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阿喀琉斯之踵”及其破解——基于新李斯特理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斯特论文,视角论文,投行论文,理论论文,阿喀琉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14年夏天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国家战略的提出，相关问题的讨论就一直是政策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首先综述国内经济学界对这一战略目标的阐释以及相关经济风险评估的主要观点，目的就在于指出这些讨论完全忽视了这一战略成功的基本前提：保护价值链高端国内市场和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然后，论文第二部分讨论为什么“一带一路”战略成功的基础在于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结构的严重缺陷；第三部分阐释我国主权信贷的严重受损为什么使“亚投行”难以获得成功；最后则从新李斯特学派的基础理论出发，讨论化解“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阿喀琉斯之踵”的根本途径。 一、“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讨论中忽视的根本性问题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探讨很多，但在笔者看来，这一战略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中国经济全球化战略的重大变革，它为中国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崛起之路开辟了新道路。从这一战略产生的背景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迅速衰退和停滞，中国以发达国家作为目标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得不将眼光转向亚非拉等更加广阔的发展中国家即南方国家的市场。而南方国家由于较少受到使发达国家大受其害的金融化的破坏，其实体经济在过去10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全球终端市场的重心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明显地加快了由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的转移，“一带一路”战略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之下提出的。从中国历史经验来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有其历史的必然，这就是这一战略代表着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崛起之路的探索，它类似于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进化生物学的“异地物种形成原理”为这种探索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生物进化史说明，新物种的形成和演化要远离占优势物种竞争激烈的中心地区，新物种往往是在远离中心地区的外围和边缘地区成长壮大的，并最后入侵中心地区，最终打败原先占优势地位的物种。过去30多年我国的发展证明了“异地物种形成原理”的正确性：中国以发达国家作为目标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不仅不可能使中国崛起，反而使中国有可能陷入对其依附的困境之中，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外围地区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带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因此，我们应该从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这种战略高度认识“一带一路”战略的伟大意义。 但是，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目的认识并没有考虑上述重大战略意义，而是主要地集中在以下三个具体的方面：解决我国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问题，化解巨额外汇储备的巨大压力，以及发挥我国在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竞争优势。大量推崇这种战略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赞成这种战略目标的，而对其表示担忧的则主要讨论了其潜在的风险。其中，前两个战略目标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例如，原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的会议上指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化解中国的过剩产能和过高的外汇储备。[1]一篇署名中金公司的文章认为，中国不少基建相关行业均处于明显的产能过剩状态，五大产能过剩行业，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和船舶的产能利用率均在80%以下。这些产能一方面需要限产减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扩大海外市场需求的方式来解决，而美、欧、日这些中国传统的出口市场并不适合这样的基建输出，“一带一路”的周边发展中国家则更符合这方面的需求，通过“一带一路”来开辟新的贸易出口市场是很好的抓手。[2]在许多地方政府看来，“一带一路”的基本作用就是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例如，为帮助钢铁企业过剩产能走出去，河北省出台了《关于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促进我省开放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光伏、钢铁、玻璃、水泥等产能相对过剩、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到境外建设一批生产基地，带动装备、技术、资本及劳务输出。[3] 但是，一些学者对于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战略看作是解决中国过剩产能出路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前美国财政部驻北京代表、前世界银行中国及蒙古局局长杜大伟（David Dollar）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首先，即使“亚投行”在项目运作上非常成功，所产生的需求，从规模上来说，相比现有中国国内的过剩产能只是杯水车薪；其次，“亚投行”的设立旨在帮助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在舆论上把它和解决中国产能过剩联系起来是很不明智的，会对周边国家留下负面印象。杜大伟强调，只有通过国内改革，才能保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亚投行”的设立和“一带一路”战略绝不能替代国内改革，只能作为一种补充。[4]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明对于输出过剩产能和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目的的观点也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输出过剩产能的战略目标有可能妨碍而非加速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即使‘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帮助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国内相关产业能够重新步入繁荣，但中国的资源、能源、环境能够再度承载这种发展方式吗？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是否会如同4万亿元一样，再次被‘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所打断？”[5]针对2015年6月初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承办的“CASS财经战略论坛”中与会专家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关键要抓住基础设施[4]的观点，张明也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大多数基础设施投资都具有投资收益率偏低的特点，虽然中国中央政府运用财政收入对基础设施进行的长期、持续和大规模投资没有直接的收益，但由于这些基础设施周边土地的显著增值使得地方政府从中获得不菲收益，正所谓“堤内损失堤外补”。张明写道，“上述两种机制在一国内部适用，在国际上却未必管用。例如，尽管基础设施投资能给沿线国家带来巨大收益，但中国政府能将很大一部分财政资金长期花费在中国境外吗？将这部分资金用于中国的中西部，岂不是更具合法性？作为境外投资者，在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后，能要求东道国政府将基础设施周边土地的增值收益转让给自己吗？当地民众的抗议浪潮是否会风起云涌？”[5] 有人可能会提出，中国对外投资使用的是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是不能用于开发中国中西部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就成了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研究利用外汇储备加快企业走出去、化解4万亿外汇储备存量的目的。[6]2015年4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表示，去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拿出其中一部分用于“亚投行”、“一带一路”建设进程，本身并不存在障碍，国内本身的资金供给也不是问题。[7]目前，“亚投行”初始资本缴付币种是美元，至于将来使用何种货币作为结算货币问题，张宇燕指出，“考虑到美元目前所处的主导地位，在起始阶段，‘亚投行’可以也应该以美元为主开展业务。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投行则应逐步使其业务货币多元化，比如在扩充股本金和债务融资时接受非美元币种，如欧元、卢布、卢比、澳元、韩元、华元甚至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同时在贷款还款过程中加大借款国本币尤其是上述非美元币种的使用规模。”[8]张宇燕所谓的“华元”不知是何物？为什么不是人民币？国务院参事汤敏也说，将外汇储备变成投资基金安全有效地投资出去，实际上是在帮助我们自己。总之，按照这些观点，中国成立“亚投行”除了政治目的外，最重要的经济目的就是化解巨额外汇储备问题。但中华元智库创办人张庭宾对于“亚投行”仍使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提出质疑，在他看来，这将使对人民币国际化意义大减；同时，鉴于人民币高位，这些国家在卖出原材料获得美元后，可能去购买其它地区较低价格的商品和投资品，难以形成持续循环。[9] 综合以上讨论，经济学界对“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所面临风险和挑战主要是针对其输出产能过剩的目的、投资基础设施的经济可行性和使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提出质疑。但这些质疑并没有探讨其深层次问题：杜大伟虽然提出“亚投行”的设立和“一带一路”战略只能作为国内改革的一种补充，但他对于如何进行国内改革并没有发表意见；张明担心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再次被“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所打断，但他没有探讨其个中原因及其机制。张庭宾对于使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的质疑虽然是很有见地的，但他并没有对化解巨额外汇储备的目的提出质疑，而且还赞同“一带一路”战略输出产能过剩的目的：在他看来，“亚投行”应该重点扶持国内过剩产能向外转移，这不仅可以降低运输消耗，提高当地工业化水平，也可以带动当地就业；对中国而言，这可以增加国内产能所有者的收益，避免对国内造成更大的环境污染。笔者认为，张明对投资基础设施的经济可行性的质疑已经阐述得很清楚，张庭宾坚持“亚投行”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也是笔者所赞同的，因此本文对这两个问题不再探讨。本文将进一步探讨：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可能被“一带一路”战略所打断的原因；中国如何进行国内改革才能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战略相得益彰；“亚投行”如果要成功，为什么必须改革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化解巨额外汇储备为什么不能成为其战略目标？ 二、国内经济学界对“一带一路”战略阐释的缺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严重弊端彻底暴露出来，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曾一度成为我国经济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近3年来，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等问题的讨论突然在政策制定、理论研究和媒体的报道中消失了，代之以自贸区和资本项目开放等热点问题，“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战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中央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提出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旨在解决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严重弊端，但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大搞自贸区和资本项目开放实际上又回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传统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老路上。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战略就有可能打断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它不仅无助于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还有可能成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重要因素。 首先让我从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谈起。在历史上，英美的经济发展战略家区分了“好的贸易”和“坏的贸易”。英国在经济崛起之前，经过长期摸索，终于认识到，“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制成品”是“坏的贸易”，而“出口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才是“好的贸易”，恰如1721年在英国议会开幕时，英国国王乔治一世在开幕词中对英国这种经验所作的概括：“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10]41李斯特曾将这种贸易模式称之为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确凿的历史经验说明，这种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不仅是英国崛起，而且也是产业革命在英国爆发的前提条件。与英国一样，美国在19世纪末的经济崛起也同样得益于从“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制成品”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向“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的转变。美国在独立后的30多年时间里，实际上仍没有摆脱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对英国经济的依附地位。美国为了转变这种不利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采取高关税保护主义战略，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了依靠内需的内向型经济，并在1894年实现了经济崛起。美国的经验说明，对于发展中大国来说，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并非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内需市场可以为之转向“好的贸易”提供根本性的保障。 为什么历史上英国和美国等都从“进口制成品并出口原材料”转变为“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呢？原因就在于制造业在当时是具有报酬递增之特征的高创新率、高水平进入壁垒、高附加值、高工资和高就业的高质量生产活动。因此，当时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政策就是不允许他们从事这种报酬递增的工业活动，强迫殖民地从事报酬递减的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从而使殖民地锁定在了贫困的境地之中。但在当代世界，由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发展，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的活动不再表现为工业和原材料产业的分野。而是在农业（包括原材料产业）、工业和服务业等所有产业都表现为高端环节（产品）和低端环节（产品）的分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国没有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即使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它也不可能再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了。因此，李斯特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就不再完全成立。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研究方法，笔者提出，国家致富的原则就从“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李斯特原则）改变成“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新李斯特学派的新原则），背离这一原则，一国在全球化时代是不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11] 而我国目前经济结构的现实则是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2009年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走访我国沿海省市装备制造业后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我国资本品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发达国家的高端组装和中低端加工基地，在技术绝对垄断的外资挤压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呈现出“低端混战、高端失守”的状态，自主创新困难重重，资本品工业自身所需要的核心基础元器件、大型铸锻件和自动化控制装置发展滞后，关键配套受制于人，大型、精密、高效装备仍依赖进口。[12]“低端混战、高端失守”，不只是我国资本品工业的现状，而且也广泛地存在于纺织、家电和汽车等国民经济各部门之中，从而形成了我国“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这种“坏贸易”的经济结构。因此，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是从“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向“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的转变，这是笔者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转变对外发展方式的实质，也是笔者对党中央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提出的转变对外发展方式的精神实质的解读。[13] 笔者认为，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从“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向“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的转变，是“一带一路”战略成功的基础。能否成功地实现从“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向“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的转变，是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如果放弃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这些解决我国经济结构严重缺陷的根本性措施，继续沿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传统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老路子走下去，那么，“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就不会有任何促进作用，反而有可能强化“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坏贸易的经济结构，只不过是我国从过去的“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端产品并对之出口低端产品”的贸易结构演变成了“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端产品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低端产品”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就会陷入一种“漫天去赶鸟，家里丢只老母鸡”的巨亏状态：外资走进来占据我国价值链高端，而我们却走出去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中低端市场上拼个你死我活，这必将堵死这些国家转型升级的道路，“一带一路”战略美好的“核心理念”（和平、合作、发展、共赢）和“共同体”愿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怎么有可能会实现呢？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一带一路”战略特别要警惕如何避免重蹈19世纪下半叶英国全球化的覆辙：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工业力量衰落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试图通过全球化战略，使其第一次工业革命领先的产品占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从而导致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新兴产业的国内投资严重不足，其国内市场在相当大程度上却因英国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政策被美国和德国新兴产业的产品所占领。[14]我国目前的状况与19世纪末英国的情况非常类似：如果“一带一路”战略不是以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为基础，不是以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为基础，不是以占据国内价值链高端为基础，不是以在国内投资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为重点，那么，“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难道不会使我国在“进口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并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的低端发展道路上越陷越深吗？如果我国仍对国内价值链高端市场实行自由贸易、自由投资政策，难道它不会像19世纪末英国那样被发达国家所占领吗？笔者的研究说明，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我国光伏和机器人产业的价值链高端仍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垄断，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我国还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吗？[15]因此，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构成了“一带一路”战略的“阿喀琉斯之踵”，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是其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三、“亚投行”的讨论忽视了至关重要的主权信贷问题 笔者在前面的综述已经说明，几乎所有学者都赞同化解巨额外汇储备作为“一带一路”和成立“亚投行”的战略目标。记者在对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研究如何化解巨额外汇储备存量进行报道时使用了“4万亿外储‘下天山’”这样的文章标题，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付诸实施，亚投行、丝路基金启动，彰显了中国利用巨额外汇储备加快“走出去”的战略布局。有学者认为，巨额外汇储备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资本输出的基础，“对中国来说，可以利用外储作为拉动全球增长的资本金……它仰赖于庞大的外储支撑。从这一角度看，目前的外储规模，不知是深谋远虑还是误打误撞的结果。”[16]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很多人认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东风。[17]中国的对外投资、资本输出和人民币国际化建立在外汇储备基础之上？只要具备政治经济学基本常识的人，都会对这种观点持怀疑态度。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主权信贷作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战略基础的根本性问题，如果按照这种观点去做，它不仅会拖延巨额外汇储备成因的解决，而且还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严重障碍，从而成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阿喀琉斯之踵”。 首先，利用巨额外汇储备加快“走出去”确实要比购买美债更合理，但是，作为长期战略却是短视的，因为在不解决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美元化的问题，“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不仅无法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反而却很有可能演变为替外国资本打天下。从2005年开始，人民币基础货币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元为基础发行的，形成了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中国财政、货币和金融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民币信用本位制被颠覆，美元本位制构成了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核心，人民币成为美元的代用券，美元霸权完全支配了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18]以2014年6月末为例，在央行负债方的基础货币高达27.9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21.66万亿元存款准备金和6.33万亿元流通中的现金，在资产方外汇占款高达27.21万亿元人民币，与基础货币相差无几，如果加上货币黄金等其他国际资产则高达2802万亿元，甚至超过了基础货币规模，这表明我国基础货币发行已经基本上是以美元等外汇为保证，国内信贷渠道基本关闭。[19]这说明巨额外汇储备是由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美元化所导致的，在人民币成为美元代用券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使用美元等外汇储备对外投资，难道不是在扩大美元的流通范围和影响力吗？这种做法难道不是在和人民币国际化争夺地盘吗？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说“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将加快人民币国际化难道不是在睁眼说瞎话吗？确实，亚投行不使用人民币结算，对人民币国际化没有意义；但是，当人民币都是以美元作为抵押发行出来的时候，即使使用人民币作为“亚投行”的结算货币，人民币结算难道不是徒有虚名吗？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是国内信贷的自主权，如果人民币的老窝都被抄了后路，放到国外的人民币将是无根的浮萍，存在着被美元操纵和狙击的巨大风险。 其次，在没有解决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美元化问题的情况下，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给他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廉价的资本融资，国内本身的资金供给问题并非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所认为的“不是问题”，而是大成问题。近10年来，我国货币金融领域中的乱象，如货币信贷空转、货币信贷快速扩张与流动性紧张、影子银行和高利贷盛行，其原因就在于高利率和高利差，而高利率高利差的根源则是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美元化。央行为了回笼因为外汇储备增加而超发的基础货币，采取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的一项资产，2014年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为1.62%，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为0.72%，平均在1.5%左右，远低于商业银行负债的综合成本。因此，商业银行只有通过提高贷款利率，同时扩大资产负债规模，才能抵补缴存存款准备金的机会成本。这就形成了中国高储蓄率和全球超低利率背景下的国内大规模货币信贷投放与利率利差居高难下并存的格局。[19]在这种情况下，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以超低利率为科技创新融资的同时，中国企业却在比其高几倍的资金成本条件下进行科技创新，这怎么能够竞争得过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特别是在华的跨国公司？[20] 再次，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美元化导致了国内信贷渠道基本关闭，主权信贷的丧失不仅为外资企业在我国建立了不受我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经济租界”，而且还成为扼杀我国民营企业的强有力的杀手。美元流入导致中国人民银行增发大量基础货币，但是，这犹如海员在大海中航行中一样，“水，水，到处都是水，但一滴也不能喝”，因为这些基础货币掌握在拥有美元的外资和外贸企业手中。为了避免增发大量基础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央行不得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紧缩信贷，信贷紧缩导致大量民营企业特别是面向内需的企业无法从正规银行系统贷到资金，不得不依靠高利贷解燃眉之急（这是影子银行产生的原因），这犹如饮鸩止渴，其结果是民营企业大量倒闭，或者在生死存亡线上挣扎，而效益较好的企业也不得不被迫通过向外国银行借入美元、中外合资、出售股权和海外上市等方式加入到美元经济来规避信贷紧缩政策的扼杀。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外资可以倒入美元，因此不受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信贷紧缩措施的影响，其结果是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美元化就为外资企业在我国建立了不受我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经济租界”，外资通过用美元换到手的人民币发放高利贷、收购经营困难的中国企业，迅速扩大和加强了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控制，我国的产业安全受到严重威胁。[21] 最后，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美元化使我国财政损失了高达20万亿的巨额铸币税收入，这是导致我国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开支严重缺乏资金的基本原因，也是产生高铁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纸币制度下，由于印刷纸币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新增基础货币可以粗略视作铸币税。铸币税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基础货币供应量也要相应增加，简单地说，如果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10%，基础货币供应量就要相应增加10%（实际上，我国的这个数据高于经济增长率），如果不新印钞票，中国经济就会通货紧缩，这将导致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下跌，企业贷款利率上升，生产者将蒙受重大损失。因此，只要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超过生产规模扩大的程度，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换句话说，只要一国劳动力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或资源利用不足，新印货币就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每年新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不需要回收的，这些新增的基础货币就是铸币税。一国央行可以通过该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将这些不需要回收的基础货币注入经济体系之中，从而使其成为国家财政巨额“免费午餐”的财源。但在人民币基础货币以外汇占款形式发行时，我国就无法使用这种巨额“免费午餐”的财源。2003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只有4032.51亿美元，而到2013年年底则达到3.82万亿美元，10年间增长8.5倍，外汇规模严重失控。按照国际经验，外汇储备只要能够满足3个月进口需求就是正常的外汇储备，按照这一标准，2013年我国正常外汇储备应该是5500亿美元左右，超过的部分即3.27万亿美元就是我国财政部损失的铸币税收入，如果按1美元兑6.5元人民币计算，则高达21.3万亿元人民币。这21.3万亿元人民币作为基础货币是不需要清偿的，是政府的一种“无中生有”的巨额“税收”，既不需要归还，也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它相当于2013年2.6万亿元人民币高铁债务的8倍，或者大致上等于2013年6月底我国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9万亿的两倍，换言之，如果我国没有损失这种“无中生有”的21.3万亿元人民币的巨额“税收”，在抵补了2013年的高铁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后，还可以有7.8万亿元人民币用于增加科技投入、提高教育经费开支和填补养老金亏空等。 四、如何破解“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阿喀琉斯之踵”？ 本文第二和第三部分讨论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战略的“阿喀琉斯之踵”，这些讨论说明，如果这些致命的弱点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该战略将面临着不可克服的严重风险，成功的几率很小。那么，我国如何才能通过破解这种“阿喀琉斯之踵”，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带领其他发展中国家相继起飞呢？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在这里，笔者就从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出发，对如何破解“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战略的“阿喀琉斯之踵”进行初步探讨。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带有历史规律性的现象：凡是成功崛起的落后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对本国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进行国家保护的制度与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状态（浅度全球化）的同时，在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深度全球化，但很多时候并不是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崛起的。笔者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不对称全球化战略”，这种战略的核心是确保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高端产业和财政金融制度的独立自主。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说明，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深度全球化必将导致其自身对发达国家的贸易、技术和金融的深度依附；相反，通过对本国高端产业、财政金融和国内市场的保护，并借道与自己发展水平相当或比自己更落后国家的价值链低端市场作为补充性市场空间，落后国家可以在国际上建立起自己的技术经济领先地位，然后再去占领原先发达国家的高端产品市场，笔者曾把这种国家崛起的道路称之为“外围包围中心”的道路。“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将经济全球化的重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伟大战略构想，然而，它离不开笔者所谓“不对称全球化战略”的另一半作为互补，即针对发达国家保护我国高端产业和货币金融制度。 按照上述思路，要破解“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战略的“阿喀琉斯之踵”，关键在于解放思想。李斯特曾经指出，“在与先进工业国家进行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在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即使极端有资格发展工业，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就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获得充分发展，也不能挣得圆满无缺的独立自主地位，流行学派没有能看到这一点。”[10]267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一种令人疑惑不解的现象：在历史上，都是发达国家提倡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强调贸易保护，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却一反这种历史规律，成为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难道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都衰落得不如中国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笔者认为，除了我国一些人被发达国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宣称的自由贸易信条所欺骗外，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国要为一直以来就长期存在的低端产能过剩在世界市场上寻找出路，所以不得不高调倡导自由贸易。但是，我国自由贸易信条的信奉者并不明白，我国各产业目前普遍存在的“高端失守、低端过剩”正是过去推行自由贸易、自由投资政策所产生的结果。然而，我国仅仅为了解决低端产能过剩问题而捍卫自由贸易政策是一种短视行为，它将使我国在“进口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并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的低端发展道路上越陷越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是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因此，只有保护价值链高端国内市场和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我国才能从根本上破解“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战略的“阿喀琉斯之踵”，从而使其获得最终的成功。 那么，如何通过根除基础货币外汇占款发行机制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呢？在这个条件下，又如何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呢？问题的关键是破除美元霸权，而这首先要从停止增加外汇储备入手，使外汇储备下降到能够满足3-5个月进口需求的水平。在笔者看来，在不停止外汇储备增加的情况下，只是考虑如何将增加的外汇储备运用出去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为此，早在2011年，笔者就提出了如何遏制外汇储备增加的政策建议，这包括停止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禁止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和融资、打击热钱、逐步取消出口退税、建立中国出口卡特尔、提高出口部门工人工资和扩大内需等，特别是要彻底抛弃导致贸易顺差长期增长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实行贸易平衡。至于如何化解现有巨额外汇储备问题，笔者认为回购外资企业是最好的办法，这不仅可以解决外汇储备所带来的诸多严峻问题，而且还可以同时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土地财政和民营企业大发展的问题，并引发一场为中国新工业革命提供廉价融资的“金融革命”。当人民币基础货币在国内完全实现自主发行之后，我国可以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发放人民币贷款，在这些国家使用人民币进行投资，在国际贸易和“亚投行”中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通过这些措施，在这些国家稳步建立人民币货币区。这是一个需要较长期才能完成的任务，只有在这个任务完成后，我国才能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当然，笔者在这里提出的只是一种粗浅的思路，目的就在于抛砖引玉，期待着智谋之士对此进行周密的总体战略研究，包括对如何实行浮动汇率并加强资本项目管制等重大措施进行深入研究。标签：一带一路论文; 基础货币论文; 一带一路战略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银行信贷论文; 信贷规模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阿喀琉斯之踵论文; 外汇储备论文; 人民币论文; 外汇论文; 亚投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