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御用道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御用论文,宋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教源于东汉末年，是我国的本土宗教。由于其出现伊始的表现形式太平道、五斗米道等，或揭竿而起矛头直指中央政府，或超然世外不服羁绊，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而道教从产生之日起便长期与政府呈敌对状态，受政府的打击和压制，势力发展十分缓慢。北宋初年的情况仍是“道教之行，时罕习尚，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十月甲午条。（以下简称《长编》））。有宋一代，道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方面，道教自身的教理、教义、教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内丹理论的进一步成熟对后世产生了导向性影响；另一方面，在与政府的不断磨合中，道教逐渐向统治集团靠拢，为道教的官方化提供了可能。同时，宋朝的统治集团也对道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兴趣所产生的客观结果便是道教在宋代的兴盛。而从另一角度看，宋代官方崇信的道教已与自东汉末年以来沿袭流传下来的道教有了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可以被归纳为宋代道教出现的一种新形式——御用道教。笔者不揣浅薄，就此作进一步分析，以见教于同仁。
一 御用道教的出现及缘由
关于御用道教在宋代的出现及缘由，大致有三个方面的线索。
首先，道教从产生之日起，为了生存就不断对自身进行着调整。在宋代以前，道教已经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变革。无论是寇谦之“去除三张伪法”的道教改革，还是陆修静“总括三洞”的道经整理工作等等，都是使道教纳入统治轨道并逐步义理化的努力。唐代道教已经出现了官方化的萌芽，道教尊奉的神仙老子，已经成为李唐王朝崇拜的祖先。唐末道士杜光庭整肃科仪，又使道教的斋醮仪式进一步向帝王祭告天地、祈福禳灾等活动靠拢（注：详见杜光庭：《太上灵宝玉匮明真大斋忏方仪》、《金箓斋启坛仪》，《金箓斋忏方仪》，《道藏》第九册，第808、67、83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联合出版。）。所有这些都为御用道教在宋代出现打下了基础。但是，上述情况与宋代御用道教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不能说这些变化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前朝故事，仅可被视作宋代道教御用过程中可供参考的历史经验。
其次，御用道教在宋代出现当与宋代的一项制度有关。据《职官分纪》卷三八载：“开封府尹，国朝以亲王为之，仍兼功德使。”在北宋，京畿重地开封府的最高长官须由亲王充任并兼功德使是一项定制。功德使是宋代管理宗教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太宗、真宗皆尝尹”（注：《职官分纪》卷三八。），宋太宗和宋真宗在继位之前都以亲王身份做过功德使，与道士有较多的接触和交往，因此他们对道教的各个方面均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太宗登极有违正统常规，他取得政权那夜的“烛影斧声”（注：宋释文莹《续湘山野录》，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7册631页。）案是否是他为证明其继位的合礼性而炮制的，如今已不得而知，但这一举动无疑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这与其功德使身份不无关系。此外，太宗时已经开始把道教斋醮科仪纳入到皇朝祭祀活动中。这样便为御用道教在真宗一朝的出现埋下伏笔。
对外战争是宋代帝王信奉本土宗教的直接原因。佛教在宋代势力庞大，并且在宋代以前有与统治集团合作的经历，但是由于它是外来宗教，由于宋朝外患成灾，因此被宋朝统治者视为“金狄”；而且佛已经被北宋的外敌辽国所尊奉（注：《辽史》卷四九。），所有这些都促使宋朝统治者把目光转向道教。澶渊之盟的签订，使赵宋天朝大国的形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真宗在士大夫阶层的威信有所下降。在大臣相互攻讦的同时，真宗本人也受到了指责：“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注：《宋史》卷二八三。）有鉴于此，为了安定人心，重建自己天朝大国的威望，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起，宋真宗开始了“天书下降”、“圣祖临朝”的活动，并把太宗时已纳入皇家祭祀的道教科仪进一步演变、扩大，使之定型化、普遍化。御用道教开始从民间道教中分离出来，并逐步走向成熟。
二 御用道教的界定
御用道教是道教与世俗政权相结合的产物，它与道教和世俗政权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宗教关系。实际上，世俗政权中也存在着较浓厚的宗教成分，这种宗教成分即是儒教。儒教这一提法一般被当作儒家的行为规范，更多地出现在思想领域。但是，作为一种宗教、一种行为规范，它有着自身完整的宗教体系——教理、教义及与之相配套的宗教仪式。因此，对御用道教的界定，主要是研究御用道教与儒教和民间道教的关系。
1 御用道教和儒教的关系
儒，本是古代从以祭祀为主要活动的巫、史、卜中分化出来的一类人，向来就与宗教有着天然的联系。儒教保留了远古宗教的特点，并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祭告天地、祀奉祖先等以礼乐制度为主的宗教形式。其主要特点是与中国历代王权统治结合十分紧密，是为以帝王为首的统治集团维护统治提供理论依据的一种世俗化的宗教形式。在宋朝统治者的撮合下，它与道教相结合，形成了御用道教独特的体系特征。
首先，在儒教的影响下，御用道教形成了自己的神仙体系。较之李唐王朝以老子为李氏祖先的皇族崇拜，宋代如果再将老子尊奉为圣祖，显然有着先天的不足。为了弥补这一不足，赵氏王朝硬是生造出了一个道教神仙“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赵玄朗”来，作为自己的祖先。《宋史·礼志七》载：“帝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语辅臣曰：“朕梦先降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赵某受汝天书，令再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后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电梦天人，生于寿丘。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抚苍生，无怠前志。’即离座，乘云而去。”接着，真宗带领群臣观天尊、圣祖临降之所，命丁谓、李宗谔、陈彭年与太常礼院检讨官详定崇奉天尊仪制以闻。又分遣官告诸陵、岳渎、祠宇。闰十月，制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号“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大帝”（注：《长编》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己巳条。）。之后又上玉皇大帝圣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帝”（注：《宋史》卷一○四。）。御用道教形成了最高层次的神仙阶层——玉皇大帝和保生大帝赵玄朗。
此外，宋代先王也被当作道教的神仙供奉到道教宫观中。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丁谓上奏说：“本宫将来正殿设玉皇大帝，又于别殿设圣祖天尊大帝、太祖皇帝像。营缮将就，命良工造尊像。”诏：“江淮发运使李溥于江浙访铸匠，相度地位镕范。”（注：《宋会要辑稿补编》第801页。）宋太祖和太宗成了御用道教尊神的第二个层次。
御用道教神仙体系的最低层次，是皇帝的亲信道士或近臣。王捷是宋代很有名气的道士，真宗“每举大礼及有营缮，中正（王捷）心达灵命，以药金银来献”，深得真宗器重。屡官至左神武大将军、康州团练使。死后“赠镇南军节度使，塑其像于景灵宫”（注：《宋朝事实》卷七之七。）。刘承规在真宗崇道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死后“赠左卫上将军、镇江军节度，谥曰忠肃。……二圣殿塑配飨功臣，特诏塑其像太宗之侧。”（注：《宋史》卷四六六。）可见，二圣殿配飨功臣是宋代定制，这些配飨功臣组成了御用道教神仙体系的第三等级。
就这样，御用道教在儒教的影响下，形成了其有别于民间道教的、等级分明的神仙体系。
其次，创建起御用道教自己的宫观。“天书”下降之初，宋真宗的祭祀活动并没有在道教宫观中进行，而是在赵氏王朝的宗庙里。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丙寅，“遣吏部尚书张齐贤等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及京城祠庙。”（注：《长编》卷六八，大中祥符六年正月丙寅条。）为了迎接更多的祥瑞事件和组织宗教活动，宋真宗开始了营造御用宫观的活动。仅仅是“天书”下降后三个月，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宋真宗便下诏修建玉清昭应宫，并派遣王旦等人为监修使，日夜营造。五年(1012)九月，在京师南薰门内偏东兴建五岳观。闰十月，圣祖下降，真宗在命天下各州、府、军、监建殿修宫的同时，又诏：“建景灵宫、太极观于寿丘”（注：《长编》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戊寅条。）。此外，北宋时还修建了建隆、醴泉、奉慈、中太一等宫，南宋时也建造了景灵宫、东、西太乙宫、四圣延祥观、三茅宁寿观等等。所有这些，都可视作是御用道教的活动场所，尤其是玉清昭应宫、景灵宫等，更是皇帝从事祭祀祖先和御用道教神灵活动的专用场所。
第三，与儒教礼制相结合，形成了宋代御用道教的斋醮仪式。宋太宗时，就开始了纳道教的斋醮科仪入皇朝祭祀的活动。从《翊圣保德真君传》可以看出，张守真顺应了统治者的需要，用道教的斋醮科仪为统治者服务，使宋朝统治者对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道教仪规愈加重视。
真宗一朝，道教斋醮科仪已与儒教祭祀完全融合。宋真宗曾多次敕两街道士修斋醮科仪，并命王钦若修定《罗天大醮仪》十卷。真宗本人也乐此不疲。现存的《正统道藏》中，收录有《宋真宗御制玉京集》，其中保存了许多真宗自制的斋醮道场所用的请神和敬神的表章、书词和诗歌等。这样，御用道教的斋醮仪式开始定型并逐渐普遍。
宋代御用道教与儒教相结合，形成了与民间道教相异的神仙体系，创建了自己的活动场所和斋醮科仪。另外，宋代御用道教还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管理结构，下文有论，此不赘言。
2 御用道教和民间道教的关系
虽然御用道教已形成了自身的体系，但是，它仍然是道教，是从民间道教中脱胎出来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它与民间道教仍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二者的相互影响上。
民间道教对御用道教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御用道教是民间道教形式下的儒教活动。无论是真宗皇帝的“圣祖临朝”、“天书屡降”，还是徽宗的“道君皇帝”，从形式上说，都是民间道教的活动形式。神仙降临是民间道教常见的伎俩，是民间道教的活动形式，但降下的神仙却是赵宋王朝的祖先，是御用道教神仙体系的核心。那么，对他的祭祀就是对赵宋王朝祖先的祭祀。于是，道教的祭祀活动就成了儒教的祭祀祖先。政和七年(1117)四月庚申，宋徽宗将自己册封为道教教主，“……卿等表章，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只教门章疏用，不可令天下混用”（注：《皇宋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学。），把儒道二教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御用道教发展的巅峰。
御用道教的出现对民间道教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带动地方道教宫观的建设，使道冠人数骤然增多。宋真宗时，就对各地道教宫观进行崇饰，在京城修建宫观的同时，下诏地方兴建宫观。大中祥符元年(1008)诏：“应天下宫观、陵庙有名地志，功及生民者，并加崇饰。”（注：《长编》卷七○，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甲辰条。）次年又诏：“诸路、州、府、军、监、关、县择官地建首观，并以天庆为额，民有愿舍地备材创盖者亦听。”道教宫观自此开始遍及各地，崇奉道教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风气。此后的“道君皇帝”宋徽宗更是热衷于道教宫观的兴建。崇宁元年(1102)，建荧惑祠，二年又诏许茅山修建道观。大观元年(1107)，又在陈桥驿建显烈观。政和三年(1113)建玉清和阳宫，五年(1115)作葆真宫，等等。道教宫观数量急遽增加，道冠人数也随之暴涨起来。由唐代的一千七百六十四人（注：《旧唐书》卷四八。），猛增到北宋的一万九千五百八十四人（注：《宋会要辑稿》道释一之一四，熙宁元年之统计。）及南宋的一万人（注：《宋会要辑稿》道释一之一四，贺允中言。）。
其二，御用道教作为一种舆论导向，使众多世俗官僚介入到道教里，他们发扬宋学不拘训诂旧说而自由说经的精神，对道教经典进行评述和阐释，促使道教义理深入发展。宋代，士大夫崇信道教是普遍的。以王安石为首的王学和以苏轼为首的苏学都与道士过从甚密。王安石晚年作《字说》，多穿凿附会，其流于佛老。（注：《宋史》卷三二七。）苏轼除号“东坡居士”外，又曾自称“铁冠道人”，苏辙著有《老子解》，黄山谷着道服，更是盛传于世的美谈。他们著书立说，对道教义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应该看到，尽管御用道教已经从民间道教中分离出来，形成了自身特定的发展轨迹。但是，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不少地方彼此重合。因此，在界定御用道教时，需具体分析当时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值得注意的是，御用道教的发展不是真宗和徽宗两个孤立的时期。在仁、英、神、哲宗乃至南宋，虽然程度不及真、徽二朝，但御用道教在这些时期均有一定的发展。南宋末年，宋朝统治者疲于战乱，御用道教逐渐没落，最终消亡。
三 御用道教的管理结构
宋朝政府对御用道教和民间道教的管理是截然不同的。与政府对民间道教管理从中央到地方系统化、程式化的结构不同，在不断发展中，御用道教结合自身特点，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不同层次的管理体系。御用道教的主要活动是以皇帝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定期或不定期到特定的道教宫观中祭祀天地、祖先。因此对御用道教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对这些宫观及斋醮活动的管理上，根据其职能和时代差异，御用道教的管理结构主要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
首先，是宫观使与提举宫观。一般认为，宫观使等祠禄之官是宋代“佚老优贤”制度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宫观置使之初，正值宋代大兴土木、修建御用宫观之时，宋真宗迫切要把道教的斋醮仪式转变成御用道教的祭祀形式，因此，在此时设宫观使，是国家加强对御用道教宫观的管理、注重御用道教科仪的具体表现。所以，掌奉斋醮便成为宫观使或提举宫观的主要职司。
宫观置使始于唐代，“唐天宝七载(748)，以给事中杨钊充九成宫使，宫使之名自此始。”（注：《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五九之三。）唐代置使很少。宋代置宫观使始于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初置玉清昭应宫使，命宰臣王旦为之。诏赴于本宫。”（注：《长篇》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辛酉条。）表明了宋代统治者对御用道教的高度重视。七年(1014)，又以丁谓为玉清昭应宫副使（注：《长篇》卷八三，大中祥符七年八月己丑条。），夏竦为判官（注：《长篇》卷八三，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癸卯条。），以向敏中为景灵宫使。（注：《长编》卷八三，大中祥符七年九月甲寅条。）八年(1015)，宫观官位中又出现了管勾一职（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四之二。）。宫观置提举官早在真宗时就已开始（注：《文献通考》卷六○。）。自是，宫观使、副使、提举、判官、管勾并设，构成了御用道教管理结构的一个层次。
从宫观使到管勾这一御用道教管理结构，在宋代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变化。真宗时期，是宫观职位的初置期，奉祠不仅“员数绝少”（注：《文献通考》卷六○。），而且“莅兹重职，允属台臣”（注：《宋大诏令集》卷五九，向敏中景灵宫制。）。说明这一时期宋政府对御用道教的重视。仁宗时，对道教“崇奉之意稍缓”（注：《文献通考》卷六○。）。于是，凡带殿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等职名者，均可提举宫观。（注：《文献通考》卷六○。）神宗熙宁(1068-1078)年间王安石为了排斥变法异议者，增加宫观阙位，大量京外宫观皆可提举，并且放宽了宫观官员除授资格的范围，使宫观之职员数大增。徽宗以降，选人、七小使臣均得以注差岳庙，宫观职位进一步冗滥。南渡之后，前弊无革，宫观官员成了宋朝政府沉重的包袱。
从上述情况看，神宗熙宁以前，御用道教的这一管理体系基本是按正常方向发展的。此后，由于宫观官员数增多并至冗滥，其掌奉斋醮之职司也就逐渐退化了。到了南宋，随着御用道教的没落，宫观官员的职掌亦不复存在。
其次，内侍提点御前宫观。内侍官员进入道教宫观在太宗一朝就已出现，逐渐发展定型为提点所，这种提点所北宋有八个：建隆、醴泉、万寿、奉慈、中太一、集禧观、崇真、资圣宫提点所；（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五之二。）南宋有十一个：景灵宫、万寿观、东太乙宫、西太乙宫、佑圣观、显应观、四圣延祥观、三茅宁寿观、开元宫、龙翔宫、宗阳宫提点所。（注：《梦粱录》卷八。）所置于鸿胪寺，除置提举、提点官外，还设有管勾、干办事务、文字等官职，管理“殿宇斋宫用仪物、陈设钱币之事”（注：《文献通考》卷五六。）。除行法念经，宫观的祭祀事务几乎全部由他们来掌握，可见权力之大。
内侍官员本是“通侍禁中，役服褒近者”（注：《宋史》卷一四。），是侍奉帝王起居之人。他们成为道教宫观的管理者，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御前宫观是供奉圣祖和宋朝先王的地方，侍奉“皇帝”自然是他们的职责。第二，内侍兼提举可以给帝王、宗亲建道场，以祈福禳灾。“入内内侍省内侍高班张永和，奉宣为晋国大长公主祈福”（注：《道家金石略》第243页。）；“入内内侍高班张怀则，为韩国公主疾愈，丞□再来祷谢岳灵。”（注：《道家金石略》第244页。）第三，内侍之置还起到了限制道士参政的目的，除行法念经外，其它事务道士均不得参予。宋代职官设置之巧可见一斑。
其三，宋代御用道教还设有一些临时性官吏。王旦曾“为玉清奉圣像大礼使，景灵宫建，又为朝修使”（注：《宋史》卷二八二。），丁谓曾为修玉清昭应宫使（注：《宋史》卷二八三。），等等。此外，在每次朝谒景灵宫或其它宫观时，都要设临时的管理和负责礼仪的官职（注：《宋史》卷一○九。），这些官职虽不常设，但也可以看作是御用道教管理体系的一个层次。
四 结语
御用道教的出现是宋代道教的一大特点，宋代御用道教利用道教的宗教形式，结合儒教的一般特征，形成了自己的神仙体系、宫观体系、职官结构以及斋醮仪规等，并且对道教在宋代的迅猛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御用道教是道教在宋代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作用主要是神化皇权，宣扬君权神授。宋承唐制，在缺乏唐朝诸多优势的情况下，还是以道教作为护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宋代的国情有关，宋代国力很弱，经常受到周边国家的侵扰。宋真宗作为一国之君，羡慕唐朝的强大，幻想恢复汉族正统是其正常心态。其次，就当时宗教势力而言，佛教在普及程度和信仰人数上，都比道教强得多，选择道教也与外患有关。佛教是外来宗教，虽然在中国已具相当规模，但在宋代统治者心中仍被斥为“金狄”。也正是因为佛教势力的强盛，对其改造和利用相对要困难得多。道教是本土宗教，它在萌芽阶段就与统治集团的祭祀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中讲封禅时都要涉及到方士仙道的活动。可见，宋代御用道教渊源甚古，是长期民族观念促成的道教与政权在宋代的结合。另外，宋初道教势力较弱，很多方面尚未形成固定体系，这就为统治者的改造和利用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这种意义上说，道教在宋代与政权的结合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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