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多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逐渐增加，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借助2003-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直接投资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会显著提升各东道国经济全球化的水平，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落实和实施，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直接投资对于促进各东道国的经济全球化水平方面的作用会愈加显著。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 对外直接投资 经济全球化
一、 引 言
近年来，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相关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跨境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范硕、何彬，2017)。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直接投资也成为中国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速度均较以前有所增长。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发布的权威数据，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2003年的55.5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投资流出流量的比重从2003年的0.45%上升到2017年的11.07%。2015年、2016年，中国连续两年成为直接投资项下的资本净输出国和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7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列全球第三。
William Bernard Jones用四句话(两个视角，七个话题和七个从属话题)阐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首先，拟委派土耳其为行动的实施者，因为土耳其是国际社会中唯一具有干预能力和干预政治意愿的国家。其次，拟“在土耳其作为成员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框架结构中实施这项计划”。再次，“要申报联合国安理会批准”。最后，提到了一个前提，“己方的行动一定会得到联合国的支持，因为这是一场正义的行动。但是，如果己方行动得不到联合国支持的话，己方就会绕过联合国来行动。毕竟，叙利亚人民的生命要比联合国的恩赐更重要。
世界几次对外投资浪潮无一不是对投资国和引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效应(李迎旭、田中景，2013)。但所产生的效应大小在不同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2017年发布的《World Investment Report》中指出，2001年至2016年，发展中经济体是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增加的主要受益者，平均收益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多。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对沿线各国的直接投资不仅在规模和力度上有所增强，而且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实施5年多来，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开始逐步凸显。另一方面，沿线国家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但随着全球化进一步推进，学术界对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影响的看法和评价褒贬不一。Moon (2015)认为虽然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投资国和引资国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但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对投资国和引资国产生更多积极影响，超过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那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直接投资会产生什么样的积极影响呢？
在本轮“逆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出和流入均有所下降，随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投资的增速也进一步趋缓。贺力平(2018)认为世界范围内直接投资流动的放缓，说明传统类型的直接投资机会在逐渐消退。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直接投资反而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增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而且成为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走出低潮的重要抓手(张礼卿，2018)。“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推进全球化的可行方案(钟飞腾，2017)，作为全球化升级的载体(辜胜阻等，2017)，在促进全球化复苏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国际投资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应影响不容忽视，尤其是在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全球化提升等方面。钟飞腾(2017)认为发达国家推进的最近一轮全球化只是给少数国家的收入水平带来了较大提升。辜胜阻等(2017)认为积极发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不仅将缓解“逆全球化”问题，而且还能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到新型全球化进程中来，在带动各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升全球化水平。因此，本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试图探讨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直接投资对各东道国经济全球化水平的影响作用。
二、 文献综述
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影响，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上，体现为贸易替代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等(李迎旭、田中景，2013)。且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投资国经济效应的探讨，另一种是对引资国经济效应的探讨。理论层面，以罗默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为代表，阐述和剖析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和相关关系。实证研究中，经济学者一般从贸易创造效应、就业、国内投资、国民收入、经济增长、公司生产率增长等方面来检验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影响。“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既有对投资国的影响也有对引资国的影响，本研究侧重于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引资国的影响。Li&Liu(2005)根据1970-1999年84个国家的数据，分析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内生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不仅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通过其互动条件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如外商直接投资与人力资本的相互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强烈的积极影响。因为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日益内生相关，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以及经济的发展将导致更多的资金流入。这反过来将促进经济进一步增长和竞争力的提高。Frank et al.(2006)采用1986年至2004年的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分析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有直接的单向影响，也间接通过出口产生，但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Hansen et al.(2010)基于1970-2000年覆盖三大洲的31个发展中国家样本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虽然这种相关关系的强度因各国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无论发展水平如何，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长期影响都很大。Luke Chan et al.(2014)通过因果关系系统研究方法，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所有可能的因果关系，认为从短期和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的积极影响。Sunde(2017)应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对南非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证实了南非的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增长假说，即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都刺激了经济增长。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带来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缓解就业压力和资金不足的问题，加快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对发达国家来说，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使全球资本更快流通，将竞争力引向其优势领域，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整合优势资源，从而获取更大的收益。柴庆春、胡添雨(2012)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在短期内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但从长期来看，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明显；同时，中国在东盟和欧盟的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贸易效应存在差异，即中国在东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要大于中国在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杨宏恩等(2016)利用2003-2014年中国在东盟直接投资数据和进出口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对于双边贸易有显著的创造效应。姚战琪、夏杰长(2018)对2004-2011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对沿线各国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的影响作用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但促进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而且能推动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和地位指数的显著提升。但也有部分文献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积极影响不显著，如Herzer et al.(2008)、Golitsis et al.(2018)等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和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不明显或者存在负面的长期影响。尽管如此，Moon(2015)认为虽然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但整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对东道国和母国产生的积极影响更多。
总的来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会显著提升各国经济全球化的水平。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用随机效应模型还是一阶差分模型，无论是全样本还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的样本，核心自变量lnperFDI 均正向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会显著提升各国经济全球化水平。对比全样本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的样本，“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的结果系数更大、更为显著。这也说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落实和实施，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直接投资在提升各东道国的经济全球化水平的作用方面会愈加显著。控制变量中，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和政府效率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道国的关税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落实，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度的提升，关税水平的逐步合理化等，都将在提升经济全球化水平方面发挥相应的作用。
三、 数据、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1. 样本选择、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研究重点关注中国对“一带一路”各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故收集了2003-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60个国家(地区)[注] 60个国家(地区)为：阿尔巴尼亚、阿富汗、阿联酋、阿曼、阿塞拜疆、爱沙尼亚、巴基斯坦、巴林、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波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俄罗斯、菲律宾、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捷克、卡塔尔、科威特、克罗地亚、拉脱维亚、老挝、黎巴嫩、立陶宛、罗马尼亚、马来西亚、马其顿、蒙古、孟加拉国、缅甸、摩尔多瓦、尼泊尔、塞尔维亚、塞浦路斯、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土库曼斯坦、文莱、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希腊、新加坡、匈牙利、叙利亚、亚美尼亚、也门、伊拉克、伊朗、以色列、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越南。 直接投资的数据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政治环境、技术水平、关税水平等方面的数据。具体数据来源见表1。
(1) 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各东道国经济全球化指标，指标数值越高代表经济全球化水平越高。
(2) 解释变量。核心自变量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直接投资情况，本研究借鉴Zhou&Lall(2005)的做法，采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人均直接投资存量取对数作为中国对各国直接投资的水平，而不是用绝对数来衡量中国对各国的直接投资情况。根据可得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本研究的样本的时间跨度为2003-2017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各东道国的人口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1 变量及数据来源
为检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对各国经济全球化水平的影响，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对各东道国经济全球化水平的促进作用，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为了尽可能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人均直接投资流量替代人均直接投资存量作为核心自变量，同时将因变量滞后1期纳入到模型中，核心自变量的结果仍然显著为正，与前文的回归结果一致，表明本研究的实证结论是稳健的。表5中栏(1)、(2)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栏(3)-(6)是加入各东道国控制变量后的检验结果。鉴于篇幅约束，本研究只汇报核心自变量的结果，具体见表5。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2. 计量模型设定
控制变量。一国经济全球化的水平，受到多方面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如政治的稳定性、经济发展水平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合理性、是否具备完善的工业体系以及开放战略等等。所以，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各东道国的政府效率(GE )、政治稳定性(PS )、人均GDP(lnGDPp )、关税水平(tariff )、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技术水平(Hightech )、贸易开放度(tradeOfGDP )、投资自由度(InvestIdx )等，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用各国的班轮运输相关指数(boat )、航空运输量(air )、铁路总公里数(train )和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量(Internet )表示。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KOFEcGI i,t =α 0+α 1lnperFDI ci,t +φX i,t +ε i,t
修订计划的细节，包括融资额度等，仍有待确定。但一些观察人士已对该计划持怀疑态度，农民会担心繁琐的规定和增加的成本使他们处于竞争劣势，环保组织会担心该计划再次遭致失败。“想法是好的，但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实施。”之前曾在法国自然环境机构工作的卡门·埃切维里（Carmen Etcheverry）说道。
四、 实证结果分析
1. 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出现虚假回归，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判定。本研究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验证变量的平稳性。由于本研究采用非平衡面板，所以采用IPS检验和ADF-Fisher检验，其中，ADF-Fisher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单位根检验(ADF-Fisher)
2. 回归结果
本研究利用软件stata14.0，采用2003-2017年样本数据，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首先通过Hausman检验来判断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原假设，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同时，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替代模型一阶差分模型作进一步检测。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随机效应模型下括号内为z 值，一阶差分模型下括号内为t 值。
综合已有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引资国的贸易、就业、国民收入、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全球价值链地位等方面产生了相应的影响，而对于引资国全球化水平的影响，鲜有探讨。钟飞腾(2017)认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超越传统全球化、塑造基于地区背景的新型全球化等方面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而在全球化的类型中，最重要和最为关键的是经济全球化(辜胜阻等，2017)。那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该倡议实施5年多来，对于新型全球化的构建是否作出了相应的贡献呢？本研究试图从经济全球化视角来探讨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直接投资对各东道国经济全球化水平所带来的影响。一方面，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应进行相应的评估；另一方面，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构建新型全球化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案提供参考。
3. 稳健性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产业链金融涉及到企业集团和各个上下游企业的财务活动与运营，所以仅凭财务公司完成全面而有效的监督管理的难度相对较大。在对产业链金融的监管工作中，财务公司自身的监管力度也有所不足，特别是在内部控制的应用方面还不够理想，没有确定监督工作的重难点以及全程的高效监督。其次，企业集团在产业链金融中的监管职能作用不够明显，很多时候只是对财务公司的运营结果进行分析研究而没有共同参与到相关监管工作当中。
表5 稳健性检验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z 值。
五、 结论及建议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调整传统全球化，加快推进新型全球化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不二之选。“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化升级的载体(辜胜阻等，2017)，为新型全球化提供了合作的新平台与新机遇。那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是否能够促使东道国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升，从而助推新型全球化的发展呢？本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以中国对6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为例，借助 2003-2017年的国别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直接投资对沿线各国的经济全球化水平的促进作用。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整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直接投资会对沿线各引资国的经济全球化水平产生促进作用，且“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会进一步凸显这种促进作用。
其中，KOFEcGI i,t 为各东道国i 在t 年的经济全球化水平指标，数值越高，代表经济全球化水平越高。lnperFDI ci,t 为中国对各东道国i 在t 年的人均直接投资存量取对数。X i,t 为控制变量，包括各东道国的人均GDP(lnGDPp )、贸易开放度(tradeOfGDP )、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包括各国的班轮运输相关指数、航空运输量、铁路总公里数和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量)、政府效率(GE )、政治稳定性(PS )、投资自由度(InvestIdx )、技术水平(Hightech )、关税水平(tariff )等。
的确，关于左撇子的一些传言我也听说过，早年英文单词“左手”包含了“愚笨、不灵活”的意思，因此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曾视左撇子为残疾，导致大部分的父母都避之不及。
判断正项级数敛散性的方法有很多，但每种方法在运用时都有其局限性，所以学者一直在探索，以寻求比较精细且运用相对比较方便的判别法[1-5]．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比较原则，得到了一个判别正项级数敛散性的新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通项递减的正项级数的一个审敛法．文中的结论结构简单且精细度强于双比值判别法．
第一，继续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是通过加强对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东道国参与国际合作的进程。一方面中国在产能和资金方面的优势可以进一步得到充分利用，从而促进各东道国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可以联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为助推新型全球化的发展作出相应的贡献。
2.3.2推进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 指导长江经济带以县为单元编制全量化利用实施方案，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的区域统筹水平。坚持农用为主、五料并举，积极推广深翻还田、捡拾打捆、秸秆离田多元利用等技术，指导创设秸秆还田离田利用政策机制，培育秸秆资源化利用产业化龙头企业，推进秸秆产业化发展。
第二，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为契机，挖掘和激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可以通过鼓励更多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的投资项目，并在投资策略方面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激发更多的投资潜力。
第三，因地制宜，调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直接投资策略，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展开国际投资合作。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全球化水平的巨大差异和国情的复杂性，在对外直接投资前，应对东道国投资效率、投资风险和投资经济效应进行合理评估。基于此，一方面对于投资潜力较大的目的地，可以加大相应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对于投资风险较大的目的地，可以对投资企业给予相应的投资扶持，尽可能地将投资效应最大化发挥，为促进东道国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升和经济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作出相应的贡献。
3.4.1 养老设施公平性总体评价 洛伦兹曲线运用图解的方式表示养老设施资源在老年人口中的分配状况，两步移动搜索法下的各街道养老设施可达性实质就是街道人均享有的养老设施资源，因此本文用可达性值表征养老服务资源.将武汉市138个街道的养老设施可达性值由低到高进行排序，以10%老年人口为一个区段进行累加，绘制出洛伦兹曲线图(图5).
第四，逐步优化对外投资体系，提高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各东道国的贸易开放度和关税水平以及投资自由度都显著影响各国的经济全球化水平。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各东道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也将进一步得到优化，在此基础上调整和完善中国的对外投资体系将更能激发对外投资的潜力，提高对外投资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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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张礼卿：《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的退潮》，《世界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
18. 钟飞腾：《“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与大国关系》，《外交评论》2017年第3期。
*※ 基金项目： 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创意研究计划资助项目“‘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关系”(编号：CXCY17-03)。
中图分类号： F1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382(2019)07-0090-07
作者简介： 刘雅珍，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生；杨忠，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3)。
[责任编辑：侯祥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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