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发展绩效比较与世界经济空间结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结构论文,世界经济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绩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识码：B文童编号：1008—3421（2007）06—0031—05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毁誉参半。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主要指以人均收入及其对应人口与经济禀赋为基础的不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一项全球化的实践，这种实践的本质在于以一种有序的方式通过资源的流动与分配、机制的设计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变革从欠发达的状态演进到更为发达的状态——直至成为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与绩效受世界经济空间结构的影响。
一、东亚“四小龙”与拉美国家战后经济发展历程与绩效的比较
先进经济体的历史经验表明，宽广和强大的国内工业基础具有形成强劲生产力和有力收入增长的潜力，因此，建立这样一个工业基础也就成了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与这个过程相连的，是大力投资于工业，迅速提高生产力，逐步扩大工业部门在总产出和就业中的份额。
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东亚，特别是“四小龙”，与拉美国家面向全球化的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的两面旗帜，尽管其绩效各异。
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香港发展战略层次的制定不如这三个经济体显著，在此不述）的发展战略历程有以下特点：
（1）三经济体（即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下同）发展思想均为推行工业化战略，工业化初期，三经济体均面临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劳动力充裕，因而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如新加坡在1959—1965年，台湾在1953—1964年，韩国在1953—1961年，均实行进口替代战略。
（2）三经济体在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中均经历由于进口替代市场小而使发展陷入停滞的局面，不得不转而采取出口导向战略；在出口导向战略初期，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措施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利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世界市场对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需求旺盛的机会，大力促进出口导向工业的发展，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如1965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离独立后，进口替代市场大大缩小，同时面临英军即将撤离导致就业机会减少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在进口替代战略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转而采取出口导向战略；韩国市场狭小，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保护政策不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韩国制造业增长从1956年起逐年下降，贸易逆差扩大，直到50年代末，韩国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并未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从1961年开始转而采取出口导向战略。20世纪60年代初，台湾进口替代工业开工不足、市场日趋饱和，而美元援助大幅减少，台湾转而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加紧扶植出口工业。
（3）随着经济的持续高涨，三经济体原来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变得紧缺，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而发达国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又多有限制，这使得它们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逐渐丧失优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开始受到抑制，三经济体转而实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高级”进口替代并成功过渡到出口导向战略。如新加坡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着手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工业技术升级，发展深加工、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70年代后，韩国为保持在异常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对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实现产品更新换代的同时，重点转向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进行第二次产业升级。随着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交通运输、电讯、能源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瓶颈约束”日趋严重，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对原材料和中间制成品的进口依赖不断增大，再加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和发达国家的进口限制，使得经济发展日趋艰难。从70年代中期开始，重点建设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和钢铁、电力等基础工业，先后推出了“十大建设”（1974）、“十二项建设”（1978），同时，大力推进工业升级，发展重化工和高技术工业。
（4）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并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促进同发达国家的水平分工。1985年，新加坡又开始“第三次经济发展战略转变”，提出优先发展国际通讯、金融、咨询等第三产业，并由政府出资鼓动服务业出口。受7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韩国经济在80年代初放慢速度，面对这种形势，韩国适时进行局部调整，将注意力逐步放在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上，推动机械、电子、汽车工业的发展，使经济结构趋于高级化，恢复了经济增长持续高涨的势头。80年代初，台湾进一步把重点转向电子、电讯等知识密集的高技术产业，并在90年代取得非凡业绩。
与东亚各经济体在二战后才走上自主发展历程并实行发展战略相比，拉美国家早在1810—1826年间就纷纷独立，其发展历程是一本更悠久的发展战略教科书。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前，盛行于拉美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初级产品出口战略，也就是普雷维什所说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早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就已经形成，并在19世纪初期拉美各国获得独立后得到巩固和强化。从19世纪70年代起，拉美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活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拉美逐步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工业化国家的重要原料供应基地之一。然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拉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模式顺利发展所依赖的国际分工体系开始发生变化，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爆发时，世界工业国家对初级产品的进口急剧下降，这种发展模式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就土崩瓦解了。面对这种不利局面，一些拉美国家逐步放弃了初级产品出口模式，转而开始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努力，以弥补由于初级产品出口收缩而导致的进口工业消费品的减少。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智利在这种转变中具有典型性，不过，拉美国家这一时期的进口替代活动基本上还是一种自发行为，是对世界经济大萧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它们对初级产品出口活动的严重影响作出的本能反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普雷维什结构主义的启发下，进口替代工业化才发展成为一种长期的发展战略。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是拉美国家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最为顺利的时期，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1950—1960年拉美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5.1%，工业部门的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6.9%，均高于同期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进口替代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出现三方面的问题，即部门失衡、外部失衡与财政失衡。面对这种挑战，拉美国家没有像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样直接由进口替代初级阶段转向出口替代战略，而是进一步强化了进口替代战略。不仅以前的“完全进口替代国”（如阿根廷、巴西）继续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原来一些“部分进口替代国”（如秘鲁、玻利维亚）也开始变为“完全进口替代国”。针对进口替代战略反映出来的问题，拉美国家有两方面的反应：一是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二是某些国家在实行进口替代的同时，开始采取一些出口替代战略的政策措施（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尽管进口替代战略出现了一些困难，但拉美各国在20世纪60年代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巴西在1968—1974年间更是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高达10.1%的“巴西经济奇迹”。拉美国家在60年代期间进行的调整是小幅度的，其主导思想仍然是为了维持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进口替代战略存在的缺陷，还由于一些国家所采取的政策使这些缺陷表现得更加明显了。
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拉美进口替代战略出现了分化，以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为代表的国家开始全面抛弃进口替代模式，转而奉行货币主义战略，而其它主要的拉美国家则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有利形势通过举债来继续强化进口替代战略。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陷入世界资本市场利率上升而带来的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进口替代退出历史舞台，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广泛传播，在90年代又发生金融危机，受债务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影响，拉美国家宏观经济波动，发展一直不稳定，拉美各国发展绩效也参差不齐。
从发展绩效上看，在1960年到1973年期间，拉美和东亚的增长速度大体相当，与拉美最大的五个国家相比，“四小龙”1973年的人均收入还低了850美元。在此之后，双方的绩效开始发生悬殊差异，东亚的增长速度在1974年至2000年期间是拉丁美洲平均速度的两倍以上。而且，拉丁美洲的经济减速还伴随着不断恶化的动荡，该区域大多数国家1980年到2000年的增长率比此前的二十年更加缓慢，更为不稳（图1）。
数据来源：http://datacentre.epas.utoronto.ca2，韩国和中国台湾1950年数据实分别为1953年和1952年，采用人均GDP数据，单位：美元。
图1 东亚“四小龙”与拉美主要国家发展绩效比较
二、东亚“四小龙”成功经验推广的局限性
总体上，相对而言，拉美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并不成功，这使得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常被作为发展中国家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范本来引述。在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演进上，“四小龙”最为成功，其成功表明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确实存在一条通向光明的“发展之链”，但“四小龙”的战略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复制呢？出口导向战略的确对扭转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相对价格的不利局面有重要作用，但从世界范围来讲，这种战略有以下缺陷：第一，合成谬误（Paul Streeten，1982）。从理论上看，大国由于出口产品在市场上份额较大而导致贸易条件下降，若出现出口量增加的正效应不足以抵偿价格下降带来的负效应时，总的福利水平下降，即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贫困化”增长现象（巴格瓦蒂，1958）；第二，制造品出口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发达国家的衰退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而困难重重，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是靠使用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生产低品质和低成本的制成品起步的，对外贸易是它们经济增长的引擎，当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相似的经济发展战略时，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也越来越强，“四小龙”正是通过战略的不断调整才摆脱这种困境。因此，威廉·R.克莱因指出，“出口导向的东亚模型若不适当地加以普遍化，其结果是对工业国的市场渗透将达到不可实现的比重，……约占工业发达国家制造品进口的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三。”“采用东亚四强所经道路是极其错误的，这种模式的推广势必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推广而进退维谷。”第三，“四小龙”均为小型经济体，小型经济体至少与大型经济体存在两方面的区别：（1）小型经济体更容易实现二元经济的解决，这使其经济同质化，一方面更容易选择与其发展程度相一致的开放战略，在“发展链条”上演进的更快，另一方面“四小龙”正是由于演进得比其它经济体更快，避免了与其他大型经济体同种发展模式的竞争，从而脱颖而出；（2）小型经济体更容易通过依附型经济获得经济的高度发展，而大型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更多的是一种混合型的经济结构，域内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不能采取与其发展阶段相一致的单一的发展战略，并且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将影响世界生产、消费、贸易、投资等，在长期将与发达国家形成现实的竞争关系，因而不可能通过依附型经济实现成为发达国家的梦想。
三、世界经济空间结构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格局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实践在一定的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下进行，一个国家参与贸易、投资体系通过价值链所能得到的益处取决于生产和出口的商品的全球供求关系，这种全球供求关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并进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三十年中——即我们今天所知的国际经济秩序形成时期，热带国家的初级产品贸易量以每年4%左右的速度增加，如果说工业是工业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则初级产品贸易是热带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并且这两个‘发动机’运转得一样快”，可见在初级产品的全球供给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依靠初级产品生产的发展模式依然可以取得热带国家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有两个影响供求方面的不利趋势造成初级商品贸易条件的恶化，一是初级产品相对需求增长的超额供给，在阿瑟·刘易斯看来，这主要是进口系数低的美国取代进口系数比较高的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后，工业国家技术进步不能及时传播到外围国家且工业国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跟不上热带国家初级产品供给“发动机”的运转；二是初级产品技术含量低，供给弹性低，加之工业国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增长下降造成其需求弹性大，初级产品的贸易比价下降。这两个不利趋势在二战后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而加剧，依靠制成品出口刺激增长被看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早期通过初级产品贸易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中，除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通过贸易增加国民收入，形成制成品的国内市场，从而实现工业化，并成为发达国家外，其他国家并没有实现这一梦想，包括曾同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以及早在1810—1826年间就完成政治独立的与西方在传统文化上接近的拉丁美洲国家。这里有政治上的原因，如帝国主义列强对其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政策采取敌视的态度，通过征税和贸易垄断等政策措施限制殖民地工业化的发展（如印度），但巴西、阿根廷和拉丁美洲所有其他国家早就完成政治独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工业化，只是其时它们没有这么做，丧失了进行工业化的最好时机。
二战后独立的欠发达国家与早已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一道汇入工业化发展经济的洪流，这些国家急需获得发展工业的资金、技术与设备，而它们只有初级产品与工业国家进行交换，与在市场开放、技术输出及资金援助方面显得过于吝啬的人口只占世界很少一部分的工业国家相比，这些国家总体规模太庞大，使得它们面向工业国家的发展道路拥挤不堪，整体上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更延缓了它们的发展进程，只有少数与工业国家关系密切的中小型经济体受工业国家的惠顾脱颖而出。这表现出一种“哑铃”型的世界经济空间结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处于两端，所占比例大，而中等发达国家处于中间，所占比例小）。这种结构决定了工业国家与广大欠发达国家之间缺乏强有力的技术、资本及机制的流动管道，当欠发达国家有能力并采取近乎相同的外向型战略时，一方面工业国家控制上述流动管道的闸门，东亚“四小龙”就是首批得到工业国家垂青的幸运儿；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之间陷入恶性竞争，整体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避免这种困境的一种办法就是如拉美国家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在短期产生由工业化带来的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拉美进口替代有两方面的缺陷：1.进口替代工业化可以培育国内工业生产能力，但长期基于进口替代的保护主义使这种工业生产能力缺乏国际竞争力，而且没有能有效培育竞争机制；2.拉美是美国后院，拉美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并没有阻碍跨国公司顺利进入拉美，拉美“独立”的工业体系存在某种寄生性，没有对跨国公司行为进行基于国家战略的导向，一旦跨国公司在国内经济生活中形成垄断势力，本土工业的长期发展势必蒙上阴影。美国的强势影响，动荡的政局，弱政府下的民主体制，都深深影响了拉美国家的工业发展。在二战后世界体系中，拉美国家条件最好，人均收入较高，也没受过战争的破坏，拉美有条件崛起成为世界资本技术市场的中产阶级，在工业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充当技术、资本顺畅转移及吸收欠发达国家工业产品促进欠发达国家工业发展的比较坚固而宽阔的桥梁，但拉美工业化进行得并不彻底，倒是随后崛起的东亚“四小龙”充当了桥梁的角色，只是“四小龙”经济规模太小，其搭成的桥梁还是太狭窄了。
这样，二战以来，这种哑铃型的世界经济空间结构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格局的影响是：在一个人均收入低下、人口比发达国家庞大得多的发展中国家争相向发达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与低技术工业产品以获得技术与发展资金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发达国家面临保护主义的强大压力，并处于吸收进口与输出技术、资金的垄断地位，能有选择地促进一部分发展中经济体脱颖而出向上演进。与此相关的是美国（以及后来西方其它国家）将技术和市场的优惠措施作为其二战后全球冷战战略的一个部分，在技术上，对“盟国或地区”采取宽松的技术转让政策；在市场层面上，则表现为对“盟国或地区”的商品开放国内市场。据OECD统计，1980年从普惠制中受益的前六位经济体是：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巴西、印度、新加坡，特别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占到了25%；在技术层面上，日本从1950年到1975年共引进26000多项外国先进技术，其中60.6%来自美国，日本又通过“雁行模式”将部分技术输出到“四小龙”及其他东亚国家。在发展援助上，1945—1976年，美国对外援助中，南越、韩国、印度、以色列和中国台湾分别以236、136、101、86及77亿美元居前五位。因此，明显的转变仅出现在局部地区和国家，主要是人口规模较小的中等收入国与新兴工业国和地区，而大部分低收入国家的转变远不如前者。
由上分析可知，同是发展中国家，战后“东亚四小龙”与拉美国家的发展历程与绩效不同，但“东亚四小龙”成功经验的推广具有局限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受世界经济空间结构的影响。所以，各发展中国家应根据各自不同国情，考虑具体因素，制定经济政策和实施经济策略。
收稿日期：2007—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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