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内部的资金调拨流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集团论文,中国近代论文,资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F2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6-0121-08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进程中，是一段重要的时期。1895年《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制造”和随之外国资本的争相涌入，使得晚清和民国政府都不得不放开此前对华商兴办工商企业的限制，转而实施某些“恤商惠工”、“振兴工艺”等鼓励和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和制度，由此，创造了与此前相比较为宽松和优越的内外环境。此后，在与外来经济势力进行“商战”、抵制外货提倡国货社会潮流的共同作用下，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资本主义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种种因素导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快速发展。在此进程中，中国近代企业集团的迅速兴起引人注目。
关于中国近代企业集团，目前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①。但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很少关注企业集团内部普遍存在的资金调拨流动，很少关注这种调拨流动与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兴起间的关系，更没有专文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近代企业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关联企业间的资金流动，特别是企业在形成集团进而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企业内部普遍存在资金的调拨流动。但是，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绝非偶然，它是中国近代企业生存环境依然恶劣的反映。这种环境迫使企业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动员一切资源进行抗争，以求得生存发展的空间。因此可以说，中国近代企业集团的内部资金调拨流动，本质上是企业“自救”“求活”的无奈之举。
一、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内部资金流动调拨现象普遍存在
企业集团内部的资金调拨现象，从晚清到民国时期一直存在。
晚清时期中国兴办的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大多有盛宣怀调拨的资金在内投资，用1900年3月盛宣怀奏折中的话来说，是盛宣怀筹集投资这些企业的商股资金，也就是“臣兼管之上海纺织总厂、汉阳铁厂、萍乡煤矿、通商银行所集商股，即是船电两局之华商挹彼注此，盈虚酌剂”②。也就是说，通过调拨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资金投资创办其他企业这种手段，盛宣怀很快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营造了一个被美国学者费维恺所称的“经济帝国”③。
对于调拨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资金投资和创办其他企业，“挹彼注此”“盈虚酌剂”这一点，盛宣怀并不隐讳。1906年，他在给张之洞的信中有进一步的说明：“招商、电报、铁路、银行皆属笼罩之中，不必真有商股，自可通筹兼顾。”④ 盛宣怀在调拨这些资金时的特点之一，是大权独揽，基本上一人说了算。对此现象，当时就有人评论说：“凡轮电两局，每岁支拨动辄巨万，京卿（盛）专主为之，一纸札下，速于敕令，不闻商之于各股商也。”⑤ 经元善的看法则更为典型，他认为盛宣怀是利用投资进而独揽轮船、电报、铁路、煤矿和纺织诸大政，达到“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⑥ 的目的。但不管盛宣怀的目的为何，在盛宣怀的“经济帝国”，也就是盛宣怀通过资金关系形成的企业集团中，集团内部普遍存在资金调拨流动现象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如果说，晚清时期盛宣怀通过调拨企业内部资金投资创办其他企业，最终形成企业集团，带有为自己扩大势力，在清廷中占据有利地位色彩的话⑦，那么，晚清及其之后的时期中，民间出现兴办企业热潮并逐渐出现企业集团，更多的却是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的需要。这里，张謇调拨大生纱厂的资金投资兴办其它企业，逐渐形成大生企业集团的事例，就是明显带有“自救”“求活”，争取生存发展空间色彩的典型一例。
晚清状元张謇在创办南通大生纱厂获利后，从1899至1911年间，又在南通集资创办和投资了27家企业，资本额累计达399万元之多⑧。投资这些企业的资金，按张謇自己的话来说，是“謇之营通州各公司也，周转之资，诚以大生厂公积款为母……”⑨，也就是调拨大生纱厂的公积资金所进行。针对有些股东对张謇“以（大生）厂公积营他公司者”的议论，张謇很坦然地表示“事则诚然”⑩。
表1是1922年时大生纱厂的资产负债表。从这张表中可以看出，1922年时，大生纱厂的总资产1242万余两中，投到盐垦公司133万余两，为张謇所办地方实业和地方公益事业的垫款项目为175万余两，加上其他各项调拨的项目资金款，总数竟达473万余两之多，达其固定资产的92％，占其资产总额1242万两的38％。
当然，张謇调拨大生纱厂资金进行投资，有其深层考虑。这一点，1922年大生纺织公司查帐委员会的报告书中就有所透露：“……南通实业，咸肇始于大生，故其对内对外经济往来，咸认大生为主体。而大生自开办以来，历二十三届，届届获利，在事者初不料一蹶之来，遂至不振。外间传说大生之厄，厄于垦，其实各垦欠大生往来银一百数十万两，今已逐步收回不少。两年以来，营业垫本之需，方恃垦收租花以资周转。盖南通业棉之政策，乃合农工商以兼营，本末相资，自比惟工是业者较易求活，此明证也。”(11) 从这份报告书透露的内容来看，大生纱厂开办以后，因其届届获利，故而成为对内对外经济往来的主体，且因在盐垦公司上投资较多导致外间认为盐垦公司是拖累大生的“厄”。但在遭遇危机之时，大生纱厂反过来却需要依靠盐垦公司“收租花以资周转”。
该报告书透露的“南通业棉之政策，乃合农工商以兼营，本末相资，自比惟工是业者较易求活”的说法，正是反映了张謇调拨大生纱厂资金投资其他企业，“兼营农工商”，逐步形成企业集团并“较易求活”整个企业集团的经营思想。
这种通过调拨获利企业资金投资其他企业或者扶持暂时遭遇困难的本系统企业，最终扩大本系统企业规模形成多种行业集团，以解决发展中困难并求得生存发展的事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而出现的更多。例如，被称为“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的荣家企业集团，在多年的经营发展中，就长期靠面粉厂系统和纺纱厂系统互相接济。荣家企业集团设在汉口的纱厂——申新四厂，从投产后就遭受不景气的影响，申新四厂能够生存下来，就在于该厂与荣家集团面粉系统的福新五厂同处一地，“福新五厂年年有利，申新（四厂）依赖福新（五厂）财力常年挹注，虽在事业亏累之中，仍不断扩充生产设备，对外亦以福新关系，周转灵活”(12)。
表2是1927年至1931年申新四厂对福新五厂的欠款统计，从表中可见福新五厂借给申新四厂的款项常年都在250万元以上，最高年份达493万余元。除1927年外，福新五厂的款项都占申新所借款项的三分之一左右，1931年甚至达45.8％，由此可见来自福新五厂款项对申新四厂的重要性。
无锡唐保谦等人经营的庆丰纱厂和九丰面粉厂的资金运用，与荣家企业的情况同样十分相似。庆丰纱厂缺乏资金，或直接由九丰面粉厂调剂，或凭借九丰面粉厂的信用向各方贷款。庆丰纱厂的账上经常结欠九丰面粉厂二三百万元。在平时，庆丰、九丰的资金互相调拨流动，小麦上市时，庆丰资金便调至九丰供收购小麦使用，棉花上市时，九丰的资金便调到庆丰供收购棉花使用，资金交替调剂使用，双方都受益(13)。
范旭东企业集团的支柱产业是久大精盐系统和永利化工系统，但永利化工企业的起步，却完全是靠成立在先的久大精盐系统的资金和利润的调拨挹注，否则不仅没有后来的范旭东企业集团，连永利化工厂也不可能存在。新近出版的《范旭东企业集团历史资料汇编——久大精盐公司专辑》中的资料，就证明了这一点。范旭东在资料中将久大精盐公司比作“老大哥”，将永利制碱公司比作“老弟”。在叙述永利制碱公司的历史时，留下了范旭东1944年在久大第一个三十年纪念文中的一段讲话，讲话中引述了这个“老大哥”和“老弟”的关系：“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任务，就是起初十年八年，它们（永利——笔者注）的生活费，必得代筹。否则活不下去，这笔生活费数目很大，而且异常复杂，每每逼到山穷水尽时光，就指着久大挹注。一再而三，年复一年，非同小可。团体中称久大做‘老大哥’。我时常加上一个注脚，提醒大家，我说，‘这位老大哥真是中国式的’！如果它不深受中国文化陶冶决不能实践躬行，以底于成。它自己节衣缩食，但是不惜罄其所有培植后起……”文中范旭东回顾了久大这个“老大哥”是如何从资金上帮助永利这个“老弟”的：“1918年11月，在天津召开永利创立会，决定资本银币三十万元，……截至1920年5月9日第一届股东会时，实收共三十四万六千元”，此后因为工程量浩大，“1921年9月18日，永利第二届股东会修正章程，改资本总额为二百万元，先收一百万元。但招股的成绩大不如前，仅收得数万元”，“原因是数年间无分文利息可派”。但是工程方面和探索制碱工艺的改进，却“迂回曲折，一再而三地拆卸再建”，“经过漫漫长夜的十个整年的与年俱进的改进，总算出品日臻上乘”，但是“结算至1927年，实用之数已超过三百万元”。在永利公司“出品日臻上乘”之前短缺的巨大款项，主要仰赖于久大精盐公司的源源接济。为此1921年久大精盐公司扩股170万元，扩股的钱主要用于接济永利制碱公司：“老大哥本身的需要至多占到百分之二十，还是用之于照顾老弟的占绝对多数。”1924年，“久大再继续招股四十万元”，“这四十万元是完全用放济接永利”。以至于最后，“久大的资金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既已别移”，“它自身的生活周转，反仰赖银行透支和短期贷款为调剂，折息的负担和盐税的积压，是备受双边的打击”。最终，久大精盐公司给永利制碱公司的资金垫款调拨，“已超过了银币一百五十万元的大关”，这还不算代付的“利息十八万元”(14)。
非常明显，范旭东企业集团的永利化工系统企业如果没有久大精盐系统的资金调拨支援，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下来的。这是中国近代企业发展中通过企业内部资金调拨成功取得“自救”“求活”并得到发展的典型之一。
二、成立银行进行企业资金调拨：刘鸿生企业集团与中国企业银行之例
除了上述介绍的这种企业内部资金调拨流动的类型外，还有为自己企业集团调拨资金方便而成立银行，通过银行来进行资金调拨的类型。这种类型以刘鸿生企业集团最为典型。
1930年前后，被称为“火柴大王”的刘鸿生企业集团已经先后设立了火柴、码头、水泥、煤矿、毛纺等涉及不同领域的多个企业。刘鸿生在讲述自己的经营之道时坦言：“我并没有让我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那就是说，所有我的资财都是分开投资的。如果一个企业组织亏损了，其余的还可以赚到大量利润。总起来看，在收支差额上还会表现出一种盈余的情况。”(15)
但是，在刘鸿生企业集团的发展过程中，按照“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中”的规律兴办和投资的各家企业，总是避免不了出现“一个企业的资金，总是有时多、有时少，多的时候存在银行里给别人用，少时向银行借款又要支付利息”的现象。为此，1929年时，刘鸿生就与手下商量过采取“中央集权及银根多缺调剂”的办法和“自设银行，以斟酌盈虚”的办法来解决。1929年7月31日袁子嶷致刘鸿生节略中谈到对采用“中央集权”等方式调剂银根余缺的看法，就透露出刘鸿生此时正在多方面考虑解决此问题。袁子嶷在节略中分析，“所营各业，欠银者居多，水泥公司五十万，煤球公司二十五万，中华工业厂四十万，元泰二十万。除为数稍少不计，本帐房一百二十五万未计外，已达一百三十五万。必须售品处包括在内，则挹彼注兹，或有余利可攫，此多缺调剂之一说也。中央集权之唯一主旨，必也各厂号得随时稽查其出入，俾详悉其内容。若只代理收解，徒负他人银钱责任耳。此中央集权之一说也”(16)。最终，刘鸿生采用了设立银行的方法来解决此问题。推测促使刘鸿生选择设立银行的原因，除了“中央集权之唯一主旨，必也各厂号得随时稽查其出入，俾详悉其内容”有一定的难度，和“各企业的董事、经理各自为谋，彼此间存在着矛盾”外，“吃银行饭的人最势利，当你需要款子的时候，总是推说银根紧，不大愿意借给你，即使借给你了，因为利息高，自己所得的利润，大部分变为银行的利息。而且届期催还得很紧”。因此，他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个金融机构，以免仰人鼻息。还有，“他开银行的另一原因是想吸取游资，以充实企业资金的来源”(17)。
1931年11月12日，刘鸿生创办的中国企业银行在四川中路新建的八层大楼正式开业，刘鸿生“将他所经营的各个企业的事务所，都集中大楼办公。大楼底层即作中国企业银行行址”(18)。
中国企业银行是一家规模较小的银行。其营业种类“虽然在章程上订了许多，但实际上只有存款、放款、贴现及买卖有价证券等几种”。“中企银行主要是同刘鸿生所属各企业发生往来关系，但是放款经常大于存款。所以，中企银行在吸收存款上又得向其他方面想办法，主要是雇跑街向各工厂、商号拉款子，同时举办各种储蓄存款，如定期储蓄、活期储蓄、职工储蓄、小学生储蓄、儿童幸福储蓄等等”(19)。
但是，中国企业银行“自开业之始，适值‘九·一八’、‘一·二八’之变，国难重重，全国蒙其影响。此后五年间华北事变日见扩大，加以内受匪灾水旱之侵袭，外受美国白银政策之影响，物价低落，工商凋敝，现银流出，入超依然，工厂商号之停工倒闭者层见叠出。而我金融界亦随之处于困难之境”(20)。从1934年后，营业逐渐衰退，表3中的数字就是这期间中国企业银行营业状况的反映：
前已提到，中国企业银行的设立，是刘鸿生“为了集中调度所属各企业资金而创设这家银行的”，“但结果经营得并不成功”。经营不成功的原因，用刘鸿生儿子刘念义的话来说，是“因为我父亲经营的各企业，本位主义比较严重，它们都愿与别家银行拉关系，而对中企银行采取敷衍态度。在遇到市面不好，银根抽紧的时候，它们也会跟着其他存户向中企银行提取存款”(21)。
但即使如此，中国企业银行对刘鸿生企业集团所属各企业的放款仍然占其放款的绝大部分，统计表4中的数字，是刘鸿生企业集团得到中国企业银行资金支持的有力证明：
从上表看，1931年中国企业银行刚成立时对刘鸿生企业集团的放款总额有限，其余年度除1936年外放款数额都在150万元左右或以上，占中国企业银行放款总额的60％左右。
30年代，在经济危机的侵袭下，“国内许多厂矿纷纷倒闭”，“刘氏企业的全部产业已都抵押在银行中”，无奈之下，刘鸿生曾去找宋子文，希望获得中国银行的贷款，宋子文问刘鸿生：“你用什么作抵押呢”？刘回答说：“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宋子文嘲笑说：“O.S（即刘鸿生的名字）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22) 可以说，在30年代刘鸿生企业集团遭遇资金困难，所有资产都抵押殆尽的时候，如果没有中国企业银行对刘鸿生企业集团的资金调度和放款，刘鸿生企业集团能否渡过难关是很难说的(23)。
三、华侨资本永安企业集团内部的资金调拨
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内部资金调拨流动，除了以上的这些类型外，华侨资本创办的永安企业集团也很有特色，是另外一种类型。
永安集团是由原籍广东的澳大利亚华侨招股集资创办的企业集团。这家企业以郭氏家族为中心，在澳大利亚以批发水果起家。1907年集资在香港创办香港永安百货公司，1918年在上海创办上海永安百货公司，1922年创办上海永安纺织公司，到1931年时，已形成以商业为中心，涉及工业、金融保险业和服务业等十多个企业，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资本股份集团(24)。在这个资本集团中，成立于1922年的上海永安纺织公司逐步扩展成为拥有5个棉纺工厂（其中2个包括织布厂）、1个印染工厂和1个机器工厂的纺、织、印染企业。其规模在近代中国棉纺织行业中仅次于荣家企业集团，位居第二。
永安纺织公司成立的1922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企业进入不景气的时期，永安纺织公司可以说生不逢时。这个时期，当国内大多数棉纺织企业在亏损、倒闭的风险中苦苦挣扎的时候，永安纺织公司却有一定的发展。从1922年开办到1927年为止，工厂就由1个扩展到2个；纱锭从1922年的30720枚扩展到85920枚；线锭新增了4800枚；布机从1924年的510台扩展到760台；职工人数由1922年的1000余人增加到6350人；产品产量也有相应的增加(25)。此后到1936年为止，永安纺织公司有了更大的发展，已扩展成为拥有5个工厂，纱锭256264锭，工人1.1万人，自有资本1835万余元（登记资本1200万元）(26)，纺、织、印染一条龙的大型纺织企业。
永安纺织公司能够在如此不景气的社会环境中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永安集团内部各企业调拨的联号资金支援有很大的关系。表5就是永安纺织公司从企业集团中通过调拨方式借入联号资金的统计表。
从表5看，永安纺织公司获得的联号资金，主要来源是香港和上海的两处百货公司、银业部以及永安水火保险和人寿保险公司。永安企业集团联号资金的调拨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联号资金的调拨，是由郭氏家族中的负责人郭乐以各个永安联号企业“总监督”的地位，统一安排调度，采取“内部往来”性质的“各埠永安暨分庄往来”的科目处理，只凭他的一句话，不需对外折冲奔波，一般也不需要任何手续，远比向外界取得用款方便。
第二，在资金调拨时，永安各联号采取互相存贷的方式，即将资金以存入的方式调拨到需要资金的分号。利息一般为周息7厘左右，最高为月息8厘，而且存欠双方同一息率，并无差别。而当时对银行钱庄的借款，“债息高者达12％，最低亦在8－9％”。显然，企业内部的资金调拨，在利息方面远比向银行钱庄贷款负担为低。
第三，使用内部的调拨资金，用款条件非常宽松。一般来说，企业使用集团内部调拨的资金，既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又不需提供抵押品，利息半年结算一次，平时累计在往来账上。大多数情况下是在联号企业需用款项或永安纺织公司有盈利、资金有余时才偿还，与一般同业纱厂向外界银行钱庄最惯用的“花纱押款”（一般可押至7－8折）和“厂基押款”（抵押品估价的对折以下）相比，优越条件就更为明显(27)。
上海永安纺织公司对企业集团内部各联号企业资金的运用，在1935年以前始终占企业历年借入资金的绝大比重。以各年所用联号资金的数量而论，1923年最少，为80多万元，从1928年以后就不断增加，而以1933年为高峰，此后逐年下降。联号资金的消长变化与企业的发展和衰落大致符合。显然，联号资金的支持，是永安纺织公司自开厂后就遭遇长期不景气却能得到一定发展、渡过不少难关的关键所在。对永安纺织公司来说，联号资金事实上就是一笔可以长期利用的无抵押、无期限、低利率的资金，在永安纺织公司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而这恰恰是一般同业纱厂难以得到的。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到，抗战爆发以前，即使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内外环境依然十分严峻。在此时期，虽然中国社会中迅速崛起了一批民间资本的企业集团，但这些企业集团的基础却不够稳固，相当脆弱，难以抵御社会环境变动带来的各种危机。其中，企业运行中的资金不足始终是困扰企业发展的最大问题，也是这些企业集团链条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因此，在内外压力下挣扎的中国企业，寻求种种可能的生存发展之道就是正常的选择，也因此，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内部资金的调拨流动，本质上是这些企业创造出来的一种“自救”“求活”方式。
收稿日期：2008-01-26
注释：
① 关于这期间民间资本企业集团的兴起和发展，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典型者如：马俊亚《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近代江南地区企业经营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企业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企业史·近代卷》，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等。著作之外，论文也不少，其中以某个具体企业集团为探讨对象的论文较多，如：陈争平《试析近代大生企业集团的产业结构》，《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苏全有《从荣张企业集团的盛衰看中国近代家族企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1期等；也有对中国近代企业集团整体进行探讨的论文，如：朱以青《论中国近代企业集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马俊亚《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形成的积极因素》，《福建论坛》1998年第2期等。这些研究成果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在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形式各异、规模不等的民间资本企业集团的出现，是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②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4，第22页，“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奏”。
③ ［美］费维恺：《中国早期现代化》，虞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页。
④ 《盛档·盛宣怀致张之洞函》丙午正月初六日（1906年1月30日），转引自汪煦《论晚清的官督商办》。
⑤ 《苏报》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四日（1899年10月8日），转引自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历史学》1979年1期。
⑥ 转引自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
⑦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见夏东元教授的《盛宣怀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夏教授认为盛宣怀广泛投资将企业做大即“办大事”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做高官”的目的。
⑧ 《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引自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9页。
⑨ “1907年张謇致两江总督端方”，转引自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075页。
⑩ “大生纱厂第八届说略并帐略”，引自《张謇全集》第3卷“实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3页。
(11) “大生纺织公司查账委员会报告书”，南通市档案馆等编：《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纺织编（1）》，第179－180页。
(12) 李国伟：《荣家经营纺织和制粉企业六十年》，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工商史料》（1），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13) 《无锡第二棉纺厂厂史》，1983年打印本，第18页。参见马俊亚《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近代江南地区企业经营现代化研究》，第83页。
(14) 以上均参见赵津主编《范旭东企业集团历史资料汇编——久大精盐公司专辑》（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1－326页。
(15)(16)(17)(18)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293、294；293、294；296、295页。
(19)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第284、285页。
(20)(21)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第288、290页。
(22)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第36页。
(23)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第33－48页。这一节的题目就叫“在财务困难中刘鸿生张罗无着，资产抵押殆尽”。
(24)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25)(26)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第48、135页。
(27) 参见《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7－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