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与非心学 :白沙学争议考证
邓国坤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 ]白沙学被称为心学始于明代湛甘泉，然而甘泉的心学非指“陆王心学”，而是偏向程朱的“十六字心传”心学；于此同时，白沙学被许多明清学者视为理学，归为程、朱一派。从思想与文献而言，白沙本人更倾向于程、朱；而在学术的演变中，白沙学被归为陆、王一派。尤其是白沙后学与阳明学派的互动与交融，衍生了白沙学乃心学，白沙学与阳明学颇有渊源的说法。到了二十世纪，白沙心学的说法占据了主流，理学的阐释逐渐被人遗忘。面对心学与非心学的矛盾时，我们应该摒弃“陆王心学”的概念去阐释白沙学，而应重拾“十六字心传”的心学概念。
[关键词 ] 白沙； 心学； 阳明； 甘泉
陈白沙是广东唯一从祀孔庙的大儒，白沙学亦明代之一时显学，号称开明学之端，影响极其深远。然而相对于阳明学、东林学等研究，学界对于白沙学的研究可谓稀少。更应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于白沙学的阐释纷争不息，难有公论，例如近年关于心学与非心学的争议。这个争议能够吸引学界了解与关注白沙学。其实，白沙学是否心学的争议始于明代，持续至当代。争辩之一方认为，白沙学乃是心学，归为陆、王一派；争辩之另一方认为，白沙学乃理学(狭义的理学)，接近程、朱一派。这个争论与白沙学的本质、心学的内涵、白沙与阳明的关系等问题有莫大的关系。对这一争论的考证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研究上述问题，同时梳理数百年白沙学史的一段发展脉络。
一、心学阐释说
中晚明以后，心学大盛，而阳明学几乎就是心学代名词。然而纵观整个明代的学术环境，心学并非阳明学的专利，乃是明代学术的老生常谈，晚明以后心学逐渐才成为阳明学的代名词。自明代初期，便有许多学者都谈及心学，著名者如宋濂、罗钦顺、顾宪成等等，他们都有关于心学的著名论述。然而，虽然明人好谈心学，所谈心学的内涵与所指千差万别。例如，与阳明同时讲学，且互为师友的湛甘泉也是大力提倡心学。湛甘泉曾经明言：“圣人之学，皆是心学”[1]897-898，读者应该想到此与阳明之言“圣人之学，心学也”并无二致。二人的心学共同指向于儒家“十六字心传”之学，指自尧舜以来的儒家精神传统。然而，具体分析二人对于“心学”的所指，两者的心学则不能混做一谈。因为，甘泉之心学更偏向于程、朱之学，阳明之心学更偏向于象山之学，可见王、湛二人虽用心学之名，心学之理解与所指各有不同。
技术交底即钻井工程和钻井液施工方案，井队在接到钻井设计的同时，会接到钻井工程和钻井液施工方案，作为作业指导书。以往钻井技术措施制定是以井队为单位，技术交底是一份参考材料，即井队把技术交底作为施工作业的参考内容，不作为执行内容，施工措施由井队根据施工情况自行制定。
据史可查，白沙学被称为心学始于湛甘泉之言说。因为湛甘泉在提倡心学的同时，喜欢将老师白沙之学称作心学[2]。值得注意的是，甘泉此语实开后世称白沙为心学之先河。甘泉作为白沙之衣钵弟子，其言语自然会被学界所重视并引用。然而尽管甘泉以心学名白沙学，但不能忽视的是：甘泉之心学非今人意义上的陆王心学概念，更没有提及白沙与阳明之间的师徒关系。古今学者如能注意这一点，或许白沙学的争议之声或能减弱。然而问题是，甘泉这种偏向于程朱的心学阐释很快被阳明心学与陆王心学的概念所取代，心学逐渐成为专指陆王的话语。白沙学也就成为了心学。
然而考察白沙学的思想与文献，白沙学与心学的关系并非密切相关。就白沙文献而言，白沙几乎没有提到过心学，仅有一次的心学也是指读书为学要自得于心，而非“陆王心学”，或者“十六字心传”的心学概念，且未见其对心学有赞赏推崇之语，更加没有自称为心学，而在时人也没将其称作心学。在《明儒学案》中曾有如下记载曰：“往年白沙先生过余定山，论及心学，先生不以余言为谬，亦不以余言为是”[1]1080-1081，也就是说白沙对于“心学”的说法不置可否，对此，我们可以有两种推测，一种是白沙根本对当时之心学不值一谈，根本就没有兴趣；另外一种是白沙对于当时之心学并不反对，持中立态度。起码，这终微弱的联系不能证明白沙赞同心学。
甘泉之后，其后学宣扬白沙、阳明之学相近乃至相同，这种话语加强了白沙学的心学色彩。湛甘泉二传弟子许敬庵曾如此评论白沙与阳明的关系，“江门、姚江之学，相继而兴，江门以静养为务，姚江以致良知为宗。其要使人反求而得诸本心而后达于人伦事物之际。补偏救弊，其旨归与宋儒未远也。”[3]在这里，许孚远开始归纳白沙与阳明的相同之处，都是“使人反求而得诸本心而后达于人伦事物之际”，而且皆有益于当世，补偏救弊。刘宗周更进一步，他把白沙与阳明之主旨称作一类。其言曰：“盖尝论之，舜、文上下千载，又东西夷不相及，而孟夫子断之曰：“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一者心也，道之所以为道也。在薛先生谓之“性”与“天”，在胡先生谓之“独”，在陈先生谓之“自然”，在王先生谓之“良知”，一也。”[4]472-473在这里，白沙的自然与阳明的良知被宗周称作是“一”，也就是认为两者有同一性的意思。宗周的这种表述虽然“心学”色彩较浓，而且是一种泛论，并不单指白沙、阳明，但这种同一性表示刘宗周将白沙与阳明置于同类并列的位置。
然而，白沙学与阳明心学在思想上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为阳明心学主张的心乃是一个“大心”，心物交融，理气不可分；而白沙认为“道”(理)至大，心主要作为一个思感之官、道集之舍，或是得道之所，曰：“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5]254与阳明心学之心有巨大差距。此外，阳明心学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理(道)，本心求理(道)；而白沙认为，心道(理)为二，提出了自得、主静之学、自然之学。此外白沙十分重视客观之理，认为“道”至大，乃是“天地之本”，如白沙云：“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与道若可相伴矣，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沦海之一勺耳，曾足与道伴哉？天地之大不得与道伴，故至大者道而已”[5]54而阳明则没有像白沙一样对于客观道理的重视。据此可见，将白沙学与阳明心学勉强相提并论，不符合白沙学的思想面目。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道学与理学主要称呼程、朱之学，薛瑄、胡居仁、王阳明能够从祀孔庙也因有功于道学。直到晚明时期陈白沙从祀孔庙，仍旧以理学的名义，如方大镇《请谥从祀名臣·题为从祀名臣谥典未》曰：“先帝尊崇理学，以尚书薛瑄从祀孔庙。我皇上复采廷臣议，以新建伯王守仁、捡讨陈献章、布衣胡居仁三人并从夫理学者。国之所宝也。”[11]这一点应该得到今人的注意，因为这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历史上对白沙学的定性。因此，明代学者称呼白沙学为理学与道学，乃是将其归为程、朱一派。由此可知，白沙学在明代早中期被称作“理学”是得到当时公认的。因此，白沙学起码在明代早中期，也就是在阳明学占据明代主流话语权之前，白沙学一直都是以理学面目为时人所认识的。
此外，著名学者高攀龙对宋明学脉的划分观点也应引起学界的重视，他提出：“阳明、白沙学问如何？曰：“不同。阳明、象山是孟子一脉，阳明才大于象山，象山心粗于孟子。自古以来圣贤成就，俱有一个脉络，濓溪、明道与颜子一脉，阳明、象山与孟子一脉，横渠、伊川、朱子与曾子一脉，白沙、康节与曾点一脉，敬斋、康斋与尹和靖、子夏一脉。”[1]1433-1434在这里，高攀龙明言白沙阳明不同，他把阳明、象山、孟子归作一脉，白沙，康节、曾点归作一脉，两者分庭抗礼，各有所本，不可混作一谈。这种划分根据诸位学者的学术特点，做出了比较客观可靠的分析，代表了部分明清学者的观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起码，它证明了白沙学归为心学、白沙学与阳明学类同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其实依据白沙自身的态度及其话语，白沙应当更倾向于程朱，而非陆王。白沙师从于推崇程朱之吴康斋，且自身对于程朱之学极为推崇，有诗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阳。说敬不离口，示我入德方”[5]279。且纵观白沙全文，提到象山仅仅一次，而对于程朱则多有论述。白沙后学大多认为白沙学本源于关、闽，也就是程朱之学，并且喜欢引用白沙“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阳”之语。乾隆年间，白沙族孙作《重刻白沙子全集后序》明言：“公之主静，宗周程也，何尝言宗陆哉！”[5]913-918而全文也没有出现白沙、阳明相同之语，乃至根本没有提到阳明。我们知道，在晚明时期“陆王”已经并称，在清中晚期也有“陆王心学”之说，将陆九渊与王阳明视作一类，皆为“心学”，与程朱之“理学”相对。而白沙后学在此极力撇清白沙与陆九渊的关系，却大加宣扬白沙学本源于程朱。其实也在暗示白沙之学与阳明之学的根本不同。可见，白沙后学的态度是一贯的，从明朝到清朝都没有将白沙学与阳明学联系在一起。此外，周炽成先生也在《白沙学非心学》一文中认为，在学术要旨上白沙之“自然”、“自得”、“主静”与阳明之学根本不同；在思想渊源上，白沙更多受关、闽之学的影响；在身后影响上，白沙对于程朱的贡献更大[12]。因此白沙之学更接近于程朱，而非阳明一派。
而在另一面，阳明后学也力辨白沙学与阳明学的本质差异，如王塘南有言：“阳明之学，悟性以御气者也；白沙之学，养气以契性者也。此二先生所从入之辨。”[1]484这是以性与气去分析两者为学功夫的区别。又如宋望之提出：“白沙之学，得於自悟，日用功夫，已见性体，但其力量气魄，尚欠开拓。盖其学祖於濂溪，而所造近於康节也。若夫阳明之学，从仁体处开发生机，而良知一语，直造无前，其气魄力量似孟子，其斩截似陆象山，其学问脉络盖直接濂溪、明道也。”[1]561在此，宋望之从学术风格去区分白沙与阳明，认为白沙更倾向于周濂溪与绍康节，而阳明属于明道、象山一脉。可见，在阳明后学看来，白沙学与阳明学存有巨大的不同。
在明清学术史上，不少学人反对将白沙学称作心学，也反对将白沙学与阳明学相提并论，而是称呼白沙学为理学，归为程、朱一派。例如王鏊(1450年—1524年)称白沙以“道学名重天下”，“白沙之学，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优游停防。久之渣滓消融，神明内朗，其学号简易直防。一时学者翕然趋向。”[6]卷四百四十一又如杨慎(1488年—1559年)于《鸢飞鱼跃》称赞陈白沙的诗歌乃是“知道明理之学”，的“圣贤之真传，不待曲说傍喻，而切于日用”，并且指出理学者罗钦顺与之相合。[7]卷四十五事实上，宗朱学派罗钦顺(1465—1547年)对陈白沙称颂有加，提出“近世道学之倡，陈白沙不为无力。”[8]卷下诸公请注意，上述话语都明明白白地称呼陈白沙为“道学”，而且发出这些话语乃是对于门派之别极为严格的罗钦顺。他曾经将象山学、阳明学称为异端，而反而将白沙学称为“道学”则应该符合客观事实的。起码，他没有将白沙学与阳明学归为一类。此外，阳明后学罗念菴(1504—1564)将薛瑄、胡居仁、陈白沙相提并论，俱称作理学。其在《谷平先生文集序》曰：“我朝理学，始推薛胡，其后乃归白沙，此三家者其说异矣。今其书并传而不废，岂皆有自得耶。”[9]卷十一又在在《贺邑侯赵公考绩蒙恩叙》曰：“侯所産固吾先朝理学大儒白沙先生之乡矣。其精可以治身，其绪余可以治天下国家。”[10]卷三从上述著名学者的话语为例，白沙学的理学阐释说应当是受到一定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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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学阐释说
心学阐释说，固然是当下学界流行的话语，然而回到历史语境，这种话语并非唯一的、主流的阐释话语。因为除了心学阐释说，学界对白沙学的阐释还存在“理学”说。而且这种理学阐释说，并非广义的宋明理学，而是专指程朱之学的狭义理学。因此，这种狭义的理学阐释说更倾向于将白沙归为程朱一派，而非陆王一脉。如今还原与重视这种理学阐释说，能够给予白沙学另一种解读的空间，以及另一种学术色彩。
阳明后学的态度是值得玩味的，也应让学界重视之。平心而论，对于当时之显学主动向阳明学的“献媚”而不领情，除了阳明后学的孤高之外，大概也是白沙阳明之间却是有不可调和的相异之处。至于黄宗羲《明儒学案》认为，薛侃“请白沙从祀孔庙，是必有以知师门之学同矣”，则是少数人言，且联想到黄宗羲有意拉近白沙与阳明的关系，此处大概是黄个人臆测之言。白沙乃明之大儒，一代显学，时人公认之大儒，号称“活孟子”，应当从祀孔庙。有眼识之人也能为之，故从祀之请求合情合理，未必是出于门派私人之所淑，更不能因此就断定白沙学与阳明之学之类同。
本研究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18.0进行数据统计,计数资料用%表示,x2检验,(P﹤0.05)表示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但是刘、黄对于白沙与阳明的师承关系只是一种猜测，因为刘宗周与黄宗羲都没有拿出实在的证据去证明他们的观点。在中国这个尊师重道，讲究渊源的国度，倘若号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阳明受到白沙的影响，而几乎不谈白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就算有所谓的政治原因，也应该不会吓到仗义执言、敢于斗争的王阳明，他因对抗权贵被贬贵州龙阳就是明证。顾泾阳曾为此解释“阳明目空千古，直是不数白沙，故生平并无一语及之”[1]1391，但是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阳明远称孔孟，近推象山，怎能说目空千古呢。如要追寻原因，估计是两者宗旨不同，方才不谈，但绝不能说阳明因为目空千古而不谈白沙。鉴于这种推测与论断不合常理与逻辑，实在不能作为支持白沙学为心学的证据。
学界普遍认为，白沙学为心学的重视证据，甘泉再传弟子刘宗周、黄宗羲强调白沙、阳明的师承关系。刘宗周在《明儒四先生语录序》曾言：“陈先生自然为宗，渐启良知一脉；而王先生遂畅言之，发薛先生以来未发之蕴。”[4]472-473刘宗周这里将白沙、阳明称作一脉之学，但是没有将自然之学到良知之学的发展脉络说清楚。黄宗羲发扬老师刘宗周的说法，提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故何也？薛中离，阳明之高第弟子也，於正德十四年上疏请白沙从祀孔庙，是必有以知师门之学同矣。”[1]79在这里，黄宗羲不但在明代学术的高度上，颂扬两者前后相接的贡献，而且认为两者之学最为相近乃至相同，且疑惑阳明为何从不说起，并且引证阳明后学为白沙请祀来证明两门之间的密切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刘宗周、黄宗羲的话语对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人研究白沙与阳明的关系都不能绕过它。
三、争议的缘起与解决
更有甚者，许多甘泉后学逐渐转向阳明学，成为阳明学的信徒与拥护者。明儒学案有言：“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於湛者，或卒业於王，学於王者，或卒业於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1]875何迁，字益之，甘泉一传弟子。何之学，与阳明后学大略相同[1]911-912。唐枢，字惟中，甘泉一传弟子。先生师事甘泉，后慕阳明之学，故于两学都有研究[1]948。许孚远，字孟仲，甘泉二传弟子。许信“良知”，也就是信奉阳明之学。曾与阳明后学周海门辩论，作《九谛》以难之，以规其复归阳明之旨[1]972-973。甘泉弟子中最为有名的是刘宗周，黄宗羲，其学脉为湛甘泉—唐枢—许孚远—刘宗周—黄宗羲，而其但是这两人的出现却越加证明了甘泉学派的衰落。黄宗羲曰：“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1]875大概指的就是刘、黄二人。因为按照学术渊源而言，二人乃是甘泉门人。但刘、黄二人其学大抵以阳明为宗，言辞中也极其推崇阳明，为之歌功颂德；反之对自己的师祖甘泉，却极少提及，或者只有委婉辩护。因为他们受阳明学的影响，已转信阳明之学。
综上所述，白沙学的阐释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心学与非心学，或者心学与理学。要解释“心学”与“理学”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两种说法，必须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寻找答案。总所周知，阳明以后，“心宗盛行”，王阳明授徒甚众，遍于大江南北，最后从祀孔庙。清人甚至将明朝的灭亡归诸于阳明学，反证其地位之重、影响之广。在阳明学的主流下，其他学者慢慢受到阳明学的影响，或者向阳明学靠拢。自从阳明去逝后，甘泉便不再“互相非阂”，其为学精神也由过去的去异求同，转变为“有小不同者，不害其为同耳”[13]。湛甘泉提出，“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则同也。”[14]1149甘泉认为良知与天理的同类关系，良知不能舍弃天理，天理其实就是良知，在“交用”上乃是同一的。随着老师的调和论出现，甘泉后学中有一部分追随老师的调和路线，如吕怀、何迁、洪恒、许孚远等，另一部分则反对调和，如唐伯元、王顺渠等，但总而言之，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影响力上，都是调和派占据了上风。吕怀有言：“天理良知本同宗旨，学者功夫无有着落，枉自说同说异”[1]911-912。言下之意，就是指甘泉学与阳明学宗旨相通，只是后世学者工夫不够，没有学到精深处，因而没有看到湛、王相同处，而师心自用，妄自言说湛、王之异。何迁喜欢“疏通阳明之学”[1]921，所谓疏通也就是将阳明学疏通到甘泉学来，或者以甘泉学的话语来解释阳明学。洪垣力主“调停王、湛二家之学”，有言曰：“自二公以所不睹不闻性之体发之，学者晓然知天德王道，真从此心神化，相生相感，不复落於事功形迹之末。其有功於后学不浅。此非其所同乎？”[1]927然而洪虽然论两家之同，实更倾向于甘泉之学，因此受黄宗羲批判。唐枢宗旨为“讨真心”，认为“苟明得真心在我，不二不杂，王、湛两家之学，俱无弊矣。”[1]948言下之意，只要讨得真心，两家之学都是准确可学的。唐杂两家之学，且以讨真心来消除王、湛之蔽，从而调和两家之学。
美国是孩子的天堂，孩子是最受重视的，但我发现美国孩子很少有“被溺爱”的快乐，他们的家教其实是非常严格的，这就是我们这些新到美国不久的家长，常会被美国孩子的“good manner”所折服的原因。good manner是个很广义的词，不仅仅是有礼貌，而且还包括一些待人接物、行为举止的表现良好。
因为甘泉后学的转向，自然会改变他们对甘泉及其师祖白沙的阐释。因为作为门下弟子，他们不能不维护自己师祖的名声与地位，同时要与自己的已经转变的学术信仰保持一致。于是甘泉学派只好提出两者的一致性，如此就不会得失白沙或阳明的任何一方了，至少不会背上背叛师门的罪名。同时日渐没落的白沙学，难免需要保持与阳明学的紧密联系，或者一致性，方能保持在明代学术的中心地位；否则在门派攻伐中，白沙学必然受到口诛笔伐，或者因为不合阳明学而被无视，逐渐受到冷落乃至消逝。此外，已经有了甘泉学与阳明学的调和，如果作为甘泉老师的白沙却与阳明学不一致，那么将致甘泉学派于何地呢？这对于推崇白沙并承接其衣钵的甘泉后学，还是对历代讲究尊师重道的中国学界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最聪明的办法，乃是在调和湛、王的同时，也调和白沙、阳明。如此一来，既可以免去甘泉背叛师门的指责，也可以为自己调和湛、王提供理论依据。因此将白沙学与当时的显学阳明学紧密联系，宣扬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乃至渊源师承关系，是一种无奈且合理的举动。
其次，在政策决策子系统方面，为了适应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交叉融合的需要，必须构建更加综合化、协同化的决策机制和组织系统。为此，知识产权评议机制，一方面通过设置评议机构（通常是由负责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若干行政机构共同组成知识产权评议委员会），为协调各类政策问题提供高效的议事平台与组织形式；另一方面，知识产权评议通过对重大经济科技活动以及各类经济科技政策的事前审查，为统筹和协调各类政策，避免政策间的矛盾冲突提供了极佳的沟通协调机制。
二十世纪中国饱受西方主义的影响，中国学人喜欢以“唯心”或“唯物”来划分学术派别，而心学也作为唯心主义的代表被广泛认同。因此，陈白沙也就不幸被划入“陆王心学”一派，其与阳明学的联系就被无限夸大。这种说法影响很大，如冯友兰就在其初版的《中国哲学史》中，把陈白沙与陆象山、王阳明放在同一章，名曰为“陆象山、王阳明及明代之心学”[15]298-327。此后，白沙心学的说法逐渐被世人所接受。
（2） 研制结构构件连接过程中的智能化灌浆设备。灌浆作业是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的重点，直接影响到装配式建筑的结构安全。研发集上料、称重计量、制浆注浆、控制系统于一体，具有自动规划、自动配浆、自动注浆、自动计量、自动清洗、数据交互六大功能的智能灌浆设备。使得注灌施工过程的自感知、自决策、自执行功能，也使注浆过程、注浆结果可视化。
在面对“心学”阐释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白沙学与阳明学又存在距离，或倾向程朱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修正心学的概念，以完善对白沙学的阐释。在今人观念中，心学一般指向陆王心学，但是在阳明学出现以前，“心学”与“理学”乃是一物二名，内容并无二致。程朱能够称为理学，亦可称心学；陆学虽称为心学，亦可称为理学。心学与理学并非朱陆两派的鸿沟，而是一派之学的两种称谓，两者可以互通。例如杨升庵(1488年—1559年)的话语，“道学、心学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已。”[16]卷六以及张东白(明初人)的《奏议》曰：“心学与理学，体用相须，初非贰致。”[17]卷二十三这两条证据明明白白的表示，在明代中期以前，心学与理学并非对立关系。此外，古代心学的概念更多地指向程、朱之学，如程敏政(1446年—1499年)提出“心学所渐，悉本伊洛。”[18]只是这些说法被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概念所掩盖。因此荒木见悟认为，“心理和理学这两个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并不一定要明确地加以区别和使用的，因为“心”词与“理”词都经常在多层含义上被使用，把“心学”和“理学”设定为两个具有对立关系的概念是没有什么意义的。”[19]古人的观点以及荒木见悟的观点对于现代国内主张“心学”“理学”对举的流行看法，无疑是具有极大的反拨意义。因此，我们在阐释白沙学时应摒弃“陆王心学”的概念，而应该回复甘泉“十六字心传”心学的阐释。因此后者的心学非专指陆、王，而是指向儒家的心性传统，尤其是程、朱一派。如此一来，白沙学的阐释既能保持其在心学上的地位，又能切合白沙本人的倾向与白沙学的本来面目。
四、总 结
综上所述，白沙学最早被称为理学，归为程、朱一派，而且这种说法应该是是符合白沙本人的倾向与白沙思想与文献的。然而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白沙学逐渐被称为心学，归为陆、王一派。而作为心学阐释说主力的甘泉学派，自身也逐渐向阳明学靠拢，于是产生了白沙学与阳明学类同的说法。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宣扬白沙与阳明的一致性乃至师承关系的论调，可能并非白沙本人的倾向与白沙学的本来面目。对于这种说法，部分阳明后学、白沙后学、高攀龙等人明确地表示反对。因此，我们在谈论白沙心学的同时，不应该忘了白沙理学阐释说的历史存在。以十六字心传的心学，而非陆王心学的的概念，或许才能更完善地阐释白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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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Mind or not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Dispute of Baisha School
DENG Guo-kun
(School of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 ： Baisha school established by Zhan Ganquan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called Xin Xue (School of mind). However, Ganquan Xinxue did not refer to “Lu-Wang Xin Xue”, but to the “16-character heart-to-heart” (sixteen characters) mentality of Cheng-Zhu School. Baisha school was regarded as Neo-Confucianism and classified as belonging to Cheng-Zhu school by scholar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Considering literature and ideas, we may say that Baisha (Zhan Ganquan) himself preferred Cheng-Zhu school; while in the evolution of its doctrines, Baisha was gradually regarded as belonging to Lu-Wang school. In particular, the integration of Baisha’s and Yangming’s schools gave rise to the idea that Baisha is a school of mind, and what’s more, Baisha and Yangming’s school of mind were quite relevant. By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is idea has taken the mainstream and the idea of classifying it as belonging to Cheng-Zhu school has gradually been forgotten. As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it is Xin Xue or not, we should abandon the concept of Lu Wang Xin Xue to interpret the Baisha school. Instead, we should restore the “16-character heart-to-heart” (sixteen characters) mentality of Cheng-Zhu School to interpret it.
Key words : Baisha; Shool of mind; Yangming; Ganquan
[中图分类号 ]B2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1-0028-05
[收稿日期 ]2018-10-13
[作者简介 ]邓国坤(1989-)，男，广东肇庆人，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责任编校：谢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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