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典型国家科技规划共性特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性论文,特征论文,典型论文,国家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科技规划是一个国家未来特定时期科学技术及其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总体设计，是指导国家科技发展的宏伟蓝图，对一个国家科技发展布局、科技资源分配、科技体制调整等具有重要影响。科技规划包括“指导型”和“指令型”两种类型，指导型科技规划表现为国家科技发展纲要或国家科技政策报告，指令型科技规划表现为具体的科技计划，有些科技规划则是两者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形态的出现，以及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使世界各国普遍重视旨在提升新世纪科技竞争力的科技规划工作，相继发布了一系列科技政策报告和科技规划纲要。这些不同形式的科技规划既具有显著的国家个体特色，同时也表现出突出的共性特征。本文以若干典型国家科技规划为案例，拟从以下五个方面探讨新时期国外科技规划的一般特点，进而分析当代国外科技规划所包含的共同理念。选取的案例包括：(1)美国：《科学与国家利益》(1994)；《国家科学基金会2001～2006财政年度GPRA（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战略规划》；(2)日本：《日本科学技术基本计划：1996～2000》、《日本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1～2005》；(3)韩国：《韩国科技发展长远规划：2025年构想》；(4)欧盟：《欧盟第五框架计划》、《欧盟第六框架计划》；(5)印度：《2003年科学技术政策报告》；(6)俄罗斯：《俄罗斯联邦2010年前与未来科技发展基本政策》等。
一、突出强调面向知识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社会的竞争力
在当前科学技术与社会结合日益密切、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日趋广泛的背景下，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面临更多变数和更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国外科技规划普遍重视形势分析和预测，而且把社会发展预测与科技发展预测结合起来。如美国在《科学与国家利益》中指出：“我们面临着多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机遇也充满着不确定性。冷战的结束使国际关系和安全需要都发生了变化。在欧洲和亚洲出现了高度竞争性的经济，对我们的私人部门和就业产生了新的压力。正在进行之中的信息革命，使得新型的商业成为可能，也使得新型的商业成为所需……”。《日本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1～2005》强调“三个面对”：“面对21世纪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面对信息技术革命为主的信息化社会”“面对世界性的能源危机、粮食安全和地球环境，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而《韩国科技发展长远规划：2025年构想》则预测21世纪的范式转变将包括：“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社会的到来，在这个社会中，国家财富和经济增长会用观念和技术而不是用材料来衡量；无限竞争的出现，它将保障世界各国间的自由贸易，确保国家利益和国家竞争力；关注个性化、多样化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新价值体系的建立。”
从上述不同国家的形势预测和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各国以不同的方式来阐释对21世纪的理解，但其着眼点都在于应对当前和未来社会发展的挑战。对未来社会的挑战，总体上看，各国突出强调的是知识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社会发展趋势带来的新的竞争格局。各国普遍认识到，未来逐渐走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生产知识和传播、应用知识的能力正在成为决定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核心要素，以信息技术的创新能力、网络性能、应用程度为代表的信息化能力，正在成为21世纪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高点。因此，在制定科技规划和调整科技政策的过程中，各国都把努力提高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科技竞争力作为应对未来社会挑战的关键。如美国《科学与国家利益》明确指出：“科学——既是无尽的前沿也是无尽的资源——是国家利益中的一种关键性投资。”结合日本的科技发展需求，日本也在2001～2005年科技基本计划中确定了把日本发展成为“依靠知识创造和技术的灵活运用为世界做出贡献的国家”“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的国家”“人民安居乐业且生活质量高的国家”作为其科技计划的基本理念。
此外，强调全球化的竞争格局也是各国科技规划的新特点。各国充分认识到知识化的生产力和信息化的技术能力促进了全球化竞争的扩大和深化，因为知识的无国界性、无限供应性以及非独占性决定了未来的知识经济必然是一种全球经济，而信息技术的迅速、便捷和超越时空的特点决定了未来的科学技术必然是一种国际化的科学技术。这样一种竞争势必是全球范围的全方位竞争，其激烈程度是难以想象的。科技规划只有从全球的视野出发、全方位进行准备，才能确保一个国家在国际自由贸易、国际科技合作和国际资源重置等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
二、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国外当代科技规划文本的共同特点是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把提高或改善公民的生活质量作为科技发展的重要目标。表1反映了美国、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和欧盟科技规划与科技政策的这种特点。确立这种发展目标，是当代科学技术“民有、民治、民享”发展观的体现，也是各国对政府社会职能和当代科学技术功能重新认识的结果。强调以人为本，就是要从公民的生活状态中体现政府的价值，从公民的生活质量中展现发展科学技术的意义。
表1 不同国家“以人为本”科技规划理念的体现
第二，把科技规划与人力资源开发和创新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如美国在《科学与国家利益》中提出“造就21世纪的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发展一支世界一流的科技大军”。美国科学基金会(NSF)把“培养多种多样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在全球工作的科学家、工程师和训练有素的人员”明确作为其绩效评价指标。印度提出以教育为突破口，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日本和韩国则把开发人力资源作为克服本国资源限制的根本手段和建设知识社会的根本保障，特别突出创新人才的培养。俄罗斯、德国以实施“科教一体化”发展战略为路径，促进科技与教育的结合，着力培养优秀人才。这种“以人为本”的观念，体现了“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也反映出当前知识更新速度日益加快、基于知识的竞争日益激烈的发展形势对人才越来越紧迫和强烈的需求。
第三，把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作为科技发展的重要任务。当代社会发展对公民的科学素质提出了全面挑战，这使得提高科学素质正在成为全民的任务。提高科学素质不仅是对少数人的要求，而且也是对当代社会广大公众的共同要求。同时各国公民科学素质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各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竞争越来越在国际水平上展开，要求公民不断提升其科学素质的层次。为此，各国以不同方式强调提高科学技术的传播和普及的意义，甚至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样重要的位置。如《日本科学技术基本计划：1996～2000》把“形成全国推进科技学习的氛围”“增进公众对科技的兴趣和理解”作为日本科技发展的重要战略和措施。美国则把“提高全体美国人的科学和技术素养”作为其科技发展的战略任务。
三、高度重视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新型关系
在科学技术对公众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公众对科学技术事务的参与越来越普遍的新形势下，国外的科技规划文本多把“构建科学技术和社会的新型关系”作为规划的主要内容。如《日本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1～2005年》，从“科学技术活动和社会沟通渠道的构建”“科学技术相关伦理和社会责任”“通过产业使科技成果回报于社会”等方面，论述了“构建科学技术和社会的新型关系”思想。再如《欧盟第六框架计划》，把“建设欧洲知识社会下公民与政府间的新型关系”作为优先主题之一，其目的是通过建立科研人员、企业家、政治领导人和公民之间的新型关系和广泛的对话渠道，在欧洲致力于建立科学和社会的和谐关系并鼓励创新。又如，在美国《科学与国家利益》的科学政策报告中，一方面强调“科学是国家利益中的一种关键性投资”，努力使基础研究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认为“今天的科学和技术事业更像一个生态系统，而不是像一条生产线”。基于这种思想，提出要“鼓励合作伙伴关系以推动对基础科学和工程学的投资以及有效地利用物力资源、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韩国2025构想》则认为“科技是未来社会变革的动力”“科技将成为创造国家财富，提高生活质量和提升国家地位的促进因素。在帮助社会做出可靠决策并尽量降低风险、防止潜在危险发生方面，科技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新时期各国政府对科学技术的功能及如何最大限度的开发和利用科技功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各国政府在强调科学技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同时，试图改变原来一味强调科学技术发展的积极意义，而忽视其“双刃剑效应”的片面科技发展观，开始思考并解决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并且试图通过建立科技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新型关系，来使科学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公众、服务于社会。而这需要在科研人员、企业家、政治领导人和公民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之间，科学技术与环境生态之间，科学技术与社会伦理之间搭建各种有效沟通的桥梁，以确保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整合发展。
四、强调建立适应社会变革的R&D体系或国家创新系统
当代社会的发展、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科学技术之间关系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使得传统的创新系统和科技体制面临新的挑战，面对这种新的挑战，各国的科技规划普遍重视调整创新系统和科技体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建设一种新型的国家创新体系成为各国在科技规划中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强调的重要内容。有的是把这种思想融入到规划的基本理念并反映在规划的不同部分，有的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专门的问题进行专门的规划。如韩国的“政策方向：从政府主导变为私营部门推动”“投资战略：从量的增长到高效分配”“研发体系：从在国内完成转变为全球联网”“技术开发战略：目标从满足短期需要变为开拓长期市场”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建设韩国国家创新体系的5项战略方针和19条具体的建议。又如英国2002年白皮书《为创新投资——科学、工程与技术的发展战略》就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进行了总体部署。
第二，与建设新型的国家创新体系相联系，试图建立新型的R&D体制。美国《科学与国家利益》从科学技术是一个生态系统，而不是一个生产线这种新的认识出发，提出了建立新的政府与科学的协约的任务。英国2002年白皮书《为创新投资——科学、工程与技术的发展战略》则对加强R&D和创新活动、加强大学研究、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和技能，促进知识转移、鼓励企业创新等方面做了详细阐述。又如日本1996～2000、2001～2005两个五年科技基本计划也主要是围绕着建立新型的R&D体制展开的。
第三，能力建设受到各国普遍重视。与以往关注具体的科学技术成果不同，人们更关注在科技发展过程中的能力提高。如欧盟第五个框架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和加强欧洲实验室、大学、企业的研究能力，提高他们开发高水平、高质量技术的能力，维护欧洲的研究地位；同时使欧洲的科学研究服务于共同体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即为欧洲居民和提高欧洲竞争力服务。强调能力建设，一方面是指蕴涵在高水平的人力资源和先进的基础设施、具有竞争力制度安排中科技能力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则指把国家的科技实力转化为经济竞争力和国家的综合实力，在提高科技竞争力的同时，提高科技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基于此，“促进科技界和产业界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提高创新能力成为各国科技规划中又一普遍关注的主要问题。
第四，各国普遍重视营造高效的创新或科研空间。如美国在《技术与国家利益》的总统技术政策中关于经济增长的五个目标是：“联邦政府在技术政策中的首要作用是创造一个推动私人部门创新和竞争的商业环境。”“联邦政府必须鼓励技术的开发、商业化和应用。”“联邦政府必须投资建设面向21世纪的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以支持美国工业并促进商业发展。”“美国的政策必须致力于军用和民用工业基础的一体化，并使之能够低费、高效同时满足国防和民用技术的需要。”“我们必须有发展一支世界水平并能参与迅速变化、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劳动大军。”欧盟科技发展第六框架计划(2002～2006)则是围绕以下三个目标调整制定：“整合欧洲的科研力量；建设欧洲的科研空间；加强欧洲科研空间的基础建设。”
五、重点发展领域的趋同化
重点领域或优先发展领域通常是各国科技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领域往往是根据对实现战略目标和国家竞争力的意义来确定的。各国科技规划中确定的重点领域，通常具有两方面特点：其一，这些领域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竞争力的提高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其二，支持这些重要科技领域的发展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从当代各国的科技规划看，重点领域出现了趋同化的特点，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国家科技规划中的重点发展领域
国家重点发展领域
日本
生物、信息、环境、纳米技术
韩国
信息、生命、环境、能源、材料
美国
生命科技、信息科技、纳米科技、新能源技术和环境技术等
德国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类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等
由表2可以看出，信息科技、生命科学、能源科技、纳米技术和新材料科技，以及与公共卫生、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领域多成为各国重点发展的领域。而这些重点领域往往是多学科交叉的、有广泛影响的领域。重点领域的趋同化有内在原因。一方面，与在全球化不断推进过程中各国面对的问题有相似性，各国都要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健康问题、社会发展问题等；另一方面，重点领域的趋同化还与新技术革命的发生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生物、新材料等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浪潮有力地冲击着全球，对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力的发挥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各个国家均已认识到，在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获得主导地位，已成为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竞争的主要手段，谁掌握了新技术革命的核心技术，谁就抢占到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谁就占领了科技发展的前沿阵地，谁就可以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更加主动的战略地位。因此，各国纷纷把这些能够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能够有效解决社会突出问题的领域列为重点发展领域。
六、关注科技政策实施的新机制
当代社会和科技变化快，不确定性大，准确预测难度大，需要建立规划实施和调整的新机制。英国科技部部长盛斯伯里勋爵说：“因为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时间长了很难把握。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超过3年——英国科技规划的周期）制定规划虽然有利于资源整合和从战略上对科技发展方向的正确把握，但要注意灵活性。”因此，新时期各国科技规划更加关注如何保证规划的顺利实施和规划的实施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强调规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顶层设计与顶层管理，改革科技规划顺利实施的宏观体制性障碍。典型国家强化顶层设计和管理的主要举措如表3所示。之所以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管理，一方面是由于科学技术与国家社会、经济、教育等部门联系越来越紧密，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和管理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科技规划的战略高度和实施过程中的权威管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在实施过程中因非预测性因素的出现而提出的灵活性调整。
表3 典型国家强化顶层管理的主要举措
其次，加强规划的评估及基于评估的调整。如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 Act,GPRA)，明确要求包括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内的每个联邦机构制定战略计划，根据绩效指标提出年度报告，在其战略计划和绩效报告中进行绩效评估。因此，政府部门和科研管理机构实施的科技计划往往都制定比较明确的评估指标和评估办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01～2006财政年度GPRA（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战略规划》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再如日本的第一期、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也体现出注重科技评估的特点。两期规划均把客观公正、高度透明的评价方法作为推进基础研究和完善竞争性研发环境的重要前提和手段，而且第二期科技计划把对第一期科技计划的评估作为进一步调整其政策措施的根据。在加强相对独立的权威性评估的基础上，对规划适时地进行调整也成为当代各国科技规划的重要特征，如《韩国科技发展长远规划：2025年构想》就明确规定对韩国的中长期规划要以3～5年为周期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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