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国家局势的危亡与边疆民族危机的窘迫，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与使命感，使西藏迅速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焦点。民国期间汉文藏族史书的编纂一开始便深受民族主义学术思潮以及以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宗教学等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与史学方法的影响，在记述内容、体例及编纂方法等方面均开始不同程度的变革。
关键词：民国时期；汉文；藏族史书；编纂
一、社会变革与动荡引起的史学编纂反思
辛亥革命后，中国在国家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革命并未带来祥和，取而代之的是大批封建军阀的割据对峙，中央疏于对边疆的管理，中国领土、主权也屡屡遭受帝国主义国家的蚕食与挑衅，尤其是边疆地区，蒙古、西藏、新疆、东北等地纷纷被列强列为首选目标，强行掠取，阴谋划分势力范围。时局动乱，各种地方史、民族史编修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举步维艰。此种情势下，民族主义思潮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而日渐形成，激发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民族自尊心与责任感，衍生出中国民族史事业的“新”发展，激励着一系列知识分子“由以往的 ‘卫道型’ 转向 ‘知识型’”。西方民族理论与史学思想方法以教会学校、印书馆、期刊、译著等多种形式传入，进而对于包括藏族史书在内的民族史书的纂修上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以西方进化论审视藏族史，将西方进化论提升到一高度，激发了国人自强不息的民族优渥感，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与责任感，进一步认识到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只有不断地强大自身才可以谋求立足。
二、编纂内容特征
（一）汉藏间史料的互参互证
汉藏间史料的运用是直观反映藏族史学发展水平以及文献编纂水平的重要依据，也是史家编纂藏族历史的必备条件。民国藏族著述中涉及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内容充盈全面，注重汉藏典籍的互参互考，成为民国时期汉文藏族史书编纂的特征之一，主要集中于两层面，其一是对于人种、族源的探讨，其二是对于宗教内容的引证。白眉初《西藏始末纪要》中“今称为西藏，在上古中古之时，即有各种族，繁演于其地，但未成为国家之形式耳，今考西藏民族之由来，约有四说。” 包括“苗种说”、“氐羌说”、“鲜卑种说”、“阿利安种说”四种。其中“苗种说”以“《尚书》云”，“氐羌说”以“《禹贡》云”，“鲜卑种说”以“《威州通志》云”，“阿利安种说” 以“《西藏新志》云”。洪涤尘《西藏地理》“故今之藏族，相传即其苗裔，《后汉书》亦云西羌之本”，在族源的追溯上学者通过汉藏史书文献的互参共考，相比之前的汉文藏族史书，这一时期在阐释历史史实上表达更为饱满，内容呈现上显得更为合理客观，论据更为充分且具说服力。法尊法师《西藏民族政教史》一书以宗教史论见长，作者据藏文史料而撰，尤以《青史》为主，在年代上依据《青史》，在各派历史起源上主要依据《土观之宗派源流》，在探讨藏人人种起源上又引用《唐书·吐蕃传》的说法。
（二）体例门类传承与创新，因时厘革
民国年间，随着新旧史学的交相碰撞，加之科技文化的不断进步以及近代以来各种新生事物的相继涌现，藏族史书较民国前昔在内容上逐渐增加了不少新的门类，撰史者对藏族史书著述门类上加以改革，从以往淡化社会功用到开始重视民生、实业、军备等内容，从章节名称的添置上就着很大的调整。如《西藏史大纲》第三章内容中对于西藏现状之考察，分为西藏社会之特质、宗教、礼俗、政治、军事、财政金融、教育、交通、对外关系、经济、卫生与人口。其中提到当时士兵之训诫以及械弹来源及数量之时，提及西藏军队深受英国式的训诫，且所购买的武器多购自印度政府；在财政金融中设置“公债收入”，提及西藏向英举借外债；货币中设“卢比”、教育中设置“留学教育”小节，交通中设置“邮电”小节。此类内容的增设常见于民国时期藏族史书编纂的体例结构中，以往从未有过的金融、教育、民族、外交等新鲜门类增设其中。吴忠信在《西藏纪要》中提到“卫生”以及对于高原疫情，厕所条件等的记述，是过去不少著述中并未提及的。
三、编纂方法的革新
（一）文献与实地调查结合，考证精洽
何为“实地调查”？实地调查最根本的价值体现于对资料的获取上。这一时期部分著史者在资料源头的择取上开始强调第一手史料的获取，更正史料的传讹，充分保证记述史实的科学性，进而推动民国藏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促使近代藏族史的撰写逐渐朝着细节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撰史者深入藏地，深入藏族群众中。凡涉及对西藏地理、民族风情方面的记述，大多作者曾有深入藏区这一历史背景。其中任乃强、李安宅就是践行实地调查研究方法撰史的典型代表。任乃强“从事民族研究需要将历史与地理结合，通俗的理解为文献与实地考察互为辅助”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被学界公认为是第一部以实地考察和社会调研方法所著的藏族宗教史。李安宅于30年代深入甘南藏区，与拉卜楞寺僧人同吃同住，历时三载。其次，考证精恰。陈观浔《西藏志》该书考证色彩最为突出，作者利用各类正史、野史、方志等的记述，对西藏历史地理、政治、宗教、社会文化风俗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出现诸如“西藏湖池考、西藏都邑考、西藏道路交通考、西藏寺庙考”等。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洪涤尘《西藏地理》中述“据刘家驹谓：‘近见西藏政府有一部藏文书，名《登心信达雄崔》，此书中载：全藏大镇共一千五百处………营造认此统计，或较为切云。又据中央外交部参事林东海博士奉派随黄慕松氏赴西藏致祭达赖喇嘛回国时之谈话，谓“据传说共有五百万人”西欧书籍所载，则谓三、五百万人，另一部分调查谓最多不过一百万人，然以本人调查，最多亦不过七、八十万人”。洪涤尘仅就一小镇人口数，就采纳了藏文，西欧等史著的记载，加以考证。
（二）现代新技术的应用，步入新时代
综览民国整个阶段的藏族史书在测绘地图、拍照摄影、数据统计等现代技术上有着广泛运用。主要以任乃强、洪涤尘等在地理上有突出贡献的为代表。任乃强作为中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开拓者，期间他所撰有的《康藏史地大纲》、《西康图经》、《泸定考察记》等，书中均有大量的地图、照片、统计图表等内容。《康藏史地大纲》原书中也曾附有3幅地图。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书内插入19幅珍贵历史照片，可以直观的看到当时布达拉宫、哲蚌寺、塔尔寺等的全景。此外华企云《西藏问题》书中也有图6幅、表3张，陈健夫《西藏问题》附有反映藏族人民社会生活的图片，刘曼卿《康藏轺征》书前也同样附有大量的照片，涉及到寺院全貌，各类藏服，头饰以及重要人物等，对于了解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生活状态等有着重要作用。此外在统计方面，当时不少著述中为了更好地阐明文本内容，以罗列统计的形式加以辅助，常见于人口、城镇等生计方面，在对于教派世系传承，官员的阶级等也偶有涉及。
四、编纂旨趣变化
（一）抵御外侮，关注西藏问题
民国成立后，边疆局势严峻，国内外矛盾双重夹击，藏学家在治学上经世致用的意图表现分外强烈，纷纷怀揣儒家传统“经世致用”之热忱，试图借以文本的形式，着眼大局，分析西藏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制度与区域时空的互动关系，从藏族宗教历史、族群源流、汉藏关系、外交关系等方面进一步阐释，以适应民族国家危亡之时代要求，唤醒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关注。
最为突出的是关于抵御外侮，解决西藏问题方面。它们中一部分主要针对西藏问题成因追根溯源，另一部分则集中于如何解决西藏问题或基于此提出相应的策略性著述，其中解决的主要问题就包括关于处理英俄等国外交问题及西南边事问题等。洪涤生《西藏史地大纲》例言中提到“自晚清以来，……西藏问题复杂严重本书目的，即欲借此引起国人之注意，从而力谋西藏之开发，以为巩固国防，保卫边围也。”吴忠信《西藏纪要》中言其编纂目的“书根据实地考察之结果，详述……实为研究西藏问题一最可宝贵之文献”。其次，如何抵御外侮？华企云《西藏问题》第四节“此后国人对于西藏应注意之点”中提出对内宜设西藏为行省，对外当以对英人为主。洪涤尘《康藏史地大纲》提出“确保国家之主权，则外人间谍不得而诱惑，帝国无从以觊觎”。尹扶一《西藏纪要》中在对于中央与英签订条约之时言道“中国欲行使其主权，……否则，印度政府对于中国将来经印度入藏之交通，一概予以封锁”。其二，改善西藏交通；马福祥在《蒙藏状况》中指出西藏的交通问题成为英国长驱直入的最大隐患，“盖吾国内地与西藏之交通至为远阻，……固不待智者而始决也。”作者认为解决西藏边疆危机，改善交通“厥为高原铁路系统之建筑”为首要举措。总体而言这些举措的提出，为解决西藏边疆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二）建设西藏，改善汉藏关系
改善汉藏关系。佛教层面上的汉藏交流，意义重大。从西藏政治和宗教发展现状上看，宗教可以更加快速有效地弥合彼此在政治上的隔阂，由此以宗教为切入点，可以更好地推进汉藏文化交流的进程。于是以太虚法师、法尊法师为代表的僧人将佛教与民族、政治、地理、教育等联系起来，促成汉藏文化的深入交流。法尊在《西藏民族政教史》中明确提出个人撰史旨趣“今欲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民族感情，治理西陲，巩固边防”。可见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文化的交流是汉藏文化交流乃至汉藏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环节，宗教间的文化交流是沟通汉藏交流的重要媒介。
参考文献
[1]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上海：正中书局，1936.
[2]黄慕松.西藏纪要，使藏纪程· 西藏纪要·拉萨见闻记·第二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1.
[3]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辑：使藏纪程• 西藏纪要•拉萨见闻记·第二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1.
[4]陈家琎.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
[5]洪涤尘.西藏地理.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一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
[6]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7]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
[8]尹扶一.西藏纪要.中国边疆史志集成·西藏史志·第一部·八[影印本]，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印中心，2003.
[9]白眉初：西藏始末纪要.边疆史地文献初编·西南边疆·第二辑·四[影印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10]正儒.马福祥.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11]陈永霞.民族主义与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史学月刊.2012年第5期.
[12]王雨巧：《任乃强1894－1989 学术及其治学特点之研究》，硕士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1年.
论文作者:石陶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8月27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6/10
标签：西藏论文; 藏族论文; 藏文论文; 民族论文; 史书论文; 纪要论文; 边疆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8月27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