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幅员的伸缩变化（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幅员论文,行政区划论文,伸缩论文,中国历史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万里之州”幅员的起伏变化
这里的“万里之州”是用来比喻历史上所有形式的高层政区。高层政区指的是不直接统县的政区，在魏晋南北朝是州，在唐为道（方镇），宋为路，在元明清为省。由于这级政区幅员最大，如果政区长官又兼有财政、军政大权，则在乱世之时必然出现割据局面。东汉末年的形势就是最好的说明。其时的军阀也深知至少须占有一州之地，方能行割据之实。如逢纪就曾对袁绍说：“夫举大事，非据一州，无以自立。”唐代中期以后节度使、观察使对于其辖区而言，则“又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财赋，又有其甲兵”。当这样的辖区足够大时，也同样出现割据现象，如河朔地区的藩镇，就形同独立，版籍不上中央。因此高层政区是皇帝极不愿意设置，而有时又往往不得不设置的政区。这级政区的设置与否以及这级政区幅员的大小、界线的划定，就成为历代最高统治者最重视最操心的问题。而就幅员而言，无论是州，是道，是路，是省，全都经历了由大变小的过程。
1.州的幅员和数目
州本来是水中高地的意思[4]，战国时人借用大禹治水的传说，将天下划为九州，写成《禹贡》这篇我国最早的区域地理著作。后来《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也都提出各自的九州区划。但这些区划都只是纸上谈兵而已，直到汉武帝时才真正把州当成监察区的名称。当时分全国为十三刺史部（另外三辅、三河与弘农郡由司隶校尉监察），其中十一部以州为通名，如冀州刺史部、豫州刺史部、兖州刺史部等等，所以俗称十三州。州名来自《禹贡》和《职方》，因这两篇都是儒家的经典，两篇著作的州名大部分相重，而略有出入，正好提供了十一个互不相重的州名。其中《禹贡》有两个州名雍州和梁州分别被改成凉州和益州。
汉武帝时候的十三州，地域十分广阔。北方的州略当今半省、一省之地，南方的州可抵今两三省、三四省之地。除了朔方刺史部被并入并州刺史部以外，其余十二州的幅员大致由东汉继承下来，司隶校尉亦正式领一部，同时交趾刺史部又改名为交州，所以习称仍为十三州，到灵帝中平以后十三州部成为正式的行政区划。献帝兴平元年(194)又分凉州河西地为雍州，成十四州之势。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弄权，“并十四州又为九州”曹丕称帝又复十四州之制，但将凉州与雍州之名互易 故三国时期州的幅员和数目与东汉末相比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只有一点特别，即魏、吴两国都设荆扬二州。但是魏的荆、扬二州只具象征性意义，仅占原二州地域一小部分而已。与此同时，司隶校尉部又改称司州。三国末期，魏灭蜀，分益州为梁州，吴又分交州为广州。西晋代魏，分雍、凉、梁三州置秦州，分益州置宁州，分幽州为平州。故平吴统一后，州的数目增加到十九，幅员比起东汉来已明显缩小。西晋末年，幅员最大的荆、扬二州也分置出湘、江二州，形成各州幅员比较均衡的二十一州的局面，上表就是汉晋之际各州部的分化过程示意。
表中序号1-12及朔方等十三州部同时置，13-21诸州部按始署年代编号。虚线表示魏国只占荆扬二州小部分地。
三国时人称州为“万里之州”虽是以辖郡数目为说，在当时州的地域也确有地广万里者，如南方的荆、扬、益、交四州就是。西晋的州幅员已有所缩减，但依然地域辽阔。东晋十六国以至南北朝以后，州的数目大幅度增加，幅员急剧减小，产生这种状况原因很复杂，或为报功酬庸而因人设州，又有因侨置需要而置州，还有的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而使州置于割治无常的状态。如《宋书·何尚之传》载：“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至是并分（指两州各割一部分地置郢州），欲以削臣下之权，而荆、扬并因此虚耗。尚之建言复合二州，上不许。”不许的原因就是以巩固皇权为要务，而荆、扬二州经济受影响，倒在其次。
当然，州的幅员的缩小，有时也和郡一样，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或为治安需要，或为管理方便而逐渐划小，并非都是因人设州。《北史·魏诸宗室传》载：“大乘贼乱之后，诏（元）洪超持节兼黄门侍郎，绥慰冀部。还，上言冀土宽广，界去州（指州治）六七百里，负海险远，宜分置一州，镇遏海曲，朝议从之，后遂立沧州。”
南北朝后期，州的数目膨胀到二三百之多，州的幅员就只有数百里见方的狭小范围了。历代高层政区的变迁以州最为剧烈，所以到隋代就只好下降为统县政区，至元代，则更降至县级政区的水平了。
2.道的幅员和数目
州下降为统县政区后，新的地理区划又出现了，唐代的道代替州的地位，逐步变成新的高层政区。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分全国为十道，是纯粹以地理区划的面目出现的，但其中实际上已暗含有监察区的影子了。
汉唐疆域相仿，西汉置十四部，而唐初只分十道，道的幅员远比汉的州部为大。在北方，唐河南道之大可包容汉之豫、兖、青、徐诸州，河北道也能涵盖冀、幽二州；在南方，江南道则比荆州或扬州都要广袤。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将十道分为十五道，成为正式的监察区。十道和十五道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下表所示。京畿道的幅员很小，只有五六个府州的范围，都畿道更小，只有两个府州，这两道是为着首都和陪都的特殊需要而析置的。真正因为地域太大而分道的，只有江南与山南两道。南北朝以来，南方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天宝元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南北户口之比已达四比五。所以南方的道领域也应相应缩小，于是江南道一分为三，而山南道一分为二，以适应监察事务日益繁重的需要。这时十五道的幅员就大约与汉十四部相侔。
* 北方与南方之分及以秦岭淮河为标志，据此则京西南路和淮南东路都各有一半在北方，一半在南方。
唐代后期，道与方镇相结合，变成州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其数目在四五十之间波动，每道辖三四州或十来州不等，大致与秦郡幅员有些相似。换句话说，小的方镇只当今十几县地，大的方镇则当今一省之地。如福建道、岭南东道恰等于今天的福建省、江西省和未分海南省以前的广东省。元和时期的四十七方镇可以作为唐后期道（方镇）的代表。
3.路的幅员与数目
接受唐王朝与藩镇偕亡的教训，唐后期的方镇与道相结合的制度没有为宋代所直接继承，而是另外设计了一套概念全新的路作为新的高层行政区划。宋太祖时置诸道转运使以总财赋，分全国为十三路。太宗以边防、盗贼、刑讼、钱谷、按廉之任皆委于转运使，分全国为十五路。此后，路的数目逐渐有所增加，幅员也随之逐步变小。真宗时分为十八路，神宗时又分为二十三路，徽宗崇宁四年(1105)又增一路为二十四路。总的说来，宋代路的幅员比唐前期道的幅员要小，其分置沿革如上表所示。
十八路是宋代维持最久的路制，元丰二十三路则是较有代表性的路制，《元丰九域志》一书即依据这二十三路编成。二十四路是将首都开封独立为京畿路。另外在北宋覆灭前还有过昙花一现的二十六路，那是二十四路再加上燕山府路和云中路。这两路是北宋末年在辽亡之后取得燕云十六州后，改造而成。旋得而旋失，与北宋俱亡于金。以上二十三路是以转运使路为说，若以安抚司路为准，则永兴军路和秦凤路各一分为三，即永兴军路，鄜延路、环庆路以及秦凤路、熙河路、泾原路；河北东路与河北西路各一分为二，即大名府路、高阳关路以及真定府路、定州路。
十八路的幅员除陕西路稍大（与陕西省比），西川路和峡路稍小（与四川省比）以外，其余各路都与今天省的幅员相近，其中福建路与福建省完全一致，京东路与山东省相差无几，广南东路相当于广东省，但缺雷州半岛，广南西路略当广西加上海南省和雷州半岛。元丰二十三路的幅员则一般比今省为小。
女真人灭了北宋以后，在北部中国建立了金朝，与南宋以秦岭、淮河为界。
金朝继承了北宋的路制，但是路的幅员则有所缩小。金泰和八年(1208)分全境为十九路，这就是见于《金史·地理志》的体制，其中五路自辽之五道改造而来，一路是金之旧土，其余十三路即略当于北宋崇宁间北方的十路。具体而言，北宋有些路在金被分成两三路，如河东路分成河东南、北二路，永兴军路与秦凤路则分成京兆府路、凤翔路、鄜延路、庆原路和临洮路五路，河北东、西二路重新疆理分成河北东路、河北西路与大名府路三路。但个别的路也有幅员扩大的，如金的南京路就合宋的京畿路、京西北路全境以及淮南东路与京西南路的北部、京东西路西南一隅而成。
偏安南方的南宋王朝也把个别路的幅员缩小，如两浙路和利州路都补分成东、西两路。南宋时期路的总数在十六、七之间，比北宋时期的南方多出两三路。还必须指出一点，金和南宋的路已与北宋性质不同，分别以总管府（相当于宋安抚司）和安抚司代替转运司，成为一路的主要统治机构。
4.省的幅员与数目
蒙元帝国建立以后，将宋金的路降为统县政区，而在路以上建置起幅员空前辽阔的行中书省，作为新的高层政区。元帝国版图本来就极其广袤，行省的数目又少，因此其幅员之恢宏为任何朝代所不及。
元初除中书省直辖地域外，全境中分六个行中书省。其中陕西四川行省一度囊括今陕西、四川、甘肃、宁夏及内蒙西部的广大地域，幅员之大可以想见。但比起中书省的直辖范围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中书省的直辖地域为自山陕间黄河以东，淮河以北直至北海（今北冰洋）的一片广阔无垠的土地。
元代的省幅员如此之大，显出其作用主要不在行政管理，而在军事殖民。由于蒙古民族用军事征服的方式合并了几大政权，为了防止被征服民族的反抗，不得不把中枢权力分散于各处，建立起镇抚作用的军政区域。又由于中枢权力不能过于分散，因此行省的数目不能过多，于是其幅员相对也就要大。省的幅员过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民族习性和地理环境所致。对于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广漠草原上驰骋游牧的骑马民族来说，成千上万里的远征似乎都是等闲之事，行省幅员划得十分辽阔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统治的不断深入，行政管理事物的繁杂，大而无当的行省逐渐得到改造，既缩小其幅员，又改变其性质，以成为名副其实的行政区划。元代中期，逐渐形成一中书省和十行中书省的体制。从七省到十一省的转化过程大致如下表所示，其中河南江北行省由元初中书省黄河以南，江淮行省长江以北部分与湖广行省部分地组成，江浙行省则由江淮行省的江南部分和福建行省组成。又元初的中书省和陕西甘肃行省则大致各一分为三，江西与云南行省前后变化不大，湖广行省则略有缩小。
* 元中朝湖广行省比元初幅员要小，其湖北部分大部划入河南北行省。
但是十一省的幅员仍是太大，从下辖的统县政区数目来看，平均每省约辖三十个单位。如果除去地广人稀的岭北行省（只辖一路）和辽阳行省不计，其余九省平均辖有三十五个统县地区，管理幅度稍嫌过大。因此在每个行省底下又设有若干个宣慰司，作为派出机构，“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宣慰司辖区称道，设置于离省会较远地区。至顺间共有十一道，中书省二：山东东西道与河东东西道；河南江北行省二：淮东道与荆湖北道；四川行省一：四川南道；江浙行省二；浙东道与福建道；江西行省一：广东道；湖广行省三：湖南道、广西两江道和海北海南道。
由于行省幅员过广，管理幅度过大，处理地方政务很不灵活，因此在元末地方多事，农民军蜂起的情况下，又纷纷从行省之中析置出许多分省。这种情况恰与过去历代的做法不同，过去在地方多事之秋，往往是建立大政区，而不是划小政区。元末分省的出现，证明幅员过大的行省是不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因而明代就对这点进行了适当的改革。
除了大而无当以外，元代行省还有另一个毛病是各省之间幅员悬殊过大。从地域上来看也是如此，如元初福建行省与今福建省相当，而陕西四川行省却一度包括有今陕、甘、川、宁四省区及内蒙西部之地。若就各省所辖行政单位和户口而言，则更是“偏枯”，如辽阳行省名义上的面积几乎有半个欧洲那样大，但其户口不过等于南方行省中的一个上等路而已。当时人就对这种极不平衡的状态表示忧虑，以为行省之间“偏枯如此，难为永制”。
这种偏枯现象是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所致。北方草原、沙漠、森林地带，人民从事游牧采猎的生产方式，自然地广人稀，中原和南方是劳动密集型的农耕地区，人口当然密集，只要各地区一律建立行省，则无法避免偏枯现象。所以岭北行省只辖一路，完全失去建省的意义。后来的清代同样是以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也同样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但采用的政区建制就有所改变，在汉族为主地区建立十八省，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特殊的边区制度，克服了元代行省之间的幅员、户口极端悬殊的状态。
元代历时不长，就为明王朝所取代。行中书省被改称为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为省。明代的省，幅员比元代小得多，在相当于元代南部九省的疆域中，划分成十五省，即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元代的一些行省被一分为二或三，如中书省分为京师及山东、山西三省，江浙行省析置为浙江、福建两省等，又有一些行省各割一部分地成立新省，如割湖广、云南、四川各一部分而置贵州省。
明代各省之间幅员比较均衡，但南北二京都划得比较大。尤其南京是以明初首都应天府和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府为焦点划出，包括今江苏、安徽全部和浙江北部在内，领有十六府和四直隶州之地。后来因浙江相形之下幅员太小，才把嘉兴、湖州两府割隶浙江。除两京外，幅员较大的省还有陕西、湖广等省。
清代兴起以后，几乎全盘继承明代原有的整套行政区划体制，仅在层次上稍有简化，在幅员方面稍有缩减而已。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几乎都要对行政区划有所变动，唯独清承明制，几乎无所改革，最为特别。清代缩减幅员的措施只是把南京、湖广与陕西三省各一分为二，其他十二省基本不动。从明代十五省到清代十八省的变化有如下表所示。
十八省的区划从康熙年间一直维持到光绪时期，长达二百年而无所更张，是中国历史上稳定时间最长的高层政区体系。由于延续时间长，而形成所谓中国“本部十八省”的概念。虽然清末已增置新疆省（光绪九年，1883）、台湾省（光绪十一年）和东北三省，即奉天、吉林、黑龙江（光绪三十三年），但辛亥革命时，在武昌首举的义旗，竟还是象征十八省的十八星旗。当然以十八省来代表整个中国是不确切的，但长期延续的政区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清代内地十八省的幅员与今天相应各省幅员差别不大，除分置台湾、宁夏、海南三省区及京、津、沪三直辖市外，未有根本性的变化。
五、行政区划幅员变迁的特点
政区幅员的变化问题比较复杂，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其总趋势是逐渐变小。政区幅员大数目少，则控制难，监察易，反之则监察难而控制易。汉武帝置十三州以为监察区就是想收两面之利。造成政区幅员变小这一总趋势的主要因素在政治方面，在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或其他的政治目的，这在上面已经说到。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政区幅员的变化还存在下列特征。
1.政区幅员的变化存在地域差异
由于经济开发程度的差异，在同一朝代中，不同地域的不同层级政区，其幅员有时是相差很大的。如秦代北方的郡只相当于今天一两个地区，河东郡就略似今山西的临汾、运城两地区；而南方的郡有如今天一省或更大，九江郡起初就相当于今安徽省及江西省的大部。后来随着南方经济的加速发展，政区的设置越来越多，幅员也越变越小。相对而言，南方政区幅员的变化速率就比北方要快。这种地域方面的差异是经济因素所造成的。
2.不同层级政区的幅员变化原因有所不同
在高层政区、统县政区及县级政区中，以高层政区的幅员变化较大，统县政区次之，县级政区起伏最小。前者的变化主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后两者则多数由于经济的发展而逐渐缩小其幅员。
3.政区幅员的缩小有一定限度
南北朝后期三级政区的幅员都迅速地缩减，尤其州郡两级政区幅员的缩减似乎无法刹车，甚至于出现双头郡县的怪现象。隋唐以降，这种现象未再重现，虽然统县政区和县级政区的幅员也逐渐缩减，但到一定限度就打住了。例如唐代有五千万人口，大县很多，但并未一再划小。同时，一些小县很小，也并未被合并，而是与大县并存。因此，对县的幅员来说有一个地域共同体的问题，这个共同体内在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而相对于邻县则有较明显的差异性。这也是县级政区幅员相对比较稳定的原因之一。
同样，统县政区幅员的缩小限度也很明显。以南方地区为例，今浙江境内，唐代就已设置十个半州，其中十个州的幅员历时千余年毫无变化，已成定式。这些州在自然地理方面自成一个小区，在方言方面有很大的一致性[5]，而且究其沿革史，每个州都是由秦汉或三国时期的一两个或二三个县所发展而来，在人文地理方面形成内部相似性很大的共同体，所以幅员一般不再缩小。
福建和江西开发比浙江要晚，在唐朝的时候，州的幅员还较大，福建分为五州，江西分为八州。唐后期的五代十国时期，闽赣地区接受了大量北方移民，经济开始走向发达，因此统县政区幅员也开始划小，至北宋初期，福建已划为八个州军（所以福建称为八闽），江西也分成十三个州军，自此以后直到清末，统县政区的幅员未再缩小，稳定达九百年之久。可见统县政区幅员的缩减，也是有一定限度的。
高层政区也是如此，其幅员不能无限止地缩减。历代高层政区以唐后期的方镇幅员最小，小到最小只有两三州之地。但也只能小到这个程度，再小就不成其为高层政区了。而且两三州的幅员已经太小，所以宋代必须改弦更张，设置幅员较大的新的高层政区——路。〔全文完〕
注释：
[4]由于“州”成了地理区划的通名，所以又制造了“洲”字，以表示水中高地的原意。
[5]参见周振鹤、游汝杰著《方言与中国文化》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