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国女性的文学关系网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关系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背景：17世纪
17世纪妇女网络的历史是复杂的，无法充分展开，本文主要论述涉及授业、出版、联络关系几个部分，特别是与后来的文学发展相关的内容。①
（一）教授
17世纪很多重要的女性作家都是在家里接受训练，然后才受到男教师的关注。重要的例子包括王端淑(1621-1685?)、②吴山和黄媛介。著名的才妓柳如是(1618-1664)是另一例，她独立于诸如吴伟业(1609-1671)或毛奇龄(1623-1716)这样的名师而已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吴与毛看来经常到处旅行走访，女弟子遍及各地。他们的弟子在遇到他们之前已有很大名声，尽管这可能并非是普遍现象。17世纪亦可寻见女教师。这些人包括绍兴的商景兰（约1602-1680）和江西的黄德贞。她们的学生大部分是家庭成员，但很少成为著名者。有一例外是徐照华，即商景兰的侄女，后来师从毛奇龄（钟慧玲，2000）。另一类型的女教师是“里室中的教师”，即闺塾师。这类教师奔波于几份工作之间。第二种类型的例子包括黄媛介和卞梦珏（吴山的女儿）。这些教师是受生计驱使，不同于黄德贞和商景兰。
（二）出版
妇女在17世纪有出版的途径。最著名者有既定的读者群，她们的个人选集也会有商业性刊印（胡文楷，1985）。拥有资财的（自己的或是赞助者的）妇女可以出版得更多。③有几部重要的文选由同时期的男性选编，其文章作者为他们的故交相识。如周之标的《女中七才子兰咳集》、邹斯漪的《诗媛十名家》和邓汉仪1672年的《诗观初集》。其标题表明，收录是有限的，至少就妇女的写作而言。④而王端淑1667年的《名媛诗纬》则是一部远具野心的女性作品集，它选有2000多首诗，录有1000多位作者，试图囊括所有知名女作家。直到恽珠时代之前，其搜罗之广无有出其右者。应该感谢王氏丈夫的努力，材料是从各地收集汇编而成。这种广泛性意在给那些在初学写作时以及在保存自己作品时一贯面临艰难斗争的女性们以补偿（《名媛诗纬》遗集·序言）。
女性的书信也有刊印，可以推断当时跨越长距离的通讯情况。⑤
（三）另外的网络形式
17世纪的另一种网络在历史中独一无二。它涉及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她们在明覆亡之际聚于杭州。这些妇女在杭州可能是初次相会。后来，她们散至各地，但她们努力通过书信和其他方式保持联系。她们有几位试图靠卖字画为生。其中有一些也是“里室中的教师”，如黄皆令（即黄媛介——译者注）。这种收入所得非常微薄，但在男性资助者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她们设法生存下来。一些结集出版的妇女（诸如邹斯漪那本所涉之作者）参与到一种网络里是有可能的，不论是在邹的召集下，还是她们自己形成的。其他一些出版物则由学社中产生，如黄德贞的《名闺诗选》和商景兰的《梅市唱和诗钞稿》。第三种网络类型始于明王朝覆亡后。当时最著名的是杭州蕉园诗社。这个诗社比上文提到的其他群体都更为正式。由顾若璞（约1592-1681）主持，先后有两组年轻女性组成（一组5人，另一组7人），大部分是顾的亲属或顾的姻亲。尽管这一诗社性质上以家庭为基础，但还是名播江南。⑥所有上述提到的女子都程度不同的名传至19世纪。她们皆出现于恽珠的文选中，其中有些至恽珠时代已成为某种行事方式的偶像。⑦事实上，大部分直到今天都还著名。⑧
二、18世纪的衰退
如果将18世纪与17世纪做对比，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从蕉园诗社开始，分阶段在相互联系着的诗人间全面考察这一世纪。就我们所知，诗社非由男子发起主办。感谢顾若璞，蕉园诗社能从晚明以来的颓势中凸现着它的地位（它也与王端淑有些关系）。⑨顾比其他蕉园诗社社员年长超过一代。因此，她与诗社可被视为上面所提到的阶段中的第一个。
蕉园诗社在其社员婚嫁之前曾盛极一时。其领导者之一林以宁（约生于1655年）的评论，显示出大部分社员婚嫁后迁离了杭州；虽然个体间继续通过书信往来，但以生机盎然为特色的群体诗会之盛况不复再现。⑩明显地缺乏男性发起人，参加者之年轻、出版记载之有限，或可解释何以相对17世纪中叶和19世纪早期的女诗人，这个诗社的记载极难捕捉、而前者的遗产则更为稳固。然而即便没有更多的文字记载，诗社的名声仍然流传。
诗人徐淑则，字德音，成为自顾若璞以来向下延伸的杭州女性文学链条上的第三个结点。徐的集子《绿净轩诗钞》(1705)，有其父餐霞老人1707年为序。(11)它说明了徐与蕉园群体间如何联系。很明显，徐在诗社全盛期并不知林以宁，到林闻说徐并邀请她加入时，徐已出嫁离家。10年后，徐的丈夫通过了进士考试，她随之迁入京城，最终见到林。按照徐父的序言，林看了徐的诗，写了一篇介绍，惊呼既然蕉园诗社的女子们都出版了她们的诗作，徐作为名誉成员，也应如此：
（林）叙之且曰，蕉园之社作者数人，人皆有集，今既晨星寥落，几令韵事销歇，得子之诗，政复后来居上矣，其可不梓之以传乎？女辞不获遂畀剞氏。
这里提示到，在18世纪早期，优秀而积极的诗人很难寻见。徐的诗为与其他妇女、特别是与林以宁和蕉园诗社其他成员的频繁往来提供了证据。但是，杭州与北京间的联系不像后来梁德绳、沈宝善和顾太清时那样强。
这一印象可在林为杭州人梁瑛的选集所作序中得到确认，那是1730年，当时林已76岁。序从追忆顾昔日率子妇作文之事开始，然后转向梁瑛——顾的第五代孙媳。林接着提到梁是如何特别：
予老矣！青儿远官不能偕，女陶与两外孙妇俱蚤嫠，外孙女又贞居，皆能文而不敢文矣！方将焚笔砚，而梅君以集古诗来，天门太史、天都孝廉序之详矣。绿净轩三绝句同不朽矣。予何言哉？爰以字字香名其集而归之，勿仅谓其细意熨贴，如梅花衲也。忆予从顾太君卧月轩时，六十年间，犹昨日事耳，徽音遥嗣，乃在梅君。松石得梅君，可以娱亲，可以教子，可以出而报国矣。梅君勉乎哉！(12)（胡文楷，1985）
这篇序证实了林对徐德音的高度赏识。如同徐父之序，传达了这样一种感觉，18世纪早期，蕉园诗社范围内的女作家已鲜能寻见，而其他同时代的能文妇女也不愿展示她们的文笔。
42年后即1749年，徐本人已69岁，她依旧缅怀着关于蕉园的记忆。这在她为杭州诗人方芳佩诗集《在璞堂吟稿》所作序中可见：
吾乡闺媛能诗者，惟蕉园五子，更倡迭和，名重一时，迄今六十年来，风雅浸衰，良可慨也，顷读方芷斋名媛在璞堂吟稿，其修辞琢句清真沉郁，不类弱女子为之，加以博览群书，进而益上，则蕉园替人舍芷斋其谁欤？(13)
即便认为徐有溢美之词，但仍可以认为，至晚在18世纪女性心目中，蕉园诗社已非常出色。徐并不是认为她同时代人中无诗歌唱和。她所痛惜的是聪明而又非传统的女性的极度缺乏，而这显得具备方芳佩一样才华的人少而又少。在她心目中，确认了方芳佩的作品，还时不时有诗人达到了蕉园诗社开创的水准，只是这种时刻少有罢了。并不奇怪，徐想方设法与方保持联系，她婚后因“拜墓归宁”从扬州到杭州做了三次长途往返，同时也是为了能看望方。从顾若璞到林以宁到徐德音再到方芳佩计来有四代了，一脉接续下来完全是为了保留住关于蕉园的记忆。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在梁德绳的传记中，方芳佩被重提，那是1846年的事，距徐为芳作序已近100年。
当把视点转向19世纪早期，又会发现，徐德音作为楷模，被其他诗人景仰。1796年前后，在纪念骆绮兰(1755-1813)的一系列诗文中，袁枚的同僚王昶(1725-1806)回忆起40年前与徐的会面。他的纪念诗表明，骆是自徐的时代以来最好的女诗人。(14)我们可将骆算作这一脉上第五个结点。当一位女性作家（王琼的侄女）夸诩另一位同时代人（张芬，吴中十子之一），判定其为徐德音以后期待已久的继承者时，(15)从徐德音到19世纪初间的传接的主题这里再度显现。鉴于前面提到的评论者和诗人无一是杭州本地人，这似乎可以显示出徐德音作为最后一位女性大诗人的名声超出了杭州范围。
徐被认为是扮演了诸多德高望重的女先贤中的最后一位，或妇女写作新时代的先声。女选家恽珠采用了前者，在《兰闺宝录》(1831)中将她作为最后一位置于早期贤德女性的名册中。对比之下，与袁枚有联系的诗人，无论男性或女性，都倾向于将徐描绘为新发展路线上的第一位。袁本人未曾见过徐（虽然他教过她的儿子），在《随园诗话》中将其列为近期女诗人中的头魁。(16)这一措辞强调了她与现时的联系，而不是可溯自晚明的那一脉。相似的是，选家王豫（1768-1826，王琼的弟弟）在其所编第一部文选《群雅集》(1807)中将徐置于妇女部分之首，这本文选旨在介绍过去70年间的诗人。
不论将徐置于一脉之首或另一脉之末，世纪之交的选家们都给以她特别关注。这说明前一世纪妇女文化的脆弱性，那时被认为能像徐一样写作的诗人极少，对17世纪女性诗歌成就的记忆也几近消逝。
不能称全中国都陷于清一色的衰退，但它似乎是我们所关心的这个圈子的特点。既然说18世纪妇女写作基本技能下降是可笑的，我们也只能得出结论说，关于这时期的事情，不论是出版之削减、缺乏男性指导，还是强调德甚于强调才，或反明逸民运动，甚至是青楼文化之衰减，都削弱了闺秀对博取文学声誉的可能性。
曹锡淑的作品亦可寻见线索，她是上海曹一士(1678-1736)之女。她的诗揭示出与自己家庭成员通信的优势，至多有一封信是来自家庭核心以外（胡文楷，1985）。其出色度可并举的17世纪中叶与19世纪早期女性文学作品中，充满了与非亲属相关的诗，这些诗提示出有群体聚会，其信件与画作交换也可支持这一点。这些群体包括各地方的妇女。曹身后出版的文集辐射范围甚广，以至可吸引与袁枚和陈文述有联系的妇女的注意。这在袁枚的序中，同样也在归懋仪的题后诗中显而易见，归是曹在上海的同乡，有一首诗是关于她如何为生得太晚以至不能与曹结识而抱憾。而曹自己的作品并无迹象显示其与家庭之外和相距遥远的女性有密切往来，而这却是17世纪和19世纪具有同等社会显著性和文学技能的女性的特征。
沈德潜(1673-1769)在18世纪中叶指导妇女诗人——沿着同条线路提供了进一步的视界。沈以德行为导向的教诲风格与袁枚、陈文述和后来其他老师形成对照（钟慧玲，2000）。他给众多的女弟子以支持，编辑她们的作品，并再版17世纪女性的作品（胡文楷，1985），但他的努力似乎并不是为鼓励那种更广泛的、以声名为中心的酬唱类型，而这种类型在他生前和身后都颇兴盛。更确切地说，他赞成将诗作为培养德行的一种方式，他所强调的是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而不是更多的才能或自我表现的公众角色。由此他为之编辑或作序的诗人主要在家庭范围内唱和。方芳佩便是一例，她的《在璞堂吟稿》(1751)曾受到徐德音的欣赏。与17世纪和19世纪她的同类相比，她的文集中有相当高的比重是给戚属而非友人的。
这一对比有蒙古官员法式善的观察为支持，他宣称19世纪初，妇女诗文复兴了。(17)不仅是诗作数量，而且作诗的社会背景表明了19世纪早期是一新的开始和一个可溯至晚明的结点。
三、19世纪
与17世纪的模式相比，19世纪体现出很多的点的连续，但也有些变化。我将回到分析17世纪时所采用的分析框架，以明晰二者的异同。
（一）教授
从18世纪晚期开始，袁枚和其他人鼓励女性读书、支持出版女性作品的努力，比从前更显见和合理化了。1798年袁去世后，同样旨在让妇女受教育的工作在陈文述那里更好地组织起来。骆绮兰对袁与其他人不同的深刻感受，有助于说明在那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老师如何提供支持：
厥后索诗画者日益众，或见兰之诗而疑之，谓听秋轩稿，皆倩代之作。兰赋性粗豪，谓于诗不能工，则诚歉然自惭；谓于诗不能为，则颇奋然不服。间出而与大江南北名流宿学觌面分韵，以雪倩代之冤，以杜妄人之口。师事随园、兰泉、梦楼三先生，出旧稿求其指示差缪，颇为三先生所许可。世之以耳为目者，敢于不信兰，断不敢不信随园、兰泉、梦楼三先生也。于是疑之者息而议之者起矣！又谓妇人不宜作诗，佩香与三先生相往还，尤非礼。（胡文楷，1985）
另一借以说明袁和陈重要性的方式是“涓滴效应”，通过这种效应，他们的女弟子编选闺集，这是由女性自己来掌控。骆绮兰和汪端恰是很好的例子，妇女在袁和陈的支持下用她们的编纂才能来鼓励其他女性。骆绮兰的《听秋馆闺中同人集》(1797)，被视为通过出版为妇女带来名望的途径：“因裒而辑之，以付梓人。使蚩蚩者知巾帼中未尝无才子，而其传则倍难焉。彼轻量人者，得无少所见多所怪也。兰编是集，既自伤福命不如同人，又窃幸附诸闺秀之后而显矣。”这种情感非常接近于王端淑130年前的表述。
汪端(1793-1838)未能结识袁枚，她启用女性编者的方式有所不同。其开创性编选著作《明十三家诗选》(1822)启用了女性做副编和校对者，这些副编有50人左右。编辑过程非常依赖于通信（这些女性来自各个地方）。这与王端淑和恽珠的文选皆形成对比，二者看来主要是手工收集，但也可见一些数量是由个人投寄的作品。汪并未刻意于自己之使用女性编者，但这一实践还是鼓励了那些她动用其学识的人。后来，陈文述在编辑自己的《西泠闺咏》(1827)时，也启用了女性做副编。通过这些途径，由袁与陈的倡导推动形成的发展之势，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数量众多的其他作品的出版，这些作品的出版将妇女更近地拉到公共领域内。即使当袁和陈受到一些士大夫的攻击，这样的努力也从未减退。
并非每一位有才华的妇女都对袁和陈充满敬意。一些女性对将自己与袁联系起来颇有看法，(18)顾太清就直言不讳其与陈的不合。(19)恽珠也没显示出任何强烈的对袁和陈的拥护。然而所有这些女性都至少应将部分成功归之于围绕这些倡导者而涌现的女性网络，不论她们是否与袁或陈相处融洽。
如男性教授一样，19世纪女性网络的形式是对17世纪中叶的另一种接续。如同从前，有在家授课的女教师。梁德绳在商景兰那里发现了与一个半世纪前并行的情形。二人以德才著称，以文名扬于外，也都有“千里姻缘”的理想婚配，后又都寡居。但重要的区别在于，在梁那里，她的“门徒”——如果可以这样称呼她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她所勉励的年轻一代——其才华更高一层。颇引人注目的是，19世纪女诗人之杰出者如吴藻、沈善宝、汪端，甚至顾太清，全都与梁有酬唱，她们之间也是如此，同时与知名度稍逊的诗人和家庭成员，如梁德绳与许宗彦的女儿、龚自珍(1791-1842)的妹妹和其他一些人也有酬唱。(20)梁比这个群体的成员年长一代，这些人都曾师从于她或受到她的款待。
梁与商还有可比较之处。首先是梁对通俗小说的兴趣。这在她为陈端生的弹词小说《再生缘》所作续尾中有所体现。(21)很多人都批评过这一续篇，(22)但它对保存文本收效甚好，否则对那个时代而言这样的作品会被判定太过激进了。
另一质的区别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梁大部分学生不是家庭成员。我们并不知道她们（汪端及其女儿除外）何以引起梁的注意，但有种不同于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联系存在于背后。除顾太清以外（梁从未与她谋面），吴藻出身于杭州一商人家庭，换句话说，她来自另一社会阶层。(23)沈善宝，虽然她是杭州人，但她年轻时相当贫困，起初并不在梁的社会圈里。这些情形开启这样一种可能，即梁主动搜寻或许实际上召集那些以才华而知名的年轻女性。同样清楚的是，梁家庭中的男子对女性才学很是看重。(24)或者，梁那里所受的良好训练形成一种声誉，吸引了家友圈以外的人。另一种可能在于他们活跃的社交活动。聚会包括赏花、弹琴、作画、吟诗，以及有饮酒和畅游山水。许云林，即梁的女儿总被要求出席这些聚会，原因是她杰出的琴艺，而这也是梁本人所擅长的。
梁圈子之广还在于其所成就的友谊之深和其成员婚嫁至各地后保持联系的能力。沈善宝迁至北京后继续着她在妇女圈中的杰出地位，同时也从未失去与梁的联系。沈在北京时还保持着她在杭州时的很多关系。她与早年结识的亲密友人许云林尤其如此，后者把她介绍给日后成为其亲密友人的顾太清。在北京期间，许和沈一起出游数次，且经常是在顾和她妹妹云姜的陪伴下，她们至少于1839年组建了一个诗社名为“秋红吟社”。即使云林和其他人返回南方后，她们的联系一如既往。通过诗书往来，梁与顾也联结上了——虽然她们从未直接会面。
如此看来，像梁这样居坐家中又有所造诣的女性，在城市青年才女的网络联系中发挥着作用，而这一网络，就其成员婚嫁各地后仍旧继续的意义而言，是可持续的。这在商景兰时代便不多见，她与自己世界之外的诗人的遭际是偶发的。商与游走教师黄媛介的会面，是徽州商人汪汝谦(1577-1655)为黄提供的安排。当时并没有便利的地方交通可以把黄送至绍兴。这次会面产生了一个集子（胡文楷，1985），产生了两个新识间伤感的告别诗，但没有产生持续的师教关系或文学活动的新舞台。对比之下，19世纪早期可见到更为发展的模式，社交活动与教习可以跨越代际、地理和家庭的界限。
一个类似的变体类型可在“里室中的教师”那里发现。如归懋仪与黄媛介的相似性在汪端的《自然好学斋集》和陈文述的《西泠闺咏》中有所论及。而单个女性进入私家一对一的给年轻女子授课的图景在后来应是更复杂些了。归懋仪最初是给家中的男孩和女孩上课。(25)后来，她受雇于外，其学生来自其家庭外的各个地方，主要是江南。黄媛介的地理活动范围实际上可能比归更广，(26)但归在行途中与朋友间联系的明显的容易性是可对照的一点，因为总有已备船只可载她从一地至它地。(27)
比归晚一代甚至两代的沈善宝，是另一收女弟子的人，她们中有的还相当显贵，如完颜佛芸保和宗康，也是参与编辑《正始集》最突出的两位。(28)沈善宝是单独授课还是群体授课，是在学生家中还是自己家中，都不明朗；但可以得知的是，学生数量超过100人。邓红梅在《女性词史》中指出，与那些其学生主要为家庭成员的人不同，沈的学生包括了那些与她无任何亲戚关系的人。加上她的文选《名媛诗话》（下文将论及）和她对各种文体的开明宽容，她在晚清较受瞩目。
（二）出版
19世纪早期以更为积极活跃和更可见的女性与出版的结合为特点。骆绮兰是游走四处“搜罗”才女并刊印她们作品的一例。(29)恽珠，这一时期最著名的选家，将主动收集（通过她在外宦游的儿子）与基于广泛的出版结合起来。她收集文本的方式与王端淑颇为相似，但她的文选的发行远远超过王。(30)
后来这幅图景的变化是沈善宝提供的。1830年，她仅22岁，已显露出众才华。在嫁至北京前，在杭州度过了她的青年和稍成年的时代，那时，她希图将清初以来全国的女性“诗话”汇集到一起。这些成果于1845年问世。虽然她没有儿子或兄弟可承担收集工作，但她的知名度和地位足以让诗人们将作品投赠以期出版（《名媛诗话》）。(31)她收集诗的方式以及出版形式都有了新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利用了身处京城的优势。
另一不同点显现于潘素心的例子中，她是梁德绳、恽珠和其他几位女性所编诗选的序言作者。(32)潘本人未出版过任何文选或“诗话”，但她很好的通过出版这样一种方式留下了关于她和各位女性友谊的记录。她来自绍兴，丈夫是高级官员，她的丈夫在官宦生涯早期经常频繁调动，潘也随之迁移。她每至一地，便与当地最著名的文学女性建立起牢固联系。她在杭州居留期间与梁德绳得以亲近，而在北京的一段颇长的停留（那时她丈夫供职于翰林院）又使她能够亲近恽珠和更年轻的沈善宝。潘所作的序言或传出现在众多地方，包括梁德绳的文选《古春轩诗钞》和恽珠的两部《国朝闺秀正始集》。她的第一版序言提到她与恽珠是20年的朋友。
即使潘迁至偏远之地的江西，仍能与老友保持联系。不论当地的情况多么不乐观，她总在留意寻找新的文学关系，并将其酬唱结果付梓刊印（胡文楷，1985）。当沈完全成年时，潘已年有80岁。(33)潘作为袁枚的弟子，年轻的一代都希望能从她那里获得肯定与支持，而她也不断地提高自己。事实上，在沈到北京之前，潘已阅读过她的诗作。潘和其他类似人物的居间作用，使更多的来自偏远地区的女性可以被纳入进来从而集合为一幅文学全景图。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的妇女诗书文化能够延伸至停滞落后有如江西这样的地区，而通都大邑仍是其中心。沈善宝的工作中，也充满了她通过间接联系（如侯芝的女儿）或在遥远之隅（如南昌，她父亲曾在那里任职，她日后仍与那里有联络）相会女性的例子。也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网络的累积性和持久性都比明清交接时期更甚。对潘同时也对沈而言，北京更是她们活动的中心。
（三）其他形式的网络
由袁枚启动、陈文述和其他女性扩大范围的教授和出版，并不是唯一的网络类型。另一不同的以“吴中十子”冠称的结社群体在袁枚时代已相当知名了。这个群体由两位老师率领，男老师任兆鳞(1776-1823)、女老师张滋兰（任的妻），其成员相当固定，主要来自苏州。(34)在其地方属性上，它让人想起杭州的蕉园诗社，而蕉社也正是它敬仰和希冀模仿的。“吴中十子”逐渐知名起来，其结集出版的《吴中十子诗钞》(1789)引起颇多关注。然而，参与者如江珠后来转至袁枚门下的事实表明，“吴中十子”只是更大网络中的一部分，而上世纪的蕉园诗社并非如此。另外，在这一汇编中，袁为其中一些单册作了序言。(35)
这些比较能使我们将梁德绳、恽珠和潘素心这一代置于更大的结构框架内。这一群体是相对发展了的、地理上延伸了的且在当时持续进行着的网络的一部分，这一网络致力于让妇女们保持一种学识生活，并且通过出版使她们知名。诗谊关系并不限于家庭成员间，它们并不因妇女的出嫁或丈夫调迁而断绝，并且增长了这样一种希望，即才妇们可以通过版印世界而获得适度形式的不朽。即使与17世纪中叶相比——才女在那个纷扰年代较少面临阻碍——19世纪早期也可视为向前迈进了一步。
这一事态的新发展无疑是与袁枚和陈文述的授徒有关，但两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它还包括其他老师的努力，如任兆麟及《撷芳集》的出版。似乎还依靠基础设施的改善，如邮递通讯和船运交通。信件是沈善宝和潘素心这样的妇女与身居遥远的朋友借以保持联系的粘合剂。此时期的邮递系统借助私人集资，在19世纪早期有相当广的覆盖，提供普邮与快递、信件及包裹寄送和现金汇款，所有递送都在指定的天数内完成。(36)我们并不太知晓关于像归懋仪的妇女旅行时乘船的情况——谁为她找来，如何付费，当船不可得时如何到达目的地。即便如此，非常明显的是，船运交通已比汪汝谦安排黄媛介访商景兰时惯常多了。最后，对南方妇女的生活而言，北京比之从前具有绝对的中心性。不用说王端淑作为忠明人士不会于明亡后立业北京；即使她想，北京在1660年代也不可能成为她汇明代女诗人诗文成集之地。与稍后的蕉园诗社比较（其成员确走访过北京），像潘素心和沈善宝一样的徙居京城的南方妇女，她们与南方同谊的经常性联系似乎是一个重要转变。
网络的拓展之势不仅是一个交通邮递发展的问题，应被理解为文化上的变化。早可溯至1770年代的《撷芳集》，但肯定在1830年之前，一个相当规模的男女代言团体看来已感觉到，女性值得发展家庭外的友谊，女性才华值得培养，女性作品值得流传，这些经常遇到异议。即使当妇女不能直接会面，刊印的集子与“神交”的概念都给隔离状态下的闺秀以更宽的范围。对自明亡以后从未如此密集发生的活动类型来说，妇女间不能相互联系的事实并不构成阻碍。不论一位妇女是否直接认识袁或陈，不论她是否强调女性受挫或女性束缚，不论她丈夫的宦途是否迫使她迁居而远离她的才友们，她都——如果她足够幸运，足够有才华，足够容易联系——会主动联系其他有才华的男女诗人，并因此保持着她们的学士化生活。
将这些比较纳入一更大的框架内，我们发现19世纪代表着一些势头的复兴，这些势头在17世纪中叶已有发展，但在两个世纪间的100年中萎缩减缓。将低谷剔除而对比两峰，我们发现，几乎用任何一种尺度衡量，19世纪妇女的文学文化都提示出一副更公共化的面孔。当17世纪中叶提供出自己的“里室中的教师”、女性诗社、长距离通信、男性教师、出版机会的例子时，这些事情到了1830年时已发展成一个更系统、更高联合、更公开的过程。由此私人教师不仅教授年轻的家庭成员，还更公开的待聘。更多像梁德绳一样的固定教师，不仅为女儿、儿媳组织诗歌聚会，且她们的学生或年轻之交其范围还突破家庭界限而达于当时一些主要的女诗人。这意味着重要的城际联系可以在北京、杭州和其他地方间进行。更甚的是，妇女写作的文体数量和她们获赠序言和出版的渠道扩展了。同样一种变化在男性教师那里也可见到。袁枚和陈文述之与才女交游，比吴伟业或毛奇龄时都更显见和更广泛的达到，也更具争议。在17世纪与19世纪之间，基础设施发展了，对妇女的支持更有组织性了，出版和文学社团的习俗也变化了。
四、特写：梁德绳和19世纪中叶网络的运用
这部分着重描述关于梁德绳如何与四位杰出的青年女文学家交互往来的细节。这四名年轻女性都是除梁德绳以外有重要影响的人，有些人影响还更大。梁除了这四位，还触及其他人。(37)以下提供的只是对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图景的一种简单化的描述。旨在传达作为年长一代，其本身也颇有自己的个人追求，她的倾力支持如何能成为其年轻同僚创造性发展的一重要源泉。
（一）汪端
汪端在梁所授弟子名册上位置显要。她开创性的成就有两部。首先是她的《明三十家诗选》。除了使用女性做副编，书的主题涉及的是男性文学家的作品。批评男文学家的作品对女性编纂者来说是不一般的实践。这部诗选希图扭转大批评家如钱谦益(1582-1664)和沈德潜的文学评判，并且它足够令人信服，为当时代人所重视（钟慧玲，2000）。
汪的第二个杰出贡献今已失传。这便是她的小说（或可能是弹词）《元明佚史》，她自焚其稿。我们知道这一点是来自陈文述和胡敬(1769-1845)在其死后为其所作传。虽然这部作品失传了，但可从两组史诗“张吴纪事诗”和“元遗臣诗”（收于汪的诗集《自然好学斋集》）中推知一二，这两首表彰了张士诚(1321-1367)，一位元末称王一方的人。(38)极有可能《元明佚史》就是关于张士诚的某类历史小说。
梁德绳如何推动汪端的这些和其他许多成就？她对侄女细心的督导保留在她和汪端现存的诗中（钟慧玲，2000）。汪是梁早逝妹妹的女儿，梁将尚在襁褓中的汪和她姐姐带回自己家中。梁与丈夫许宗彦负责汪的教育。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梁与许也参与安排了汪与陈文述儿子的婚事，这一安排可使汪婚后继续读书写作。与大部分识字妇女生儿育女后不得不放弃读书不同，汪能够在一个新的和有利的环境中继续自己的文学事业。当汪埋头于《明三十家诗选》的工作中时，梁介入解决了一个问题。通过提议给汪的丈夫纳妾使汪不受干扰的专注于这一题目的工作，梁帮他们解决了这一问题。(39)梁为《明三十家诗选》所作序进一步证明了她对这项研究的骄傲之情；阮元(1764-1849)为梁所作传中，提到汪的诗选是梁德绳（《古春轩诗钞》）引以为自豪的篇章。
当涉及《元明逸史》时，我们并无梁德绳对之有勉励的证据，但她个人对通俗小说的着意，在她为《再生缘》续尾中有所显示，表明她对汪的尝试不会反对。
（二）吴藻
吴藻是位极具才华的作家，即使没有与梁的接触，吴也同样会取得骄人的文学成就。然而这一接触似乎很重要。有一段时期，梁与吴是亲密的朋友，尽管她们年龄上相差近20岁，梁还邀请吴参加包括她女儿和沈善宝在内的一些聚会（钟慧玲，2000）。梁支持吴的一个特别的例子涉及吴的创新性之作——戏剧《饮酒读骚曲》。这部1825年出版的作品得到了包括陈文述和汪端在内的名士闺秀们的推崇赞誉；梁也写了首题咏，虽然这首诗并未出现在戏剧刊印本中（钟慧玲，2000）。可以说，梁的支持姿态对吴是有意义的，即便我们不能坚持认为她的栽培会像对汪那般重要。
如前所述，梁之盛情为将吴引介给其他颇具创造力的妇女添益。我们不能肯定是什么开启了吴与汪的联系，但这似乎是发生在若干年前。(40)不管他们最初是如何相识结交的，吴与汪的友谊最终非常坚固。(41)
另外，吴与梁还直接酬唱。可能这一接触发端于陈文述，如果是那样的话，与梁德绳只有间接联系。
（三）沈善宝
沈善宝是第三位受益于梁德绳交游圈中的女性。像汪与吴一样，沈以其《名媛诗话》(1845)同样做出了重要的文学贡献。虽然不似汪与吴的一些作品通常具有革新性，(42)这一文献即便在今天也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资料，特别是关于沈所处时代的妇女研究。(43)
沈年轻时受过很好的教育，其父亲的自杀使她与母亲的处境每况日下，以致跌落到靠诗画润笔所得维持家计。从1835年开始，她进入了梁德绳的女诗人圈，也在此时，她遇见了吴藻和梁的两个女儿，当时她27岁。(44)（汪端没有出现，大概因为到1835年时，她身体衰弱将不久人世(45)）既已识吴，沈开始频繁与之酬唱。从那时到1837年间的某时，她许配给一名进士，成为其继室和他孩子们的老师；1837年她随丈夫离杭赴京。其时，吴藻在途中特地为她设席饯行（《名媛诗话》）。一到北京，她即刻联系了先她至京的梁的女儿们，并开始给吴写信。几乎是同时，梁的女儿们把她介绍给顾太清（还有在京的几位杭州妇女），一段终生的友谊在沈与顾之间发展起来。(46)这并不是说顾取代了吴，沈也继续着与吴的联系。
沈在晚年不能撰写诗话了，那时她境地贫困。她在京城的地位是份无形资产，教师的工作也使她能穿梭于重要的北方家族，包括当时已去世的恽珠的家族（《鸿雪楼诗选初集》）。她与吴藻和其他人的书信往来，也意味着她与在杭州和它地的友人保持着联系。她的交游广阔，连同她的才学之高、涉猎之广，使她的“诗话”为后人提供了关于她那个时代如此丰富的信息。
在沈的人生中，并非每种如上的发展都应归功于梁德绳。沈与梁的女儿、吴藻和其他年轻一代的接触比之与梁更亲密和更持久。然而她之被介绍到梁的圈子，与她生活状况的重要转变和因而进入一个写作产出期是重合的，可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47)
（四）顾太清
蒙惠于梁的最后一位有创造力的妇女是词人、小说家顾太清。关于顾年轻时的细节模糊不清。她也许年幼时旅行到过南方。她最后嫁给了奕绘，一位王爷，从那以后便不能再离开北京（钟慧玲，2000）。因此可能顾根本未见过梁。与沈的情况相同，顾受到的扶植更明显的来自梁的女儿们。当二人1837年迁至北京时，(48)她们迅速成为顾的亲密朋友。最终她们介绍顾给沈，沈与顾成为更近的朋友。同时期，吴藻和汪端也进入到与顾的诗交联系中，虽然她们可能也从未直接谋面。(49)不管怎样，与梁的女儿和来自杭州及它地的友人接触的持续力量，对顾而言是极大的鼓励。顾与梁还直接互换过一些礼物和诗作。
顾的传记作者指出，她作为一个作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她的知音伴侣奕绘。而1837年奕绘突然去世后，顾在精神上，同时也在文学上重新振作起来，这要感谢来自南方的妇女群，还要感谢能熟练运用汉语的满族诗人。她与这些群体的唱和之作，保留在沈氏的《名媛诗话》和顾自己的诗词集中。这种交往无疑保持了她的诗人状态，并持续着从前与丈夫赓唱联吟的高水准。顾作为清代最好的满族词作家之一的持久声誉或许应部分归功于其杭州的友人。我们还有证据证明，顾对小说的风险性涉足，即她的《红楼梦》续篇，受益于沈善宝的鼓励，如果没有沈的兴趣这部作品根本不会产生。续篇也有沈的序，还有一首与沈的联诗。(50)因此，虽然同其他人相比梁较少直接与顾有涉，我们仍可说明梁的支持和兴趣对顾关系重大。这一情况依赖于梁的女儿和沈善宝所扮演的居中角色。
如果我们坚持说梁德绳的支持从各方面对每一位青年才女中的文学创新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欠妥的。但我们能相对有把握地说，汪、吴、沈、顾相互间有联系，也因而与梁本人（直接或间接）有联系，同时也与其他文学女群体有联系。如此的联系，意味着这些妇女并不是在真空状态下写作。即便地理距离将她们分开，她们仍可以受益于朋友间的阅读点评。我们已看到若干青年群体打破文学界限时获赠序言或得到鼓励的例子。可以依据文本得出相同的论点。不论是汪端的《明三十家诗选》、吴藻的《饮酒读骚曲》、沈善宝的《名媛诗话》或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所有这些都是真正的突破，所有这些都在一种或另一种程度上归功于由她们呈现出的网络。这一网络又可追溯至梁。诚然，仅聚焦于创新，意味着忽视汪、吴、沈、顾给业已存在的文体带来新生命的众多方式。她们的这一成就，同她们更多的越矩性工作一样，极多的应归功于我们通过梁所展示的杭州的文学交往圈。
过分强调梁影响的特别意义是可能的。在有些例子中，她的影响是关键性的，有些例子中，她更多的是一种符号象征，代表着女性作家们可能会奔向的新方向。但这种符号性的影响意义并不重大。结合一批在京的杭州友人的存在，可以解释很多沈善宝和顾太清的工作。结合汪在苏州的多年发展，可以增强我们对她创造力所涉方式的理解。
五、结论
本文论述了以下问题：首先，在晚明时期，妇女写作受到人际网络的影响。王端淑或黄媛介的创造不可能在真空中发生，而是依赖于社会联系，包括明覆亡后面对的直接遭遇。然而在17世纪中叶的基础设施条件下，这些联系不会有如后来那样繁多。因此当妇女处在不同地方时，维持联系便不那么容易。第二，18世纪妇女不被鼓励寻求家庭以外的文学家名声和与其他妇女交往。在这样的环境下，她们的作品比从前较少灵性。第三，在袁枚的领导下，一个网络式的交往系统恢复起来。在他直接发挥影响的余波中，下一代有创造力的妇女如梁德绳，在影响另一代中扮演了角色——即便那四人无一居于她家乡。最后的问题是关于男性所扮演的角色。当然，如果将妇女网络关系与袁枚、陈文述这样的男性提供的奖掖背景分开，是非常不符实的。我这里想问的问题是，将对妇女网络的分析与男性作家的影响独立开来，这一研究方法是否有效。即，梁对汪端、吴藻、沈善宝和顾太清的支持是否有其独立生命力？或四位年轻女作家的成绩是否应被完全视为在袁、陈这样的男性授徒传教的背景下产生的？如果要做尝试性的回答，那么无疑是男性教师使妇女生活有了不同。诸如潘素心和归懋仪这样的妇女，从与袁的交往中受益匪浅，正像汪端、吴藻这样的妇女从与陈文述的合作中获得益处一样。梁德绳的丈夫许宗彦、顾太清的丈夫奕绘，则是在重要时期提供关键支持的另外的例子。也许最稳妥的说法是，支持的重要性因人而异，即便是在我们目前已回顾的少数几个案例中。总体上，似乎是从梁到四位年轻者的连接链条对于支持她们的文艺热情起了作用，这与袁或陈的贡献是可以分开的。在一个并未完全从旧观念中解放出来的看待妇女创造力的氛围中，对四位女性而言，从一位年长的具有才学的妇女那里（不论她住得是远是近）获得的支持，有的是有所助益，有的则对她的文学生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注释：
①这一部分取自广泛一组资料，包括Mann,Precious Records; Dorothy Ko,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Arthur Hummel,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Taipei:Cheng-wen Reprint,1976；钟慧玲：《清代女诗人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00年；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合山究：《袁枚と女弟子たち》，《文学
辑》，1985年8月，第113-145页；Kang-i Sun Chang and Haun Saussy,eds.,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②王猷定为《名媛诗纬》所作的序传中给出了她的生辰，许多现代的文献宣称她于八十多年后亡故，但最近出版的柯愈春编《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提到曹溶的一首诗，这首诗显示出是为悼念王端淑而作，而曹逝于1685年。
③例如，王端淑的《吟红集》是通过其丈夫的朋友们赞助出版的，见抄本序言，藏于内阁文库。
④邓汉仪所编不是小型选集，但关于女性的部分篇幅很少。
⑤汪淇：《尺牍新语广编》卷二四，1668年，第8页a-8页b，藏内阁文库。包含几篇女性书信，如有一封从嘉兴被送往太仓。
⑥Ko,A Man Teaching Ten Women.
⑦例如，柳如是从名妓转为人妾，黄媛介成为“里室中的教师”。
⑧黄德贞是例外。
⑨王为朱素臣1669年前后问世的戏本《秦楼月》所作的短小题署，伴有一些社员关于此戏的题诗。
⑩关于这个诗社的更多内容，参见Maureen Robertson:Changing the Subject:Gender and Self-inscription in Authors' Prefaces and "Shi" Poetry.In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71-217。
(11)原本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12)文中“梅君”乃梁瑛号，“松石”即梁瑛夫——译者注。
(13)1751年，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14)骆绮兰：《听秋轩赠言》，1796年句曲骆氏，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王昶忆起了他1757年在扬州与徐的最后一次会面，徐送给他一幅画作和一本她的诗集抄本。
(15)参见王迺德：《竹净轩诗选》，内阁文库，1807年，第6页a。
(16)参见袁枚：《随园全集》，上海：文明书局，1918年。
(17)参见法式善：《吾门诗话》，见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卷一九八，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第598-599页。
(18)例如，重要的弹词编者侯芝(1764-1829)未曾师从于袁，虽然她丈夫是袁的弟子。编者王琼是另一与袁关系不睦的例子。参见合山究：《袁枚と女弟子たち》，第131页。
(19)张璋编校：《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6页。
(20)梁德绳有很多给汪端的诗，她给顾太清的诗见于《古春轩诗钞》（附录于许宗彦《鉴止水斋集》，1819）。她给吴藻的一首诗见同书。顾有两首给梁的诗见于《天游阁集》，还有两首见于《东海渔歌》（张璋：《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吴藻有一首给梁的诗见于她的《香南雪北词》（徐乃昌辑：《小檀栾室闺秀词》卷九，南陵徐乃昌，1895年，第29页b）。她与沈善宝的关系见载于《鸿雪楼诗选初集》的若干首诗中。
(21)陈文述：《西泠闺咏》卷一五，钱塘丁氏嘉惠堂，1887年，第10页a。
(22)郭沫若：《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54-900页。
(23)Chang and Saussy,p.601.
(24)比如，梁的丈夫是汪端的思师。
(25)参见她为江珠《小维摩诗稿》(1811)所作序，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序中提到她与江在她们的丈夫出门在外时都曾在家教男孩念书识字。
(26)她在北京去世（胡文楷，1985）。我还未寻见归曾到北京的证据。
(27)她在行途中经常与故交如汪端通信，这在双方的诗选中都有保存。归的《绣余续草》(1832)在哈佛—燕京图书馆。
(28)参见沈善宝：《鸿雪楼诗选初集》，藏浙江图书馆。完颜佛芸保是《正始集》续编的主要编者，宗康为之作跋。完颜佛芸保是恽珠的孙女，这两位也是沈《名媛诗话》三篇序言中其中两篇的作者。
(29)另一例是王琼，她的《爱兰名媛诗话》可能从未刊印。关于王琼，参见合山究：《袁枚と女弟子たち》，第131-132页。
(30)《名媛诗话》出版后不久，人们就抱怨印本的紧缺（汪淇，1668）。
(31)这样的例子如梅淑仪，她是弹词作家和刊刻家侯芝的女儿。可证的是，沈与梅在1843年她们初次会面前已互闻多年，她对这次会面感到非常愉快，并深为梅的优雅所打动，后来，梅的诗文从南京达于北京，沈即刻收录下来。
(32)潘的遗稿——为梁作的传，随梁的《古春轩诗稿》出版，她也为《正始集》第一卷和后续卷写了序言。潘作序的另一例，参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938页。
(33)沈善宝的《名媛诗话》里有很多关于潘的评论。
(34)更多关于这一组织，参见Dorothy Ko.A Man Teaching Ten Women:A Case in the Making of Gender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In Ch
goku no dent
shakai to kazoku（《中國の传統社会と家族》），ed.Yanagida Setsuko sensei koki kinen（《留田节子先生古稀
念》），Tokyo:Kyuko shoin,1993,pp.65-93。
(35)例见他为王琼《爱兰诗抄》所作跋。
(36)李伯重：China's National Market,1550-1840,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Eighth Annual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Victoria,Canada,June 27,1999。
(37)李佩金和孙云凤是另外她与之联系的突出作家。这些人中也与年轻一代互为朋友。
(38)冒俊编：《林下雅音集》，如皋冒氏刊本，1884年。这一版本开始部分亦可见陈与胡的序。
(39)陈裴之：《香畹楼忆语》，上海：中央书局，1935年，第24页。
(40)汪与吴至1825年联系上，那时汪对吴的剧作予推崇。
(41)关于二人友谊之深，参见钟慧玲：《清代女作家专题：吴藻及其相关文学活动研究》，台北：乐学书局，2001年，第51-57页。
(42)熊琏是另一位写诗话的人，她的著作对沈有影响。参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367页。
(43)它的视野是整个清朝，但它关于现代女性的情况更少陈词滥调，而更多信息提供。
(44)沈善宝的《鸿雪楼诗选初集》提供了一次包括梁德绳、梁一女和吴藻在内的会面的细节。参见Grace Fong.Writing Self and Writing Lives。她在见到吴之前已读过其作品（《鸿雪楼诗选初集》）。
(45)根据一首沈给陈文述的诗，她一直想与汪会面，且吴藻也敦促她，但二人还是未得相见，沈深为遗憾（《鸿雪楼诗选初集》）。她在《名媛诗话》中对汪的描绘极为尊敬。
(46)这些往来是从沈的诗中得知的，参见《鸿雪楼诗选初集》，这本集子按年代编排。关于沈与顾的坚固友谊，参见张菊玲：《旷代才女顾太清》，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
(47)在沈离开杭州后，没有沈与梁之间诗歌通信的记录，但沈在《名媛诗话》中对围绕在梁周围的年轻一代有非常尊重的评价，其中她也论及梁。
(48)《鸿雪楼诗选初集》有一首给在京的一个女儿的诗。直到那时之前，沈给她的诗都是通过写给身边的人而传达过去。
(49)汪给顾的一首诗（《自然好学斋集》）。吴给顾的一首诗，参见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58页。
(50)顾在19章中插入一首诗，此诗亦见于《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第145-147页）。一首相配的诗见于沈的《鸿雪楼诗选初集》，这些诗写于小说之前，然后作为人物角色的作品加入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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