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新中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殖民体系已经崩溃，亚洲出现了一批新独立的国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进入了近代国际法意义上国家关系体系的新阶段。然而，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残余势力在亚洲依然存在，一些国家和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仍在进行，尤为重要的是，随着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和不断升级，出现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根据中国当时面对的国际环境、国家安全和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中国领导人决定了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亦即实行联苏抗美的战略方针，其周边外交政策的内容和特征亦由此总外交战略决定。
中苏关系位列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之首。新中国一成立，苏联政府立即承认新政府并实现了两国的结盟。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周边国家朝鲜和蒙古也迅速和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中国则积极支持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法民族解放战争，不仅提供武器，派遣顾问，而且率先宣布正式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带动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越南的承认。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周边国家结盟，成为中国当时周边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中国实施对苏“一边倒”政策在防御美国侵略、改善周边环境、加强安全防务、获取经济援助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已有很多论证。本文强调的是中国在实施对苏“一边倒”政策时，仍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涉及主权的问题上据理力争。在中共建国前夕的中苏数次高层接触中，中共领导人始终未对1945年8月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合法性表示态度，双方对于中长铁路和东北部分企业的产权界定问题也发生过矛盾和磨擦。（注：参见沈志华：《建国前夕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研究之一(1948-1949)》，“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会议论文。）建国后不久，苏方曾提议在旅顺为在日俄战争中阵亡的沙俄官兵建立永久纪念馆，周恩来严词驳斥：日俄战争是一场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在世时曾斥责过沙皇政府的侵略行径，现在要搞这种纪念物，不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拒绝了俄方的无理要求。[1]1950年2月14日，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莫斯科近两个月的艰苦谈判，签署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立时或在确定期限内收回中国在《雅尔塔密约》及1945年8月国民政府所签署的《中苏条约》中所丧失的除外蒙古以外的重大权益，从而彻底清除了外国在中国所享有之不平等特权，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注：有的论者认为，此点之重大意义“也许被忽视”了，“倘若不是中苏结盟，苏联是否如此痛快地放弃它在东北的权益，还当另说。”参见肖冬连：《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美国并非中国的邻国，但却因为美国推行封锁与孤立新中国的政策和支持台湾国民党、韩国、菲律宾、泰国、日本等反华势力的关系，成为中国处理周边外交问题的重要对象。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走上了尖锐对抗和战争的道路。侵朝战争失败后，美国又先后与中国周边的一系列国家、地区签署双边军事条约，形成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由此形成中国周边外交的另一重要特征，那就是将外交斗争的重点放在与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进行长期的斗争之上。
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提出了关于国际关系的“中间地带”理论，指出在美苏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包括世界各地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或民族主义国家。并且认为中间地带的国家可以成为争取的对象和合作的朋友。新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第三个特征是在实施联苏反美的外交战略的同时，注意从两个层面处理“中间地带”的问题。一个层面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亦非中国的邻国，但因为香港问题以及它在亚洲和中国拥有特殊经济利益而成为中国处理周边外交问题的又一重要西方国家。英国是美国在西方世界的最主要的盟国，但两国在对待新中国的政策上存在严重分歧，英国为了保护其在华巨额投资和香港的权益，希望与新中国发展关系。为了分化帝国主义的联合反华线，打破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中国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并根据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需要决定让香港暂时保持现状不变，但由于中国虽然欢迎英国承认新中国，却并不急于与英建交，坚持先谈判后建交的方针，并向英方提出了与台湾国民党政权彻底断绝关系、在联合国中国席位问题上投弃权票等要求，而且双方在对待在英国、香港的国民党机构和中国国家财产的态度诸问题意见不一致。后来，英国在联合国中国席位问题上曾转而改有条件的弃权政策为无条件赞成政策，并做工作催促安理会各国赞成中国取代台湾当局，（注：参见王建朗：《试述建国初年英国对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演变》，“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会议论文。）但中国政府却未能抓住这个机遇作出及时的回应。如果中国政府能在坚持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及时地实现与英国建交，则对中国会比较有利。这对中国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改善国际环境无疑是有益的。
其次是日本，战后日本政府奉行从属美国的外交，对华采取敌视政策。中国一方面坚决反对日台签署“和平条约”以及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推行的反华政策，另一方面，仍将日本划入“中间地带”。在对日政策上，区别“日本鬼子”和“日本朋友”，从日本人民着眼，周到安排日侨归国，提前释放在押战俘；实施“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推动中日人士互访交流；选择贸易为突破口，在50年代曾3次签署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注：三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分别签署于1952年6月1日、1953年11月29日和1955年春。）使两国保持接触，经济文化关系均有所发展。
中国处理“中间地带”外交的第二个层面是与周边的民族主义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锡兰（今斯里兰卡）、阿富汗、尼泊尔、柬埔寨等国冲破美国的压力，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由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在近代有着共同的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命运，双边关系在总体上是友好的，但也因为历史的、边界的或民族的原因而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和冲突。中国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执行了“修睦四邻”的原则，主张各国“根据共同的利益，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的关系。”根据这样的原则，中国顺利地处理与邻国间一些较棘手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如1952年10月4日，中国与锡兰签署《中国向锡兰出售大米合同》和《两国贸易协定》，对突破美国对华禁运，促进中国与民族主义国家的贸易有重大意义；1954年4月29日，中国与印度签署《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及有关换文，使印度在中国西藏是否享有原英国殖民特权问题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得以妥善解决，印度首次正式承认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1955年4月22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签署《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为圆满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华侨国籍和排华风潮问题作出了榜样。
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第四个特征是，中国领导人在建国后，尤其是在50年代中后期，频频出访，力争参加相关的国际会议，积极提出有关处理周边外交和国际问题的政治主张，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新中国成立不久，就主办了亚澳工会会议和亚洲妇女代表会议。1950年11月28日，中国代表伍修权首次在联合国讲坛亮相，严正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1954年4-7月，周恩来总理亲率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为争取朝鲜问题的解决作出巨大努力，对印度支那和平的实现作出了重大贡献。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又率团出现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开展了卓越的外交活动，不仅对于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而且也对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为值得强调的是：由中国首先提出，由中印、中缅共同倡导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成为万隆会议达成的共识，这是对当代国际法理论的重大贡献。
二
60年代，世界进入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新时代。美苏力图保持两极格局，但两大阵营内部的独立自主倾向却大有发展，西欧、日本对美离心力日益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内容出现中苏分裂对立，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第三世界力量大大增强。由于美国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驻兵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介入侵略越南战争，从东南一线威胁中国安全；苏联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以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甚至以战争威胁来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从北线威胁中国安全；其他敌视中国的国家乘机而起，中国的周边环境日益恶化。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向中央提议调整对外政策，缓和紧张局势，谋求和平和有利的环境，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速国内建设，但遭到否定。[2]中国领导人判断“帝、修、反”正在进行反华大合唱，决定了“两条线”——既反美又反苏的外交战略，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新的内容和特征。
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成为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中苏两党从世界形势、国际共运、美苏关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民族解放运动等意识形态的尖锐分歧，逐步升级为中苏间的大论战，进而发展为国家关系的全面紧张，从经济领域发展到军事领域，苏联甚至产生摧毁中国核基地的企图，两国发生了局部的边界冲突。中苏关系从友到敌的过程，有其客观原因，也存在着主观上的错误。实践证明，中共对于苏联修正主义的理论批判，不少正是其本身“左”倾思想路线的表述。邓小平事后总结说：“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从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的恶化“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2](P,7)中国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中苏关系的决裂并没有导致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仍将中国视为比苏联更加“好战的、侵略性的国家”，中国也将美国视为中国的头号敌人。反对美国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策动的一系列反华战争行为，同样是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挫败了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60年代中后期，中国又作出巨大的民族牺牲，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
在此期间，中国领导人为了更有力地实施反帝反修的外交战略，又进而将“中间地带”思想发展为“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毛泽东明确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主义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3]这为中国制定全球战略和周边外交政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首先，在“第一中间地带”，中国把联合和团结周边国家作为工作重点。1960年5月，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印度、尼泊尔、越南、柬埔寨和蒙古6国。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13国，其中就有中国周边国家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中国提出的同非洲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对于增进中国与周边邻国相互了解和团结合作起了重要的作用。60年代初，中国曾对尼泊尔、锡兰、缅甸、印尼提供过经济援助；先后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柬埔寨、印尼等国签署了友好条约或互不侵犯条约；与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等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与此同时，中国也与印度的地区扩张主义进行了斗争，粉碎了印度政府策动西藏叛乱和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通过谈判和有理有节的自卫反击战，制止了印度政府对于中国的领土要求和在中印过境的军事挑衅，保卫了中国西南边境的安全。
在“第二中间地带”，中国在周边地区主要是将与日本的关系从“民间往来”发展为“半官方往来”，这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1959年3月，中国提出中日改善关系的政治三原则，1960年8月又提出中日贸易三原则，并强调政治与经济不可分离的原则。1962年11月，在双方友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签署了由官方代表廖承志、高达之助之五年备忘录贸易协议，使双边年贸易额达到3600万英镑。1964年4月，双方又达成了互设联络处和互派记者的协议，双边关系进入“半官半民”的新阶段，这对于日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滋长起来的“左”倾思想也不可避免地逐步渗透到外交领域，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情况更为严重，这对于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过分的强调意识形态限制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余地；“以苏划线”的做法，将很多本来可以交结的朋友推至敌方；过度宣扬世界革命，甚至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作为普遍真理向各国革命者强行推广，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质疑和不满；中国公开支持和报道周边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反政府武装斗争的做法，[4]也引起这些国家的猜疑和反对，甚至导致双边关系的紧张或濒临破裂等等。至60年代末，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恶劣，来自美苏两方面的战争威胁日益加重。
三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格局出现新的变化。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实力地位大损，内外交困，不得不采取收缩性的全球战略调整。苏联趁机发动攻势，加紧扩张军备，美苏冷战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态势。除了美苏两强外，西欧、日本、中国以及第三世界力量日益发展起来，世界开始出现多极化的趋向。中国所处的国际和周边环境都发生了有利于我国的变化，中国领导人根据新情况和自身的安全和政治经济需要，迅速作出了战略大调整。其最主要的内容是，第一，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表明中国已将决定外交战略的意识形态因素退居次要地位，将国家安全利益提升居于首要地位；第二，结束中美间“20年交恶”的历史，利用美国借助中国对抗苏联挑战的心态，邀请尼克松访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实现了联美抗苏的战略目的；第三，构筑“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总战略，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与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这一外交战略的大调整决定了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新内容和新特征。
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成为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对于中苏在这一时期激烈对抗的历史众所周知。本文要强调的是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与中国对于苏联对华威胁的估量并不相符。美苏争夺的重点始终是在欧洲，中国本可利用这一态势，扩大自身在美苏间的外交活动空间，而在实际上却是被美国玩弄“中国牌”，热衷于对苏的“缓和”；西欧也有联华制苏之意，但更想“祸水东引”，颇有重蹈远东慕尼黑的味道。中国虽然对于美、欧牺牲中国与苏联做交易有所警惕，也采取若干行动表示反对，却终未能完全取得全球外交上的主动权。中国的反苏战略在第三世界也难以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中国“以苏划线”的做法，使中国在第三世界的一些老朋友或与中国疏远，或倒向苏联。中国为了获取第三世界国家和某些第二世界国家对于中国反苏战略的认同，曾从各个方面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中国建立联美反苏战略关系的行动，也往往使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对中国发生误解，从而削弱了中国在第三世界内部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
在此期间，中国还与在苏联支持下的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曾是积极支持和援助越南抗美斗争的主要国家，1975年5月，越南实现全国统一后却在激烈的中苏对抗中倒向苏联一边。10月，越南与苏联发表共同宣言，后又加入苏联控制的“经互会”，苏越实现全面合作。越南即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在中越边境制造冲突，蚕食和侵占中国领土，提出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领土要求，策动大规模的排华反华风潮；并企图继承法国殖民主义的传统，控制老挝，出兵柬埔寨，策划建立所谓的“印支联邦”；还企图染指“东盟”国家，威胁这些国家的和平和安全。中国采用各种方式，包括进行反复的双边谈判和边境地区的自卫反击等，坚决反对越南地区霸权主义，保卫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也为东南亚的安定和平作出了贡献。中国还强烈反对苏联在阿富汗的侵略干涉和军事占领行径，并从政治上和物质上支持阿富汗人民的正义斗争。
中国执行“一条线”外交战略，在周边外交实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迅速得以正常化。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1972年2月的尼克松访问中国，导致执行敌视中国政策的佐藤内阁垮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同年9月田中首相访问中国，双方签署联合声明，中日正式建交，并同意将存在分歧的钓鱼岛问题等加以搁置，结束了两国间长期不正常的状况。1978年8月，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中国周边外交取得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同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的发展。1967年8月，由泰国、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5国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下简称“东盟”）在曼谷成立，他们在美国侵略印度支那三国问题上，接近美国而反对中国。然而，在中美关系有所改善，特别苏联和越南在东南亚推行霸权主义的威胁之下，对华关系有所松动。中国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也将“东盟”各国列在反苏阵线的范围之内，积极开展争取活动。70年代中期，中国先后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建交，中国与新加坡虽然没有建交，但交往已经开始，关系也是友好的。中国与“东盟”各国领导人频频互访，消除了相互间的猜疑和误解，并为未来中国与“东盟”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执行的“一条线”战略，处处以“反苏”为标准划线，也使中国的国家利益付出了一些不必要的代价。如在处理对日关系正常化以及中美建交的过程中，以及对一些周边国家或第三世界提供经济援助过程中都有所反映，值得好好总结。
四
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总是强调战争与革命是世界的主要潮流，“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5]“要准备打仗”成为中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纵观全局，特别是美苏战略态势和军事力量的发展变化，对于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论断，认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上和平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在增长，战争可以避免，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6]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国内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外交上也改变“一条线”战略为不同任何大国结盟的完全独立自主的战略，以创造更加和平和安定的国际新秩序。据此，80年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再次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是这一时期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的重头戏。80年代初，中苏关系因苏联作出某种和解姿态而出现和缓的迹象，而中美关系却因里根政府执行所谓的“双轨”对华政策，在售台武器等问题上风波迭起。1982年10月，在中国提议下，中苏就消除障碍、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等问题进行谈判。1989年5月，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党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鉴于70年代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中止，双方关系不是回到50年代那种结盟关系，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基础上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这是中国周边外交取得的重大成就。
1980年，邓小平将祖国统一列为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这既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大课题。1979年1月，邓小平在访问美国时最早宣布：“我们不再使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由此，中国提出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港、澳问题，并为此进行多方面的交涉。1982年7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香港问题。1984年12月19日，中英在北京正式签署《联合声明》，宣布自1997年7月1日起，香港主权回归中国。1979年中葡建交时，曾就澳门问题达成协议，葡国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双方同意在适当时候解决这个问题。1987年4月13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宣布1999年12月20日起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中国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则是磨擦不断，中国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政策。
中国的“不结盟”外交新战略给中国的周边外交大大拓展了活动的空间，中国政府在周边国家中全方位地开展外交活动，区别各种不同情况，化解各种消极因素，初步形成了安定友好的周边环境。
中日关系在80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两国总理在此期间进行了9次互访，这在两国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邓小平强调：“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发展同日本的关系是中国的长期国策。”1983年11月，中日双方领导人共同决定发展中日关系四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信赖、长期稳定”，并设立“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作为两国政府的“咨询机构”。两国的经济合作也有了长足的发展，1989年的中日贸易总额达到189亿美元，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位列美国之前。但两国间在“教科书”、“光华寮”、“钓鱼岛”等问题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中国本着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的态度进行交涉，从而使双方的发展势头未被这些干扰所打断。
中国与朝鲜、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进一步得到保持和发展。中国与朝鲜保持和发展了以往的密切关系，1982、1984和1986年，朝鲜金日成主席、中国胡耀邦总书记、李先念主席先后进行互访，对双边关系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中国也保持了与东南亚绝大部分国家的友好关系，从1980-1989年10月，邓小平会见“东盟”客人达17批之多，尽管有的国家对于中国仍有疑忌和防备之心，但互相间的交往却是日益密切起来，不仅政治关系良好，而且经济贸易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南亚，中国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
化敌人为朋友，变冲突为和平，是这一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又一重要特征。在70年代“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影响之下，接近或与苏联结盟的一些周边国家也与中国处于交恶或冷淡状态。在新时期，中国积极努力改善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随着中苏关系的松动，中蒙关系也开始好转。1983年中国政府曾致电蒙古政府，祝贺蒙古人民革命62周年。旋即中方同意恢复通过中国塘沽港转运蒙古外贸货物。次年两国签署《中蒙边界联合检查议定书》，确定中蒙边界应是友好、和平的边界。1986年双方签署《五年贸易协定》，两国关系得以全面改善。中越关系也出现转机，1986年底越南共产党“六大”决定改善对华关系，但由于柬埔寨问题双方关系未能取得进展。1990年9月，中越两党最高领导人在成都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就恢复双边正常关系签署了“会谈纪要”。次年11月，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双方正式宣布两党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从1978年开始，随着越南对华关系的恶化，中国与老挝的关系也逐步紧张。1989年10月和次年12月，老挝部长会议主席、人民革命党凯山·丰威汉和中国李鹏总理互相进行友好访问，两党两国关系全面恢复。
曾经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印、中韩关系也在这一时期有了改善。中印关系在7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缓和，双方进行多轮谈判，边界问题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促进了双边贸易、文化和科技合作。80年代中期以来，两国总理多次在国际场合会晤，关系进一步改善。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访问中国，这是印度总理34年来首次访华，双方同意进一步在广阔的领域中加强合作，通过和平友好的方式协商解决边界的问题，努力维持边境地区的和平和安定，印度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允许在印度的西藏人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等，两国关系又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由于朝鲜战争的关系，韩国曾经是中国的敌国，实现中韩关系的正常化是中国发展睦邻周边关系的难点所在。然而，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韩两国国内情况发生的变化，却促使中韩两国迅速接近。中国在继续保持与朝鲜传统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对应韩国政府提出的“北方外交”，发展对韩关系。中国支持南北朝鲜进行对话，促进半岛局势趋向缓和，接着又支持并促成南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为实现中韩建交扫清了道路。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五
80年代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苏冷战终结，新旧格局交替，各种力量重新组合，矛盾错综复杂，国际环境表现出动态性、多元性、复合性、经济性、过渡性等一系列不同于冷战时代的新特点。1989年6月，中国平息北京政治风波，美国等西方国家联合对华“制裁”，中国外交面临建国以来少有的严峻局面。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应对方针，坚决顶住西方国家的压力，打破和分化了他们的制裁，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外交并没有受外部势力的挑拨而变向，而是坚持80年代的既定轨道，并进而将“不结盟”的外交战略扩展为“全方位”的外交战略。中国加强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进一步发展了同他们的友好关系。中国不仅先后和西方国家恢复了正常关系，而且进而和所有的大国构筑面向21世纪的合作框架。中国还积极参加了联合国及其下属几乎所有组织的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强调：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的周边外交在90年代被放置到特别重要的地位。
80年代的中国外交战略大调整在周边地区的成效非常明显，中国在这一地区已没有一个公开的敌对国家，中国与各种类型的国家关系基本上进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但历史遗留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如领土争端问题、侵占南海岛屿问题、民族分裂主义问题等，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地区军备竞争问题、安全机制问题以及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等等。90年代中国领导人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新的做法，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积累了新的经验。
中俄关系的处理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苏联解体后，尽管两国政治制度不同，但中国立即承认俄罗斯新政府，并共同创造了一种国家关系模式，即既不是对抗，又不是结盟，也不针对第三国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如同江泽民所指出的：这种新型关系“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成为不对抗、不结盟、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7]今天中俄两国已建立起经常的、畅通的高层对话机制，睦邻友好的、和平的边界安全机制，发展迅速的、方式多样的经济合作机制等等。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曾经困扰两国关系的敏感的领土问题，已通过中苏东段协定和西段协定的签署，基本得到解决，尚未解决的两个岛屿的归属问题，两国领导人同意继续讨论，尽快求取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43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已成为两国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最为活跃的地带。[8]
由于美国广泛参与台湾及亚洲事务，仍然是中国周边外交所面对的重要对象。1993年克林顿政府上任后，在对华政策上保持接触的步幅明显加大，施加压力的态度更加强硬，中美关系围绕着台湾问题、人权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经贸磨擦问题、地区安全问题等风波迭起，争吵不断，出现低水平局面。但中美间毕竟在战略上存在着共同利益，在经济上互有需求，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也对美国有着很大吸引力，两国间的联系和合作关系依然存在，并有所发展。90年代末，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实现了互访，两国就中美关系的发展目标和框架达成共识，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台湾问题上，克林顿总统明确表示了“三不”政策，这使中美关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美国的遏制和接触并行的政策并未改变，并且随着其国内政局的变动，重点时有偏侧。中美关系的不稳定将是中国周边外交政策长期面临的难题。
比起中美关系的大起大落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要平稳得多。日本政府在对待西方国家“制裁”中国问题上，采取与欧美国家相同的立场，但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并在各国中较早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制裁。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日本明仁天皇访问中国，标志着两国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日两国高层领导多次互访，增进了友谊；两国的经济关系也发展迅速，在贸易、资金、贷款等方面进展顺利，中日关系的发展从总体上讲是好的，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钓鱼岛问题、中美安保条约修改问题、日台关系问题、日本教科书问题、贸易磨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影响着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中日双方就21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与框架达成共识，将今后的中日关系定位于共同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积极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对于建设友好安定的周边环境，增强中国在东亚乃至亚太国际格局上和战略地位都将是有益的。
随着苏联的解体，中亚出现了五个新独立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前3个国家直接与中国接壤，边界线长达3300公里，他们成为中国新的周边国家。中国非常重视与中亚新独立国家的关系，不仅很快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解决或友好谈判边界领土问题，而且高层领导人频频互访，签署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边界以及在边境地区撤军的条约和协定，双方都表示要建设新的“丝绸之路”，使“我们的联系将比我们的祖先更加宽广”，双边关系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我们也要警惕可能出现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大哈萨克主义的泛滥对于双方安全和安定的危害，防止西方大国势力介入中亚可能会给中国西北地区的安全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在东北亚，朝鲜半岛问题虽在90年代已出现缓和的趋势，但矛盾和冲突依然不断，是远东的“巴尔干”和“火药桶”，也是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中韩建交后，中国依然与朝鲜保持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对于南北朝鲜实行平衡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与双方的国家关系，以平等互利原则发展与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并积极参加解决朝鲜和平机制问题的“四方会议”，支持一切有利于双方缓和紧张局势，有利于民族和解和统一，有利于东亚和世界和平的行动和建议。
在东南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90年8月，中国与印尼复交，10月与新加坡建交，次年9月与文莱建交。中国与所有东南亚国家都建立了正常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原来中越那样的“同志加兄弟”关系，也不是原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那种敌对关系，而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关系。从总体上说，这种关系在9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互访活动十分频繁，政治关系良好，经贸关系大有发展。中国还积极发展与“东盟”的关系。进入90年代后，“东盟”由原来的6国逐渐扩大，准备包括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并努力提升自身在整个亚太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1997年底中国与东盟举行历史上首次首脑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确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然而，南沙争执成为困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争执起始于60、70年代，90年代上升为东南亚地区的“热点”问题。1995年“美济礁事件”发生后，南沙争执进入白热化。中国在南沙问题上的总原则是：坚持南沙是中国的领土，“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具体化为4条方针：反对把南沙问题国际化；反对越、菲、马三国占领合法化；反对南沙“南极化”，即把南沙视为“无主区”，禁止军事行动，不提主权问题；反对南沙的主权多极化和所谓的“主权三角区”，以及菲方提出的中、越、菲、马、台五方共管方案。既维护中国的领土不可侵犯，又考虑南沙群岛邻近国家的合理要求；既坚持中国的国家利益，又反对武力解决；既坚持和平谈判方式，又不能不辅之以一定的军事威慑力量；不仅着眼于南沙的领土（海），也从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整体利益出发；既考虑中国当前与东盟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关系的短期利益，也要考虑更多地谋求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9]
进入90年代后，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关系也有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与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中巴和中尼高层领导人的频繁互访，进一步推进了这种关系的发展。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也保持了发展的势头。中印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互访，促进了两国政党、议会、军队及民间组织间的友好往来。双方在科技合作和经济贸易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两国领导人共同确立了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双方还先后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和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为两国创造发展相互关系和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和平环境。然而，南亚次大陆是中国周边的又一“火药库”。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竞赛以及克什米尔争执，不但严重影响两国关系的改善，也使南亚次大陆成为世界上最易发生核战争的地区，给中国周边的安定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印度能否理智的处理核试验问题，正确对待中印关系，将是中印能否成为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关键所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和其外交总战略一样，其演变幅度之大，其阶段性显示之明，在世界各国外交史上是少有的。从总体上说这种演变是对不断变化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应对，也反映了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是在曲折中日益走向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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