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路之悲，故国之思——龚鼎孳诗歌发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故国论文,诗歌论文,龚鼎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14(2007)03-0093-04
经历明清易代的汉人，往往因政治立场而被划分为烈士、遗民和贰臣三类，并因此受到时人与后世的景仰、尊重或谴责。一般而论，这三类人应是水火不相容的；但这三类人不仅当时于私谊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文学创作中也都抒发了相同或相近的思想感情，即程度不同地抒发了故国之思与黍离之感。究其原因，尽管这三类人在政治选择上不尽相同，但在文化认同却有着诸多相近之处。明清易代，是天崩地坼的大事，但人们的文化认同感并没有随着载体——明王朝的灭亡而断绝或改变，相反却伴随着清王朝的入主而日益加深。而贰臣由于处于新朝特殊的政治环境，他们更能体会到满、汉民族的文化差异与冲突，从而对文化的隔阂感受更深，因此有些“贰臣”故国之思甚至比一般遗民更强烈、更执着。另外，由于他们身仕两朝的身世际遇，使他们具有比烈士与遗民更为复杂和矛盾的心态，汉文化的优越感与异族君主的文化隔阂使他们具有故国之思；而贰臣的身份，又如同日夜抽挞灵魂的鞭子，使他们在内心深处多具有耻辱感与负罪感，从而程度不同地有失路之悲。
概而言之，故国之思与有失路之悲是这一时期贰臣文人诗文中着重表现的两大主题，代表了这一群体普遍的思想感情。笔者以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龚鼎孳为个案，来分析清初贰臣文人群体的心路历程，这将对整个贰臣诗群及清初诗风都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龚鼎孳(1616—1673)，字孝升，号芝麓，江西临川(今抚州市)人，祖籍合肥(故有“龚合肥”之称)；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在明官至兵科给事中。崇祯十七年(1644年)，龚鼎孳降李闯大顺政权，授直指使。后复降清，屡沉屡浮，官至礼部尚书，死谥端毅。乾隆41年入《贰臣传》乙编，有《定山堂诗集》43卷传世。
龚鼎孳在清初颇具盛名，与钱谦益、吴伟业在诗坛上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三大家出处相同，均为《贰臣传》中人物，但在对三人诗歌的评价上，时人及后人均有低龚之意。如沈德潜在《国朝诗别裁集》里的对龚鼎孳诗歌有如下评语：“合肥声望与钱、吴相近，又真能爱材，有以诗文见者，必欲使其名流布于时……时有合钱吴为三家选者，人无遗词，唯宴饮酬酢之篇多于登临凭吊，似应少逊一筹。”[1] 20言下之意是说龚能跻身于三家诗选，是因为“真能爱材”，而与诗歌本身关系不大，有意无意之中就把龚诗与钱、吴之诗拉开档次。细品沈德潜之评语，龚诗之所以较钱、吴“少逊一筹”，是因为唯宴饮酬酢之篇多于登临凭吊。也就是说，龚诗多为宴饮酬酢之篇，也即应酬、交际之作多，登临凭吊之作少，也就是意味着少有家国身世之感。稍后的朱庭珍《筱园诗话》在此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国初江左三家，钱、吴、龚并称于世。……然江左以牧斋为冠，梅村次之，芝麓非二家匹。……龚芝麓宗伯诗，词采有余，骨力不足。好用典，而乏剪裁烹炼之妙；好骋笔，而少醖酿深厚之功。气虽盛，然剽而不留，真而易尽；调虽高，然浮声较多，切响较少。当时幸得才子之称，后世难入名家之列。”[2] 1360所谓的“骨力不足”也即思想感情不饱满，“浮声较多，切响较少”也就是辞藻较多，缺少真情实感。此后几成定论，近代出版的明清诗歌史方面著作更几乎是众口一词，如朱则杰《清诗史》里说：“龚鼎孳的诗歌论数量超过钱谦益、吴伟业二人，然而绝大部分都是那种空泛的宴赏酬应之作，不仅没什么现实意义，而且缺乏自家的真性情，连他的许多好友对此都深致不满，因此无疑为最下”。又说：“由于龚鼎孳的诗歌大都缺乏实际内容，所以他有意去步和古人原韵，借此来炫耀才气，以掩盖内容上的空虚。”[3] 76周伟民在《明清诗歌史论》里也说龚鼎孳：“写诗纯恃才气，数千言可立就……但是他的诗多为应酬之作，反映民间疾苦作品不多，在当时诗坛上，虽与钱、吴并重，实际上难与钱、吴相匹。”[4] 387纵观以上评价，对龚诗的批评不外其多为应酬之作，而与之相联系的就是此类作品多内容空泛，缺少真情实感，艺术上多流于形式主义。
综观龚诗，其中酬答、和韵之作较多确是实情。在《在龚定山堂诗集》四十三卷中，三分之一多是此类作品，都标有“送”、“赠”、“和韵”、“次韵”等字样，但不能因此断定，此类作品俱是内容空虚的无病呻吟之作。作者以为，其实正是在这些作品中，龚芝麓自然地流露了出了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感，抒发的是毫无事先人为经营的真心实感。所以，以龚诗多酬答之篇，龚则不辞；但如以之为贬，龚则不受也。
首先，龚的宴饮酬酢之篇作中不乏真情实意、文采飞扬之作。与江左三大家相比，吴伟业的诗歌多失路之悲而少故国之思，或者说以失路之悲来掩盖故国之思；钱谦益的诗歌多故国之思而少失路之悲，可以说以故国之思来刻意回避、掩饰失路之悲。钱、吴两人在当世及后世已有不少人指出其诗中的“故国之思”，及以诗传心的特征，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时人及后人的谅解，而龚则被认为缺少此诚意。平心而论，龚的故国之情、失路之感丝毫不比钱、吴二人弱，甚至龚的故国之思比某些遗民还来的强烈。但龚的这种感情不是刻意经营的，而是在酒席应酬之间，友朋赠临之际所自然流露的，是时刻存在心中、一触即发的内心真情，是无意于更无暇于构思营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应是最本初、最真实的。作者以为，此种感情，不但不逊色于钱谦益、吴伟业的有意借诗传心，也丝毫不亚于遗民“登临凭吊”中所表现出的同种感情。其次，龚的唯宴饮酬酢之篇虽多于登临凭吊之作，但那也只属于题材选择爱好的不同，不能证明在此类题材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就不及“登临凭吊”之作。其实，在宴饮酬酢中同样可表所谓“登临凭吊”之情，龚的大量伤时、感世的诗篇就是在宴饮酬酢中创作表现的。再者，龚之所以少有“登临凭吊”之作，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是：“梦余回首乡关改，王粲楼高未忍登。”不是作者不欲登高，而是“未忍登”，因为登高回首已是“乡关改”。实质上，龚芝麓时刻未忘故国。概而言之，龚的复杂心态正是在宴饮酬酢之篇中得到了真实自然的反映，并且反映的是具有强烈时代特征与群体特色的个人情感。
龚鼎孳诗中很大一部分是表现对仕清的自责与悔恨，也就是失路之悲。“失路”一词在龚诗中运用最多，其出现频率之高都是他同时代的文人集中所少见的。《赠歌者王郎南归和牧斋宗伯韵》其八：“长恨飘零入洛身，相看憔悴掩罗巾。后庭花落肠应断，也是陈隋失路人”。牧斋即钱谦益，钱原作：“可是湖湘流落身？一声红豆也沾巾。休将天宝凄凉曲，唱与长安筵上人。”两首诗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两人虽身份遭际相同，但抒发的感情是不同的。钱诗所抒发只是故国之思，而没有涉及到失节之痛，而龚诗却是充满自责、自愧之意。再如著名的《初返居巢感怀》：“失路人悲故国秋，飘零不敢吊巢由。书因入洛传黄耳，乌为伤心改白头。明月可怜销画角，花枝莫遣近高楼。台城一片歌钟起，散入南云万点愁。”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评论说：“六语用少陵意，何禁蕴藉。”[1] 22这二句话说得皮里阳秋，没有说到“蕴藉”的实质，当然也可能是出于禁忌考虑。作者以为，其蕴藉处正在借悲秋而悲自己的失路。这里失路的徘徊者，不仅愧疚、悔恨，而且怀着无尽的伤心与悲哀。此诗写于龚里居守制期间，家愁、国变及自己的出处的难堪、羞愧，都使此篇字字带泪，语语着情，感人肺腑，读来令人心酸。再有：“流落人非故态狂，吞声不敢及沧桑。闻鸡就夜心犹热，裹剑还家鬓已苍。”(《郝贲如给谏来自济南执手相泣独不待而归……》)此篇虽未出现“失路”字样，但“流落人非故态狂，吞声不敢及沧桑”与“失路人悲故国秋，飘零不敢吊巢由”实为同一曲调，凄楚苍凉，都是自痛自悔，自怨自艾心态之写照，使人不由为之一掬同情之泪。又《和栎园送黄济叔出狱南归》：“相望蹉跎才一见，回看岁月暗沾襟。归迟总折春前柳，欢剧凭低醉后参。失路姓名偏借客，扳身霜雪勿惊心。”栎园即周亮工，与龚同为当时名士，又都由明入清，成为贰臣，其诗中所表现失身失意之感结合离情别恨，尤为贴切当时的国事与自己的心事。最后两句特别酸楚，失路之人，本欲隐名埋姓，羞于见人，却偏偏被人知道姓名。要知道，立身扬名，本是封建时代文人最为向往之事，但现在因为“失路”，名高却反成为累事。
在龚大量的送别、怀人、赠答诗中，“失路”这一意象被广泛使用，凡表现内心忏悔、自责、沧桑、羞愧的种种复杂感情，他俱以此意象概之。如作于康熙四年的《老友阎古古重逢都下感赋》：“城南萧寺忆连床，佛火村鸡五更霜。顾我浮踪惟涕泪，当时沙道久苍凉。壮夫失路非无策，老伴逢春各有乡。安得更呼韩赵辈，短裘浊酒话行藏。”阎古古即阎尔梅，乃是龚之旧友，明亡后，阎因抗清被逮捕，两人多年未见。既而重逢，加以龚即将为阎了结此案，故惭喜交并，欲其他友人如韩圣秋、赵友沂等共来叙重逢之乐，此诗将龚面对老友时的喜悦、羞愧、表现得细微入神。卷十八《赠丁野鹤》其三：“失路感恩悲喜集，扁舟载行一心人。”面对老友、故人，龚毫不掩饰对自己“失路”的内疚、自责与惭愧。龚为情深之人，视友朋如性命，他在朋友面前是坦诚无欺的，所以其诗完全可以视为是心画心声，“失路”之悲充斥他心灵深处，而表现于与友朋赠别的字里行间，不可以视为文饰之作。综观龚诗，失路之悔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更准确地说，龚诗“失路”意象不只表现了悔，更深、更多表现的是“愧”。
“失路”从字面上可理解为迷路，走错路及穷途末路之义，细观龚诗，应取前两义为确，即为迷路、走错路之义。龚用此词可说曲尽心声，他正是在人生路上走错了关键一步，所以使自己后半生常处于心灵的煎熬之中。
作为“贰臣”群体人格样板的“庚信”这一人物形象也屡次被龚用来自比，表现出与“失路”相同的情感内涵。《正月二日上人集寓斋分韵》其六：“百年歌苦望知音，庾信伤多只至今。玉马铜仙何代事，银樽锦瑟可怜心……”卷三十七《赠歌者王郎南归和牧斋宗伯韵》其六：“烟月江南庾信哀，多情沈烔哭荒台。流茑正绕长楸道，不放春风玉勒回”。《为沈郎玉卿题便面》：“雕笼鹦鹉闭芳年，玉树明镫宛转前。名下易增沦落恨，子山词赋已风尘。”又《从淮阴幕府得舍弟孝绪到杭州消息喜寄三首用少陵韵》其二：“南望吴天烽火深，北来鸿雁晚霜侵。六桥烟柳愁中路，双桨秋虫乱后心。入洛士龙犹健在，无家庾信只哀吟。连床何夕沧桑话，细剪寒灯泪不禁。”卷十六《怀方密之诗》：“怪汝飘零事有诸，白衣寇又过扶胥。渡江功业推王谢，失路文章自庾徐……。”庾信本为梁臣，出使北朝被强留，历事魏周二朝，成为身不由己的贰臣。从草长莺飞的江南来到风急天高的黄土高原，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其诗多乡关之思，身事两朝的贰臣身份又使其诗多自悔之调，其身世际遇多与龚暗合，所以龚以庾信自拟最为贴切心事。但就情感内涵上说，龚芝麓在诗中表现的故国之思要比庾信的乡关之思更为深沉、宽广。庚信诗中的乡关之思还仅限于单纯的地理差异，而龚则是上升由文化隔阂引起而的故国之思；自然比庾信就更进一层了。
一位西方思想家说懦弱而有良心的人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明清之际的一些贰臣文人就是这样一些人。如吴梅村自称自己为天地间一大苦人，而龚芝麓在诗中则屡称自己为“恨人”。如《赠丁野鹤》：“江山如此恨人留，痛哭焚书向古丘……”再如《和雪堂先生遂初、秋岳舒章秋日书怀诗二首》其一：“恨人怀抱本苍茫，愁对秋云万里长……”《秋怀诗二十首和李舒章韵》其六：“岂必清歌发，时时唤奈何。九秋生事拙，六代恨人多……”龚本为情深之子，敏感于人生各种情事，不能无恨，但从以上诗句中可以看出，此恨非指儿女之恨，而是“江山如此”之恨，山河易主之恨，是国恨，而江山易主不只是对异族，也对同族，当时士人人所诟病的龚先降闯，复降清，特无节操，实际也是龚本人也是以此为惭恨的，也是所以作者“恨人”怀抱形成的现实原因之一。也就是说，龚鼎孳对无论是清代明，还是顺代明，他都是有所痛惜的并为自己的“失路”而惭恨。如其在《初春试笔和秋岳韵》其三：“……白雪新知少，青山恨事多。春来萧瑟意，容易感蹉跎”。身世之感，命运之嗟，岂是一个“恨”字了得，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
综观龚诗，“失路”、“庾信”、“恨人”三个意象出现多次，这足可以看出他所受的因进退失据而带来的惭悔自伤、精神痛苦与心灵煎熬。
在龚鼎孳的诗集中，除了失路之痛这个主题外，故国之思也是另外一个重要主题。在《如农将返真州以诗见贻和答》一诗中，就表达了龚对故国的强烈思念：“曾排阊阖大名垂，蝇附逢干狱草悲。烽火忽成歧路客，冰霜翻羡贯城时。花迷故国愁难到，日落河梁怨自知。隋苑柳残人又去，旅鸿无策解相思。”姜埰，字如农，明未因言事被遣戍，龚鼎孳曾三次上书相救。明亡龚入仕新朝，姜则坚守气节不仕，是当时著名的遗民。此时二人重逢，已是江山易帜，友仇皆散。“花迷故国”之愁、“日落河梁”之怨，形象而确切刻画出龚的复杂心态，即有对故国深切的爱恋，又有对自己李陵身份的惭怨。“故国”作为与新朝对立的意象和传统文化的载体，对其的追思与怀念即表现了贰臣对失路之行为的深切的忏悔，也表现了贰臣诗人与遗民共同的文化品格，这也是他们虽然政治立场大相径庭，但私交却甚笃的重要原因。龚鼎孳的故国之思可说是无处不在，无论是在热闹的歌舞场中、酒宴席前，还是在思朋怀友、伤春悲秋，都能引起作者浓重的故国之思。故国如同缕缕萦绕于心中的细丝，触一端而动全身。其在《和秋岳八月十六夜诗》其三中就表达了这种思想感情：“樽前客散雀罗空，万事飘零一枕工。故国故人明月路，秋花秋草隔年丛……”再如《午日李舒章中翰招同朱遂初孙惠可给谏集小轩演吴越传奇得端字》：“穷巷凉风起薜萝，遥怜斗酒共经过。早霜故国清砧远，斜日中原画角多……”由思故国再到思故君(故君也是故国的象征)，虽然崇祯驭臣严苛，龚鼎孳在李自成入京之时因言事得罪还被关在狱中，但龚鼎孳对故君还是毫无怨恨，充满真挚的思念之情。如《乙酉三月十九日述怀》：“殘生犹得见花光，回首啼鹃血万行。龙去苍梧仙驭杳，莺过堤柳暮云黄。寝园麦饭虚寒食，风雨雕弓泣尚方。愁绝茂陵春草碧，罪臣赋已罢长杨。”“乙酋”为顺治二年(1645年)，是崇祯京破殉国之日一周年。诗中“残生”“鹃血”、“愁绝”、“罪臣”等语都饱含感情色彩，不可以“浮响”视之。龚鼎孳的这种故国之思持续时间之长，篇幅之多，都非一时文饰可以做到的。
此外，与故国相关的意象、词语，也多出现在龚诗中。如《赠丁野鹤》：“……热血空怜霜草碧，遗民今见竹林游。垂阳袅袅能愁客，彼黍离离又报秋。”《暮春集子唯园亭酬赠》其一：“相逢何意落花边，不记曾经天宝年。江左衣冠同逝水，旧家亭沼尚平泉……”《和于皇见赠之作》：“君居白下门长杜，我到青山事已非。旧雨忽逢犹蝶梦，斜阳无语又乌衣。”“竹林”、“江左衣冠”、“白下门”、“乌衣巷”等都是南方景物，龚在诗中所咏及引起故国之思的景物多为南方景物，有着浓厚兴的南国情结，这不是一般的对地理环境的偏爱，在作者心中，南方的“江左衣冠”象征着“汉宫威仪”代表汉族文化，是与白山黑水的北方游牧文化相对立的。所以南国情结也就是故国情绪，是作者终身为之梦绕魂牵的精神家园。如《清明同古古……诸子登妙光阁》：“天涯乌鹊总南枝，飘泊根柯晚不移……”卷十七《初返居巢感怀》：“……明月可怜销画角，花枝莫遣近高楼。台城一片歌钟起，散入南云万点愁。”云是南云，枝是南枝，对南国景物的怀念也就是对满清北方文化的不认同，也是其产生着故国之思的文化根源。再如写于康熙庚戌秋冬之际的《云中古檗二老仲调小集花下叠韵》：“四海双蓬鬓已银，艰难身许故笼真。一枰棋局浮云过，依旧南枝过眼新。”此时龚鼎孳已是快六十岁的人了，清朝定鼎已经二十多年了，随着年光流逝，许多遗民都已淡化了恢复之志、故国之情，而龚鼎孳的南国情结也即故国情怀却是愈老愈浓，并且丝丝缕缕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了。正如其在《十月十二日为栎园志喜》：“青灯遮老眼，洒泪已经年。”龚鼎孳的故国之思，与之交游的遗民也清楚，所以也谅其心志。遗民方文给龚鼎孳的诗《喜龚孝升都宪至》中就曾这样描述龚鼎孳的故国情怀：“每涉江淮路，偏多黍稷情。[6]
郑方坤在《国朝名家诗钞小传》说龚诗“其调高以逸，其词婉以丽，其音节响以沉，其托旨也遥深，而其取材也精确。”[2] 1359《梅村诗话》里也说：“孝升于诗最秀颖高丽，声调遒紧。有义山之风。”[8] 1357窃以为，所谓“托旨遥深”、“有义山之风”不外乎指其诗中所蕴含的失路之悲与故国之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