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冲突论文,理论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教授(Samuel P.Huntington)去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后，在国际范围内，随即引起学界、政界和时事评论界一场罕见的笔墨大战。不过，在这场由亨氏引起的争论中，亨氏所见所闻，基本是激烈的批评文字。可是，面对否定与责难，亨教授反倒更坚信自己提出的理论范式揭示了冷战后人类所面临的、并将继续面临的主要矛盾冲突——“文明的冲突”。为回应批评者，他又在同年《外交》杂志第5期上，再次推出其答辩文章：《不是文明，又是什么？——后冷战世界的范式》，进一步维护并阐发其“文明冲突”理论。这场“亨氏话语之争”还在继续，范围还在不断扩大。那么，亨教授为我们的世界发现并设计了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范式？
背景·观点
无疑，亨氏“文明冲突”理论的提出，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1989年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期。历史的巨变，表明指导美国外交的“遏制战略”和“冷战时期许多熟悉的范式”均已过时。为此，美国许多学者竞相提出“单极时刻”、“民族国家衰落”、“不再有主要战争”、“历史终结”和“国家利益决定”等理论范式，以解释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亨廷顿认为，上述理论虽各自抓住了后冷战时代的“某些现实”，但都忽视了国际政治中一个“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一“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认为，新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ideological)和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cultural)”，“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fault lines)将是未来的战争线(battle lines)”。
何谓“文明”？亨廷顿的解释是：“文明是文化的统一体(cultural entity)”，是“最高的文化群体和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文明可能包含几个民族国家，如西方文明；亦可能只包括一个国家，如日本文明。据此，亨廷顿将目前存在于世界上的主要文明分为“七、八种”，即“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教、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亨廷顿认为，西方人倾向于把民族国家视为全球事务的主角，可事实上，这种状况仅维持了几个世纪，人类历史在更宏观的范围是“文明的历史”，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历史研究》中确认了21种主要文明，其中只有6种留存于世。因此，文明的历史作用比民族国家更大。
亨廷顿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是近代世界冲突演化的最新阶段。根据他对历史的考察，他认为近代以来，世界性冲突已经历了四个时期，每个时期的冲突都具有不同的根源。1793年之前，冲突大都发生在君主——帝王、专制君主、立宪君主之间，冲突的根源是为扩张他们控制的官僚政治、军队、重商主义的经济力量和领土；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冲突的主线不在君主之间，而在民族国家之间；俄国革命的结果又使民族国家的冲突让位于意识形态的冲突，这个时期先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后是共产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冷战期间，后者体现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在欧洲传统中，它们不是民族国家，而是认同于各自的意识形态；冷战结束后，冲突就进入了第四个时期。照亨廷顿看，前三次——君主、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基本上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已脱离西方阶段，重心已转到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上”。亨廷顿认为，在这个时期，以文化和文明来划分集团或国家“远比按政治、经济制度或经济发展水平来划分有意义”，因此，冷战期间，“三个世界”的划分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相同文明的集团或国家在全球冲突中会凝集在一起。在后冷战时代，文明的因素将成为人类社会中一切冲突之源，亨廷顿甚至断言“未来全球的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下一次战争，如果有的话，那将是文明之间的战争。”
文明之间为何一定会发生冲突并成为人类社会中一切冲突之源呢？亨廷顿列举了六大理由：第一，文明间的差异是人类最基本的差异。文明通过历史、语言、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宗教而把人与人区别开来。不同文明的人，对诸如上帝与人、个体与群体、公民与国家、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等关系的看法迥然有别；对权利与责任、自由与权威、平等与等级的相对重要性亦见仁见智。这些差异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不会立即消失，它比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gies)和政治权力(Political regimes)的差异更为根本。差异虽不意味着冲突，冲突也不意味着暴力，但多少世纪以来，文明间的差异却引发了最持久、最残暴的冲突。第二，世界变得愈来愈小，而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作用却增强了，这就强化了文明意识，加强了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性以及文明内部的共通性，由此也就加剧了不同文明间根深蒂固的分歧和敌意。第三，全球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进程，使人脱离了长期以来的本土认同，同时也弱化了把民族国家做为认同的根源，于是，宗教以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形式填补真空。宗教复兴为人们提供了认同与依存的基础。第四，西方处在权力的顶峰，可同时，又出现了非西方文明寻根的现象：日本内转并“亚洲化”；尼赫鲁遗产的终结与印度的“印度教化”；西方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失败导致中东“重新伊斯兰教化”，叶里钦国内关于“西化”与“俄罗斯化”的争辩，等等。因此，处于权力顶峰的西方正面临着一个日益崛起的非西方世界，而后者正以自己的方式塑造世界。与此同时，以往非西方社会的精英通常是最倾向于西方的人，现在却完全相反。精英分子本土化和非西方化的情形正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出现，凡此都说明，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在所难免。第五，文化的特性和差异较少可变性，与政治和经济相比，更不容易协调与消解。共产主义者可以变成民主主义者，贫富亦可易位，可是，俄罗斯人却不能变成爱沙尼亚人。就阶级与意识形态冲突而言，关键的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人们可以选择并可以改变立场；而在文明的冲突中，问题是：“你是什么人？”这是既定的且无法改变的。从波斯尼亚到高加索到苏丹，答错了这个问题，则意味着性命难保。比种族区别更激烈，更排他的是宗教差别，一个人可以拥有法国与阿拉伯的血统，甚至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但不能同时是天主教徒和穆斯林。第六，经济区域主义日趋上升，一方面，成功的经济区域主义会强化文明意识，另一方面，经济区域主义只有植根于共同的文明土壤之中才能成功。区域性经济集团在未来的重要性可能会增强，这会强化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在说明了六点理由之后指出，文明的冲突发生在两个层面上。在微观层次，文明断层线上相邻的集团，为领土控制权而产生冲突，在宏观层面，不同文明的国家，为军事、经济权力，为控制国际机构和第三势力，以及为推行各自特定的政治和宗教价值观而发生冲突与斗争。
警策·反思
要说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失误，似不难。
亨教授是国际政治理论专家，且是颇具盛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但他不是人类学家，不是文化学家，更不是文化史学家。一个不研究文明的人闯进文明的领域并试图探索其深层问题，有些勉强。
一、亨廷顿笔下“文明”的概念极为模糊、混乱。首先，“文明”与“文化”的界线不清，有时“文明”就是“文化”。实际上，“文明”与“文化”有联系，但有区别。一般说来，“文明”的范围大于“文化”，如西方文明大于美国文化，同一文明内部又有文化差异。其次，亨廷顿笔下“文明”的概念是静态的、封闭的。照英国著名的文化学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说法，“文明”是强调某种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再次，在亨廷顿看来，“文明”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在当代，文明有其现代含义，它应包括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等内容。最后，亨廷顿对现代世界“七、八种”文明的划分不准确，他将日本文明视为一个独特体系，是没有说服力的，日本文明属儒家文明圈，很难确立其归属。
二、亨廷顿将不同文明的冲突推到极致，忽视了文明间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不同文明并非是人类冲突的根源，相反，它是世界融合的起点与归突。一部人类文明史，是长期的相互依存、求同存异、不断融通与彼此推进的历史。西方文明本身是博采众家之长的产物。近代欧洲文明的曙光——“文艺复兴”，并非仅仅在“复兴”希腊罗马文明，而是吸收了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文明。中国“四大发明”传到西方，引起西方在航海技术、军事技术和印刷技术上的变革。欧洲启蒙运动大师，程度不同地从中国文化，尤其是从儒学思想中吸收了“人本”思想。日本受中国儒学的影响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开明、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将异域文明视为异端邪说，他们象普罗米修斯那样，窃取人类文明之火，点燃起民族智慧之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更是在积极借鉴、吸收人类世界中先进文明的基础上而日益崛起、走向世界的。文明不分国界。宗教信仰相异，文明背景不同，并不妨碍人类文明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人类历史的进步正是有赖于不同文明的推动。亨教授在阐释其“文明冲突”理论时，严重忽视了文明有一种消解差异、超越差异的能力。
三、亨廷顿将文明国际政治化，进而将文明专制化、权力化，其“文明冲突”理论是冷战思维的继续。一个系统、一个时代的文明可能有政治的投影，但文明决不是政治；在国际冲突中，有文明的背景，但文明决不是国际冲突中一切冲突之源。而亨廷顿将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冲突、经济冲突、军事冲突、政治冲突、意识形态冲突，都贴上文明冲突的标签，将文明冲突极端化、国际政治化，显然违背了文明的属性。由此不难看出，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是一个国际政治学家所说的文明。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亨廷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者，他是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圈内人物，故此，美国学者说他是“学政混合(academic-political complex)”型人物。做为学者，他的学术思想受其政治理念的制约与干扰；做为谋士，要为政界出谋划策，常造成谋士与学者角色错位。《文明的冲突？》正是他在奥林战略研究所关于“转变中的防卫环境及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课题所提交的研究报告，是一篇十足的“策论”。在亨廷顿看来，后冷战时代，随着前苏联威胁的消失，全球政治冲突将出现在不同文明之间，主要冲突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西方文明面临的最大的“敌手”将是儒教与伊斯兰教文明的联合势力，因此，他向美国及西方国家进言：推进西方文明内部，尤其是欧洲与北美“子文明”之间的合作；将东欧和拉美融入西方；促进与俄、日的合作；抑制儒教与伊斯兰教国家的军事扩张并充分利用这两大文明国家间的差异与冲突；放慢削减西方军事力量的步伐并保持在东亚及西南亚国家的军事优势；支持其他文明中与西方价值观和利益相投的集团；巩固能够反映西方利益与价值并使之合法化的国际组织，并推动非西方国家参与这些组织。很清楚，亨廷顿大谈文明的冲突，意在以西方文明对非西方文明的围剿，以期达到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目的。这种文明专制与霸权的战略构想，显然还是冷战思维的产物。
人类若步入亨氏理论的误区，必将掀起又一场新的冷战，那将是人类文明的不幸。令人庆幸的是，亨氏理论一问世，就遭到世界上各路不同的学者与政界人士的强烈批评。连在美国学界与政界，亨氏也碰到了很强的对立面。因此，把亨氏理论视为美国现实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显然言过其实。但有一个现象也不能忽视，明知亨氏观点不对，但由他掀起的这场“文明冲突”理论的讨论，却势头不减。我认为，亨氏理论，如亨氏所言，令人“恐惧”，更令人反思。
反思一：进入后冷战时代，影响人类的不安定因素，除政治、经济、军事因素外，文化也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全球性的科学文化与民族性的文化之间的矛盾渐趋激烈。应该说，亨教授注意到了这一点，可惜他开出的治世药方是错的。可是，随着全球进入一体化，不同文明，不同民族文化与普世文明与文化如何能“和平共处”，这是世人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反思二：亨氏理论在中国和华人圈的反响决不亚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大陆和海外华人学者认为，一位不了解中华文明的洋人，在谈到全球文明冲突的时候，却不自觉地触动了中西文明冲突与融合的敏感话题。毫无疑问，我们不赞成亨廷顿搞东西方文明对抗，我们提倡东西方文明共荣。但在全球文化大危机的今天，中国文化如何保持并找回自己的属性又不失去其人类文化的科学性，当令国人三思！
反思三：一位不攻治文明与文化理论的政治学人，虽犯了唐·吉诃德式的错误，但他的超前意识，令人警策。我们的学者也应有超前意识。在文化研究上，我们常常被人拖着跑和跟着跑，疲于应战，急功近利，修修补补，总难有所作为。时下文化上的殖民化倾向日重，又来一位亨氏大人“文明冲突”论的挑战，我们要有创造，要有自己的话语。我们在经济上的成就，举世称道，在文化上如何创造出与之并驾齐驱的伟大工程，学界贤人，当有紧迫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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