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社会公平的新路径——德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社会对称”理念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德国论文,年代初论文,对称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51.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1）01－0019－07
20世纪60年代中期德国面临的困境与我们当前的问题有诸多相似之处：经济长期发展后出现贫富分化、劳资冲突、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现象。特别是在1966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社会矛盾更为激化。为此，德国经济部长席勒提出了“社会对称”（soziale Symmetrie）理念，成功推动了工资谈判、劳资共决、区域和产业结构等政策，为德国经济的平稳增长、社会的和谐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席勒的“社会对称”理念成为解决当时德国问题的新思路，本文将对此进行介绍和解读。
一、“社会对称”理念出台的时代背景
自19世纪初德国工业化以来，德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劳资对立。“社会改良主义思想与俾斯麦时期的国家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劳资冲突”。① 魏玛共和国也未能找到满意的答案，尽管这一时期劳资利益团体曾相互接近，但合作进程甚为短暂并以失败告终。
二战结束后，艾哈德在美英占领当局的支持下实行货币改革，改革的成功奠定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德国（指联邦德国，以下同）经济很快恢复。从1951年开始经济高速增长，步入了所谓的“经济奇迹”阶段，1951年和1955年甚至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率。② 从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德国实现了充分就业，物价保持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恢复和提高。因此，劳资问题并不十分突出。
进入60年代中期，劳资矛盾开始凸显。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由于经济持续十余年增长，为德国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经济的增长不仅提出了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要求，而且为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然而劳方感到自己并未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反而出现了贫富分化的趋势，社会不公问题日渐突出。其二是1966年德国爆发了战后以来的第一次经济衰退，“1965年经济还增长5.5％，但1966年就已下降到3.5％，1967年甚至降到负0.1％。失业率达到3.1％，其中部分地区失业率甚至高达19.7％和10％”。③ 在危机来临之际，劳方认为工资收入远远低于物价上涨指数，需要资方提高工资来满足生活需求。化学工会提出工资上涨9.5％，其他工会也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④ 显然，劳方的要求不无道理。但在资方看来，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企业首先面临着生存的问题，没有余力大幅度提高工资以改善工人的待遇。因此，劳资双方陷入严重对立的僵局。
对于劳资之间的剧烈冲突，政府面临两难选择：介入劳资冲突，可能会费力不讨好，而且也不符合德国传统的劳资自治原则；如果不介入，则劳资冲突可能蔓延甚至进一步激化，导致经济形势恶化。
面对经济衰退和社会的不满情绪，执政的联盟党基于市场经济可以自发恢复的理念，不愿也无法提出新的对策，最终导致艾哈德政府的倒台。1966年12月组成新政府，开启了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大联合执政的新时代。由于社民党自联邦德国成立后长期处于在野地位，成为联合执政伙伴后极力想向民众证明自己的执政能力。然而，社民党主席勃兰特并无经济政策的知识和能力，社民党著名的经济专家席勒教授被任命为经济部长，承担起了处理经济问题、推行新经济政策的重任。
席勒担任经济部长后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说服劳资双方放弃各自强硬的立场，减少对抗，形成社会各派力量理性合作的局面，即实现他所倡导的社会“集体理智”和“社会共识”。席勒认为“社会共识对政策的制定至关重要，只有各种社会群体参与到政策的讨论中，形成共识后，各项重要的改革才能取得成功”。⑤ 为此，席勒推出“协调行动”的措施，即在政府的参与下将劳资双方拉到“集体理智之圆桌边”，⑥ 通过理性对话达成妥协。
“协调行动”获得成功的关键是各方的支持，特别是取得工会的谅解。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尤其需要劳方节制工资大幅度增长的要求。而在当时劳资立场严重相左的情况下，别说是说服劳方同意这一建议，就是能否把工会拉到“协调行动”的会议桌边都面临考验。
为了促成“协调行动”，席勒首先采取各种“道德劝说”手段把工会领导人拉到会议桌边。然而，如果按照德国传统劳资自治的习惯，劳资双方坐下来后，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会谈取得成功。
在当时的情形下，化解劳资僵局的有效办法是政府的介入，即政府充当斡旋人的角色。而政府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突破德国的历史传统。因为从历史来看，无论是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还是联邦德国，都具有浓厚的劳资自治色彩。工资谈判历来是劳资双方的“自留地”。劳资自治固然有诸多优点，但同时也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劳资谈判无法达成妥协时，劳方往往会采取罢工方式来达到目的，这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时期这样的手段只会使经济雪上加霜。由于“协调行动”是联邦德国政府对劳资谈判的首次介入，席勒对此进行辩护说：“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没有绝对的自治。”⑦
为使政府介入具有更为合理的依据，需要提出一套理论来说服社会各方尤其是工会，而现有的理论对劳资双方都不具说服力。如果用“社会公平、公正”这样的说法，只会使劳资双方情绪更为对立，因为各方都坚持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公平、公正的。因此，席勒必须提出新的理论来缓和劳资对立，而这一理论最好避免“公平、公正”这样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尽量采用较为中立、理性的语言。于是，“社会对称”理念在这一背景下问世。
但是，不能由此理解为，“社会对称”理念仅仅是社会公平、公正的“新包装”。“社会对称”有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和阐述，它是推动社会公平的新途径和尝试。
二、“社会对称”理念的提出及其内容
1.“社会对称”理念的提出
席勒介入劳资谈判的真正目的是促使工会采取“以稳定为导向、促进经济增长为目的的适度工资政策”。⑧ 所谓的“适度工资政策”指的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劳方不提出过多增加工资的要求。1967年2月15日，席勒在德国工商联合会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了“社会对称”这一概念。席勒呼吁资方适度提高雇员的工资来实现“社会对称”。2月17日席勒在联邦议会上再次提出：“如果适度的经济增长来临，那么，将会有一天有必要在经济和财政政策上建立社会对称”。⑨ 尽管席勒没有对“社会对称”做出详细的解释，但人们可以从这两次讲话中解读到其真正含义：一方面，资方应该适度做出让步来满足劳方提高工资的期望，但更大程度上呼吁劳方做出暂时的牺牲，不要提出过高的工资增长要求，等经济恢复增长后再给予弥补。
在当年3月2日的“协调行动”公报中，席勒这样“粗略地”定义“社会对称”概念：“（政府）在制定经济及财政措施时应一再严格检视，是否只损害或只有利于某个群体，而未顾及某些事情或某些团体”⑩。如果公报内容还略显晦涩的话。随后席勒的解释就较为清晰：“所有的经济政策最终都应符合社会对称原则，即从长期来看经济政策的目标不应该只损害或只有利于个别群体”，理性的经济政策应“服务于社会平等下的自由秩序，从而确保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11) 席勒对“社会对称”概念的解释隐含有三层意思：（1）政府的立场是中立和公正的，采取的经济政策措施会公平对待劳资双方；（2）在劳资关系中，不允许只有一方得利或其中一方利益受到损害的现象出现；（3）经济政策公平，才能确保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稳定。
显然，“社会对称”理念的核心是政府经济政策的公平、劳资关系的平等以及双方利益的均衡。换句话说，“社会对称”理念的核心是，作为社会伙伴关系的劳资双方在工资协议谈判中应照顾对方的立场和利益，使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幅度相适应，以期达到公平分享社会财富的效果，从而缩小贫富差距，达到社会公平、公正的目的。
如果说“协调行动”是席勒的政策措施的话，则“社会对称”就是促进其政策措施顺利实施的理念。在“社会对称”理念的感召之下，劳资双方开展了理智对话，劳方同意不再坚持更高的工资增长要求。“化学工会答应将工资增长幅度从9.5％降到3.7％，其他工会也做出让步，因此，1967年平均工资只上涨2.1％”(12)，企业负担大为减轻。于是，在劳资合作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德国经济很快走出衰退低谷，重新步入快速增长的良性轨道。“到1968年9月失业人数已经从67.3万人下降到17.4万人。1968年GDP增长达6.8％，第二年甚至高达7.9％。同年企业盈利上升18％。”(13)
2.“社会对称”理念面临新的形势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社会对称”的内涵及所指对象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这一变化的背景是德国经济重新强劲增长，劳资矛盾再次凸显。双方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第一，自1968年中期开始，德国经济快速恢复，但劳方感到收入的增长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从1967年至1969年，工资毛收入只增长了20％，而同期企业盈利增长了28％，而且这种差距还在加大。”(14) 工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要求重新谈判工资协议。化学工会提出将工资增长5.2％，五金工会下属的钳工分会则要求增加4％。(15) 而资方则认为，经济尚处于恢复期，企业还没有进入稳定盈利阶段，而且此前的工资协议尚处于有效期。因此不同意提前谈判工资。德国著名学者乌韦·安德森也认为当时的症结是，“经济复苏比学术界的预测来得更快更猛，而雇主协会拒绝在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提前谈判工资协议”。(16) 第二，劳方认为政府并未兑现当初“社会对称”的承诺。工会表示，在危机时期工会通过工资节制政策来支持企业的投资活动，而在经济景气时则应该更多地分享企业盈利。因此，政府应该对资方进行施压，提高工资，改善工人待遇，弥补经济危机期间的损失。
鉴于资方的强硬态度，劳方的不满情绪加剧。由于工会受制于政府的“协调行动”，无法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工人的要求，于是工人采取了自发行动。1969年9月爆发了以提高工资为诉求的一系列罢工。“1969年9月2日多特蒙德赫西钢铁工厂工人举行短时间的停工，要求将每小时的工资提高20芬尼。”(17) 随后，“萨尔州和杜伊斯堡的钢铁公司很快举行大罢工。”(18) 罢工的重点是钢铁行业和鲁尔区的采煤业，随后蔓延到金属加工、纺织及部分公共服务业。10月份蔓延到木材加工业、陶瓷业和联邦邮政。
9月的系列自发罢工表明，德国劳资双方的共识已经不多，不断的罢工也说明社会缺乏席勒所倡导的“集体理智”。工会对“协调行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在1968年5月召开的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上五金工会指出，“协调行动”并未关注到职工的工资问题。五金分会下属的化学分会负责人赫尔曼·拉佩威胁道：“如果工会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及劳资双方不平衡的现象加剧，工会就应该重新审查是否有必要留在协调行动之中。”(19) 此时，工会准备放弃节制的工资政策，“协调行动”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3.“社会对称”理念的丰富和发展
为使协调行动能够继续运作，席勒需要说服资方采取灵活立场，同意提前谈判工资协议。这一次，“社会对称”的目标重点转向资方，由此需要对“社会对称”理念进行丰富和发展。席勒从社民党过去的理论中找不到合适的依据，尤其是无法以“社会公平”或“劳资平等”这样的理念来说服资方，因为在资方看来，提前提高工资并不等于社会公平或“社会对称”。如果仅仅是照搬当初对“社会对称”的解释，对资方也缺乏说服力。因此，需要从新的视角来阐述和丰富“社会对称”理念，使资方能够采取合作态度。
在此背景下，“社会对称”理念被赋予新的表述。席勒认为，打破劳资对立僵局的办法是让各方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即“通过给劳方好处而为资方带来好处，反过来也如此”(20)。这就是对“社会对称”的新解释。这个表述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需要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对劳方的好处）来提升整个社会的购买力，只有社会购买力增强了，企业的盈利才会增加（对资方的好处）。其二，工资的增长必须节制和适度（对资方的好处），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企业家对投资的热情，为经济增长创造活力。其三，实现“社会对称”的基础是经济稳定增长，只有经济增长了，劳动者的利益才有可靠的保证（对劳方的好处）。而稳定增长有赖于劳资双方平等、理性对话和协商。“席勒的原则是，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是社会公正的前提和保证”(21)。按照席勒的说法：“稳定经济不是一切，但没有稳定的经济什么都不是”。(22)
在工人自发罢工的压力和席勒“社会对称”理念的劝说下，资方做出了让步。从1969年起，德国企业纷纷提高工人工资和其他待遇，其中化学、纺织和建筑业工资增加6.5％－7％，金属加工业增加8％，(23) 劳资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同时1969年的经济也取得了8％的增长率。
三、“社会对称”理念的各项政策实践
“社会对称”理念最初是针对劳资工资谈判政策提出的。随后，“社会对称”的精神渗入到区域结构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共决制、社会财富再分配等领域。按照席勒的说法，“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应符合“社会对称”原则”。(24) 事实上，“社会对称”理念不仅融入经济政策，而且也贯彻到了社会政策之中。
区域结构政策：二战结束后，虽然德国经历了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仍然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各地区产业结构布局不同、人口多寡和德国分裂而造成的部分地区边缘化。社民党上台后的主要施政目标之一是通过结构政策填平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结构政策的主要手段是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论根据，则无法说服富裕地区同意对贫困地区进行补贴，也难以单独对发展落后的地区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尽管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04a条规定联邦政府有义务“均衡联邦地区不同经济实力”，(25) 但是这一表述过于模糊，也缺乏相应的具体法律规定。“社会对称”理念为消除区域发展不平衡找到了根据。1969年德国建立起了一个重要的机制——“改善地区经济结构”共同任务。共同任务的工作依靠两个补贴手段，即用共同任务资金对一般地区和边远地区提供分别占投资成本8.75％和10％的补贴，同时发放各种形式的津贴，另外还用欧洲复兴计划中的地区计划资金为促进工商业提供低息贷款，边远地区可享受优惠贷款利率（4.5％）(26)。
从实践上看，薄弱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渐追赶上发达地区，失业率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也呈现缩小的趋势。(27) 从全世界范围来观察，联邦德国已成为区域发展较为平衡、贫富差距较小的国家，这与其区域结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
产业结构政策：由于德国是一个传统的工业国家，农业一直属于薄弱行业。同样，产业结构政策的核心也是补贴。如果用提供补贴的方式来促进农业的发展，一方面缺乏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从传统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看，也不符合市场原则。“社会对称”理念为产业结构政策的实施找到了理论支撑点。从数据分析看，德国政府提供补贴最多的前三名分别是农业、房屋租赁业和联邦铁路。(28) 这符合联邦政府致力于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改善交通的目标。产业结构政策的实施，使德国农产品价格特别是食品价格异常低廉，住房租赁价格长期稳定，没有出现周期性上涨的局面。同样也使私人企业没有兴趣参与的联邦铁路得以正常运营。
劳资共决权：“社会对称”原则在扩大劳资共决权上只取得了部分成果，其原因在于德国各派政治力量并未达成共识。其中，基民盟/基社盟原则上反对扩大共决制；自民党认为有必要增加劳方的权力，适当扩大共决制，但明确反对将煤钢平等共决制扩展到其他行业之中；而社民党与工会大多希望推广煤钢模式的平等共决权。雇主协会在扩大共决权上与工会立场截然对立。但是，由于1969年基民盟完全失去政权后，在传统上与基民盟关系密切的雇主协会失去了政治上的着力点，无法有效地影响社民党/自民党执政联盟。
社民党考虑到联合执政伙伴自民党的立场，为免于执政联盟破裂，联邦政府只得进行妥协。即没有将煤钢模式的平等共决制推广到所有的行业，但明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即在所有超过2000人以上的企业监事会中，雇主和工人的席位相等，但监事会主席由资方担任。在出现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主席有两票的投票权，在劳方代表中至少有一个高级雇员席位。在董事会中有一名劳方担任的劳动董事，负责处理有关劳动方面的争议。
劳动促进政策：在黑红联盟（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的努力下，1969年通过了《劳动促进法》，该法在促进职业教育、进修和转岗培训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失业者通过培训获得了新的就业技能，通过积极的就业政策填平了就业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异，在此背景下工会对大联合政府的工作表示基本满意。特别是1969年底组成以社民党为首的政府后立即采取相应措施来满足工人在1956年至1957年罢工的要求，即在工人生病的情况下企业继续支付工资。社民党的上述政策无疑缓和了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稳定的社会基础。
劳资矛盾的缓和使德国工会在六十年代末没有与激进的“68学生运动”合流，从而降低了德国当时的社会动荡程度，减少了社会对抗的成本。同时，德国是世界上罢工次数最少、社会最和谐、稳定的国家之一，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社会对称”理念的推行。
财富再分配政策，即税收政策：由于对“社会对称”存在理解上的差异，“社会对称”理念在融入税收政策上产生严重的分歧。社民党左翼在税收政策上的两大具体诉求是：（1）将税收的起征点从312马克提高到624马克，（2）将最高个人收入所得税提高到60％、公司所得税提高为58％。席勒对第二个诉求持保留态度，席勒认为过高的税率会影响到企业界的投资热情，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不符合“社会对称”的原则，为此席勒劝告社民党同仁。然而社民党在所有的决议中均否决了席勒的建议，席勒遭遇了全面的失败。这一结果埋下了席勒第二年辞职的导火索。
席勒的副手、经济部国务秘书罗森塔尔认为，社会政策包括财产的再分配从长期来看就是景气政策。社民党再分配社会财富的提案一直受到席勒的阻挠，“如果席勒在财富再分配的问题上保持善意中立的话，这项政策早就通过了”。罗森塔尔指责席勒：“因为需要稳定经济就不同意进一步提高工资、因为要考虑联合执政伙伴的立场而不同意劳资双方的全面共决，还不同意劳方分享经济成果”。(29)
四、“社会对称”理念的失败及其争议
“社会对称”理念在60年代中后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功推动“协调行动”的实施。原因之一是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各派社会力量都有共同克服危机的需要。但到了70年代初“社会对称”就显露疲态，无法有效推动“协调行动”继续进行。首要因素是工会和社民党左派阵营对“社会对称”理念的批评。一方面，工会认为席勒的政策对劳方并非真正“社会对称”，而是利用“社会对称”来迫使工会在劳资谈判问题上对资方让步。“席勒并没有认真对待社会对称（政策）。”(30) 社民党内的激进派“青年社会主义者”领导人福格特甚至指责席勒“站在右翼的立场上”，是“企业界的友好人士”。(31) 另一方面，工会认为“社会对称”理念捆住了与资方谈判的手脚，使劳方在工资谈判中无法争取到更多的利益。早在1967年，五金工会领导人布雷诺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就表示不满：“社会对称”理念“与劳资自治原则相冲突”。(32)
上述矛盾的症结在于，虽然工会和自民党左翼对“社会对称”的必要性表示认同，但由于所处的立场不同，也就造成了对社会对称性理解的差异：工会和社民党左翼把社会对称性作为终极目标，将其与社会公正等同起来。而作为经济学家和联邦经济部长的席勒则把“社会对称”视为稳定经济的手段。席勒的逻辑是通过“社会对称”理念来推动“协调行动”，达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效果，从而实现提升社会的总体需求的目标，达到“社会对称”的目的。换句话说，工会和社民党左翼把“社会对称”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而席勒头脑里面的“社会对称”则是一种“中庸”思想，即政策的适度、均衡以及各个社会团体行为和诉求的节制。
在席勒看来，从70年代初期开始勃兰特政府的各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已经是既不均衡，也不适度。席勒对于勃兰特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和国家日益强化的干预程度表示担忧，尽管他在财政问题上呼吁建立“社会对称”，即保持预算的适度平衡。由于加大对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要求更多的财政投入，使得勃兰特政府在财政开支上越走越远。德国学者洛森斯蒂尔认为，这一后果恰恰是席勒造成的，因为“凯恩斯主义财政赤字政策导致了国家的负债”。(33)
随着1972年席勒的辞职，“社会对称”理念失去了其重要的旗手、执行者和掌舵者。此后“社会对称”理念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成了各派政治力量解释自己政策的工具：工会70年代的工资政策已经不只是局限于年度的工资谈判，而扩大到工资政策的结构转变。例如“1972年工会在其行动纲领中提出了缩短工作时间并延长假期、提高薪酬、扩大社会保障、改善养老保障等十二点要求。工会的要求无不需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作为支撑和保证；”(34) 社民党左翼也要求推进社会福利政策并声称，扩大政府财政福利支出以符合“社会对称”原则。
到了70年代中期，在能源危机的背景下劳资矛盾空前加剧，双方在共决权问题上针锋相对。资方向宪法法院提出诉讼，控告劳资共决的规定违宪。1978年工会据此退出“协调行动”，“协调行动”正式宣告失败，从而也表明“社会对称”理念走到了终点。德国学者赫尔曼·亚当认为，支撑“协调行动”的“社会对称”理念失败有两个原因：（1）未能明确定义这一概念的适用范畴，造成劳资双方的不同理解。工会认为，既然是“建立社会对称就不应该只讨论经济的景气问题，而且也应当讨论社会问题”。资方则持反对态度：“除了经济的景气问题，不应该再讨论其他事情”。(35)（2）“社会对称”缺乏精确表述，“导致不同群体有不同的社会公正观”。(36)
五、总结及思考
“社会对称”理念是在德国特殊的社会现实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其目的是缓和劳资冲突，达到稳定经济的效果，它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社会对称”最终走向失败，这是德国各派政治、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也是时代及历史的发展和选择。
“社会对称”理念在德国的实践给予了我们一些启示：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社会公平，公平的社会依靠合理的经济及社会政策，而合理的政策需要合适的理念来推动。“协调行动”作为具有政府干预色彩的凯恩斯主义在德国的首次具体政策实践，如果没有相应的理念作为支撑和指导，则无法取得社会共识，更无法顺利推行相应的政策。席勒提出了“社会对称”理念，在一定时期内缓和了社会的对立情绪，从而使劳资伙伴进行合作，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也极大地缩小了德国的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社会公平的目的。因此，“社会对称”理念的提出是对德国政治实践的一大贡献。
注释：
① 孟钟捷：《试论〈斯廷内斯－列金协议〉的起源及其意义》，载《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第92页。
② 具体数据参见［德］迪特尔·格罗塞尔主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政策及实践》，晏小宝等译，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77－278页。
③ Wolfgang Uellenberg-van Dawen,Gewerkschaften in Deutschland,yon 1848 bis heute—Ein 
berblick,München:Olzog Verlag,1996,S.134-135.
④ Mattias Hochst
tter,Karl Schiller—eine wirtschaftspolitische Biographie,Dissertation,Universitt Hannover,2006,S.186.
⑤ Bundesfinanzminister Peer Steinbrück,“Zur Aktualitt der Schiller' schen Wirtschaftspolitik”,Rede auf der Einladung der Karl Schiller Stiftung,Berlin,17.Oktober 2006.
⑥ Rudolf Herit,“Meister des Markts und der Metapher Der ehemalige Superminister hat sich noch nicht zur Ruhe gesetzt”,Die Zeit,Nr.19,02.05.1986.
⑦ “Massiver Angriff auf den Lebensstandard? SPIEGELGesprch mit dem ersten Vorsitzenden der Industriegewerksehaft Metall,Otto Brenner”,Der Spiegel,Nr.14,27.03.1967,S.44.
⑧ Christopher Kopper,“Gerechtigkeit und Wirtschaftspolitik”,Frankfurter Allgemine Zeitung,19.November 2010.
⑨ Zit nach Kehm,1991,S.227,in Georg St
tzel/Martin Wengeler,Kontrovese Begriffe Geschichte des ffentlichen Sprachgebrauchs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Berlin:Verlag Walter de Gruyter,1995,S.69.
⑩ Zit nach Siekmann,1985,S.53,in Georg Sttzel/Martin Wengeler,Kontrovese Begriffe Geschichte des ffentlichen Sprachgebrauchs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S.69-70.
(11) Ludwig Stiegler,“Zu wirtschaftspolitischen Vermchtnissen von Karl Schiller:Lehrstunden far die Gro
e Koalition”,Presse der Bundestagesfraktion SPD,Nr.325,24.April 2006,S.3.
(12) Mattias Hoehsttter,Karl Schiller—eine wirtschaftspolitische Biographie,2006,S.186-187.
(13) Wolfgang Uellenberg-van Dawen,Gewerkschaften in Deutschland,yon 1848 bis heute—Ein berblick ,S.136.
(14) Günter Pehl,“Neue Schwerpunkte in der Wirtschaftspolitik”,Gewerkschaftliche Monatshefte,Ausgabe 12/1969 S.711-712.
(15) Mattias Hochsttter,Karl Schiller—eine wirtschaftspolitische Biographie,S.187.
(16) ［德］迪特尔·格罗塞尔主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政策及实践》，第301页。
(17) 同上，第138页。
(18) 同上。
(19) 同注(13)。
(20) Rudolf Herit,“Meister des Markts und der Metapher— Der ehemalige Superminister hat sich noch nicht zur Ruhe gesetzt”.
(21) 参见［德］维·赫·德拉特：《维利·勃兰特传》，陈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72页。
(22) Uwe Bahnsen,Karl Schiller,Hamburg:Ellert & Ricbter Verlag,2008,S.134.
(23) Mattias Hochsttter,Karl Schiller—eine wirtschaftspolitische Biographie,S.190.
(24) Ludwig Stiegler,“Zu wirtschahspolitischen Vermchtnissen yon Karl Schiller:Lehrstunden für die Groe Koalition”,S.3.
(25) ［德］迪特尔·格罗塞尔主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政策及实践》，第167页。
(26) 共同任务委员会由联邦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和各州经济部长组成，联邦经济部长担任共同任务委员会主席。详见［德］迪特尔·格罗塞尔主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政策及实践》，第182页。
(27) 同注(25)，第184页。
(28) 同上，第176－177页。
(29) “Kurs der SPD nach rechts verschoben”,Der Spiegel,Nr.48,1971,S.26.
(30) “Kurs der SPD naeh rechts verschoben.SPIEGEL-Interview mit Ex-Staatssekretr Philip Rosenthal”,Der Spiegel,Nr.48,1971,S.26.
(31) “Kopfnicken genügte”,Der Spiegel,Nr.48,1971,S.27.
(32) “Massiver Angriff auf den Lebensstandard?”,S.44.
(33) Bjrn Rosenstiel,60 Jahre“Soziale Marktwirtschaft”1948-2008—Bilanz und Perspektive der bundesdeutschen Wirtschaftsordnung.Im Auftrag des bayerischen Landtagsabgeordneten Herrn Johannes Hintersberger,CSU,S.13.http://www.interest-agentur.de/attachments/File/60JahreSozMarktw%SB1%SD.pdf，访问日期：2010-11-20。
(34) Hans Limmer,Die deutsche Gewerkschaftsbewegung,Geschichte,Gegenwart,Zukunft,ein kritischer Grundriss,13,vllig überarbeitete Auflage,München:Günter Olzog Verlag GmbH,1996,S.117.
(35) Hermann Adam,“Problematik der Konzertierten Aktio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Das Parlament”,B 39/73-29,September 1973,S.7.
(36) 同上，S.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