”，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这些传统观念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深入人心，那么，在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指导思想下实现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就会顺畅稳健，问题少，代价低。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固然要界定、理清产权关系，有完备的产权法规等硬件机制作后盾。但是，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差效应，还必须辅之以能够内化为人格境界的软件控制要素。像“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6]、“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7]、“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8]等互助友爱、和气生财的传统价值观，就会在心理倾向上有助于消解各种道德沦丧、损人利己的动机，遏制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外差效应。
三、先义后利、义利统一，追求高尚人格的价值观有助于从社会心理上遏止、抑制金钱拜物教的滋长蔓延，弱化追逐物质价值的动力，优化和稳固精神需求的支柱。
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商品拜物教”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潜滋暗长，如果没有相对扼制观念冲销，最终就可能成为燎原之势。因为人们的交往关系和社会关系已经为商品和货币所掩盖。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在矛盾外化为商品本身与货币的矛盾时，货币便成了一切商品的价值镜，从而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实物符号，货币拜物教也就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了。在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使社会财富迅速增长，客观上刺激了人们的求利欲望。改革开放前，由于收入水平的相对平均化，固定化和供给短缺，财富匮乏，人们的利益欲望维持在普遍低下的水平上，大家平等相处，相安无事。今天，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档次不断地迅速地拉大差距，追逐金钱财富。沽名钓誉、崇尚享乐的物质实用主义和名利思潮冲击着现代人的观念与生活，人们的利益欲、享受欲急剧膨胀，由此出现了道德滑坡、人格丢失等一些丑恶、阴暗、卑鄙的社会现象，金钱拜物教价值观无孔不入，它把人生价值与商品价值等价处理，用财富、金钱评判人的价值。人际间的关系被视为纯粹的金钱关系。有些人甚至把人格、良心、权力货币化和商品化，只要金钱，不要理想情操。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生产也是不行的。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会受到破坏，会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成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避免金钱成为衡量人的唯一尺度，人沦为物的奴婢，成为纯粹的自然人和经济人，避免人的主体性逐渐地全面丧失。对此，政府显然不能用法律制度进行规范治理。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要清除市场经济的这些负面影响，除了广泛地宣传倡导共产主义道德思想外，大力挖掘利用传统文化中合理的价值观资源，不失为古为今用的捷径。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10]等，对金钱拜物教无疑是消解的良言。在此，作者想要申辩的是，不少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重义轻利的倾向，其实事不尽然。就儒家而言，孔子虽然“罕言利”，但并不一概反对利，而是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1]强调正当谋利。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利益至上、物欲横流的商潮中，要找回丢失的个体人格家园，利用传* 统文化设定的精神境界，教民化俗，也许更为有效而持久。“天地之性人为贵”，“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亘古流传的人格操守箴言，如果能辈辈传诵，内化为每位生命个体的精神境界，那么，市场经济固有的负效应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金钱拜物教滋育蔓延的温床也就会土崩瓦解，形形色色的沉沦、堕落、犯罪也就会有所收敛。
四、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的价值观，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有利于培养市场契约精神，通过契约（合同）理顺经济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运转提供顺滑的人文软环境。
受高额利润诱导，市场经济体制下，某些企业和个人算尽机巧，不择手段，为中饱私囊，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坑蒙拐骗，坑害人民，坑害国家，严重阻碍了经济活动的常态运行。经济秩序错综紊乱，效益高、业绩优的企业和经营差、有亏损的企业玉石俱焚；顾客和消费者更是身受其害。避免这些情况发生的办法是：国家一方面要健全各种经济法规，杜绝生产活动和交换活动中的各种弄虚做假行为，一方面应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的价值观，补苴市场法规的罅漏，防微杜渐，让参与市场交易活动主体既有客观的强制性的硬约束，又有主观的自性的软约束。所谓信，就是信用，信誉，真诚待人，言行一致，恪守诺言。信是契约生效、执行、变更、终止的基本条件，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一种信用经济。“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2]企业界流传一句格言：“商海无涯，‘信’作舟”。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信誉尤其是产品质量信誉，常常决定一个企业的兴衰存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乎？”[13]信是一项不带有阶级性的普遍的人类基本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是“仁、义、礼、智、信”五德之一，倡导讲信用，树信誉，对企业的正当合法经营，维护消费者权益，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整合虽然因不对称而举措艰难，切面甚窄。但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够诞生、发展、繁荣，是因为社会主义精神和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方面有许多契合处。经过社会主义思想洗炼过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在冲突对抗中缓解市场经济负效应，一方面在丰富发展中拓宽底蕴，和社会主义本质、目标、任务趋向认同。面对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如何熔铸其精神，使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服务，就既要在理性上客观冷峻地分析化解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各种矛盾。诸如行政经济管理关系中的独立自主人格意识和应变依附人格意识；法律伦理规范领域中的法治意识和人治意识；社会交往关系中等级有序意识和平等自由意识；利益分配、机会获取方面的公正意识和人情意识等，又要在实践上尊重历史的积淀，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积极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合理有益成份，辩证处理其与市场经济离异的趋势，使其浑然一体，在矛盾互动中发展、完善，从而建立名符其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收稿日期：199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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