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大国间的关系及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大国论文,走向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美日：依赖与冲突并存，合作与竞争同在
二战后，美国获得了独占日本的权力。政治上，对日本内政外交进行了归顺、调整。在经济上，美国向日本提供了23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并且在日本实行了旨在消除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的“道奇计划”。到1950年，日本各项经济指标均达到或超过战前最高水平。这就为日本脱离亚洲，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行列提供了筹码。
日本人韬光养晦，卧薪尝胆，充分利用美国的保护、资金、技术和市场来壮大自己。美国的当权者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冷战结束后日本却成为在科技、经济领域同它展开激烈竞争的最强有力对手。表现在，日本抓住机遇，适时调整对外战略，从80年代起开始实施“重返亚洲”战略。通过投资、援助和贸易“三管齐下”，加强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为日本重返亚洲进而谋求政治大国地位铺路搭桥。其战略是以亚洲为立足点和依托，加速追赶美国，在同美欧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日本“重返亚洲”的根本原因是亚洲经济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亚洲产值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30年前的4 %上升到现在的25%，到下个世纪初将占1/3多，成为世界经济重心。日本在亚洲取得主导地位，就能够在全球站稳脚跟。
日本企图利用其产业结构和资金优势在亚洲取得支配地位，与美国竞争。事实上，在亚洲既有经济发达的日本，又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还有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处于不同层次的产业结构被描述为“呈V字形飞行的大雁”， 而日本则要在亚洲经济雁群中位居头雁地位。
显然，日本的“雁形模式”同美国自90年代起推行的“蝴蝶式模式”乃有对抗的一面。因为，美国所描绘的这只蝴蝶是，头部在北美洲，美国本土是中枢神经系统，美、加、墨三国联手推进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头的外延。身体躯干部分是中美洲和南美洲，并分别以跨太平洋的“新太平洋共同体”和跨大西洋的美欧盟约为左右翅膀。目前，跨大西洋的右翅已经形成，而跨太平洋的左翼尚未张开。因此可以预见，今后美国外交的重点将放在左翼，即极力谋求“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可见，日美在亚太地区争夺经济领导权的竞争还会存在。
美日矛盾在1995年出现第二次高潮。上半年美日贸易谈判破裂，双方互生报复，最后为顾全大局达成了未解决任何问题的妥协；下半年又因美军强奸冲绳少女事件在日本全国激起激烈的反美情绪，引发日美关系紧张，促使双方重新磋商美日安全保障机制。1996年，日美经过双方政府签署“安保条约”，发表“联合宣言”，将合作范围扩大到亚太地区，主要对象为北抗俄罗斯，西防中国，这无疑是美日相互利用的一项重要战略调整。
二、美欧：矛盾迭起，渐去渐远
冷战结束后，随着西方国家共同威胁的消失，国家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日益加深。美国与欧盟之间，为在全国范围重新谋取新的战略利益，二者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
战后初期至50年代末，西欧是在美国的支持和保护下，医治战争创伤，其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得以稳固发展的。在美苏尖锐对抗时期，联合抗苏是美欧关系的主流。至80年代末之前，虽然欧盟诸国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离美自主倾向不断出现，但各国为了自身安全，主要是防止原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威胁”，同时为稳定经济发展，不得不求助于美国，致使造成政治、经济、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处于美国的“小伙伴”的不平等地位。
进入90年代，美欧战略利益矛盾加深，传统的盟友关系面临着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欧盟国家尤为德、法、英等大国，对美国越来越不顺从，与美国时时发生冲撞。如美欧在“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问题上就互不相让。美国政府的霸道行为，严重威胁着西方盟国的利益，因而在美国外交史上首次出现了战后西方盟国一致谴责美国的局面。特别是欧盟针对美国欲在世界市场上享有“治外法权”的霸道行为提出上诉，就连向来与美国最能保持一致的英国，此次也非常愤怒，对此搞得美国极为狼狈。除此之外，这两年来，在欧洲安全机制和“北约”组织以及北约内部改革与领导权问题上；在东欧重建及东欧民族矛盾解决问题上，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上，法国等国与美国存在着明显分歧，矛盾频频激化。英国和德国同美国的关系也分别由于北爱尔兰问题和统一后德国地位问题在逐渐变冷。这些矛盾及其影响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它会直接影响到下个世纪初期的美欧关系。
其次，在亚太地区，美欧对东亚政策上的分歧明显加大，其同盟关系正从美国掌握领导权向欧盟逐渐变为主动的方向发展。东亚地区引人注目的经济奇迹和多种经济模式，已经把美、欧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然而，各自经济利益的不同，导致了美欧对东亚政策上差异很大。前者实行的是接触加遏制的政策；后者则采取主动接触、积极合作的政策。最明显的是在对华政策上，欧盟极力要改变在中国市场上竞争的劣势。
第三，在中东、非洲等问题上，美欧之间的矛盾在激化。在中东，欧盟已不满于其在和平进程中的配角地位，积极谋求发挥更大的作用。法国等国反对美国偏袒以色列的立场，主张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解决中东问题。在最近出现的关于对伊拉克生物、化学和核武器核查风波上，法国同美国又保持了一定距离，等等。而在非洲问题上，美欧之间，特别是美法、美英间矛盾也不断上升。法国加强了同非洲有特殊利益的英国的合作，英国坚持了背弃美国的对非洲的渗透。
三、美俄：短期内谁也离不开谁，但抗衡会日益突出
至1994年，俄罗斯经过几年的恢复、调整后，经济基本呈平稳发展，其对外政策已明显地转向重建大国地位。俄罗斯这时已明确地把独联体国家作为自己的主要势力范围和重建大国地位的重要环节，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在这个地区的主导作用。不仅如此，俄罗斯还明确表现出了对失去的东欧盟国的“悔落感”，大有重振昔日雄风并重新找回昔日“盟主”地位之意。俄罗斯还加速了重返中东的计划，积极介入巴以、约以和谈，在海湾再次出现危机时又在科伊之间居中斡旋。凡此种种无疑对美国独揽中东事务是一种明显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企图在全球建立反映美国价值观念的，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其目的就是决不允许今后再出现能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或大国集团。俄罗斯是战后50年同美国对抗的原苏联分解出来的实力最强悍的国家，特别是作为一个仍可同美国平分秋色的军事大国，便使得美国政府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再次进行了调整。这就是：在同俄罗斯发展关系中遏制其东山再起。为此，克林顿政府的一个大动作就是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于1994年开始推进“东扩计划”。美国如此行动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趁俄罗斯羽毛尚未丰满，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时机，继续维护和加强自己在欧洲的战略利益和军事存在，巩固在欧安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填补由于苏联解体和“华约”解散后在东欧地区所造成的战略真空，防止俄罗斯重新成为对美国全球利益的挑战者。
俄罗斯意识到自己所处的虚弱地位，力不从心，采取了言论上措辞强硬，不失体面，行动上且战且退，意在最终结果上得到美国的最大补偿和实惠。正是在这种前提下，1997年5月27日，关于北约东扩问题，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北约16国首脑在法国巴黎一起签署了《北约与俄罗斯关系基本文件》。基本文件明确了俄罗斯“默许北约东扩”，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则要慷慨解囊，给予俄罗斯经济上的支援和其他方面的补偿。至此，俄罗斯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激烈争执暂告一段落。
总之，美国在处理同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从不草率行事。因为，俄罗斯毕竟是原苏联继承国，特别是俄拥有与美国不相上下的核武器，在世界一些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具有一定的传统影响。美国要保持在世界舞台上的霸主地位，离不开俄罗斯的“配合”。而俄的稳定和发展，没有美国的支持或“配合”，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美俄之间冷战的阴影并未完全消除，在这新旧世纪百年交替的几年里，特别是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在原东欧不少国家的统与分问题上、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与发展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摩擦和矛盾。
四、美中：危机与机遇均有，曲折与发展相伴
江泽民同志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曾多次指出：“中美两国合作则两利，对抗则俱伤。”这简短的一句话，可谓高屋建瓴地概括出了近20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和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
自70年代末期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似乎进入了一个从危机边缘后退——关系稍微缓和——再次逼近危机边缘——再次从边缘后退的一个周而复始的怪圈之中。双边关系为什么最终结果总是缓和？主要原因是双方在经贸领域、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领域内存在着合作及相互依存的关系。中美都认识到双边关系是全球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双方都不愿承担因破坏双边关系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就美国一方看，它不断调整对华政策即是明证。其原因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在冷战结束时克林顿政府过分看重了苏联解体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冲击，设想继苏联解体后，乘胜前进，扩大冷战成果，一下子压垮中国的想法落空后的美国不得不考虑如何同一个强大、繁荣、稳定的中国发展关系的问题了。
第二，1989年之后美国“孤立”、“制裁”中国的做法，不仅没有阻止中国的影响在世界上扩大，相反感到在保持朝鲜半岛局势稳定、防止核武器扩散、打击国际恐怖活动、环境污染乃至发展美国本国经济等重大问题上离不开中国。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政府必须面对现实选择一种同中国打交道的策略。这就是：借助国际力量把中国“拉入国际大家庭”，要把中国的政策纳入西方设计的轨道。在“人权”、知识产权、军售和贸易等问题上用“国际标准”来制约牵制中国。这样做，一是可以造成中国与国际社会对抗之局面，而避免美中单独直接发生对抗，进而损害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二是可以借助国际力量来搞“多边外交”，以弥补美国力量不足之缺陷。三是利用中国这个最大的国际市场，发展、增强美国的综合国力。
第三，美国要“脱欧入亚”建立“东亚次区域经济圈”，进而充当东亚地区经济盟主，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利益来重组亚太经济新格局，进而控制亚太地区，也必须重视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在亚太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亚太新经济格局中美国仍然要打“中国牌”，以牵制日本、主导亚太，这将强烈地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并对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有利。
然而，中美关系的发展从不是一帆风顺的。仍有不少棘手的问题时时被提出来。首先，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中美关系能否健康和稳定的发展，关键取决于美国是否在实际行动中恪守中美三个公报的原则，切实履行所作出的承诺。
其次，美国在人权、知识产权等问题上都需主动改变对中国无理的、不公正的态度，放弃利用这些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作出更多的让步，乃至损害中国主权的作法。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一贯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办事；坚决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敢于同霸权主义作斗争；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主张大小国家一视同仁。特别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国也无法不正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