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鸦片战争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近二十年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点领域之一。对鸦片战争问题的研究，既关系到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认识，又涉及到对许多具体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关于鸦片战争问题，史学界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展开讨论，但争论不明显，更没有引起大的反响。改革开放以来，鸦片战争史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涌现出各种新思想、新观点、新领域，令人耳目一新。1990年正逢鸦片战争150周年， 全国各地史学界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学术研讨活动，各种报纸、各类杂志纷纷刊登了以鸦片战争研究为主题的文章，无疑将其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近十年来，学者们又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拓宽研究领域，新的关注热点日益增多，研究的层次逐渐深入，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也渐趋明朗。更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一洗中华民族之百年耻辱，在这种特别的时代气氛下，鸦片战争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的纷繁论坛中，显得就更为活跃和热烈了。无论是新材料的发现，还是新观点的提出，都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中国近代史的整体研究。据笔者统计，1980—1998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为660篇，占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总数16.4%。 以下笔者就二十年来史学界在鸦片战争史问题上争论较激烈的问题（也是与中学历史教材内容有关系的重要问题）作一概述，以供参考。
一、关于闭关政策的评价问题
这个问题早在50年代就开始讨论，但没有引起大的争论，文章也寥寥无几。80年代以来，讨论的气氛日渐热烈，论文数量增多，研究范围和层次也不断拓宽和深入。目前史学界就该问题的讨论基本形成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闭关政策既有民族自卫的一面，又有封建落后的一面。持此说者主要有胡绳和陈旭麓。胡绳认为：“当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为所欲为的时候，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就其主要部分来看，是当时中国方面所可能采取的必要的自卫措施。”当然“在国内以维护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为任务的反动统治者，不可能把对外的自卫政策认真地贯彻下去，更不可能把这种自卫政策同争取本国的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结合起来。”（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陈旭麓对闭关政策分阶段进行考察，他认为：清政府在开始时实行闭关政策，并不具有民族自卫作用，只是“将国内汉人与外界完全隔绝，以防他们内外联结，形成反清力量。”然而，随着西方侵略者对华日益迫近，“闭关政策在后期才具有维护国家主权的自卫性质。”但他又指出，这种消极的防御手段，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前进和发展也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不利于与各国正常交往，不利于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注：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二种观点认为，闭关政策阻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即持否定的态度。持此说者主要是戴逸和孙占元。戴逸认为，“闭关政策是反动、落后的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不良影响，同时，妨碍了中国人民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注：戴逸：《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79年3月13日。 ）孙占元对闭关政策实施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清朝统治者试图通过闭关就把外国人拒之门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尽管“带有自卫的色彩”，但“由于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虚骄心态，英国侵略者还是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消极的闭关政策只能导致落后挨打”。（注：孙占元：《鸦片战争史研究述评》，《东岳论丛》，1994年第4期。）胡思庸、沈渭滨、 夏林根等人亦持此说。
第三种观点认为，闭关政策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又有需要批判的一面。持此说者主要以汪敬虞为代表。他指出，清王朝实行的闭关政策，有防止外国侵略的一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必要性，不能一概斥之为愚昧无知和妄自尊大。但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其不利的一面，不能拒侵略者于国门之外。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单纯的闭关政策，是值得批判的。”（注：汪敬虞：《论清代前期的闭关政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
二、关于鸦片战争前的禁烟问题
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主要围绕两个主题：一是在禁烟问题上清统治者内部究竟存在着几派；二是严禁派和弛禁派各代表谁的利益。这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分歧最大和争论较多的问题。
（一）在禁烟问题上清朝统治者内部究竟存在着几派？
关于这个问题史学界早在50年代的讨论中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以范文澜为首提出的“三大派别说”，即“妥协、抵抗、投降”三大派；另一种是以来新夏和林增平为代表提出的“两大派别说”，即“严禁”派和“弛禁”派。进入80年代，史学界有不少学者提出“不存在两大政治派别说”，对此又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内部的禁烟问题不是一次禁烟与反禁烟的争论，更没有在政治上形成“严禁”与“弛禁”两大政治派别。持此说者是朱金甫和郦永庆。（注：朱金甫、郦永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问题新探》，《人民日报》，1986年1月6日。）另一种意见是持肯定观点，此说以胡厚平和沈毅为代表。胡厚平指出：“两派的分歧绝非具体政策和方法，而是真禁烟还是假禁烟，这是原则上的分歧。”（注：胡厚平：《清统治集团内部在禁烟问题上的原则争论》，《沈阳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沈毅认为：“弛禁派”是两个而不是一个，代表着两股政治势力。（注：沈毅：《“弛禁派”新议》，《辽宁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二）严禁派与弛禁派各代表谁的利益？
1.严禁派所代表的利益
主要有三种不同说法：一种意见认为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持此说者主要是沈毅。他认为：黄爵滋、林则徐等人属这一类。“由于他们看到鸦片走私带来的白银外溢、银贵钱贱，已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给封建统治造成严重危机，因此力排众议，主张严禁。”（注：沈毅：《“弛禁派”新议》，《辽宁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另一种意见认为是代表中小地主和正当商人利益同时反映民族利益。持此说者是胡思庸和陈旭麓。胡思庸指出：“中小地主和正当商人在抵抗侵略、根绝烟害的问题上，反映了民族的利益。”（注：苑书义、胡思庸等主编：《中国近代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旭麓在赞同上述观点的基础上也认为：“严禁派反映了在一定程度上受鸦片泛滥之害的中小地主和商人的利益，表现出了地主阶级改革派企图借助广大人民的禁烟要求，来表达自己外抗侵略、内求变革的政治主张。”（注：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是以清廷言官为代表的利益。这是近年来朱金甫提出的一种较新的说法。他认为：“朝廷的言官除个别人之外，始终在力主禁烟的前列，充分发挥了制造禁烟舆论、反映民情、揭露鸦片交易黑幕、分析鸦片流毒已经和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针对时弊提出各种禁烟措施等方面的作用。他们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正义要求和呼声，推动和发展了整个的禁烟运动。”（注：朱金甫：《鸦片战争前道光朝言官的禁烟论》，《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
2.驰禁派所代表的利益
主要有四种不同说法：第一种意见认为是代表最腐朽的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商人的利益。持此说者主要是胡思庸。他认为：这些人都是反对禁烟，主张对外国侵略者妥协投降的。只不过他们深藏于幕后。（注：苑书义、胡思庸等主编：《中国近代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二种意见认为是代表从鸦片贸易中获利的大小官僚利益。持此说者是陈旭麓。他强调指出：弛禁派“竭力反对禁烟，主张对鸦片侵略妥协，反映了贵族、官僚、地主、商人中与鸦片贸易直接有关的受贿集团、烟贩子和瘾君子的利益。”（注：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三种意见认为是代表中外鸦片贩子的利益。牟安世持这一说法。他认为：“弛禁就是解禁和开禁，而这正是鸦片贩子们多少年来想尽一切办法梦寐以求也不曾得到的，因此弛禁论本质正是代表中外鸦片贩子言论。”（注：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四种意见认为弛禁派中不同人物代表不同对象的利益。持此说者是沈毅。他认为：弛禁派有两部分人组成，他们所代表的利益亦不尽相同。许乃济等是一部分人，“他们和鸦片走私集团串通一气。”“穆彰阿、琦善、伊里布是另一部分人，”“他们是明禁暗不禁的弛禁，”以图“从鸦片走私中获得利益。”（注：沈毅：《“弛禁派”新议》，《辽宁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三、鸦片战争失败原因
关于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研究是史学界传统的热门课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要么从政治、经济、技术的角度进行考察，要么从战略、战术和军事的状况进行解释。然而，随着研究领域的逐渐扩大，近年来还有人从心理学角度进行探讨。迄今为止大体有五种不同说法。
第一种观点：清政府腐败说。持此说者主要以胡绳和隋汶为代表。
胡绳认为：中国之所以战败是因为“战争领导权掌握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手里，他们和本国的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他们不但不能充分利用在本土上作战能够取得的有利条件，反而由于他们所作所为而丧失了这些有利条件。”隋汶则强调说：“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最主要的一条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从道光皇帝到大多数的官员、将领，都是生活腐化、愚昧无知。开始时妄自尊大，以为中国是堂堂天朝大国，英国是‘夷’，会慑服于‘天朝威仪’”，可是“一旦失陷就惧洋媚外、屈膝求和”，“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官吏，当然非一败涂地不可”。（注：隋汶：《为什么堂堂“大清帝国”败于五千英军？》，《北京时报》，1982年6月21日。）赞同此种意见的还有鲍正鹄、 牟安世、许增纮等人。
第二种观点：社会政治制度腐败和经济落后说。持此说者以苑书义、胡思庸和茅海建为代表。
苑书义、胡思庸认为：“鸦片战争时期，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除了个别的先进分子以外，整个封建统治者昏庸而又顽固，闭眼不看世界，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已经落后了几乎两个世纪”，“这就决定了战争的必然失败。”（注：苑书义、胡思庸等主编：《中国近代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茅海建对中英双方兵力、军制、装备、财政及军队机动能力诸方面作具体分析后指出：“落后的封建性的军队同近代化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军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腐朽的封建政治制度和落后的封建经济”是造成这场战争失败的“最终根源。”（注：茅海建：《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徐凤晨、 赵矢元亦持此种意见。
第三种观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取盲目冒进政策所致说。持此说者主要以杨维为代表。
杨维认为：那种“在鸦片战争中‘中国人力物力和军队数量上都处于优势地位’的观点值得商榷。”他具体分析和考察了中国社会各方面情况后指出：从当时中英双方力量对比来看是敌强我弱。因此，他认为：“以道光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的昏愦无能，由于妄自尊大、愚昧闭塞，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看不到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而在战争中采取了盲目冒进政策”，这样便“加速了它的全面溃败。”（注：杨维：《对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实力的三点质疑》，《福建论坛》，1985年第1 期。）
第四种观点：战前对敌情无一了解，尽打糊涂仗所致说。持此说者主要以张一文、曾永玲为代表。
张一文首先对杨维“绝对的敌强我弱”的结论表示“不能同意”，认为：敌我双方的“态势是相对的”，清政府如避短扬长，“战胜至少局部战胜是完全可能的。”他把失败原因归结为：“由于清军在战前对敌军的战略意图一无所知，在战争过程中清廷战略方针又反复多变，加之清军素质低下，遂使在鸦片战争中遭致严重失败。”（注：张一文：《试论清军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基本原因》，《历史档案》，1983年第1 期。）曾永玲认为：当时“清政府对英国政策的侵华阴谋毫不了解，对敌情严重无知，打不知为何而打，停不知为何而停，完全处于被动局面，糊里糊涂打了败仗”，因此“注定了战败的结局。”（注：曾永玲：《关于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认识》，《松辽学刊》，1995年第1期。）
第五种观点：迷信导致战争失败说。
这种说法是王玉德最近提出的，也是最新的一种与众不同的见解，并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他在肯定以往几种结论的基础上，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清朝派出执掌军务的高级官吏因迷信而每每贻误战机”，这是“属于意识形态的神秘观念在战争中的负作用。”因此，他强调指出“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之门是迷信开启的，严肃地清除迷信的破坏作用是十分必要的，愚昧和落后就会挨打。”（注：王玉德：《迷信开启了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之门：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新说》，《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综观所述，80年代以来，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发展很快，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关注热点不断增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随着鸦片战争史研究专题的愈加深入，新材料、新视角的发掘和开拓，鸦片战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会展示出更新的前景。
标签：近代中国八十年论文; 第一次鸦片战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辽宁大学学报论文; 清朝论文; 阿芙蓉论文; 历史论文; 陈旭麓论文; 历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