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一大”期间的思想飞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国民党论文,一大论文,思想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中山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奋斗了一生。他的思想与事业在晚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宋庆龄说：“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40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注：《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4页。）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后，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伟大的转变和飞跃。如何认识这种思想的飞跃，关系到对孙中山晚年的正确评价，也涉及到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综观其思想飞跃，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把彻底改造国民党摆在首位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经过几十年奋斗推翻了清朝统治，创立了民国，此后又为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军阀而进行了长期斗争。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东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继续高举国民革命的旗帜。但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当时大体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几经挫折后实力受损，成分复杂，并且严重地脱离工农群众。孙中山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国民党的失败，深感这个党有彻底改造的必要。
1923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发表演说，系统地讲述了他改组国民党的动机和加强国民党自身建设的指导思想。他指出：“吾党历史在国内的奋斗，专用兵力；兵力胜利，吾党随之胜利，兵力失败，则吾党亦随之失败。故此次吾党改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单独倚靠兵力，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0页。）“质而言之，靠兵力不得谓之成功，靠党员方是成功；即以兵力打胜仗非真成功，以党员打胜仗方是真成功。”（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1页。）这里所说的“专用兵力”，指的是国民党往往借助未经彻底改造的旧军队实现革命目标，而没有把革命的基点放在革命政党的自身发展壮大上。孙中山痛感于辛亥革命后，一些党员以为革命成功，奋斗精神逐步丧失的情况，指出：“许多革命党人反藉革命以谋人个利权，养成个人势力，一俟个人势力既成，反而推翻革命。”（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6页。）面对辛亥革命后10多年间的革命挫折，孙中山经过痛苦的思索，终于从国民党自身找出了症结和出路。他大声疾呼：“吾党所须者，是在革命精神。”“要使吾等皆愿意为主义而牺牲，为主义而奋斗。”（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5页。）“而且今后吾党同志的奋斗，不要仍守着旧日人自为战的奋斗，要努力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6页。）这些都是从根本上提高革命党战斗力的良方。
孙中山对国民党自身建设的认识不止于此。他认为，从前何以不从事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之故。现在有了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使他耳目一新。他分析道：“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6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7页。）在当时国民党内一些人对俄国革命抱敌视态度，称俄国共产党为“过激党”的情况下，孙中山敢于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高度评价俄国革命，充分肯定和吸收俄国共产党夺取及巩固政权，特别是建设革命党的经验，这是需要眼力与勇气的。由此他也更加坚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心。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改组国民党的目的说得十分明白，那就是“夺取政权，克服民敌”，同时在胜利之后，“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故耳。”（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2页。）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孙中山对记者谈话中又强调：“盖非有一坚实之政党，国事终不可为。”（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4页。）孙中山之意，在于通过把国民党改造成为真正的革命党，由“以党建国”进而达到“以党治国”。
二、通过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修订革命纲领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制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个方面，用以解决旧中国所面临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问题。从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完整提出“三民主义”的纲领之后，这一纲领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并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当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之后，这一主义却日益显现出历史的局限性。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适应时代潮流，认识到重新加以解释和修订的必要。他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说：“我们这次在广州开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9页。）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反满”，争取民族独立，这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却又缺乏明确的反帝内涵。而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则反映了新的历史特点。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119页。）孙中山还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消除“侵略中国主权”的具体政策。在解决国内民族矛盾方面，孙中山开始重视少数民族问题，强调国内诸民族的平等结合，“故今后国民党为求民族主义之贯彻，当得国内诸民族之谅解，时时晓示其在中国革命运动中之共同利益。”“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内容和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原则，标志着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完全摆脱了大汉族主义的影响。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革命政治旗帜，有过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导致中国封建君主制度的终结，而且使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深入人心。但它的局限性主要是缺乏彻底的反封建精神和实现人民权力的内容。重新解释的民权主义则克服了这一弱点。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在这里，孙中山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原则，而力图避免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狭隘性，强调了民众的普遍权力。《宣言》还进一步说明：“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这种只给民众以民权而不给民众的敌人以民权的观点，与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主张，实在是相通的。
国民党“一大”在起草、讨论民生主义的“真释”时发生严重分歧，左派与右派之间各不相让。孙中山认为“稳健者可说是不及，猛进者可说是太过”（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1页。），因而《宣言》中对民生主义的解释不能不是矛盾“综合”的产物，更多地沿用了传统的表述。尽管如此，其内容仍然有所发展。孙中山重申“平均地权”意在解决“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的问题，办法是通过土地国有，使农民得到土地。“一大”后孙中山则正式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在“节制资本”方面，要旨在“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在此基础上重新解释的民生主义尤其关注广大农民、工人的解放问题。《宣言》中说：“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页。）这种对工农自身解放的新观点，是民生主义的大进步。
针对国民党“一大”《宣言》，毛泽东指出：“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9页。）在这之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在这之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基本相同的，因而它实际上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双方共同遵守的基本纲领。
三、实实在在奉行三大政策
毛泽东还指出：“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0页。）宋庆龄1962年在一篇文章里也谈到：孙中山在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中加上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说，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合在一起才是对他的中国革命政治纲领的唯一“正确解释”（注：《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9页。）。正因为与三大政策相联系，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才能在新的革命阶段立得住，推得开。
在三大政策中，“联俄”是孙中山的出发点，是孙中山的一项根本政策。随着对俄国革命了解的加深，通过对俄国革命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对比观察，孙中山找到了二者之间的许多共同之处，也看清了中国革命中的某些弱点。由此，他确定了“以俄为师”的方针。在国民党“一大”之前孙中山就说：“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1页。）。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又反复强调：“像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6页。）。“凡我有志之士，皆已认苏俄为同志。”（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3页。）“俄诚足为吾党借镜之资，而亦当引为吾国互助之友。”（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1页。）孙中山这种对苏联的友好态度和政策倾斜，不免引起国民党内某些人的误解，甚至遭到反对和攻击。对此，他总是进行耐心的说服，以至驳斥那些“造谣生事者”的“谰言”。在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的讲话中，孙中山针对一些人的怀疑态度，特别强调了“联俄”的好处：“俄国既为各国所承认，故就利害而言，本党与之联合，将来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决无大害”（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1页。）。在“联俄”问题上的义无反顾，充分表现了孙中山在革命关键时刻的胆识与远见。
“联俄”与“联共”是紧密相连的。“联俄”的政治基础与思想基础也就是“联共”的基础；苏联从革命全局出发，也必然要促成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联合。尽管孙中山著作中没有“联共”一词，但联共政策是他事实上所坚持和实行的，“联共”客观上成为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核心内容。“联共”的组织形式是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宋庆龄回忆道：“我记得当时我问他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他在回答时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他说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注：《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页。）孙中山1924年3月在《致全党同志书》中讲到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问题时表示：“来者不拒”，“彼此既志同道合，则团体以内无新旧分子之别。在党言党，唯有视能否为本党、为主义负责奋斗而定其优劣耳。”（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2页。）在实际工作中，孙中山放手让共产党员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及担任党的各级领导职务，表现出了博大的胸怀。同时，对国民党中一些“元老”反对和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则提出警告和给予痛斥。国民党元老冯自由曾回忆说，孙中山对他声称：“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注：《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839页。）或许这种回忆在言词上不见得准确，但孙中山维护国共合作的坚决态度是坚决的。宋庆龄在讲到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对共产党的联合时也说：当“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可是孙中山是吓不倒的。他曾多次宣称，除非国民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否则他就要同这批人分手，并解散国民党。他宣布他将组织一个新党，或者本人加入共产党。”（注：《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页。）孙中山依靠他的崇高威望和地位，维护和坚持了与共产党人的合作。而“党内合作”又是孙中山当时可能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国民党的现状和孙中山的政治经验所决定的。我们不能离开具体历史环境孤立地评价“党内合作”方式的短长。这种合作方式，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却是能行得通的“较好”方式，虽然对于双方来说难度都很大。在孙中山逝世之后，随着时间的变迁，原有的平衡逐步被打破，原来潜在的合作危机就爆发出来。
改组前的国民党由于严重脱离工农，因而难以得到工农大众的有力支持。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联俄联共的国民党也必然采取“扶助农工”的政策。它的实施对以工农为主体的大革命高潮的兴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充分肯定了工农民众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宣言》指出，工农“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页。）这一段话，是国民党“一大”“唤起民众”方针的明确表述。“一大”后，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下，国民党采取了扶助工农运动发展的具体措施，帮助工人农民组织起来，支持工人的反帝运动和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这使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胜利获得新的群众基础。但由于国民党内部存在着轻视和反对工农运动的势力，这使孙中山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时遇到了障碍，由此他强调“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矛盾。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注：《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8页。）在没收和分配土地问题上，苏联顾问鲍罗廷曾提出一个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意见，建议颁布一个明确的土地法令。但孙中山犹豫不决，最终由于“元老”们的反对而放弃。这不能不使“扶助工农”政策受到了局限。
四、决心建立直接指挥的革命军
孙中山对于武装力量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是有充分认识的。他说：“欲统一中国之现状，势不能不藉武力，武力统一乃我辈所热心者也。”（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3页。）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所依靠的武装，像黄花岗起义，主要是临时武装起来的革命党人。辛亥革命期间，依靠的是“新军”和“会党”力量。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试图把依附于广东革命政府的军阀部队改造成为革命军，但是没有成功。所以直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还未能建立起一支由国民党直接指挥的、能称得上是“革命军”的武装。特别是陈炯明军队的倒戈，几乎使孙中山失去广东这块立足之地。事实教训了孙中山。1923年他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开始筹办黄埔军校。所以周恩来认为：“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上失败的结果。”（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1924年1月，孙中山对鲍罗廷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我们希望你们把在反对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并把他们赶出本国的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生——革命军队的未来军官。”（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2页。）孙中山决心建立“苏联式样”的革命军队，是因为他从实践中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为主义而奋斗的革命军，革命就不会成功。他总结道：“我们在13年前推翻满清，但是在这13年之内不能成立真正民国，大原因就是在推翻满清之后，没有革命军继续革命党的志愿。”“如果没有革命军发生，就是再过13年，真正民国还是不能建设成功。”（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0页。）所以他要通过黄埔军校，“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有了这种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便不至灭亡。”（注：《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0页。）
如何造成“理想上的革命军”呢？孙中山认准了在黄埔军校学生军的基础上组建军队的道路，以便彻底改变军队的成分和基础。到黄埔军校学习的，大都是有志的革命青年。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时，第一期学生中国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就有56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孙中山亲任军校总理，任命曾被派往苏联考察的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为校长，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为党代表，设立政治部，周恩来曾任政治部主任。还聘请苏联红军将领为顾问。黄埔军校最大的特点是把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提到同等的重要位置，着重培养学生的革命志气。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队根本不同的地方。孙中山要求革命军人不是为升官发财去打仗，而是要有为主义牺牲的精神，“能在心理上革命”，这样才能以一人去打十人，打百人。在人与武器的关系上，孙中山认为：“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注：《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6页。）革命军队中这种政治工作的制度化，以后逐步推广到广东革命政府的其它军队中去，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毛泽东给予很高评价：“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包括后来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和八路军，都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在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毕业了四期学生，共2654人，实现了孙中山以此为骨干组建国民革命军的初衷。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和国共合作的破裂，学校的名称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但黄埔军校的功绩早已和孙中山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驰誉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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