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视角下《金瓶梅》的海外传播——兼谈中国文科的“复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瓶梅论文,语言学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4；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11-0141-06 一、当代汉学家对《金瓶梅》的偏爱 如果从19世纪中叶载于巴黎出版的《现代中国》上的《武松与金莲的故事》算起，汉语小说《金瓶梅》①西译的历史近170年了，欧洲当代汉学家对其具有独特的偏爱。 法国学者贝罗贝教授：我最喜欢的汉语书，小说类的就是《金瓶梅词话》了。对我们外国人来说，我也是从语言学家的角度说，《金瓶梅词话》更好看，因为它所使用的通俗易懂的口语和它描写了16世纪的中国历史。② 挪威学者何莫邪教授：我是金瓶梅学派，我喜欢《金瓶梅》。喜欢的原因：很现实，而且不媚俗。《金瓶梅》不是要你欣赏，它不是为了美而美，它不要好看，而是希望你读它。可以说，比《红楼梦》好多了。③ 瑞典学者马悦然教授：《金瓶梅》应该算是世界上社会小说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我没有说《金瓶梅》比《红楼梦》好，两个都是非常好的伟大的小说。但是我觉得《金瓶梅》的好像非常modern的feeling我很喜欢(注：《金瓶梅》的好像非常摩登的那种感觉我很喜欢)。[1] 比利时学者钟鸣旦教授：你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从文化、礼仪、宗教等等来看《金瓶梅》。我发现在《金瓶梅》中有非常仔细的对丧葬礼仪的描写，这个描写跟西方人描写的是一模一样的。西方人对丧葬礼仪的描写，是当时去中国的传教士们看到的，是第一手资料。④ 通过汉学家们的解读，我们感到中西方文化的相通性，这也是两种文化能互相交流的一个基础。汉学家们喜欢阅读《金瓶梅》，既有小说内容方面的因素，也有小说形式方面的因素。他们既有休闲式阅读的体会，也有属于学术研究的收获。他们常常将《金瓶梅》和《红楼梦》并提，可见他们也和我们中国读者一样，对这两部书有关联性的阅读与思考。不同的是，我国读者普遍认为，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色，《红楼梦》都比《金瓶梅》更高超，《红楼梦》的审美层次尤其更高。[2]不过欧洲汉学家与我们有着不尽相同的评价和见解，令人不得不深入思考这种现象所说明的问题。 二、《金瓶梅》的两个英译本：一从简易一尚完整 汉学家们阅读《金瓶梅》往往是汉语原版的，但作为传播到西方的中文经典，《金瓶梅》更多的普通读者阅读的是外语译本。因此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金瓶梅》的译文、传播，及其世界评价等问题就很有必要性。下面将《金瓶梅》的两个代表性英文译本——克莱门特·艾杰顿的《金莲》(The Golden Lotus，written by Clement Egerton⑤和苪效卫的《梅在金瓶中》(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written by David Tod Roy[31])的译文目录做个比较。每一回的分析均按此格式进行：汉语原文-英语译文-译文准确的汉语对译-译文的语法结构。以下先看《金莲》的前五回目录： 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⑥-The brotherhood of rascals-流氓兄弟会-名词性短语。 第二回“俏潘娘帘下勾情，老王婆茶坊说技”-Golden Lotus-金莲-名词性短语。 第三回“定挨光王婆受贿，设圈套浪子私挑”-The old procuress-老鸨-名词性短语。 第四回“赴巫山潘氏幽欢，闹茶坊郓哥义愤”-Hsi-Mên Ch'ing attains his end-西门庆得遂心愿-主谓式短句。 第五回“捉奸情郓哥定计，饮鸩药武大遭殃”-The murder of Wu Da-武大之被谋杀-名词性短语。 传统典籍的文体形式是翻译过程中的黑匣子。[4]汉语原文《金瓶梅》的回目特点是：对仗式，或曰对联式上下句。上下句均以七言为主。每个七言句式中至少包含一个主谓宾、主谓补，或者主谓句，并有状语或定语的修饰成分。同时，上下句除了偶尔出现失对的情况，绝大多数时候都力求对仗工整。上下句的对仗格式总是力求描写细致，用词丰富，运用借代等修辞手段。因此，这个章回目录往往包含着除了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之外的、丰富的、大量的情节信息。有时候，这种丰富甚至并不以准确概括所辖内容为务，而有着为了华丽而华丽的倾向。 英语译文的表述特点是：句长不超过一个短句，大多数时候以名词性短语作为整个回目的标题。基本不做任何修饰性描写，只以概括、交代所辖内容为务。有时候，它对文意的概括比中文原题更准确；但大多数时候，它似乎不在乎丢掉了原标题的主要内容，也不在乎简短的标题没有涵盖原意。总之，标题译文以简洁、务实、不加修饰、不用借代类曲笔、不求华丽为基本风格。 以上梳理的翻译面貌与翻译者自己的直接表述是吻合的。翻译者克莱门特·艾杰顿在其译本序言中这样说：“我从没有试图去做一个‘学者式’的翻译，但即便如此，想要从不连贯的、简洁的原作做出流畅的翻译并同时保留中文的精神，也很不易。无疑，这个译本有时是这样的：采取删除的方法回避一些难点，因为我实在无法处理它们，即便是把它们进行缩译，对我来说，那也只是废品。我尽我所能做到最好。出现诗歌的地方翻译与原文相差很远。我认为，没有人能宣称他们对汉语诗歌的翻译非常精通。有些诗歌译为英语后，看上去更像是模糊不清的呓语。我允许自己在翻译诗歌时可以自由一些，因此很多都被我删掉了。毕竟，对于故事本身来说，它们只是一种基于传统写法的修饰成分，所以我不会有良心谴责的感觉。”⑦ 《金瓶梅》的章回目录句作为基本工稳的对仗句，显然已经是译者所说的中国古典诗歌的范畴了，因此就不难解释，为何常常《金莲》的译文只保留了原文的不到一半的信息或者要素。看来有的时候，这种对原文信息或者要素的遗漏是因为作者力不从心，所以才用“非学者式”的态度将其删掉；而有的时候是因为作者认为它们属于“基于传统写法的修饰成分”，不取也无损于文意和小说的大体，所以有意弃而不取。不论是无力还是有意，其结果是，有时候译文显得单薄而未能尽显原文骨肉；也有的时候，似乎译文比华丽而肥大的标题更加简洁明了，切中所辖回目的文意。 我们再看看耗时40年，由苪效卫再次全文译出，2013年终于出齐全五册的另一个英文译本《梅在金瓶中》)。此举其第六回到第十回目录的译文以求直观对照： 第六回“王婆帮闲遇雨，何九受贿瞒天”(西门庆买嘱何九，王婆打酒遇大雨)⑧-Hsi-men Ch'ing suborns Ho the Ninth; Dame Wang fetches wine and encounters a downpour-西门庆贿赂何九，王婆打酒遇雨-句法几同。 第七回“薛媒婆说娶孟三儿，杨姑娘气骂张四舅”(薛嫂儿说娶孟玉楼，杨姑娘气骂张四舅)-Auntie Hsüeh proposes a match with Meng Yü-lou; Aunt Yang angrily curses Chang the Fourth-薛姨妈给孟玉楼提亲，杨姑姑咒骂张老四-句法几同。 第八回“盼情郎佳人占鬼卦，烧夫灵和尚听淫声”(潘金莲永夜盼西门，烧夫灵和尚听淫声)-All night-long P'an Chin-lien yearns for Hsi-men Ch'ing; During the tablet-burning monks overhear sounds of venery-潘金莲长夜盼西门，和尚烧灵偷听淫声-句法几同。 第九回“西门庆偷娶潘金莲，武都头误打李皂隶”(西门庆计娶潘金莲，武都头误打李外传)，译为Hsi-men Ch'ing Conspires to Marry Chin-lien; Captain Wu mistakenly assaults Li Wai-ch'uan，即西门庆谋婚潘金莲，武头领误打李外传-句法几同。 第十回“义士充配孟州道，妻妾玩赏芙蓉亭”(武松充配孟州道，妻妾玩赏芙蓉亭)-Wu the Second is condemned to exile in Meng-chou; Hsi-men and his harem revel in the Hibiscus Pavilion-武二充配孟州，西门与其妻妾赏玩芙蓉亭-句法几同。 这个《梅在金瓶中》较之《金莲》，译文有了显著的变化，英文句法与汉语句法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即上面行文的“句法几同”)。无论从句式，还是从内容上看，它都更接近汉语原貌了。这套译著，除了不厌其烦的前言、人物交代，插图交代等等工作，译者还给出了4400多个尾注。译者苪效卫这样总结自己的译本与克莱门特·艾杰顿译本的不同：“在艾杰顿的译文中，语言非常一致。遇到复杂的汉语句子，他就把它们简化成浅显的英文。而我的翻译，我要尽我所能让英语读者感受到原文繁复的修辞和复杂的句法结构。比如，我将诗词、谚语以及骈文都做了重点的注释，而不是掩饰它们。直到二战，大部分中日小说的英译本都被有意译成接近西方文学的形式，因为译者不想让读者觉得太难读。我决定采取相反的做法，我要借助这个翻译的机会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有人曾经建议，把我的译本出一个简化版。这样做的好处是它能吸引更多的读者。专家喜欢注释，但是非专业人士会忽视它们。余国藩(Anthony Yu)已经做了一个缩略版《西游记》，人们也建议我这样做一个《金瓶梅》。但我相信，这部小说最伟大的地方被完整呈现才是最好的。” 综合苪效卫的表述与前面我们对艾杰顿译本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西方小说的叙述模式和语言表述与我们的古典小说很不同，因此浅显易懂的译本比较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容易被他们接受。这也是《金莲》呈现简易翻译的一个原因。第二，无论对于译者还是读者，《金瓶梅》这样的古典小说，包括诗词在内的很多东西很难翻译，也很难理解，因此艾杰顿译本采取了删除不译的做法，并且认为这样的处理不会导致读者对该书内容的全局性的欣赏。也就是说鉴于翻译和理解均有难度，《金莲》的译者和读者选择了非详尽全面的、不繁复的，但具有可读性的译本。第三，考虑到研究者、专家的需要，和译者希望呈现完整原貌的高标准的翻译准则，苪效卫译本尽量也做了诗词类难点的翻译，并尽最大可能做了详细的学者式的注释。从有人建议译者出缩略本的情况看，学者式的翻译虽更得研究者的喜爱，但是普通的读者很可能并不买账。所以，如果说艾杰顿的译本更倾向于普通读者，那么苪效卫则更倾向于高层研究者。简言之，这两个英译本的语言，前者从俗简易，后者尚实完整。 三、汉语古典小说的海外传播从浅层欣赏走向学术研究 汉语典籍的海外传播与水平认定关乎中西方文化与心理的异同问题：“西方读者和译者，乃至学者，更喜欢浅白的、不啰唆的小说叙事模式”，假如我们这样概括普通西方读者的心理，那么似乎这个表述也有一个对应的说法存在：“中国读者和译者，乃至学者更喜欢内容复杂的、精雕细刻的、形神俱佳的叙事模式。”——对于后一个表述，我们不禁要大加质疑了，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有一部分中国读者是这样的，而另外一部分，而且是很大一部分，并非是这样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确实很难读。而且在今天大部分人也没时间读。尤其是被公认为艺术水平最高的《红楼梦》，更加不大会被多数青少年青睐。我们只能说，作为研究者、学者和一部分有个人偏好的读者，他们更喜欢内容复杂的、语言精致的、形神俱佳的叙事模式——这样的说法是不错的。也就是说，对于四大古典名著这样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欣赏和阅读，中国读者也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再回到西方读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阅读与欣赏，有人喜欢简单，比如艾杰顿；有人喜欢复杂，比如苪效卫。大部分读者通常喜欢叙述简单的，语言和内容不繁复的，包括我们提到的汉学家，因为就《金瓶梅》而言，他们也是读者而非专门的研究者；少部分学者和专门研究者喜欢叙述复杂的，他们愿意仔细咀嚼、回味，并进行学术研究。西方人对中国古典小说的阅读与欣赏，也是因人而异的。 《金瓶梅》的外译属于“中文西译”。或者我们还可以从“西文中译”的案例中反观到答案。比如1913年到1916年，五部莎士比亚戏剧都被搬上中国舞台，它们分别为：《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这些剧目当时上演的名称分别为《肉券》(另一名称为《女律师》)《窃国贼》《黑将军》《姊妹皇帝》《新南北和》。“这些剧……更多的是为了迎合市民心理的娱乐性和商业性很浓的趣剧。这就是说，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就显示出两种倾向，一是以其原有的深刻的思想性为反封建的政治宣传服务；一是以其情节的丰富性，为广大市民所喜闻乐见……直到五四时期，莎士比亚才与雨果、佐拉、歌德等人一起，被当作西方的经典作家而再次被译介过来。”[5]可见，莎剧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走过了一条从通俗化到经典化的道路。 这和《金瓶梅》两个译本的情形是类似的。1939年出版的《金莲》走了通俗化的路子，而50多年后译介的《梅在金瓶中》是学者式的、经典式的翻译。《金莲》这个译本的通俗路线无疑曾经是非常成功的，这可从30-80年代不断再版可知。而对于《梅在金瓶中》的销量，从苪效卫的表述上看，他是明知可能存在销量困难而不予重视的。 把《金瓶梅》的两个英译本拿来作比较，并给出高下的评价和结论，一些学者的看法比较一致。比如Lionel Giles和H.Bruce Collier都认为艾杰顿译本丢掉了原文大量信息，是其不足之处。Collier还指出《金莲》整个译本缺乏注释的做法，使西方读者很难理解译文中那些不熟悉的术语和表述。[6]——从苪效卫本人追求的原作“最伟大的地方的被完整呈现”到评论者认为的有注释可以方便读者理解原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古典文学，从语言、结构，到内容大都复杂、古雅、难懂的中国古典文学，正在被西方世界以原汁原味的形式逐渐接受，并被给予应有的高水平的评价。这个结论性表述比较谨慎地使用了“逐渐接受”这样的措辞。道理就在于，《金瓶梅》属于话本小说，相对于诗词戏曲来说它还是简单易懂的。即使是与《红楼梦》比较而言，它也不如后者更古雅、更繁复、更精细。让汉语古典读物，甚至也包括《左传》《说文》这样的更加古奥的汉语文言为西方世界更广泛地接受，成为世界文学或世界学术的一部分绝对不会是短期内的事情。 所以也有学者这样表述：“中国文学-文化当然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以中国或欧洲任何一国一洲为中心的世界史著作都是不可取的。然而，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文学并未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组成部分之一，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到最近才有完整的外文译本，发行量都很少，也许只有《金瓶梅》例外。”[7]中国文学尚未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个说法大体是客观的，虽然我们也有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瓶梅》是个例外吗？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金瓶梅》被西方人接受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价值也是逐渐被西方人认可的。保罗·拉维尼亚(Paul Lavigne)在1949年为《金瓶梅》法语译本《西门庆及其六妻妾奇情史》写的序中说：“让人们感到惊奇的是，这样一个伟大而丰富的民族在重要的文学遗产上并不占有一席之地；这样一个丰富而源远流长的文化并没有在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学作品集中不断地创造新的杰作。而我们自己，则可以通过最平和的方式，来做一些有用的事，来填补一些非常重要的空白，从而给法国的读者呈现出一部经典作品，一部汉学家们一致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瞩目里程碑的作品。”⑨显然，20世纪中叶的法国读者对包括《金瓶梅》在内的中国文学的了解，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的。但其实《金瓶梅》的译介，早在1853年，已经有巴赞的《武松与金莲的故事》，载于巴黎出版的《现代中国》一书。1879年，又有乔治·加布伦茨(Georg von der CABELENTZ)节译的《金瓶梅》(据满文译本译出)发表在巴黎出版的《东方和美国杂志》(Revue orientale et am é ricaine)上⑩。1912年，乔治·德·莫朗(George Soulie de Morant)发表据张竹坡第一奇书本的节译本《金莲》(Lotus d'or)。这之后，经过了近40年的时间，才出现1949年保罗·拉维尼亚为之作《序》的《西门庆及其六妻妾奇情史》。这部译作出版以后，《金瓶梅》才开始在法国流行开来，并从此被不断改编或再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让·皮埃尔·波特(Porret，Jean-Pierre)的这部《西门庆及其六妻妾奇情史》，改译自弗朗茨·库恩的德语译本，并非从中文原版的、足本的翻译。1985年，另一个新的《金瓶梅》法语译本出版了，它就是莱维安(Andr é Lé vy)所译《金瓶梅词话》(Fleur enfioled'or)。这是第一个足本的、从中文原书翻译出来的法语译本。这个法语全译本成为法国译介《金瓶梅》的里程碑，较此前的本子都更具有翻译的深度、广度和全面性。可见，《金瓶梅》在西方也是经历了漫长的传播过程的，与其说它是个“例外”，不如说它是个“先锋”，这样才更符合事实。 其他古典文学作品呢？譬如汉学家们喜欢相提并论的《红楼梦》——这个中国人更加钟爱的、极品的大师之作。笔者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发表更积极的言论，相信它正在获得，而且也必将获得更高的世界认可度。关于这一点，《红楼梦》已经有二十多种语言的译本，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估价一个民族的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已为世界人民所共享，外国学者对它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它的又一标志”[7]至少从《金瓶梅》两个英译本的角度考察，汉语古典小说的海外传播尽管是渐进式的、比较缓慢的，但它确实从简易译文的浅层欣赏向完整呈现原作的学术研究迈进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四、英语之为媒介与坚守汉语高地 汉语古典文学乃至中国文科究竟在世界的哪个层次上？克莱门特·艾杰顿的《金莲》一书的封二中认为，此书某种意义上与《十日谈》《一千零一夜》《坎特伯雷故事集》一样，是一个国家工程，它笔触之坦率、细节描写之丰富等恐怕在全世界的小说中都无出其右者。苪效卫则称《金瓶梅》为“杰作”(masterpiece)：“这本小说初版于1618年左右。如果你查看一下那个时代的世界文学，能够与它比肩而论的就只有《源氏物语》(1010)和《唐吉诃德》(1615)了。”(11)将《金瓶梅》与《十日谈》《一千零一夜》《坎特伯雷故事集》、《源氏物语》和《唐吉诃德》比较，可见其地位。 艾杰顿和苪效卫作为《金瓶梅》的译者总有自己的偏好，如果他们的褒奖还不足为据，那么我们再回到当代汉学家的评价，或许来自诺贝尔奖评委的评论应该更加令人信服。瑞典科学院院士、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马悦然先生认为：从先秦的《诗经》开始，中国文学就已经是世界水平了。《文心雕龙》之讨论文体更是领世界之先。王维、李白、杜甫的诗歌较欧洲北部的原始文化不知道先进多少。没有哪一部小说能够出乎于《西游记》之右。大陆的读者对自己的文学的看法是太否定了，中国有非常好的文学作品。[1] 法国著名学者贝罗贝教授说，中国的文科要达到世界水平，至少还需要五到十年时间(12)。要得到世界评委团的认可，而不是像马先生一样的中国通的认可，有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的文科在世界评比体系中，我们的文科被评比时不存在话语系统的障碍。所以如果在现有世界文科体系中，我们能以怎样的速度用英语搞科研、发论文、研究美国学、英国学、非洲学，没有国界的人类学、世界美学、欧美哲学……；或者反之，以怎样的速度让世界评委也使用汉语评审体系，对中国学者使用汉语进行的各门类学术进行评估，并认可其世界水平。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五到十年时间能完成的。 钟鸣旦教授的说法具有另一个角度的启发性。钟教授在谈到他所从事的16-17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研究的世界水平的认定时说：并非因为我是荷兰人，所以我天然就应该是荷兰语和荷兰文化的专家。同样的，说到现象学，在中国也有很好的现象学家。学术水平的认定，国籍、人种等等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怎样研究，运用什么方法，之后你有怎样的新见。如果我们比较认可钟教授的说法，那么“中国文科”的世界水平是否应该这样评判：无论你做什么方向的研究，无论是中国语言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等，还是外国文学、世界通史、世界哲学等，那么就让那个领域的“世界评价体系”认可你，看看你的研究方法怎样，是否有新见。 那么，考量包括中国文科在内的世界文科水平的这个“世界评价体系”存在吗？它是一个以什么语言为操作系统的体系？答案很简单：存在。是英语。 这种现状中显然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问题，而且即便是全世界人民都承认汉语不比英语劣等，他们愿意也用汉语体系来评价中国文科，你都没方法在短时期内教会他们。所以，如果说某些汉语小说、某些中国的语言文字学、某些中国文科，原本就是世界一流的，那么我们的“复兴”其实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复兴，是一种借助某种媒介展示自己从而认可我们的复兴——这个媒介在目前，或者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必然以英语为最主要的代表。(13) 中国文科的现状，当然不只是文科工作者个人的事情，尤其在政府决策和引领能力较强的中国。我们似乎有理由寄希望于政府或决策者，面对当前不大公允的外语国际评价体系，和我们确实也不是面面都强的学科能力，怎样政策性地、导向性地既加快提高我们的硬实力，使我们真的快速由弱变强；同时，也以理性和自信的智慧，保护我们虽然不被当前体系承认，但确实优秀和一流的强项，比如我们的汉语文学、汉语历史、汉语哲学。或者，换言之，鉴于中国文科系统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建议中国官方的文科评价体系既有大一统的标杆，该与世界接轨的，毫不犹豫地与世界接轨；同时也要考虑到具体学科的个性和差异，树立符合中国文科本身特点的世界标杆，以等待，并最终让所谓的“世界标准”向我们看齐。 综上所述，从语言学的视角看，从《金瓶梅》的两个代表性英译本看，它的西译从通俗简易向原味完整迈进了，汉语古典小说的海外传播从浅层欣赏走向学术研究。中国文科的国际水平认定，从某些学科和领域而言，可能只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复兴”。这个方法论即：一方面坚持以英语为媒介，使原本汉语的文本为人所知，并认定其优秀的水准；另一方面固守汉语本土高地，坚持中文学术本有的特色和品质，等待世界标准向我们看齐。由此对官方的谏言：希望官方评价体系既有与世界接轨的国际标准，也有中国主导的世界标杆。 ①《金瓶梅》作者是谁？至今尚无定论。王世贞为其作者，是学界公认的最大可能之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王世贞全集》整理与研究”将《金瓶梅》列为王世贞存疑之作。 ②张玉梅：《中国人文科学正在追赶国际水平——专访法国著名汉学家贝罗贝教授》，此文发表在《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4日第5版上，但因字数问题，贝罗贝教授的这段点评被压缩掉了。 ③这个表述记录在笔者对挪威汉学家何莫邪教授的学术专访中。专访的第一部分以《汉语的历史继承性一直延续到今天》为题发表在《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8日第5版上。 ④张玉梅：《对话钟鸣旦：重新思考与时俱进的汉学》，《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6日，第5版。 ⑤1939年首次出版不完全翻译本，1957出版未删节全译本，1953、1955、1957、1964重印。本文依据反复重印的全译本。本文依据全译本：Clement Egerton,The Golden Lotus,Singapore:Graham Brash,1988. ⑥考虑到译本以《第一奇书金瓶梅》为翻译底本，本文此处也使用张竹坡评点、皋鹤草堂梓行的《第一奇书》本的目录原文。同时，第一奇书正文前的全书目录部分均为简约式的四字格形式，对每个章回的目录句进行了压缩，所以缺失了大量的重要信息，显然也不是译本的根据，故文中不取。王世贞(作者待考)：《第一奇书金瓶梅》(张竹坡批点，姑苏原板，20册，现藏于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臯鹤草堂梓行，1695年。 ⑦以下译自此书的《简介》(Introduction)。 ⑧鉴于苪效卫译本比较晚近，既可以参考竹坡本《金瓶梅》，也能参考《金瓶梅词话》，所以此处将两种本子的目录均附上。前者为竹坡本目录，后者圈在括号内，为词话本目录。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明版全图，6册)，上海：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 ⑨法语《金瓶梅》译本《序》，出版商：GUY LE PRAT。巴黎，圣奥古斯丁第5街。这里引用的中文，翻译者为宋莺歌同学(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比利时法语自由大学交流生)。 ⑩原书名Revue orientale et américaine，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11)译自芝加哥大学人文部杂志网络版：Elizabeth Station,"A Lifetime Fascination",Tableau,http://tableau.uchicago.edu/articles/2013/08/lifetime-fascination. (12)张玉梅《中国人文科学正在追赶国际水平——专访法国著名汉学家贝罗贝教授》，《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8日，第5版。注：此发表稿对贝罗贝教授“五到十年”的说法有所改动。 (13)关于学外语之辩，参张玉梅：《语言正越来越“多中心化”——专访比利时语言学家LukDraye教授》，《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5日第5版。标签：金瓶梅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语言学论文; 读书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社会科学报论文; 金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