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访苏日记引发的思考——论本雅明、罗兰和纪德的分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歧论文,日记论文,罗兰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相对繁荣的景象被突然到来的大萧条彻底破坏了。随
后，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迅速陷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大恐慌之中。就在西方经济
一团糟的同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红色苏联却显示出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联正由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因此，这一时期的苏联与混乱的欧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此种情形不仅令全苏联人民欢欣鼓舞，同时也吸引了不少来自西方的目光。苏联政府和民间人士也经常邀请西方同情和支持苏联的左翼知识界名人来苏参观访问，在这个行列里，就有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和两位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
瓦尔特·本雅明生于柏林一个被同化的犹太商人家庭，犹太教的弥赛亚思想塑造了他的救世主义历史意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施以重创，本雅明由于对西方文明极度失望而开始转向救世主义的社会主义。1926年12月，35岁的本雅明来到莫斯科，在此逗留了近两个月。他的莫斯科之行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到苏联寻找昔日的情人——拉脱维亚女导演阿斯娅·拉西斯，并试图弥合两人之间的裂痕。正是这位女导演使他对共产主义和苏联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二是准备近距离观察苏联的现状，并希望与苏联建立某种官方联系，从而解决他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党籍问题。访苏期间，本雅明以城市“相面师”的眼光对苏联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宗教等方面的状况做了生动的描述。
罗曼·罗兰可谓典型的“苏联之友”。他自十月革命以来就一贯热情支持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认为十月革命使人类向前迈出的脚步“比从旧政体跳向法国大革命的飞跃还要来得更高更远”(注：[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第109—110页，第113页，第113页，第11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27页，第126—127页，第54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5页，第23页，第24页。)。20年代后期，苏联党内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尽管罗兰对斯大林党同伐异的做法不甚赞同，但他依然把苏联的建立看作是与充满剥削的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典型事例，认为苏联是代表社会和个人自由的新世界。这种信念即使在他亲眼目睹了苏联存在的种种弊端之后，也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罗兰于1935年6—7月接受苏联政府和高尔基的邀请，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参观访问。这期间，他一直住在高尔基的家中，一切活动均听从高尔基和苏联文化机构的安排，活动以接待社会各界代表团的来访为主，还经常同苏联高层领导人接触，并与他们一起参加重大节日的庆祝活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健康原因，罗兰很少外出，对苏联社会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
安德烈·纪德是30年代法国“参与文学”的倡导者。他认为作家不能脱离日常生活和社会运动，作品必须反映现实。30年代初，纪德深为苏联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所吸引，宣称接受共产主义，并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纪德本已于1935年接受苏联政府的建议，准备访苏，但此时苏联的“大清洗”运动已拉开序幕。这给他的旅行蒙上了一层阴影，使他犹豫不决。“那边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害怕，我非常害怕苏联的局势会转向资产阶级化。”(注：[法]皮埃尔·勒巴普《纪德传》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第394页。)直到次年(1936年)，法国人民阵线的胜利终于促使他下定决心。促使纪德访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行前他收到老朋友维多·绥奇(注：维多·绥奇是俄国作家，同情革命者。代表作有《狱中人》、《文学与革命》等。1936年5月，他给纪德写了一封公开信，揭露苏联的恐怖局势，劝说纪德访苏，了解真相。)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揭露了苏联目前的恐怖局势。作家受到这封公开信的影响，希望亲自做一次实地考察，以了解真相。
本雅明、罗兰和纪德这三位曾经追随共产主义的著名作家，在前后相隔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先后来到苏联。但是，面对同样的国度和同样的人民，同样的场景和同样的局势，作家们的记载却不甚一致，各自对苏联的评价也有相当大的差异。本雅明和纪德访苏之后，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某些变化，尤其是纪德，他于1937年公开出版旅行记《从苏联归来》，对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提出诸多严厉的批评。纪德的转向当即招致苏联当局及其拥护者的强烈指责和辱骂，参加这个反纪德合唱团的，就有先他12个月到过苏联的罗兰。对此，纪德又写下了《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为自己争辩。
无疑，当年那场围绕苏联局势的国际大争论是以罗兰的全胜而告终的。访苏之后，罗兰依然当他的苏联之友，纪德却成了众矢之的，被视为出卖苏联、出卖共产主义的无耻文人。但是，争论本身仍然给时人留下了些许疑惑：作家何以面对同样的场景却有如此不同的态度?更令人不解的是，本雅明和罗兰的日记都没有在当时立即发表。究竟他们的日记中有什么不便示众的记述?三本访苏日记中，两本被封存数十年，只有一本得以出版，而它的作者却因此遭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和谩骂。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和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为人们重新解读苏联、了解历史真相提供了可能。最近，被封存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罗兰访苏日记和本雅明的《莫斯科日记》也相继在国内翻译并得以出版。于是，发生于60余年前的那场争论重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就试图在研读本雅明、罗兰和纪德访苏日记的基础上，对二三十年代苏联政治、社会和人民的精神风貌做一探讨。
二
三位作家是怀着对苏联的热爱和对新制度的无限憧憬踏上苏联这块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土的。他们首先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从未见过的全新气象，那就是在苏联充斥着欢乐、热烈的气氛。苏联人民情绪乐观、健康向上，热情赞颂革命，热烈拥护社会主义事业，坚决支持政府的政策，并积极地投身于工业化建设。
本雅明是三位作家中最早来到苏联的，他这样记述自己的感受：“人民在一夜之间成为他的巨大财富的继承人。他们现在开始清点自己的人力和领土财产的大清单。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时意识到自己已经完成了许多不可想像的艰巨任务，而且不顾半个世界的敌视而建设一个新的权力体系。在赞美这一民族成就时，所有的俄国人团结起来了。……人们从早到晚在辛勤地追求富强。……的确，一种陶醉感必然会产生。”(注：转引自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罗兰也在日记最后的附记中写到：“我从这次旅行中得出的主要印象与感觉到无限高涨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的强大浪潮有关；高兴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为成就而自豪，真诚地信任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政府——这是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苏联男女所体验到的情感。证明这一点的是类似6月30日盛大庆祝游行那样的，显示人民强大和幸福的全民示威游行，是我在高尔基那儿接待的民族代表团和工人代表团所显示的齐心协力，尤其是从全国各个角落寄给我的信件。”(注：[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第109—110页，第113页，第113页，第11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27页，第126—127页，第54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5页，第23页，第24页。)对此，就连目光犀利、对苏联颇有微词的纪德也感叹不已：“然而这点仍是确实的；俄国民众表现快乐。……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在苏联一样，人民本身，街上所遇见的人，所参观工厂的工人，以及拥挤在休息、文化或娱乐场所的那些群众，是如此笑容满面的。”(注：[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第23页，第61页，第28页，第30页，第36—37页，第114页，第118页，第47页，第27页，第32页，第34页，第98页，第98页，第49页，第15页，第123页，第4页。)“我不能设想，苏联以外其他地方，人们能够那般深切那般强烈感觉到人类的感情。”(注：[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第23页，第61页，第28页，第30页，第36—37页，第114页，第118页，第47页，第27页，第32页，第34页，第98页，第98页，第49页，第15页，第123页，第4页。)这种快乐极大地感染了纪德，使他也感到无比的快乐。高尔基下葬那天他在红场演说时，情不自禁地宣告：“我们拥护苏联!”(注：[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第23页，第61页，第28页，第30页，第36—37页，第114页，第118页，第47页，第27页，第32页，第34页，第98页，第98页，第49页，第15页，第123页，第4页。)
然而，作家这种快乐感很快就因同时展现于眼前的困窘、破败的景象而大打折扣。斯大林提倡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政策给苏联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作家们的眼里，大多数苏联人衣衫褴褛、食物单调、住房糟糕、消费品匮乏。这一切令作家们震惊。本雅明和纪德的日记中都不止一次提到人们一大早在商店门口排长队等候购买当天供应的物品的场景，结果常常是，不到晚上物品已被销售一空。据说，当时苏联市场的供应量仅够满足一半人口的需要。由于物品奇缺，人们只能决定“拿与不拿”的问题，却丝毫不敢有选择质量的奢望。“人们甚至可以相信，为限制需求之故，种种衣料物品故意做得尽可能地粗拙，使得人们万不得已时才去购买。”(注：[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第23页，第61页，第28页，第30页，第36—37页，第114页，第118页，第47页，第27页，第32页，第34页，第98页，第98页，第49页，第15页，第123页，第4页。)纪德心中社会主义乐园的形象似乎一下子破灭了。就连深居简出的罗兰也从妻子玛莎的家人所住的简陋又拥挤的房屋中隐约感觉到了苏联的困顿。
比起这种破败，更令纪德惊心的，则是苏联人出奇的“松懈”。“自从民众得到自由以后，大部分人都松懈下来了”(注：[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第23页，第61页，第28页，第30页，第36—37页，第114页，第118页，第47页，第27页，第32页，第34页，第98页，第98页，第49页，第15页，第123页，第4页。)，以致于政府不得不用“斯达哈诺夫运动”(注：斯达哈诺夫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流行于苏联的技术竞赛运动，1935年首先在顿巴斯煤炭采掘工业中发起，后扩展到各个企业、工厂。该运动以其发起者斯达哈诺夫的名字命名。)这一新奇的发明来打破人们懒散的习惯。而事实上，即便是“斯达哈诺夫运动”刺激下的劳动效率，也只能相当于欧洲国家普通工人的一般水平。十年前来到莫斯科的本雅明则通过对路人行色的描述表达了同样的感受：“这里的人并不太关注时间。……很少看见街上的人行色匆忙，除非天气特别寒冷。他们已习惯踉踉跄跄地走路了。”(注：[德]瓦尔特·本雅明《莫斯科日记》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第70页，第70页，第6页，第146页，第3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专走“上层路线”的罗兰自然很难从少数模范工人的讲述中了解隐藏于其后的更多普通人的松散和懈怠。
尽管苏联残破不堪的景象和人民松散懈怠的作风是如此地显而易见，沉浸于胜利的欢乐之中的广大苏联人民却浑然不觉，他们始终以为自己生活的地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间天堂。这就更让作家们深切地体会到苏联人对外部世界的极度无知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大心理。
在纪德的印象中，一些苏联人甚至多次向他提出类似“巴黎是否有地铁”、“法国是否有学校”这样的问题。苏联人从不关心外国发生的事情，即使偶尔关注一下，“他们首先留心的却是，外国人对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所关心的，乃在知道我们是否充分称赞他们。他们所害怕的，乃是我们不十分知道他们的功绩。他们所期望于我们的，并不在于指责他们，而在于恭维他们。”(注：[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第23页，第61页，第28页，第30页，第36—37页，第114页，第118页，第47页，第27页，第32页，第34页，第98页，第98页，第49页，第15页，第123页，第4页。)本雅明则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的看法：“毫无疑问，俄罗斯对世界要比世界(除了拉丁美洲国家)对俄罗斯所知要少。……可以说，俄罗斯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无知很像十卢布的票子：在俄罗斯很值钱，但在国外不被承认为通货。”(注：[德]瓦尔特·本雅明《莫斯科日记》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第70页，第70页，第6页，第146页，第3页。)
苏联人的无知和自大固然有其民族性格之弱点的原因，但在当时的特殊年代，这与政府当局的有意引导也不无关系。对此，本雅明早有察觉：“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基本上是通过党来进行的，主要包括政治问题。”(注：[德]瓦尔特·本雅明《莫斯科日记》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第70页，第70页，第6页，第146页，第3页。)罗兰在日记中也谈到：“不仅他们的个人自尊或者工作自尊，而且苏联公民的自尊，都以歪曲真相的代价而得到强化。”(注：[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第109—110页，第113页，第113页，第11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27页，第126—127页，第54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5页，第23页，第24页。)“我确信，他们倾向于低估，并且有时甚至过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青年不可能自由地将自己的智力成就和思想与他们的西方朋友的成就相比较。真担心有朝一日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就会产生动荡。”(注：[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第109—110页，第113页，第113页，第11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27页，第126—127页，第54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5页，第23页，第24页。)
三
如果说在对苏联人民的生活处境和精神面貌的观察中，作家们的观点基本一致(当然每个人了解、认识苏联的程度不同)的话，那么，对于二三十年代这一非常时期的政治局势，三本日记中显示更多的则是差异和分岐，尤其是在罗兰和纪德之间。两人访苏的时间和背景基本相同(只是“大清洗”的规模稍有变化)，所受的待遇也很相似，然而，最大的分歧却恰恰是在这两位大师之间产生的。
罗兰和纪德都是作为同情和支持苏联的左翼知识界著名人士而被苏联邀请来访的，在苏联都受到了官方和人民异常热情的欢迎和招待。盛大的仪式、崇高的荣誉、鲜花、掌声、欢呼、微笑，这一切强烈地感染了他们的情绪。在日记中，他们都曾怀着无比的幸福感记下了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在门口广场上，庞大的人群一面鼓掌，一面一字一顿地呼喊：‘我们的朋友罗曼·罗兰’。我随意握了几个人的手，可是，倘若要与所有的人握手，我需要上千只手。”(注：[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第109—110页，第113页，第113页，第11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27页，第126—127页，第54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5页，第23页，第24页。)纪德一行参观途中坐的是最好的专车，住的是最豪华的旅馆，享受最奢侈的宴餐(据说每次宴会每人的费用均在三百卢布左右，而当时苏联普通工人的工资也不过每天四五个卢布)。罗兰在高尔基家中所受的待遇就更不必说了，而且，由于健康原因，官方还专门委派专职医生和护士照顾他的起居。所不同的是，罗兰一直沉浸于鲜花和荣誉之中，满足于苏联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而纪德则更敏锐地从中发现了他本不愿意看到的差异和特权。“那边令我烦恼的，却不在于那些缺点，而在于立刻又遇着我所讨厌的那些利益，我所希望取消的那些特权。……使我惊讶的，乃是在这最好的事物和普通的事物中间有如此大的差异；如此平凡或如此恶劣的普通事物旁边，那特权却显得如此过分。”(注：[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第23页，第61页，第28页，第30页，第36—37页，第114页，第118页，第47页，第27页，第32页，第34页，第98页，第98页，第49页，第15页，第123页，第4页。)他看到苏联的大小官僚过着豪华舒适的生活，而广大人民依然还在为谋取面包和空气(指住房)进行艰苦的劳作。在这里，纪德清楚地看到一个新的特权阶级正在形成。“他们具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一切恶果。它刚从贫穷地位爬上来，就已经看不起贫穷的人了。”(注：[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第23页，第61页，第28页，第30页，第36—37页，第114页，第118页，第47页，第27页，第32页，第34页，第98页，第98页，第49页，第15页，第123页，第4页。)罗兰对此却不以为然，“没有理由，也不该有理由认为，保卫国家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军队及其领导人正在冒险变成特殊阶级，而且比什么都严重的是，变成特权阶级。”(注：[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第109—110页，第113页，第113页，第11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27页，第126—127页，第54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5页，第23页，第24页。)在罗兰看来，官僚阶层利用政治上的权力之便为自己及亲属谋取一些生活上的舒适(如住房、食物和交通工具等)，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是合乎人的本性的。“有谁会把普遍困难中的享受机会作为自己的过错?!”(注：[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第109—110页，第113页，第113页，第11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27页，第126—127页，第54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5页，第23页，第24页。)在他看来，苏联领导人的特权生活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权力的附属品，而非新生的苏维埃制度的产物。同时，罗兰还表示，即使在苏联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特权阶层，他也不会大肆宣扬革命的失败。因为他从不认为革命能够立即实现人类兄弟般的团结和无阶级的社会。每次革命都是在通向伟大理想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苏联的革命可能是人类在通向目标的道路上向前迈进的最大的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从发展的眼光看，苏联还是值得肯定的。总之，罗兰并不把苏联社会中的差异和特权现象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质和异化。
对领袖个人的迷信和崇拜在30年代的苏联发展到了顶峰。这让三位成长在民主文化传统中的西方作家大开眼界，他们在对苏联社会狂热的崇拜之风大感诧异之余，也表达了极度的困惑和不理解。
随着党内各反对派相继被镇压，斯大林的威望日增，联共(布)党内逐渐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且这种崇拜之风很快就蔓延到整个国家。1929年底斯大林50诞辰时，出现了颂扬斯大林的第一个高潮；1934年十七大召开之后，狂热的程度越发显得不合实际，甚至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纪德的亲身经历反映了现实的一个侧面：到了斯大林的故乡，他想给斯大林发一封电报，以表示感谢，草拟的电报稿中写有“向你致敬”云云，但是翻译却告诉他，须在“你”字后面加上“劳动者领袖”或“人民导师”之类礼赞式的字样，否则，电报就不予发出。后来的旅行中，纪德又遇到过几次类似的情形，以致作家不得不宣布：“在此次旅行中，用俄文发表的任何文章，我都不承认是我的。”(注：[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第23页，第61页，第28页，第30页，第36—37页，第114页，第118页，第47页，第27页，第32页，第34页，第98页，第98页，第49页，第15页，第123页，第4页。)热心维护苏联的罗兰也无法回避这一问题，他的笔下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大街上，在游行队伍中，当着进行检阅的斯大林的面，他的无数像房屋一般巨大的画像在人群的肩膀上缓缓移动。”(注：[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第109—110页，第113页，第113页，第11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27页，第126—127页，第54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5页，第23页，第24页。)
罗兰指出，这样一种过分的迷信和崇拜最容易在社会上挑起对一个人顶礼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这显然不符合民主的要求，对苏联的发展是极其危险的。他尤其感到不解的是斯大林本人的态度。“斯大林对我是一个谜。……他在所有的行为和言论中都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纯朴和严肃的人，讨厌赞扬。他怎么会允许在苏联出现围绕他的那种气氛，不停地对他大加颂扬?……他的头脑中在想些什么?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推翻这种可笑的崇拜，把一切化为笑谈。”(注：[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第109—110页，第113页，第113页，第11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27页，第126—127页，第54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5页，第23页，第24页。)对于作家当年的困惑，恐怕至今也难以给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我们只能猜想，或许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迫使斯大林利用自己的英雄形象作为凝聚人心的手段?或许至高的权力和已有的成就使英雄一时昏了头脑?或许……
纪德则更加尖锐地揭示了个人崇拜的可怕后果：盲目的崇拜实际上在领袖与人民之间划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人民心中，斯大林已然不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而是言必是真理、永不会犯错误的神的化身了。这样一来，斯大林一个人就代表整个国家，他的话就是惟一的标准和路线，他始终是指引人民走向光荣和幸福的伟大旗帜。显然，人民在无意之中已经在领袖的肩膀上压上了过于沉重的担子，而事实上，这样的重负是任何单个的人(即便是伟人)都无法承担得起的。要知道，此时的领袖，哪怕有一点点的失误，都会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在个人崇拜和“大清洗”的背景下，苏联二三十年代的政治气氛也是异常的紧张和压抑。从20年代末起，苏共党内发生激烈的政治斗争。托洛茨基反对派、托季联盟反对派和布哈林反对派先后被镇压，斯大林由此顺利地登上领袖地位，掌握着党、政、军最高领导权。30年代自基洛夫被杀案发生以后，一次规模更大、力度更强的“大清洗”运动又一次席卷全国。凡历史上有过污点的(如内战时参加过白军的、有过其他政党背景的、与联共(布)反对派有联系的、20年代末以来历次运动中挨过整的)，都成为牵连、危害的对象。三位作家正值苏联党内纷争愈演愈烈的非常时期先后访苏，以作家特有的灵敏嗅觉，他们自然对这种四处弥漫的恐怖气氛有着深刻的体验。
纪德发现，在苏联，一种非常的“一致性”支配了人们(甚至连服装都是统一的白色基调)。“第一眼看去，这里，个人是混合在群众里面的，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以致于谈到人事时候，似乎不需说‘众人’，而说一个‘人’就够了。”(注：[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第23页，第61页，第28页，第30页，第36—37页，第114页，第118页，第47页，第27页，第32页，第34页，第98页，第98页，第49页，第15页，第123页，第4页。)因此，同每一个俄国人说话，就如同与所有俄国人说话一样。纪德还通过对一个集体农庄住宅的描绘，来体现这种一致性：“每幢住宅都有同样的丑陋家具、同样的斯大林肖像，此外绝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没有一点个人纪念。各个住宅都是可以互相交换的。”(注：[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第23页，第61页，第28页，第30页，第36—37页，第114页，第118页，第47页，第27页，第32页，第34页，第98页，第98页，第49页，第15页，第123页，第4页。)
表面的一致性反映在人的精神领域，则是思想自由的完全消失。“每天早晨，《真理报》教他们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情。超出这个以外，是不好的。”(注：[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第23页，第61页，第28页，第30页，第36—37页，第114页，第118页，第47页，第27页，第32页，第34页，第98页，第98页，第49页，第15页，第123页，第4页。)在这里，衡量一切的惟一标准是“路线”。评价任何理论、观点和言行是否正确，不是分析它是否合乎实际、合乎逻辑和科学，而是看它是否符合官方制定的“路线”。“路线”之内的，怎么说都行，“路线”之外的，则毫无例外地被禁止。纪德本人就遇到过麻烦。在列宁格勒，人们请他准备一篇演说，以备在大学生和文学家的一个集会上讲。结果，演说稿因为不合时宜、不在“路线”之内而没有被发表。即便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也同样如此。一件作品无论如何优秀，如果不在“路线”之内，那么它在苏联的命运只能是胎死腹中。例如，叶赛宁的诗是属于“路线”之外的，叶赛宁的名字自然不允许被公开说出，所以，纪德和他的同伴只能趁导游不在时偷偷地朗诵这些诗作。
在“大清洗”的恐怖中，苏联人民不得不小心翼翼，生怕讲错话或做错事而被划为清洗的对象。每个人都处于周围所有人的监视之下，有时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竟然不惜出卖朋友甚至亲人，人与人之间起码的互相信任感不复存在了，告密成为自我保护的手段。当局也乐于鼓励告密，以便打倒想要打倒的人。“在法国，政党机关报若是要揭发某人隐私的时候，那一定是找这人的仇敌来做这个卑鄙工作。在苏联则是找这人的最亲密的朋友来做的。”(注：[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第23页，第61页，第28页，第30页，第36—37页，第114页，第118页，第47页，第27页，第32页，第34页，第98页，第98页，第49页，第15页，第123页，第4页。)比如纪德提到，“要陷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就去找他们过去的好友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先败坏这两个人的名誉，然后再枪毙他们。”(注：[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第23页，第61页，第28页，第30页，第36—37页，第114页，第118页，第47页，第27页，第32页，第34页，第98页，第98页，第49页，第15页，第123页，第4页。)
酷爱游历的纪德千方百计摆脱掉了官方的“陪同”，同五个旅伴一道深入民间进行考察，一路观察、倾听、询问、记录，对社会风气可谓了解至深。“大清洗”造成的怀疑气氛、告密活动的盛行和对无辜者的残酷迫害使作家忍不住大声疾呼：“不错：专政，显然的；但那是独夫的专政，而不是无产者共同的专政，不是苏维埃的专政。这里不应当抱幻想，应当干脆承认：这不是人们所要的。再进一步，我们将要说：这恰好是人们所不要的。”(注：[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第23页，第61页，第28页，第30页，第36—37页，第114页，第118页，第47页，第27页，第32页，第34页，第98页，第98页，第49页，第15页，第123页，第4页。)
对此，早在1926年就访问苏联的本雅明也有深刻的体验。他向《苏联百科全书》编辑部递交的歌德辞条的初稿因不符合“路线”而受到苏共领导人拉狄克的批评(两年后他重写的长达40页的辞条也被卢那察尔斯基正式否定)。由此他意识到：在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已被纳入体系之内，必须明确自己的政治立场，必须支持专政的观念。显然，本雅明做不到这一点。他关于入党的考虑并非完全出自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想寻求一种实际的保障和依靠(这与他在西欧没有找到合适的学术职位有关，他的莫斯科之行也可谓寻找个人出路的一次尝试)。然而，苏联的文化政策剥夺了作家独立思考的权力。他亲眼看到文化界著名反对派列列维奇(注：列列维奇，即戈里高里·列列维奇，是拉波里·吉列列维奇·卡尔曼森(1901—1945年)的笔名。他是诗人、批评家、《在岗位上》杂志的编者之一，于1945年被开除出党，死于劳改营。)的处境之艰难，也看到现代派戏剧导演梅耶霍尔德执导的《钦差大臣》因风格怪异而受到压制。这对本雅明打击很大，他很快清醒地认识到：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不在思想上服从党的决议和纪律是行不通的，“在俄国，他们给极轻微的政治立场加上极端的分量。”(注：[德]瓦尔特·本雅明《莫斯科日记》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第70页，第70页，第6页，第146页，第3页。)最后，他终于做出选择：“在俄国，党内生活对我来说很困难，党外生活则希望更渺茫，生活也不见得不难。”(注：[德]瓦尔特·本雅明《莫斯科日记》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第70页，第70页，第6页，第146页，第3页。)莫斯科之行对本雅明来说，乃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虽然罗兰的日记记得非常含蓄，缺乏实地考察也使他不可能像纪德和本雅明那样有切肤之痛，但细心的人仍然可以发现些许他的真实感受。在7月6日的日记中，他记下这样一个小插曲：普列特尼奥医生为他检查病情，然后告诉他说，这不是由流行性感冒(此前医生诊断为轻度流行性感冒)，而是由疲劳过度引起的。但是，医生之所以说出实情，居然是因为当天的报纸写到了同样的意思。这让罗兰真正意识到苏联人言行举止受官方控制的严重程度：“这时我开始明白，苏联医生的不得不小心翼翼已到了何种程度。”(注：[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第109—110页，第113页，第113页，第11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27页，第126—127页，第54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5页，第23页，第24页。)
然而，此种小事并未引起罗兰的充分关注。他更多的是从一位政治家的立场出发，去审视这里发生的一切。考虑到苏联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罗兰认为政府实行严格的控制，甚至清洗危险分子的举措都是可以理解的。“精心选择的政党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我不能谴责专政，因为危险依然存在。”(注：[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第109—110页，第113页，第113页，第11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27页，第126—127页，第54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5页，第23页，第24页。)这里的“危险”主要指国内的阶级敌人和反对派。“无论是已被压死的青蛇——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者等)的残余，还是对沙俄残余卑躬屈膝的虚假资本主义的蟒蛇，都没有放弃其由仇恨激起的反对已获胜的苏联的斗争。”(注：[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第109—110页，第113页，第113页，第11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27页，第126—127页，第54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5页，第23页，第24页。)另一方面，日益严峻的国际局势也对苏联的政策发生深刻的影响：“这是‘战争状态’，这是‘戒严状态’。……滥用权力是由情势(和事实)的逻辑所引起的。”(注：[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第109—110页，第113页，第113页，第11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27页，第126—127页，第54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5页，第23页，第24页。)的确，30年代的欧洲风云四起，德意法西斯甚嚣尘上，英法为保持其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转而实行与德、意妥协的绥靖政策。苏联与英法合作、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暗淡，来自西方世界的威胁日益严重。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主观上确信，已有大量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它的邻国的凶手、奸细和间谍进入苏联，有的甚至已混入苏联高层领导机构，准备颠覆苏维埃政权。正是基于以上理解，罗兰把苏联的专政和“大清洗”运动看作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需要，是暂时性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他并不十分担心苏联会变质。
罗兰的这种理解显然是受到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直接影响。在6月28日与斯大林的一次长谈中，他曾就苏联过分打击少年犯罪和基洛夫案后匆匆处理上百人的做法提出疑问，而斯大林给他的解释则是：“我们周围的资本主义地区的敌人不知疲倦。他们到处渗透，把自己的奸细派入家庭和教堂藏身，把仇恨传播给妇女和儿童。……我们应该通过镇压性的法律，以死刑威吓自12岁起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者。”(注：[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第109—110页，第113页，第113页，第11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27页，第126—127页，第54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5页，第23页，第24页。)“这上百人没有直接参与谋杀基洛夫，但仍然是德国、波兰、立陶宛(或者拉脱维亚?)的秘密奸细。必须惩处，杀鸡吓猴。”(注：[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第109—110页，第113页，第113页，第11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27页，第126—127页，第54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5页，第23页，第24页。)可以看出，罗兰的观点正与斯大林的论调遥相呼应。
四
三位作家满怀希望来到苏联，但他们的所见所闻显然与想像中的形象有相当大的差距
。由于不同的性格爱好、不同的处事方式，更由于不同的访苏目的、不同的活动安排和不同的观察视角，作家们对苏联才会有不尽相同的印象和态度，最后，他们的结论也颇不相同。
本雅明是带着至关重要的私人任务访苏的考虑到是否应加入共产党和是否能在苏联谋取职位的问题，他异常关心的是苏联局势的稳定性和苏联的文化政策。然而，此时的苏联，由于列宁的逝世，联共(布)党内纷争不断。经济上，关于是否保持新经济政策争论不休；政治上，夺取领导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文化上，对左翼知识分子的政策越发令人不安。这一切使本雅明无所适从。他对莫斯科之行的总结在他日后给马丁·布伯(注：马丁·布伯，20年代德国《创造者》杂志的主编，该杂志委托本雅明写有关莫斯科及其居民的状况，并预付了部分报酬，作为本雅明访苏的川资。)的信中可见一斑：“就目前而言，莫斯科以蓝图的形式展现了各种可能性：首先是革命本身也许成功也许失败。不管成功还是失败，结果都不可预料。其情形将远不同于人们为未来所画的蓝图。那里的人民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已明显表现出这种迹象，一点也不掩饰。”(注：[德]瓦尔特·本雅明《莫斯科日记》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第70页，第70页，第6页，第146页，第3页。)看来，苏联局势的不确定性真的让本雅明黯然神伤。
罗兰是作为苏联尊贵的客人、著名的苏联之友来到苏联的。他在苏期间一直走“上层路线”。与高层领导人的频繁接触对他影响极大，使他习惯于从政治家的角度审视苏联，从苏联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出发，从苏联当前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去观察、分析展示于眼前的具体问题。因而，尽管对苏联存在的弊端多少有所察觉(当然程度有限)，但总的来说，罗兰的态度是赞扬多于批评，即使批评，也只是暗示，并不明说。从大局出发，他还不惜封存日记达半个世纪，以维护社会主义苏联的形象。可见，他始终对苏联的前途满怀信心，并未因某些领导人的失误而改变。访苏后的罗兰依然是苏联最亲密的、最可信赖的朋友。
纪德访苏的背景与罗兰基本相同。但他有过到非洲考察的经验，并不满足于表面上的繁荣，而是深入到社会最底层去观察，因而对苏联的许多细节方面(包括普通人的生活状况、他们的精神状态以及政治处境等)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更重要的是，纪德更习惯于用一双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眼睛审视苏联。他关注的对象是人，“在我的眼睛看来，这里头有些事情比我自身还更重要，甚至比苏联还更重要：这就是人类，它的命运，它的文化。”(注：[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第23页，第61页，第28页，第30页，第36—37页，第114页，第118页，第47页，第27页，第32页，第34页，第98页，第98页，第49页，第15页，第123页，第4页。)纪德尤其关注的是人的个性解放，而苏联恰恰在这一点上令他大失所望。从这样一个特殊视角出发，纪德清楚地发现：“苏联不是我们所希望于它所应成就的，不是它允许我们的，不是它此时正努力装扮着的：它已经违背了我们的一切希望了。”(注：[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第23页，第61页，第28页，第30页，第36—37页，第114页，第118页，第47页，第27页，第32页，第34页，第98页，第98页，第49页，第15页，第123页，第4页。)
纪德出版《从苏联归来》，是经过长期的内心矛盾的。他明知此举必定会招致一切苏联的敌人的恶意利用，也必然遭到苏联政府及其拥护者的强烈指责。然而，纪德就是纪德，他的朋友王尔德曾指着他的嘴说：“这张嘴是不会说谎的。”(注：[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第23页，第61页，第28页，第30页，第36—37页，第114页，第118页，第47页，第27页，第32页，第34页，第98页，第98页，第49页，第15页，第123页，第4页。)果然，纪德始终是睁开眼睛说话的人，敢于正视现实的人。今天，重读这本纪德日记，我们发现，他所记载的苏联30年代的状况已被此后历史发展的事实和大量的文献资料所证实。即使从与其同时代的本雅明和罗兰的日记中，也能找出许多可以相互印证的地方。或许，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公开发表如此激烈的批评苏联的文字是不合时宜的，至少不利于世界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对付法西斯的进攻。在这一点上，罗兰比纪德要聪明得多。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佩服纪德深邃的洞察力。
如今，那个令人吃惊的年代已远去，就连“苏联”这一辉煌一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也已不复存在。70余年之后，我们以史学家应有的客观、冷静的态度重新研究那段历史，重新研读本雅明、罗兰和纪德三位作家的访苏日记，能够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