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苏联教训为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稳妥论文,教训论文,政治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首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是在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中，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在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和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发展，必须不断改革与完善政治体制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这既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本身的难度，也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如不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则可能成为误党误国的头等大事。但怎样既积极又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个难题。本文仅就苏联的历史教训谈点浅显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积极推进
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孕育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特殊时期，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进一步发展。斯大林逝世之后，苏共二十大曾有过改革的动议，但没有大的作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依然延续。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段历史，苏联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是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使然，其次是对客观历史条件在认识上的放大，再次是受苏联文化传统的影响。从客观原因来看，第一，苏维埃政权诞生之初的内忧外患是催生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直接原因；第二，“红色孤岛”处境所造成的压力是形成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助推原因；第三，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强化原因。当然，任何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人们对客观环境的认识，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在主观原因方面，第一，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过高评价，导致对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片面认识；第二，对阶级敌人阵营的扩大化认识导致对异己的严厉打击，使得权力进一步高度集中。此外，还有传统文化的因素。国家代表人民，党代表国家，斯大林代表党，这一公式在斯大林掌权时期已经定型，在斯大林逝世后，党的领导人就是党的第一代表，这一等式依然是苏联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特点。不可否认，俄国高度集权君主专制的历史传统以及缺乏公民社会的历史基础，为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长期存在提供了适宜的气候。恩格斯说过，“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1]。也就是说，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历史结果总是在经济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在历史传统因素和历史杰出人物个人意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而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自然界的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历史的发展亦是如此。历史发展规律性的体现就是历史必然性，在必然性的展开过程中，充斥着众多偶然性事件，这为必然性的展开开辟道路。苏联高度集权政治的形成，既然是俄国历史传统和社会环境的产物，那么，从历史发展的客观性来看，它对苏联那一段的社会主义发展起过一定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在世界日益走向政治民主化的20世纪后期，它产生的弊端更显而易见。
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最大特点：一是对上级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从上到下，至少在形式上保持高度一致，上下步调一致，绝不允许存在上下博弈的情况，这样有利于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意志进行彻底贯彻。二是有利于对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统一的组织和调度，以进行关键性重点项目的建设。因此，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一种在战争威胁状态中常见的权力组织方式。在苏联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政治体制取得的巨大成就至少在这么几个方面不可否认。首先，使苏联从一个使用扶木犁的穷国发展到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强国。“斯大林接受的是还在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他留下的却是装备了原子武器的俄罗斯”[2]。这是丘吉尔对斯大林功绩的评价，笔者引用此语句来评价苏联高度集权政治体制所取得的成就之一。也许有人会忽视当时的这种军备竞赛对于苏联政权存在的意义，如果这样，笔者建议读者看看《大元帅斯大林》的第七章，该书作者以大量原始文献说明了接替罗斯福的杜鲁门在美国研制出原子弹后，对苏联态度的急剧转变，这迫使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应付当时传得沸沸扬扬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客观地说，也因为苏联的强大，使得以后几十年里世界上的两大军事强国都不敢轻举妄动，苏美两大军事强国之间的核平衡，反过来起到一种相互制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世界大战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其次，使一个小农经济普遍存在的农业国家迅速进入工业发达国家行列。尽管这个时期苏联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但是，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对有限资源的集中调配是一个重要因素。政治对经济的巨大反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再次，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提供了政治保障。历史告诉我们，高度集权的体制特别适合非常时期的管理和物资调配，它能够以国家领袖的个人威望和政治强权迅速完成战争所需要的一切组织动员工作，以便及时转入战时体制。实事求是地评价，充足的武器、弹药和粮食供给，是苏联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物质条件，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为这个物质条件提供了政治保障。
苏联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在斯大林时期建立，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基本都处在战争威胁状态中，因此，在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对于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以正面为主。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民族独立运动如火如荼，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的黄金时代，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国际政治民主化进程加速，世界大战的阴霾开始消散等。斯大林的继承人赫鲁晓夫，尽管严厉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了斯大林的血腥镇压行径，却并没有根本改变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现状，人民民主还是停留在政治口号上而无实质进展。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虽然自称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建立起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信访制度、公民监察制度等，可是人民主权依然是空洞无物的政治口号，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他一人独揽了党、政、军大权，高度集权政治与斯大林时期相比不逊色丝毫，个人崇拜之风再度达到高潮。但这个时期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作用已经完全不能与斯大林时期的作用比肩，它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正面作用随着世界政治的发展基本消失殆尽。关于这一体制的弊端已有诸多著述，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一一列举，仅对苏联解体可能产生影响的一些弊端做一简要分析。
第一，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导致政治压制。排除异己，以人治代替法治，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怀疑与动摇，甚至否定。政治思想史上著名的分权理论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走向滥用权力，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直到把权用到极限方可休止。”[3]这是对人性弱点和权力特点的精辟而又简要的分析。一旦强势的人和强势的权力结合而又缺乏有效制约，那么，滥用权力就成为必然，而一旦滥用权力，排除或铲除异己也就是必然的了，这两个必然结果的结果就是人治的必然。
第二，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导致体制僵化。表面上的全体一致掩盖着深层的巨大歧见，缺乏应变的灵活性。从历史的经验来看，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在政权巩固和制度初创阶段还有一定活力，但其活力随着时间的延续而衰减，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延续的时间越长，领导体制和政治局面就越僵化。僵化的表现之一是政治局面犹如死水，没有分歧，自然就没有了活力；僵化的表现之二是“老人政治”，拒绝变革，思想僵化，因循守旧。而人性是客观存在的，利益也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的利益需求导致政治决策上的不同意见很正常，政策分歧从来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存在，因此，消灭异见，埋葬分歧，希望制造一个清一色的世界，既不符合人性需求，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第三，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容易导致领导人的政治雄心或野心膨胀。无论是心理分析学说还是存在主义理论，都揭示了个人的强烈愿望与个人成功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就是说，能够获得相当政治地位的人往往是对政治权力有着强烈愿望和要求的人。由于权力特性使权力具有内在的扩张能动性，而人的生命本身也是一个具有自我表现、自我创造、自我扩张的内在冲动的过程，如此一来，在缺乏外在制约力的高度集权政治体制下，掌握着最高权力的个人的自我扩张的内在冲动很容易得到激发并膨胀，突出表现就是强烈地支配欲和控制欲。
第四，高度集权政治体制中的干部作风愈来愈差。官僚主义盛行，干群关系恶化，导致普通民众对执政党的不信任。高度集权政治体制下的干部提拔和任命，完全由上级决定，这就使干部为人做事基本奉行唯上不唯下的原则，因为是上级决定着他们的升迁命运，由此形成了极其严重的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利益关系。在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普通民众负责的干部队伍中，官僚主义盛行是必然的，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特权现象日益严重。物质上的特殊享受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强烈优越感，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人身关系上的极端依附。因为没有职位就没有特权，而职位是由上级决定的，这必然造成拉帮结派。特权阶层的特点，使他们在上级面前唯命是从，在普通民众面前则高高在上；特权阶层的特点，使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日益疏远，普通民众对高层决策者们的主张和行动总是抱怀疑态度，甚至不积极主动配合，这就使决策执行效率大打折扣。
第五，高度集权政治体制下的人民更少理性。由于没有政治自由的空间，没有独立思考的政治环境，人民最后成为缺乏独立思考的顺民，其在性格上的缺陷就是缺少理性，容易情绪化。虽然高压产生顺从，可是一旦压力超过个人的承受极限，高压下的反弹往往是自杀性的反抗，因而也是最具社会破坏力的反抗。
可见，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自然盛行，这不仅使执政党与人民群众脱离，同时也销蚀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苏共执政能力衰减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其执政基础日益遭到削弱。苏联解体前苏联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只有4%的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阶级，7%的人认为苏共代表人民，85%的人认为苏共代表党政机关干部。这一数据说明苏共已经失去了执政基础，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失去了人民拥护的执政党离下台也就不远了。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权力腐败和贫富差距愈益成为威胁着党群关系的头号杀手。可喜的是，执政党领导人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日益增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光靠思想教育远远不够，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中心点，应该是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为根本，以强化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为重点，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而要保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互制约，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在制度创新上保证这些权力相对独立，使其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并重。若非如此，就发挥不了相互制约的实效作用。而权力一旦缺乏有效制约，其弊端的膨胀速度非人所能够控制。
二、政治体制改革务必稳妥推进
学界普遍认为，是高度集权政治体制产生的弊端导致苏联解体。因为无论是经济因素、民族矛盾因素还是战略失误因素、意识形态因素等，最后都与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相关联。有人认为，如果苏共集权政治体制能够及时转型，苏联就不会解体。这种假设愿望很好，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现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借鉴苏联的教训，需要思考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苏共集权政治体制为何没有及时转型？二是为顺利地实现集权政治体制转型应该怎样做？
一言以蔽之，集权政治体制与苏联解体具有密切关联性。从根源上说，是集权政治体制导致苏联解体；从直接效果看，又何尝不是苏联的解体内驱力导致苏共集权政治体制的崩溃？所以，笔者认为，苏联解体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直接因素是苏联境内民族共和国要求独立的力量的增长，深层因素是苏共执政能力衰减，浅层因素是苏共内部的分裂。然而，一旦积弊已深，改革除弊更要稳妥推进，步步为营。因为历史一旦厚积，就会产生强大的惯性作用，这就是古人总结过的，历史可以成为发展的资本，也可能成为发展的包袱。而戈尔巴乔夫没有重视这一点，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操之过急，一旦局面出现失控的危险，他又想走“高压政策”的回头路，当回头路也走不通时，他再次采取有失稳妥的改革推进措施，最终导致失败。
纵观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几十年，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是，赫鲁晓夫的改革以混乱结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正是20世纪世界两大阵营对垒非常严重的时期。他在执政期间，曾进行了一些改革，改革确实顺应了当时国内形势需要。由于改革触动了一些当权者的利益，加之有些冒进，以及改革措施不连贯甚至自相矛盾，导致执政党内部的分歧较大。在缺乏党内广泛支持和人民广泛理解的环境下，赫鲁晓夫的改革也随着他的下台而终止。现在回过头来看，赫鲁晓夫的改革措施中也有一些好的开端，如提出干部轮换制，取消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在国际问题上提出和平共处等。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执政18年，虽然在他执政时期，苏联的经济、军事发展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然而，在稳定的表象下已经是问题累积、危机重重。可勃列日涅夫根本不愿意正视问题，更不愿意改革。这有多重因素：一是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二是缺乏改革的胆识和能力。从心理学上来解释，勃列日涅夫就是钻了赫鲁晓夫改革导致的党内裂缝而上台的，这令他畏惧改革。当然，从根本上说，还是第一种因素，即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之上。不少事例表明，勃列日涅夫时期，对于一切不安于现状的运动就是两种基本处理手段：一种是墨守成规，运用国家暴力机器进行控制，古今中外历史证明，这是一条死胡同；另一种是一筹莫展，实行退让或放任策略，这是一条混乱之路。
不少人将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新思维”，笔者不敢苟同，因为苏联的民族矛盾并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的产物。当然，它的爆发也需要合适的气候。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尽管苏联一直存在民族问题，但没有合适的条件和土壤，这一问题处于隐蔽状态。美国的施罗德教授研究了苏联发展日益缓慢的经济，他认为：在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导致族际关系紧张和民族冲突的潜在因素大量存在着。尽管民族主义活动会时常发生并越来越具有破坏性，但是，在没有严重的国内剧变或国际冲突的条件下，很难相信它们会对现存的政治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这一问题被压住了，民主公开性之风把它吹开了[4]。为什么戈氏的“新思维”导致了民族矛盾的全面爆发？这与叶利钦的争权有关，叶利钦的争权又与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相关联。
高度集权政治体制意味着政治精英个人只要掌握了国家最高领导权，就有了一切支配权。然而，人性中潜藏着权力欲，陈毅元帅有句诗词对此有着精到的描述：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一方面，集权政治体制强烈地催生政治精英的权力欲望，使其想尽办法向国家权力的核心圈迈进；另一方面，在集权政治体制下，国家治理环境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获取权力的途径主要是与上层搞好关系，程序只是一种摆设。这就给那些政治野心家打磨出一种本事：钻空子、钻缝隙。有这种本事还不行，还得有空子或缝隙可钻。因而，一旦政治局面出现一点小隙，这些人就会尽可能将其撕裂成一条大缝。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只不过是为叶利钦实现夺权提供了适宜的气候；逐渐露出水面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独立“绿洲”为叶利钦实现夺权提供了适宜的土壤；高度集权政治体制下的人治环境为叶利钦实现夺权提供了可行的路径。那么，戈尔巴乔夫不改革不行吗？不行！首先，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改革浪潮已经席卷全球，在政治、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受世界改革浪潮的裹挟，苏联不可能独善其身；其次，由苏联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带来的内部各种积弊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不改革绝对死路一条。可惜的是，戈尔巴乔夫有改革的勇气，却没有驾驭改革全局的能力，又碰上叶利钦这样一个有着强烈政治权力欲望且能力很强的对手，终于，叶利钦战胜了戈尔巴乔夫，这同时也意味着苏联境内的民族独立战胜了苏联统一，因为民族独立是叶利钦向戈尔巴乔夫夺取权力的武器。
笔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不在于“新思维”本身，而在于没有认识到“新思维”可能揭开潘多拉盒子的后果。也就是说，戈尔巴乔夫缺乏对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事件的认识能力和驾驭能力。当然，对于苏联这种积弊已久的大国的改革而言，难度确实相当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除了需要领导层积极稳妥推进外，还需要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三、清晰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性意义重大
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从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从人治政治走向法治政治，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从纵权政治走向制权政治，一言以蔽之，就是从传统政治走向现代政治。一般来说，人治政治与专制政治、集权政治有着内在的互通性，而法治政治则与民主政治、权利政治有着内在联系。当然，这种内在互通性不是等同。无疑，专制政治肯定是集权政治和人治政治，但集权政治并非绝对是专制政治和人治政治(如新加坡是集权政治，却公认是个法治国家)。不过，政治集权一旦达到高度集权并持续发展，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专制；民主政治肯定是法治政治，但也可能存在多数人的专制(与一人专制当然有很大区别，一人专制绝对是人治)。多数专制主要是指少数在服从多数的同时被剥夺了政治表达权的情况，但在程序上是依法定程序进行的，所以这种专制不等于人治，这种情况在古希腊的民主国家曾经存在过，不过，那是直接民主，不同于今天的代议制民主。民主政治也不等同于分权政治，也可以是有限集权形式。在当代代议制民主体制下，按照西方精英民主理论家的定义，民主的底线是由法律确定并保障的程序化、公开化、公平化的竞争性政治，也就是说，国家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是在法定选举中通过规范的竞争产生的。
民主政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人民高度认同的政体形式。其一，当今世界的国家，绝大部分是通过三条道路之一建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民族独立运动，在这三条道路上，无不高挂着民主的旗帜。可见，民主政治在当今世界确实深入人心。其二，20世纪后期以来的经济市场化浪潮席卷全球，而市场经济的内在特点是开放、自主、竞争，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其对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和推动日益强烈。其三，社会环境变化必然促进政治公开化。当代社会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在各种交流工具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推广和应用，政府已不可能完全控制信息传播，在这种新形势下，政治民主化、公开化势在必行，否则，一旦盖子被揭开(被揭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不仅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还会引起舆论混乱乃至社会骚动。最重要的是，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人类自身也在不断完善和提高，政治制度必须适应这一趋势。比较传统政治，现代政治确实有着不可比拟的长处，它至少避免了国家权力易手时可能出现的武力抢夺和暴力抗拒，它避免了人们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流血斗争，它使人们能够通过合法的、和平的途径接近权力甚至夺取权力。这实在是人类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然而，政治体制转型是艰难的，没有相应的经济社会基础是难以顺利完成的，当今世界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转型，大部分都是经历了剧痛再通过系列改革才得以完成的。戈尔巴乔夫想快速推进政治体制转型，在政治领域倡导公开化、民主化、多元化，实事求是地说，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可具体措施的推出顺序不恰当(这就像打扑克，会玩扑克牌的人都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有好牌，并有出牌的机会，如果出牌顺序失误，就会给精明的对手以可乘之机，将你手中的好牌拆得七零八落，甚至导致惨败)，结果付出的代价是亡党亡国。这一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在社会环境和国际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在一个范围广大的多民族国家，在一个有着高度集权政治传统的国家，政治体制转型的难度很大。并且，从历史经验来看，和平环境下的政治体制转型比民族国家处于转折阵痛时期的政治体制转型更艰难，一是因为它没有一个能够使全国人民趋向一致的现实大目标，二是既得利益集团会对转型进行种种阻挠，三是国家政治体制在运转轨道上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运转后会产生内在惯性。因此，即使具备了政治体制转型的经济基础条件，完成政治体制转型还需要执政者内部各方面的协调和共同努力，更需要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
从当前我国政治发展的情况来看，3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以及前面提到的环境、条件的变化，成为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驱力。我国政治体制正处在转型过程中，当前阶段是从传统的个人魅力型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向制度规范的新权威主义有限集权政治体制转变的阶段。也就是说，集权体制没有根本变化，但前者的集权往往具有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特点，会使政治领袖在国家中具有至上性的地位和权力，并伴之以终身制，因而人治就不可避免；后者的集权受到制度的约束，虽然执政党领袖依然处于至高地位，但由于破除了终身制和家族制，领袖地位的获得需经规范程序，因而具有了现代政治的某些特点。笔者认为，这是中国渐进式政治体制转型的必经阶段。但这一转型还没有触及民主政治的底线，即真实意义上的普选和竞选。前面已经分析，既然政治体制的转型不可避免，那么，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走在政治体制转型的前面。
再转到全局看，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产生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干部腐败问题，这严重影响了执政党的威信和政府的公信力。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人心所向，而要比较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政治体制转型是关键。可是，政治体制转型又不能急躁冒进，只能有步骤地进行，这既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促进。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后，适时地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确实反映了我国执政党的敏锐性。事实上，执政党只是一个执政组织的名称，落实到能力上，就是指执政党核心领导人、领导班子和各级党政领导人的有关能力。由于所在位置不同，所要求的具体能力就有所差异。一般来说，中央确定政治发展大政方针，地方负责落实执行。
可见，在政治体制转型中，正确的大政方针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首先，政治体制转型同时也是政治管理方式的转变，与之相适应，干部的行权方式和行权理念都需要转变，尤其要提高执行能力。常态情况下，强权下的政治管理与执行者的能力没有太大关联性，而与执行者有多大权力紧密相关，因为行权多靠权力的强制力。民主政治和法治政治下，行权必须依法，尤其是在解决社会冲突时，强权只是作为最后的手段被保留，所以它更需要执行者的智慧和能力。其次，落实和执行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需要将其化为具体方案和具体行动，这必须依靠各级干部才能够实现。何况政治体制转型可能直接涉及干部利益，更需要干部的理解。对于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安排，各级干部的相关工作不仅要跟上步骤，更要注意局部的协调与配合。因此，干部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对政治体制转型的顺利完成是必要条件。在干部的各项素质中，官德很重要。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的有效途径，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这既是政治体制转型的重要内容，又是完成政治体制转型的条件，应该放在政治体制转型布局的前期步骤中。一定要建立规范的干部选拔程序并严格执行，杜绝那些心术不端、自私自利、道德败坏的人担任领导职务。因此，笔者认为，干部队伍的建设，执政能力的增强，都要根据政治体制转型的大方向来进行规划。从全局看，这个问题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政治体制转型能否成功的问题；从目标看，它关系到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能否成功的问题。
五、提升广大民众的民主素质是顺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条件
高度集权政治体制一般都具有全能主义政治体制的特点，政治体制控制遍及社会各个领域。这种权力型结构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使得国家无所不能，但是，社会由于长期缺乏自主权而养成对国家的依赖，凡事都要仰仗国家权力干预才能成就，因此，会形成“强国家—弱社会”的失衡状态。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不仅是政治管理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是国家权力覆盖领域的收缩。随着国家控制面收缩，会出现政治权力缺位的空间，社会自我管理必须及时跟进，否则，很容易被黑恶势力控制或陷入无序的社会状态。实现现代形式的社会自我管理，需要广大民众积极理性地参与公共管理领域的活动，这是实现政治体制转型的社会条件。民主政治体制下的公民，需要有健全的法制意识，需要有平等的沟通意识，需要尊重他人的表达。
从历史经验来看，民主的巩固和发展需要公民的积极行动，民主的成熟与完善更需要广大民众理性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而理性积极的政治参与，需要公民的政治责任心，关于这一点，西方精英民主理论家熊彼特就说过：“没有来自直接责任心的积极主动性，不管面前有多么完整而正确的大量信息，不会改变无知的存在。”[5]他的这一结论来自经验和观察：民主制度的支撑需要公民具有政治责任心的政治参与，因为，对参与信息的主动接收来自积极参与的态度，理性的积极参与也需要责任心。笔者认为，政治参与的责任心，是公民民主素质的重要指标。在卢梭的大众民主参与理论中，参与被视为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对于发挥民主制度的功能非常重要。“卢梭的理想制度旨在通过参与过程的作用推动个人的负责任的社会行动和政治行动……除非每个人通过参与过程‘被迫’做出具有社会责任的行为，否则将不存在保障每个人自由的法律”[6]。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我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专制政治传统的大国，政治体制转型不能无视积淀的历史文化传统，因循守旧不行，急躁冒进也不行。2011年8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政治转型不可能脱离历史文化背景》的文章，文章是对西亚北非政治转型的教训总结，“萨利赫式强人政治的终结，很可能使国家由‘强政府—弱社会’转向‘弱政府—弱社会’，形成群雄割据的‘准无政府状态’。利比亚同样如此……以为只要由集权走向分权，西亚北非国家面临的沉疴将不治而愈，这恐怕过于一厢情愿。西亚北非近百年政治变革充分证明，脱离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尤其是在没有生产关系变革的前提下，任何看似‘凯歌行进’的政治变革，最后都难免落入窠臼，使许多人的热切期待彻底落空”。借用其观点总结苏联在政治转型中解体的教训，那就是：中国完成政治转型需要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理性配合。因为，高度集权政治下的国家—社会结构，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由弱社会转为强社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数千年积淀所形成的厚重历史文化不是在短时期内就可以面貌革新的。否则，一旦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出现社会矛盾激化现象，很可能引发国家对社会控制的习惯冲动，并且，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大国，政治转型不可能由强执政转向弱执政，何况，当今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强执政。强执政并不排除民主政治，它完全可以与民主政治共存并形成互相依赖的关系。因此，伴随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只有不断提升广大民众的民主素质，中国的政治转型才能顺利进行直至成功。
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提升民众的民主素质？窃以为，这既可以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也可以倡导理念先行。在这项任务中，知识精英要从政治改革的大局和政治责任心出发，理性地且卓有成效地发挥话语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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